对于拉美文学来说，1962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轰轰烈烈的“拉美文学爆炸”拉开序幕。对于富恩特斯来说，1962年无疑是个非凡的年份，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为其奠定文坛巨擘地位的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作品刚一出版就获得极大成功，然而让很多文学评论家感到十分惊诧的是，作家在同一年还写了另外一部风格、长度、题材都与之完全不同的作品：《奥拉》。费利佩·蒙特罗是墨西哥一位27岁的年轻史学家，某日通过一则广告谋得一个月薪4000比索的肥差，工作内容即帮助一位将军的遗孀，109岁的康苏埃洛·略伦特夫人整理将军用法文写成的回忆录，在老太太不见天日、与世隔绝的住宅里，他爱上了老太太的侄女，年轻美丽的奥拉。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怪事使整个故事笼罩在一层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气氛之中：原来奥拉是康苏埃洛用巫术复制的自己的年轻时代，而费利佩正是将军本人。
在《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中，富恩特斯对《堂吉诃德》里的那些或明朗或隐晦的文学呈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从阅读小说到阅读世界，从阅读的批评到创作的批评，富恩特斯沿着塞万提斯这条线索生发出了更多的关联路径：有西班牙特定时期历史、文化、宗教、文学的多维图景，有对西班牙与西语美洲之间既有冲突又相融合的历史的深刻反思，也有在塞万提斯和乔伊斯之间跨越时空搭建出的某种隐秘的美学关联。富恩特斯通过更加开放的“文本构筑术”，让文学与历史、哲学、神学交织如网。“我这本《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汇集、修订并统编了我之前作为国家学院成员为开幕式讲座准备的演讲稿、在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座谈中用过的文章、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的哈克特纪念讲座上用过的文稿，以及在《墨西哥的太阳》专栏发表的标题为《西班牙时间》的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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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56·2220219·1812 |
| 作者：【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2.00元当当26.50元 | |
| ISBN：9787521211573 | |
| 页数：342页 |
于是在乌托邦的诺言和史诗的现实之间，划开了一个巨大的伊比利亚美洲虚空。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摇摆的史诗》
贝尔纳尔描绘了逃离中众神的面孔，他们是征服者的面孔，是寻找居所的游牧民族的面孔；贝尔纳尔制造了新世界的誓言和被军事政治摧毁的乌托邦之间的张力；贝尔纳尔迷恋自己的黄金时代和遗失的天堂，却又在史诗的回忆中重现我们的时间……当热恋和遗失、征服和流离、史诗和政治、个体和历史交错在贝尔纳尔的文本中，他的寻找和创造是不是真的为了发现新世界？他的乌托邦诺言和现实之间为什么会划出巨大的虚空？
那个被划出的巨大虚空是在伊比利亚美洲，这无疑是贝尔纳尔视野中的一个异域——富恩特斯不用“拉丁美洲”这一命名本身就是凸显了美洲大陆是欧洲中心说之外的存在，因为“拉丁美洲”就是法国人在19世纪的一个发明，它更全面的定义是印非伊比利亚美洲，或者称其为“伊比利亚美洲”，或者在语言学的传承上定义为“西班牙语文学”，“不管怎么讲，我们美洲大陆包含有印第安和非洲元素。”但是这种命名上的努力是不是也是一个“伊比利亚美洲虚空”？当贝尔纳尔怀着对这片大陆的赞美，怀着对印第安世界的赞美进行书写，他实际上是在重建属于欧洲的乌托邦想象，只不过在美洲大陆中找到了传承的线索，“贝尔纳尔交给我们这样一部史诗，它热恋着自己的乌托邦、自己的黄金年代，和自己那遗失的天堂，以及被自己的马蹄和鞭子践踏的花园。”而当乌托邦的诺言依然没能实现，当史诗的现实造成了践踏和摧毁，贝尔纳尔的书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而且，贝尔纳尔就是一个外来者：1519年，出生于西班牙巴亚多利德的贝尔纳尔追随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当时的贝尔纳尔就是一个士兵，年仅24岁的他甚至是远征军中的征服者，在征服墨西哥之后，安居于危地马拉的贝尔纳尔完成了著作《征服新西班牙信使》。一个远征军士兵，一个西班牙青年，一个墨西哥的征服者，为什么在富恩特斯看来，反而变成了“冒险从西班牙来到印第安的新人类的典范”？为什么要将其列为“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为什么在贝尔纳尔身上富恩特斯提出了关于美洲“新世界”自身的问题：我们记得什么？我们忘了什么？我们肩负怎样的责任？富恩特斯给出的答案是：“贝尔纳尔在开始书写新世界首部欧洲人的史诗时，引入了全面的新意，或许因为他写的就是新事物本身——美洲大发现，与此同时，史诗——就像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赛特和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对我们的提醒——涉及的是已知之事。”
美洲大发现是属于欧洲人的史诗，这就是富恩特斯对“新世界”属性的一种界定，也就是在欧洲视角下的美洲大陆，是欧洲作者笔下的美洲文本，是在兴趣和梦想、个人努力和集体事业、史诗和乌托邦力量驱使下的重构——富恩特斯将其命名为“勇者之书”，但是这部勇者之书最后还是在伊比利亚美洲划出了一个巨大的虚空，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富恩特斯是要继续着欧洲人的冒险故事，还是希冀从新大陆的现实中发现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富恩特斯将贝尔纳尔视作是“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新世界之现代性的可能，而现代性就是欧洲在美洲大陆打开的一个入口，它是想象之后的继承，它是开拓之后的命名，它更是在危机中寻找“真实的”国度的机会。
《危机与文化传承》是富恩特斯在1992年完成的文章，此时距离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面对已届五百年的“大事件”，富恩特斯阐述了它的意义：“我们是把它视为一个新世纪和第三个千年开启的前夜来迎接它，而且我们是乘坐在现代性的末节车厢上重新迎接它。”这里很明显表达了富恩特斯构建现代性渴望，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危机的时代，这种危机表现为两个方面，从现代性的欧洲来讲，美洲大陆的存在是发现？是征服？还是发明？墨西哥历史学家艾德蒙多·奥戈尔曼提出，美洲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它被发明，因为它被需要，所以欧洲人渴望新世界、发明新世界、发现新世界、命名新世界，从渴望到发明，从发明到发现，从发现到命名，这是欧洲人的逻辑轨迹和行动步骤，从这个意义上，“新世界的自然属性证实了旧世界对空间扩张的饥渴。”因为当时的欧洲出现了危机，基督教提供了远离尘世之外归宿地的诱惑，哥伦布完成了旧与新的空间更新，远征探险则满足了空间饥渴症，而当中世纪的统一性溶解，马基雅维利、莫尔和伊拉斯谟以实然、应然和可然的回答让欧洲之外的美洲新世界变成了一个乌托邦。
但是被欧洲想象和渴望，发现和发明的乌托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的地方，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当欧洲想象和发明的乌托邦陷入悖论中，富恩特斯却认为西班牙语美洲大陆自己更需要一个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不是乌有，不是想象，而是需要被构建的存在——他把“乌托邦”变成了“托邦”，“美洲不是乌托邦，一个乌有之地。它是托邦，一个存在之地。不是一个美妙之地，但却是我们拥有的绝无仅有的唯一之地。”这是富恩特斯对美洲大陆本身的危机进行的解读：这是一个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大陆，“我们这片大陆在找寻其现代性的过程中屡屡绝望”；这是被反宗教改革披上反对现代性合理化外衣的大陆，“我们从内心深处更是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智性、道德、政治思想的继承者。”这是经济不公正、社会畸形、政治上还存在专制的大陆……这是真正属于美洲大陆的危机，所以面对这个危机，富恩特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否将文化生活的力量移植到政治生活中，而且能够同心协力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方式和可能的谋划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建立起更加协调的发展模式？”
无疑，这种移植需要一个人条件：文化上首先要完成传承，这种传承来自欧洲，之后才是重建，重建就如尼采所说，是一种“此地此时”的存在，既把目光投向未来，同时也转向身后，从而在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看见中回到“此地此时”。无疑此地此时的意义需要一个合法的国家，但是这个合法的国家却常常被真实的国家所遮蔽，“真实的国家”是古老的世界，它远离城市，那里的人还没有进入现代化，他们承受着压榨和剥削，甚至以或是嘲讽或是愤怒的情绪评说着进步——它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神话小说中，在罗慕洛·加列戈的原始自然中，在卡彭铁尔的巴洛克世界中，在胡安鲁尔福充满神话色彩的古老农村里。
这是一种对于“真实的国家”的书写，但是小说世界的描写并不仅仅只是再现这个“真实的国家”，富恩特斯是要从这些文本的解读中，在对神话、史诗和乌托邦的分析中找到“此地此时”的托邦式存在：一个存在之地，一个唯一之地。这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之地、唯一之地？托邦如何成为“此地此时”而不是欧洲视野中的乌托邦？富恩特斯在这里借用的依然是欧洲文化的体系，此地此时就是让·鲍德里亚所说的在场性：“未来已然来到，所有的都已来到，一切都在这里……”此地此时就是利奥塔“解放的元叙事”枯竭之后增衍的多重叙事，此地此时就是在乌托邦和托邦之间“激活差异性”，此地此时更是美洲伟大作家博尔赫斯笔下的图书馆、城市和时间的无限游戏，“是一张由背离的、会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的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富恩特斯认为，博尔赫斯用文本建造的图书馆、时间系统和城市记忆所追溯的是缺失了的东西，它们是新大陆的发现，是殖民期，设计印第安人的命运，而他所构建的这一切恰好又填补了历史的缺席，在缺席和填补之间，此地此时被凸显出来，“在其中，嘲讽、幽默、游戏得以扬眉吐气，同时也掀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将自由与想象嵌合在一起，共同打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以此为导向，进入到了富恩特斯的托邦构建中，“伊比利亚美洲文学运动建立起了一种对我们历史的监督，并与我{门其他的文化形式一起，给予历史以传承。”这种传承的运动伴随着四种职能：命名、发声、回忆和渴望，它以如下的问题被不断提及和思考：你叫什么名字？这座山以前叫什么名字，现在这条河叫什么名字？你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讲话的方式？谁为你说话？你记得什么？你从何处来？你的父母是谁？你记得自己的兄弟姐妹吗？你想要什么？
命名、发声、回忆和渴望也构成了西语美洲文学的运动方式，富恩特斯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一种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轨迹线：旧世界用它梦想过的世界构成了乌托邦，当乌托邦幻想被摧毁便进入到史诗阶段，当一种混合的、巴洛克的、调和的、多文化的、多种族的新文明对史诗和乌托邦做出回答，便进入到“反征服”阶段——乌托邦、史诗和反征服成为西语美洲小说的现代性表达，它在元叙事的枯竭之后开始了多重叙事，富恩特斯也为这种多重叙事找到了欧洲母题——扬姆巴蒂斯塔·维柯和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理论成为西语美洲文学重构的重要指针：维柯对欧洲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文明不是在人类统一不变的天性下诞生的“普遍性和固有性”概念，而是以“前进与回归”的方式进行的运动，永远处在变化中，就像历史本身，是由人类创造，也必须由人类维系、追忆和继续创造，每一种文明都携带者之前文明的记忆，也将开启之后文明的疆域，所以从语言到神话再到艺术，文明的一切东西都处在永久的运动中，它是一个共时的概念，它蕴含着诸多的可能。巴赫金则构建了一种多元、多样、异质和离心的语言体系，“复调式小说”就是一种对话，“它制衡于‘蔑视历史、抵抗运动、向往死亡、总是试图保持事物的聚合、统一和同一’的向心力与‘热爱运动、变化、历史、改革、确保事物问差异、多样，彼此隔离’的离心力之间永不停歇的抗争。”它以对话的方式构建了这种抗争的模型，它是人物间的对话，也是语言间、文体风格间的对话，更是社会力量间、久远和邻近的历史时期间的对话——对话所消解的便是单一语言、单一世界的教条观念，它构建的是一种“时空体”。
维柯的历史观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其共同点就是取消了元叙事，以多重叙事的方式构建此地此时的共同体，这一时空体就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一位作家、一座图书馆、一本书意味着所有的作者、所有的图书馆和所有的书，就在这里，就在此刻，彼此成为同代人……”此地便是空间的同一，它是巴别塔图书馆，是阿莱夫，此时便是时间的同一，“卡夫卡挨着但丁，但丁挨着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挨着卡夫卡，卡夫卡挨着博尔赫斯”，在此地此时的时空体中，博尔赫斯创造了无限的存在：创造历史并且阅读历史，通过众多的时空之门，为历史打开了新的阅读之门。而伊比利亚美洲就是一个被书写的时空体，此地的大陆是继承了众多传统而独具特色的大陆，此时是现代性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西班牙美洲时间，这便是富恩特斯对美洲的新定位，“在新的定位中，绝对的、中心的文化，消失了，变成了不同文化的总和、张力和补充，也同时昭示了一种新的时间，在其中不再否定过往的现时性。”
具体而言，在从“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贝尔纳尔之后，富恩特斯还是回到了美洲大陆的此地此时，开始构建这个多重叙事和多样化时空体中的托邦，在这里发现乌托邦、史诗和神话的内在演化逻辑。罗慕洛·加列戈斯呈现了美洲原始且无声的大自然，在他的小说《卡纳伊马》中，存在着“先于一切的大自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名字”的“无边的，神秘的，人类还未涉足的区域”，这是冒险家的圭亚那，在神话、历史和乌托邦的纠结中被窥探。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无声大自然的存在，所以在·加列戈斯那里，首先就是命名：为大自然洗礼，从而制造出一个人类的、相对的、可存在的、可共存的时间和空间，“罗慕洛·加列戈斯，印非西班牙美洲首要的小说家，重要的小说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不需要牺牲大自然就可以离开她的出口，以及不用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就能够融入其中的可能性。”加列戈斯为大自然命名就是打开那个可能性的口子，而阿莱霍·卡彭铁尔以另一种方式为此地此时注入了多样性的色彩：他在《消逝的脚步》这部小说中，向着“在其中乌托邦成为可能、伊卡利亚岛成为可能的广阔国度”的朝圣之路，寻找乌托邦也称为他构建的一种可能性，它是激活，它是重合，它是“回归”，“通过它给予我们语言的、情色的、音乐的和神话的实质，我们能以多样的、自由的阅读构建出一段历史和一种命运的可能性。”而在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他携带的是神话的经典要素：找寻父亲，而找寻父亲也变成了关于死亡的神话，“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座坟墓，或者说，就是一个嘎吱作响、湿漉漉的、挨着所有其他坟墓的坟墓。”神话和死亡变成了鲁尔福小说中自我繁衍的一种可能，“幸亏有这位小说家，我们才不曾在自己的死亡中缺席，这样，死亡就构成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因此更加做好准备去理解：不存在生命和死亡的二分法，也不存在对生命和死亡的选择，而是懂得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是生活。”
富恩特斯将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称为“赤脚的伊利亚特”，因为在他看来，《在底层的人们》这部小说中，展现的正是悲剧英雄返回家园的“伊利亚特”史诗结构，但是它是赤脚的伊利亚特，因为这是被小说损害的史诗，“在众多的体裁水域中游动，并提出一种对这些体裁的可能性及不可能性的西语美洲阅读。”史诗的失败揭示的寓言是：我们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因为我们也是曾经的样子，富恩特斯认为对这样失败的史诗进行批判就是一种美洲的革命：“是用人类的、小说的行为表达自己，打碎了先前的史诗性，后者颂扬我们所有的历史功绩，不断地用充斥着自我赞扬、令人昏昏的规则威胁我们。”加西亚·马尔克斯书写了在天命所在的君主和地方小头目之间的权力形象：总统先生，他们“身披法律的话语外衣，执行赤裸裸的权力话语”，带着批判和讽刺，马尔克斯在《族长的秋天》这部小说中书写的是渴望的能量和改变的意愿，“抽象的法律永远不会独自存在于西语美洲大地上。这就是语言的力量！权力的语言从此刻起也是作家和他所处集体的语言。”而在何塞·莱萨马·利马的小说里，则涌现的是一股巴洛克的力量，富恩特斯认为，这是新世界遗失的乌托邦和永驻的史诗之间的一种凝合，是欧洲和美洲永远共担的一种行为，“巴洛克是动态的形式，是科学和发现的新世界形式，是哥白尼和哥伦布的世界；不是对事物本质和永恒中心的尊重，而是取代这一中心，使世界的轴线多元化，引发出对事物不确定的看法。”实际上利马的巴洛克已经是一种“反征服”，在胡奥·科塔萨尔的小说中，这种反征服的力量逐渐增强，《跳房子》所构筑的彼此和此地——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文化源头中的乌托邦游戏，而游戏产生的运动绘制出的是如下轨迹：位移、抛弃家园、神话的孤儿境遇、史诗般闯荡世界、悲剧般重返家园——反征服是对征服的回击，反语言文本背后是和过去有关的文本，所以，科塔萨尔的小说被放置在了富有潜力的小说的门口，“来自一个文化上不满足且多元化世界的小说。”
卡彭铁尔在寻找乌托邦，乌托邦的发现是随着讲述者在空间中前进、寻找音乐、文字以及生命的源头而完成的；鲁尔福从大自然的另一岸向我们讲述，死亡的记忆是我们唯一的历史；马尔克斯的权力体系将新世界最初发现者的惊叹和旧世界最后发现者的嘲弄摆放在一起；科塔萨尔以反自然的方式反征服，解构的是现代神话，而何塞·莱萨马·利马则用他的书写发现了另一篇多种族多文化融合的土地——他们在寻找，在命名，在回忆，在发声，在渴望，他们构建了可能性，他们展开了多元叙事，他们在此地此时中看见并描述的是存在之地、唯一之地。对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来说，对于这片新世界的大陆来说，这些小说所呈现的时空体是在化解被遮蔽的“真实的国家”，是在审视现代性面临的危机——但更重要的是，此地此时如何通向未来？乌托邦、史诗和神话，带来的一个被发明的美洲，而站在面向21世界的现在，在乌托邦、史诗和神话被纳入新的时空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创造和再创造的新世界：“我们各国的文学都对其做出了回应：转变它们，使传统的权力中心多元化；帮助它们，给予混乱以形式，绝望以选择，思想以方向；将可沟通性、真相、美赋予形式、思想和希望的媒介，即语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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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7·2210514·1752 |
|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当当20.90元 | |
| ISBN：9787532781096 | |
| 页数：104页 |
我坐在从前的一片海滩上一一如果我还记得点地理的话——没有海水冲刷。宇宙里除了两颗星星、浪和沙，也没有任何家具。我捡起几根干树枝，摩擦，好长时间，噢，第一点火花……
——《发明火药的人》
第一点火花出现，是光，是热，是希望，这是人类文明的起始之火，而“我”也成为了“发明火药的人”。当“我”坐在从前的海滩上，点燃了第一点火花，“我”便成为了文明的开拓者，这是一种几乎原始的存在，但是这却不是从空白中创造的历史，而是被恢复的记忆：从前的海滩是记忆的回归，两颗星星、浪和沙是记忆的复原，摩擦生火是技术的再现——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地下室那本带印刷的书带给“我”的改变。
《金银岛》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英国少年从垂危水手手中得到传说中藏宝岛的故事，地下室里的这本书收复了“我”的记忆和许多事物的节奏，那些记忆以及重返记忆而产生的火，是另一篇《金银岛》，所以很明显，这不是对原始文明的致敬，而是一种夺取宝岛的征服故事。记忆为什么会消失？其实《发明火药的人》指向的是“进步、工业和文明”的世界，也就是未来世界，那时尚存的不多的知识分子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赶时髦是无知的追赶、对新事物的追赶，后者保持了进步、工业和文明的种种活动，或者说，只有对新事物保持追赶的态度，人类才能找到它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的地方——这几乎是对阿道斯·赫胥黎理论的反叛，因为赫胥黎曾说过：“谁建造一座保持四十年以上的大高楼，谁就是建筑工业的叛徒。”
于是，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变成了一场灾难：起先是早饭用的勺子在手里化掉了，绝对正牌的克里斯托弗银勺呈现出的固体液体化甚至气体化的过程，工业文明也开始化掉；之后刀子、叉子也纷纷开始融化，不管什么材质，不管是谁在用，“没撑过七十二小时就都变成了凝胶状”；后来嘴巴里的牙刷变成了塑料小蛇，“我”只好将它一段一段吐出来；写字桌解体成钢块，鞋子像皮质的花张开，衣服一条一条往下掉……这是物解体的过程，也是工业文明解体的象征，即使在这种解体之后工厂迎来了再生产的机遇，不仅失业解决了，自由企业也延伸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私有经济回应着个人日常的要求，以消耗品为主的市场在不断更新中走向丰富、卫生和自由的生活：当那些工具和物品被解体，生活走向了另一个阶段，只要吃维生素片、胶囊和粉末就可以了。
但是解体过程还没有终结，这场灾难还在继续：图书馆里那些书上的字迹像熔浆一样流了下来；24小时作为一天的周期也面临瓦解；所有人的记忆慢慢丧失，“他们一天一天地过，被夹在一秒一秒的墙之间”……在这场连时间都被解体的灾难中，人类如何言说？终于“我”找到了一本还有字的书，它在地下室里，它就是《金银岛》，于是在记忆的逐步恢复中，我变成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少年，变成了在“金银岛”中创造新的文明的“发明火药的人”。赫胥黎的批判变成了《美丽新世界》的寓言，但是从未来发达的工业文明，退回到18世纪的“第一点火花”，是不是重新回到工业文明的起点？一本书。一本带印刷的书，一本在地下室没有解体的书，是不是词语唤醒了人类记忆从而走向了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的新时代？
那张可以言说的嘴也解体了吗？《因神之口》是关于嘴的寓言，嘴脱离了人体，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我”奥利维奥去服装店给它买内衣，把它放在水桶里，听见它的独白，掉在地上又发出尖叫……“你是我的囚徒，奥利维奥，你可以想，但说话的是我。”仿佛是神的存在。后来奥利维奥遇到了特拉索尔，这张嘴又带着她穿街走巷去她想去的地方：文学聚会、马术俱乐部、政治会议、银行家会所，每到一个地方，特拉索尔都在怪叫，都在骂人，“在各处堂皇大厅的墙衣上愤恨地啐口水和血。”但是一张嘴之外还有一只脚的世界，它们急于从那扇门进来，“已经有一只脚出现在门缝、准备好要跳进来，后面黑压压跟着一帮数不清的同伙。”而且一只脚也有独白，也有喊叫，也在大笑，还说着“领圣餐、健康、划破”的话，甚至最后特拉索尔杀死了那张嘴，杀死了奥利维奥，“唇肉瘫在地板上，恐惧地呻吟。”它几乎恳求地喊道：“逃啊，奥利维奥，快逃……我本来没想弄到这个地步……我也相信…啊，为什么你要把我从静静观看里拽出来！”特拉索尔的那把匕首已经在吻没有嘴的奥利维奥中插进了“我”的正中心，于是，门被打开，外面的游行队伍涌了进来，“其中有在走廊里聚集的翅膀和蛇的细碎摩挲，还有弯折的吉他和里面的声音在轻轻唱。”
嘴是言说的嘴，是亲吻的嘴，最后它被杀死，言说终止，但是门外的游行队伍和他们的脚变成了另一种言说，这是言说的替代？这是言说的革命？一张嘴的独立王国被群体性的脚所颠覆，“因神之口”成为灾难的寓言。但是这张最后走向覆灭的嘴是如何出现的？那时的奥利维奥在房间里，时钟即将走向十二点，“高的窗，低的天花板，四壁因为要汇成水泥拱顶苦苦呻吟，是的，它们在逐渐靠近、变窄，这堵矮、那堵瘦、第三堵凸着肚子，另外一堵带玻璃阴道，是通往那座大都市的破地图的唯一迷宫。”拟人化的房子其实是一种这个城市的寓言，“不想接待的访客马上就要到了”，它们扮成玛里亚奇乐队混进来，它们带着谋杀的液体挤进来，它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神话杀人的力量！”但是这不是让嘴走上覆灭之路的罪魁祸首，在美术馆的门口，奥利维奥遇到了堂迭戈，一个矮小、驼背的老人，他带着奥利维奥去参观的是“殖民时期厅”，他还盯着一个十八世纪无名氏的脸看，最后，这个老头却从玻璃窗上跳了下去，死了——一张嘴活了，活着走向了殖民时期，走向十八世纪，当奥利维奥看见门口和十八世纪无名氏一模一样的混血女子，才知道堂迭戈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奥利维奥所遇见的其实都是已经死去的过去，但是一张嘴却成为神话般的存在，它带入十八世纪或者殖民时期，是在言说一种记忆？但是，嘴也死于“神话杀人的力量”，记忆是不是也在解体？一张嘴，一种言说，在《兰花连祷》中却指向了“为了世界的利益”的当下。中午十二点醒来的穆列尔，沉吟着“好像纯粹因为音响而被发明的词”，它是巴拿马的脚，“整个国家都被这些词填满了”——似乎穆列尔自己也成了词。当他发现尾骨上独立出一个包，后来包越来越大崩了开了，最后变成了一朵兰花，“简直太完美了！”尾骨上的兰花便是新出生的词语，它看上去美丽，但是在尾骨里，出行当然是不方便的，穆列尔将裤子剪了一个洞，让花在那里公开展露，他去了酒馆，和兰花共舞，花甚至也唱着歌——词语在唱歌，这是一种娱乐化的言说。回到家里，脱掉衣服的穆列尔拿起匕首剪掉了兰花，尾骨上又冒出一个绿色的鼓包。
词语产生，词语吟诵，词语被剪去，词语再产生，这似乎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穆列尔的欣喜在于“每支二十美元”，“他再不用干别的，只要每天躺在床上，等十二点到两点之间再开一朵兰花。”但是词语具有“神话杀人的力量”，“正在这时候，毫无征兆地，在花被切断的原地，钻出一根粗糙凶狠的桩。”穆列尔甚至没有机会叫出来，桩钻进了他的腿，在鲜血润滑的作用下进入内脏，吃掉神经，最后让心脏裂成玻璃样的碎渣。第二天早上穆列尔已经被钉死在尖桩上，双臂朝两个方向皱缩——这似乎是十字架上的殉难，但是在没有复活的结局里，没有上帝，也没有言和道，只有杀人的词语本身，只有这个被填满了词语的国家，“外面，各种前置词之间，巴拿马把自身的存在挂在自己的牙上。为了世界的利益。”
尾骨上的兰花是这个国家美化却是杀人的词语，指向当下的现实。而《为麦利一辩》则指向了词语的权力和虚无，“麦利是努西塔尼亚人的最高价值。”当努西塔尼亚人从特里布里奥麦利出来的时候，他们发布了一道《麦利令》，包括《人类麦利者宣言》，每人十个麦利比多就可以参观；在非常麦利的麦利坝，他们按组织顺序进场，选举麦利比卡之大麦利者，只有喊出“麦利”次数最多的人才可以最终胜出；在他们看来，麦利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自由的麦利行为，“互相麦利越多，自然会更麦利。”所以努西塔尼亚人自认为是唯一的麦利受托人、诠释人、给予人，他们宣称，“人只有在努西塔尼亚非常麦利的麦利坝才是麦利博，任何其他麦利都是伪书。”
麦利令、人类麦利者宣言、麦利比多的货币，麦利坝、大麦利者……这些组成了努西塔尼亚人的“麦利神话”，麦利是言说的神话系统。但是遥远的吨的顿得利乌萨地开始了征服，他们是穿着兽皮的人，他们掌握了大权，同时宣布“麦利八达且麦利备拉的麦利丰达之麦利比卡”，而按照麦利比卡多的麦利比菲卡人的说法，顿得利乌萨的敌人就是麦利的敌人，而努西塔尼亚人不甘示弱；于是有了反麦利活动，甚至他们认为努西塔尼亚境内外存在对麦利实施恐怖袭击的人；而顿得利乌萨的麦利之父麦利宾的解释是：“除了麦利的、反麦利的、拥麦利的，所有身处顿得利乌萨的人都是麦利的。”于是，努西塔尼亚和顿得利乌萨实施了专家们所谓的冷麦利，努西塔尼亚的口号是：“今天保卫麦利，还是明天变成麦利的。”顿得利乌萨的口号是：“为了一个没有麦利的麦利。”没表示效忠的佩鲁普拉一千国家则认为，麦利仅仅是追求麦利的那种可能性；特罗佩莱塔人则把注意力被转移到对特罗佩莱塔诺问题的形而上追溯，不再关注麦利……
麦利神话和另一种麦利神话，麦利神话中有麦利原则，无论是麦利还是反麦利，无论是没有麦利的麦利，还是麦利的多种可能性，甚至开始了形而上追求，麦利神话其实就是一种命名的神话，一个国家的神话，和尾部开出兰花的穆列尔生活的国家一样，“整个国家都被这些词填满了”。而且这也是富恩斯特制造的词语游戏：“麦利”，Trigolibia，是富恩斯特自造的一个词，它由“麦”(trigo)和“吸吮”(libar)组成，音译为“特里戈力比亚”，音义结合的“麦利”也只是一种讨巧，它衍伸出大量新词指向了动作、状态、性质和主体，“对麦利之辩”就是词语之辩：词语到底该走向何方？
印刷之书《金银岛》在解体的未来返回到了文明的源头，这是词语对记忆的唤醒；一张嘴制造的幻想神话最后被群体性的脚所扼杀，这是词语的暴力终结；尾部长出美丽的兰花，兰花又钉死了主人，这是词语制造的十字架；麦利形成了巨大的神话系统，最后变成了无疾而终的争辩，这是词语的虚无——从未来到过去，到现在，词语如何言说时间？而这种关于言说的难题在富恩斯特的书名“戴面具的日子”中可以得到线索：在所选入的小说集中，并没有《戴面具的日子》这篇小说，所以它是一种总括：不是在“戴面具的日子”里，而是日子本身就是戴面具的存在，也就是说，时间是戴着面具的，当墨西哥的历史变成“戴面具的日子”，是不是需要摘到面具看到历史的真相？是不是从遮蔽的看见中发现国家的秘密？面具而遮蔽，似乎象征着墨西哥隐秘的过去，而《查克·莫尔》和《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都以深宅的比喻揭开那段“戴面具的日子”，从而真正言说历史。
《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座古老、消沉、神秘的宅子，就像那面墙，“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在它们中间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已经被传导了一种清醒的放松，一种对迫近之物的体察。”从图书馆到花园到卧室，我一个人寻找着时间的印记，而不断下起的雨则让时间更呈现为流逝的状态。实际上，当我一个人在这幢别墅里的时候，是和城市隔阂着，“我可是住在自己的城市，在自己人中间呀！为什么我不能从这座房子，更准确地说，从对着花园的窗户跟前，把自己拔起来？”没有把自己拔起来，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老太太，她的眼睛“像一条路、一片夜景，从皱纹深深的眼皮出发，出发向里，伸向每一秒都无穷的旅途”，她也是“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的存在”。而正是从她身上，从她的信里揭示了“戴面具的日子”：第一封信是：“亲爱的：月亮刚出来，我听她唱；一切都无法描述地美。”第二封信是：“现在开始，再不用写信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两个人在这座城堡里……我们绝不出去，也绝不放人进来……”最后面是一段话，“尊主，这是我们送您的花……”
信和“皇家墓穴”的回声共同组成了历史的言说，这是一处皇家墓穴，信中最后一段话是马克西米连一世及其夫人抵达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时候，原住民代表迎接时说的话——纹章的铭文是一段德语：“卡洛塔，墨西哥女皇”。皇家墓穴、马克西米连一世、卡洛塔指向了19世纪的墨西哥：1859年，墨西哥的君主立宪派想在欧洲的天主教王室中挑选一位王子作为墨西哥的君主，他们找到了马克西米连，由于法皇拿破仑三世鼓动和马克西米连妻子夏洛特（后来的卡洛塔皇后）想做皇后的欲望，马克西米连于1863年同意接受墨西哥皇位；1864年马克西米连前往墨西哥，5月28日韦拉克鲁斯登陆。就任后，马克西米连发现自己被卷入了法国军队与墨西哥共和主义者的战斗中，他的统治没有得到前总统胡亚雷斯的承认；1866年，拿破仑三世因国内的抵抗和美国的反对开始逐步从墨西哥撤军，卡洛塔皇后返回欧洲，到处游说，反对法国撤军，她的努力失败了，并且从未回到墨西哥，而马克西米连拒绝离开他的追随者，1867年5月，克西米连试图突破封锁线时被捕，他最后被墨西哥的军事法庭以颠覆墨西哥共和国的罪名判处枪决。
历史在那两封信中被揭开了，这是欧洲和墨西哥的纠葛历史，而自由主义者的国王命丧墨西哥，也是被历史埋葬的牺牲品——这一处的“皇家墓穴”就是折射那段历史，马克西米连一世被困于此并最终枪决，美国的反对和法国的撤军是重要原因，而这幢别墅“豪华是豪华，没法用，法国入侵时期修的”，现在的主人是上过大学的布兰比拉，他设想的计划就是“招待他的美国朋友”，而托我照管，他就是“飞去华盛顿了”——法国和美国是这幢别墅的相关元素，它们指向的就是那段历史，而当宅子还在，意指的是现在的墨西哥到底该如何选择？“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却在另一种时间里叙说着对现实这种“迫近之物”的体察。
《查克·莫尔》是另一个宅子里的故事，是另一种关于墨西哥历史的言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他是一个老职员，但是越来越颓废、忘事，曾经被水利部开除，后来去了奥尔诺斯海滩，住在德国小旅馆，跳了戈布拉达跳舞，半夜里游泳却淹死了。为什么他会越颓废？他的死亡还隐藏着怎样的真相？那些他曾经写下的笔记似乎在言说着他的秘密：“有过确信、纪律、对责任的坚持，不够吗？还是太过了？”他曾经怀疑有责任的生活，认为死亡是青春冒险的巨大报偿；他认识的佩佩已经不信教了，在他看来，“在墨西哥就是这样：要信什么人，先得杀了他们。”他怀疑真实，“真实是倏忽即逝的雪茄烟圈，是哈哈镜里的怪物形象，所有死去的、活着的、被忘记的，难道不真？”实际上，菲利韦托是一个迷惘者，关于信仰，关于生活，关于责任，他已经被抛弃到了边缘——死亡或者是他真正边缘化的写照。
但是，菲利韦托的存在，却带出了一段历史，他固守着父母留下来的那座宅子，波菲里奥时期的建筑风格有点阴森，但是他却在那里寻找回忆。最为关键的是，他从一家店里买了查克·莫尔的雕像——查克·莫尔是托尔特克人崇拜的神。这个“真人大小”的雕像在不断下雨的日子里，慢慢“活了”：先是因为水管坏了，查克·莫尔长出了青苔；之后发现它的手臂上有汗毛，后来发现它变了颜色，“黄色，几乎金色，似乎指示我他是一个神，目前还隐忍不发，但膝盖已经放松了不少，笑容也更和善了。”后来，“查克·莫尔站在那儿，挺直了，面带微笑，赭黄色，肚子肉鼓鼓的”，还朝着床这边走来；接着开始讲述自己如何被发现的过程，在菲利韦托看来，“把他从隐藏的地方挖出来是人为的、残酷的。”后来查克·莫尔开始“睡到我床上了”，开始在旱季发出低沉的呻吟，开始暴力砸家具，开始偷吃动物——这个在雨天被带回来，被雨“复活”的存在，就是多雨的墨西哥的一种历史存在，但是墨西哥也有旱季，当没有水没有雨，他便开始狂躁易怒，“查克·莫尔习惯被顺从，时时处处，而我不是发号施令那种人，只能一再屈服。只要不下雨——他的神力呢？——他就总是狂躁易怒。”因为不下雨它就会重新变成石头。
被水利部开除的菲利韦托，提出在沙漠降雨的菲利韦托，想要知道水的气味的菲利韦托，一生都在和水打交道，命运之改变也和水有关，甚至最后淹死在水里，这一种水的存在，却在查克·莫尔那里制造了水的暴力，“就让查克·莫尔占着这儿：我倒想知道没有一千桶水他能撑多久。”没有水，查克·莫尔会变成石头，因为水，菲利韦托走向了死亡——在水的双重叙事中，墨西哥的历史被翻开，一个墨西哥文明的代表，一种土著的传说，它被发现，它被唤醒，它被遗弃，最后以石头的方式回归历史。但是这一页被打开，它对于现实来说，则意味着对墨西哥命运的再一次关照——当我把棺材运到菲利韦托家，准备在那里安葬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一个黄皮肤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出现，不是菲利韦托用想象制造，也无法用不提供水的暴力消灭，它是一种复活，却让神变成了真实的人，甚至是一个迎合某种现实装扮起来的人，“他的样子恶心得不能再恶心了，廉价花露水味儿，扑了厚厚一层粉想掩盖皱纹，嘴上拙劣地抹了些口红，头发像是染过。”
失去记忆而找回记忆，这是从未来回溯文明原点的神话；言说是词语的一次灾难，整个国家被词语所填满，这是现实制造的词语寓言；从幽深的宅子回归历史，揭开“戴面具的日子”，这是从历史面向现实的可能，但是在“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还是未来，言说从来不固定为唯一的方式，也从来不是上帝的权利，对于墨西哥的命运来说，仅仅是言说本身，最后在言说里一切的现实都被埋葬：“没关系，我什么都知道，请让他们把尸体抬到地下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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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7·2160516·1296 |
|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39.80元亚马逊20.60元 | |
| ISBN：9787544732550 | |
| 页数：513页 |
凭借写在七个餐巾银环上面的名字；凭借四个圣地亚哥的名字；凭借我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名字，奥兰多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豪尔赫和哈利，我不会是痛苦的人，不会是爱哭的人，我还会挺直腰杆走路，虽然我谦卑地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自然的主人，因为自然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她要求我们不当她的主人，而是她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把历史、时间以及时间的痛苦留在身后，不要再幻想我们是什么事物或什么人的主人，哪怕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爱，劳拉·迪亚斯只是我们的艺术的主人，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能给予他人的一切的主人，劳拉·迪亚斯的身体，短暂易逝而有限的身体……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年》
1972年，卡特马哥，连同劳拉·迪亚斯的身体，都是固定的，都是短暂的，它们甚至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被标签化的时空和生命中，走出来仿佛是一个传说，走进去也仿佛是一种童话，但是在那怀旧的地方，在记忆的内部，所有的一切都回来了，虽然房子的主人是堂丹东的，虽然72岁的身体要经受癌症的折磨，但是劳拉还是看见了被牵着手的圣地亚哥，看到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看到了自己走过的路，看到了写在餐巾银杯上的名字，看到了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影子，它们不再逝去，意味着生命并不仅仅是走回去的轮回，而是在不被遗忘的时间里重新做回自己。
1972之卡特马哥，和1905之于卡特马哥，仿佛是生命中的两个端点，它们构筑了从出发到回归的时间历程，构筑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阶段，但却不是闭合，因为在七十二岁的时候，劳拉·迪亚斯学会了转身，转身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改变，甚至是一种信仰，转身而看到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1920年的哈拉帕，1922年的墨西哥城，1932年的底特律，1939年的巴黎咖啡馆，1949年的兰萨罗特，1965年的里约热内卢广场，转身而看到墨西哥、美国、非洲、欧洲和巴西，转身而看到革命、战争、政治和爱情，以及转身而看到各地，看到家族，看到男人，以及最后看到自己，那在两个端点之间行走的一切是不是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是永远都在别人的手中写成？
一个女人，一个从德国移民到墨西哥的女人，一个家族历史上有着太多伤害和逃避的女人，她所看见的历史总是和男人有关，总是和男人身边的女人有关，总是和外省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有关，它们都是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劳拉如何成为自己的主人，如何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何在历史中找到真相？其实在那一幕幕发生在时间的历程中，一个女人最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背景，甚至在劳拉未出生之前的1870年，科西玛·克尔森祖母被劫持故事里完全让一个女人阉割了身体的自然状态，那被砍断的四根手指不仅失去了戒指，也从此让身体带上了痛苦的印记。马克西米利安帝国军队的军官，这个自称为“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对于外省家族来说，永远意味着一种侵害，即使丈夫堂费利佩在祖母缺少四根手指的右手上戴上了塞满棉花的手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历史就已经以一种血腥的方式揭开了帷幕。
从德国而来，是为了改写自我的历史，而被砍掉的四根手指即使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墨西哥历史的一个见证，对于他们来说，不幸永远无法忘记的，逃离意味着出发，而“出发差不多就是死亡”，费利佩引用母亲这位法国女人的口头禅来表达出发的无奈，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需要消灭背景，消灭历史，甚至消灭身体，四根手指的伤痛被掩盖在棉花手套里，就像外省人被践踏的尊严被掩盖在卡特马哥的迁徙中，但是作为被取消的历史，真的不会在异域里成为新的不幸源头？“别提了，我不想知道墨西哥的过去，美洲只有未来。”费利佩的坚定对于他来说，或者只是为了刻意遗忘历史，但是当神父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消失在1905年的松戈里卡的圣婴节时，连同可以赎罪的信仰也不见了。
家族的女人，家族的男人，家族的过去，家族的未来，维系在一种彻底忘记过去的努力中，但是当欧洲的画报和小说被运来，当祖母从德国进口的银质大咖啡壶主宰日常生活，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对于12岁的劳拉来说，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宿命的地方，“不管这个港口城市是多么的喧闹，多么的荒淫，太阳总是在同一时间升起，不论是在湖畔还是在海边。”像一种循环，从开始到结束，从来不会改变。但是改变其实只需要一次转身，背对历史意味着面向未来，背对欧洲意味着面对墨西哥，以及，背对死亡意味着面对新生。费尔南多·迪亚斯成为劳拉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背对而开始的改变，在丧妻之后这个陌生男人开始成为劳拉的父亲，而这也让她离开乡村生活，离开堂费利佩·克尔森家长一般的统治，离开残疾的外祖母和三个任劳任怨的姨妈——不管是祖父还是姨妈，他们身上可以显露的“非外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走入了无法摆脱的宿命人生，他们不转身，他们只在自己的历史中书写遗忘的符号，而遗忘从来都是记忆的一部分。
离开家族的外省印记，对于劳拉来说，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男人，一个大自己九岁的哥哥，一个拉着她的手告诉她什么叫革命的男人，“最厌恶的就是庸庸碌碌。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请原谅我这样讲他，他只是羊群里的一只好羊。而仅仅成为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艺术、在文学……这些领域里混上一个位置，那样绝对不行。我会受不了的，劳拉，我宁愿一无是处也不愿做个庸人。”圣地亚哥这样解释革命，而这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背叛，不愿成为庸人的意义就在于能以自己的方式转身，就在于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者。革命者的路从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在父亲那里是“伟大的旅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人生意义上的，而在圣地亚哥那里，则变成了背叛，变成了新生，“革命者，那天和之后的夜晚，这个词开始在劳拉的脑子里里轰响。”
革命者，对于劳拉来说，是一种新的生命注解，意味着自己可以像圣地亚哥一样逃离这一切，意味着不再受到某种历史的纠缠，意味着所有的背景都可以被推翻，所以圣地亚哥在劳拉的世界里扮演着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它开启了这个十二岁少女另一扇时间之门，在那里有着不说出的秘密，有着不被安排的生活，有着改写人生的机会。但是革命的历史却并不能轻易抽离出来，圣地亚哥胳膊上结痂的伤口，似乎是对于另一段非个人历史的注解，而当革命成为一种集体的运动，一样会取消个体的背离意义——圣地亚哥的尸体出现在劳拉的面前，身体之死，革命之死，以及时间之死：“没有过多的沉浮，圣地亚哥在海中慢慢地消失起，仿佛消失于一面镜子之中，这面镜子，没有使他面目全非，而是一点一点地、神秘地将他送往远处，这面空气的镜子镌刻着他在人世的时刻。”
被枪杀的命运，是把个体的生命又放回到宏大的历史中，而只剩下的劳拉，如何寻找自己的时间，如何继续自己的革命，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这个女孩心底的一个寂寞角落里，她相信自己要以圣地亚哥的名义去完成劳拉的一生，也许死去的圣地亚哥在继续着名义上是劳拉的人生。”即使1915年的墨西哥重新迎来了和平，但是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暂时的胜利，它需要的是一种继承，奥兰多·希门内斯的出现，就是把劳拉推向了另一种革命，“我想把我给圣地亚哥的一切都给你，不要让我失望。他喜欢这样。”奥兰多会给她什么？对于劳拉来说，死亡是刻骨铭心的，她甚至在死亡的启蒙者身上看见了断裂的历史，所以在她看来，生命里太多没有实现的愿望，意味着所谓的未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时间，“随同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死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未来死了。”
未来死了，对于劳拉来说，是因为失去了革命的信仰，是因为丢失了启蒙的力量，当奥兰多介入她的生活，那也并非是对于圣地亚哥革命的继承，1920年爆发的全国混乱让劳拉重新回到了没有男人、没有未来的恐慌之中，而要摆脱恐慌，对于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女人来说，需要的是避风港，甚至是对于男人的某种依赖。看不到未来，或者只能看到现在，而现在，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工人阶级，只有舞会现场，只有战斗——当革命变成战斗，其实意味着回到了起点，回到了被砍掉四个手指的血腥记忆。
在劳拉·迪亚斯的生日那天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结婚，也是这样一种“回来”的象征，从身体的出生到婚姻的起点，对于劳拉来说，无非是适应一种现在时的生活，无非是把革命置换成了战斗，而这种战斗的现实甚至不能改写历史，胡安在工人运动中演讲，看起来是从事一种革命，而其实是把革命当成演说的一部分，甚至把劳拉也当成了演说的一部分，“不要在公众场合叫我‘亲爱的’。”这是胡安对于劳拉的规定，公众场合撇除了个人感情，实际上胡安只不过是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全人类的命运要高于个人，劳拉，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人民，是劳动阶级。”个体命运被全体命运所遮掩，那么所谓的出生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劳拉希望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活在胡安的生命里，活在现时的生活里，“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要用给一群人作演讲的口吻和我说话，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劳拉，你的妻子。”
一个人在战斗者眼里，就是他人演讲的词语，就是他人历史的时间，所以这个生命的原点对于劳拉来说，是自我意义的取消，婚姻的意义被架空，甚至也变成了一个符号：“从那时起，我就变小了，不是长大，而是越变越小，好像是因为他配不上我，好像因为他，我才变小的。”这是“和他相称”的生活，没有了革命，也没有了信仰，在胡安的世界里，甚至只有权力——那个晚上打在劳拉身上的痛，变得刻骨铭心，似乎又将她推回到一个外省女人的原初状态。
但是，她的自我安慰却在儿子圣地亚哥身上得到了弥补，“我是女人，我有两个儿子。”圣地亚哥和丹东，是和胡安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对于劳拉来说，大儿子命名为圣地亚哥就是对于曾经死去的哥哥的怀念，也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继承，革命的意义返回到自身，劳拉找到了寄托，也慢慢走向了自我。小儿子丹东的意义却又像是一种解构，这个和革命者有关的名字其实在和母亲分离而人生中走向了另一面，在来到哈拉帕家里的成长中，在是个女人的溺爱中，他成为王子，成为苏丹，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而得到满足使得他成为统治者。而对于战斗来说，丹东是不是就是一个胜利的象征，拥有权力，拥有地位，拥有非分的要求，拥有肆意妄为的行为。
圣地亚哥和丹东的分化，革命和战斗的分野，对于劳拉来说，也面临着一种选择，爱情或者婚姻，理想以及现实，似乎都纠葛于一种男人的控制中，“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性感女人，做个你以为的女流氓。”伊丽莎白的建议把劳拉带向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故事，1930年的“改革大街”就像开始自我的改革一样，其实对于劳拉来说充满了未知。在奥兰多的床上，她摘下了戒指，这是对于和胡安婚姻的一种隐喻，也是对于祖母被“帕潘德拉的美男子”那一刀的回应，摘下就是转身，但是却转向了无法把握命运的宿命中：“她走向奥兰多的床边时，让戒指顺手落在地毯上，就像小红帽在森林里为鸟儿们撒下面包屑一样。鸟儿们无一例外都是猛禽，这些美丽的食肉者，一面抢食着路上的碎屑，一面对这个迷了路的小女孩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你在狼窝里了。’”
奥兰多就是美丽的食肉者，在这个转身的过程中，劳拉与其在寻找，不如说是一种逃避，这里已经没有了革命者，没有了战斗者，只有演讲，只有丹东，只有权力，只有欲望，甚至她不在乎奥兰多有多少女人。对于劳拉来说，这样的自由是一种身体的交换，在奥兰多的身边，她需要看见自己的肉体，需要支配自己的身体，甚至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外省的身份在劳拉身上形成了一种束缚，她所有的逃离和靠近，所有的背叛和选择，都没有遗忘身份的属性，都没有走出过去的历史，甚至都被铭刻在四个手指的血腥中。而当豪尔赫走进她生活的时候，她只不过复原了一种英雄主义：“我们弄错了历史。我不愿承认会破坏我们的信念的任何事物。我们多么希望能成为英雄，多么愿意保留我们的信念啊……”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豪尔赫拥抱着劳拉，使她看见了属于外省的传奇，这种传奇不是像祖父那样逃离历史，逃离祖国，而是另一种统治，另一种革命，广场上的胜利，让和豪尔赫这个来自西班牙共和国的代表成为新历史的撰写者。
但是被撰写的历史，又有多少是一种自由？英雄，又有多少可以改写现实？“暴力，它的种子，它的萌芽，它的产物，它与善恶的关系。”豪尔赫似乎正走入一个消灭个体的宏大政治寓言里，1940年的“各地，个地”把他带向了无休止的变迁中，哈瓦那、华盛顿、纽约、圣多明哥，而所有的方向都让他变成了一个外省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外省”状态，意味着隔离，意味着孤立，就像他和劳拉之间被墨西哥电信公司和爱立信分割一样，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故乡，而这种状态对于他来说更是信仰的覆灭，“为什么我们明知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只不过是信仰要求我们出示的证明，不会有任何回报，我们还坚持信仰，以信仰的名义行事？上帝这些可怜的子民要去向何方？”终于，在看见了广场上皮拉尔·门德斯被枪毙之后，他选择了逃避，从事专制的政治又离开集权，在那一个兰萨罗特岛上，他成为了一个苦行者，“别以为我是个圣徒。我只是一个被毁了的自恋者，这是有区别的。这个岛是我的监狱也是我的避难所。”对于豪尔赫来说，他无非成为“他者”历史的牺牲者，“你躲在这个石头小岛上就能洗净20世纪的种种罪恶了吗？你正是与你所憎恶的一样的骄傲啊。”劳拉在岛上对他说，并把他成为“不知羞耻的豪尔赫”，实际上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历史才是不知羞耻的。
不知羞耻的历史，其实不光是隔离了豪尔赫，也隔离了和劳拉个人有关的一切，母亲雷特西亚死了，这是“一段被男性的常春藤紧紧缠绕的柱子”上的女人；姨妈玛丽亚·德·拉奥死了，她是“这个家族在外省的过去的唯一见证人”，以及丈夫胡安死了，母亲和姨妈是一个家族的最后死亡，胡安是关于婚姻和演讲的死亡，而儿子圣地亚哥在疾病和艺术中死去，对于劳拉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自我历史之死，一个和曾经的革命启蒙者一样的名字，劳拉的生命中已经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我心爱的儿子圣地亚哥的死对我而言是唯一真实的死亡。它包含了一切死亡，也赋予一切死亡以意义。”死亡的意义其实是复活，复活自己的历史，复活自己的信仰，复活自己的爱，并以艺术的形式变成最后的永恒。
圣地亚哥那一幅金发裸体女人的绘画上，是亚当和夏娃，却也是爱和痛苦的象征，“圣地亚哥崭新的夏娃，却在分担着抽搐的、年轻的、身受折磨的亚当的痛苦。”他们承担的并不是原罪，而是自由和爱，用身体来还原，用身体来书写，而这正是和历史背道相驰的壮举，“伊甸园里上演的一幕是人类反抗天威的解放。它不是戏剧，而是历史。”反对当权者的历史，就是回到自我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里只有两个字：真相。
艺术意味着永恒，爱意味着永恒，身体之痛也意味着永恒，而圣地亚哥的死，发生了两次，在劳拉的世界里就是一种自由的解放，是一种真相的历史，“两个躯体回到像当初一般，每个人的种子在对方体内。她在他里面重生。”但是，这个世界的外部历史并没有被合上，小儿子丹东“做最适合我做的事情”的人生里，充满了权力、欲望，内心里藏着的是凯旋，荣誉，他以梦的方式和叙利亚黎巴嫩商人的女儿结婚，而婚姻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一种命令：“我要不惜代价来让人仰慕。”所以劳拉对他的评价是：“你是个商人。”
艺术家和商人，劳拉的两个儿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述和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而对于她来说，一个的死亡是复活，而另一个人的成功却是死亡。也正是在圣地亚哥以艺术抵达真相的道路上，劳拉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史，那手中的相机开始对准世界，开始对准自己：
这是劳拉所作的第一篇图片记录；它总结了她的人生历程，她的外省的根，她的少妇生活，她的两次生育，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爱情所给带来的一切——莫拉的西班牙世界，拉克尔在布痕瓦尔德所受的非人折磨，皮拉尔在帕伦西亚的圣塔·菲的城墙前被残酷地枪杀，麦卡锡主义对哈利的迫害，弗里达·卡罗的两次死亡，先是动弹不得地死去，后来在火焰中重生之后死去——这一切都被劳拉集中在一张图片上，它拍得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墨西哥城生长出来的一个无名城市。
像一条睡梦中巨大的蛇，缠绕着自己，她却终于醒来，醒来就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复活，就是爱的迷惘之中的解脱，就是覆盖在国家历史之后的个人历史，“我厌倦了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战。真希望除了心灵，没有别的祖国，没有其他的祖国……”曾经在巴黎咖啡馆劳拉这样说，其实就在她心里，那种外省的标签必须清除，那种他者的历史必须改写，没有别的祖国，处处都应该是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所以即使在动荡的国家政治中，她也见证了第三个圣地亚哥的婚姻和爱，所以即使在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再次制造的死亡里，她也为他书写了个人的历史，：那张卡片上写着：圣地亚哥第三，1944-1968，一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有待创建的世界是区别于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区别于这个覆盖真相的历史，区别于这个没有归宿的国家，七十二岁疾病缠身的劳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却走向了那条乡村道路，走向了和圣地亚哥牵着手走过的防波提，走向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
这是一种真正的转身，“所以，她的生命不会结束，劳拉·迪亚斯的生命不会结束，因为她的生命中并非只有她自己，它是许多条线，很多代人，真正的历史，它是活过的生命，但它更是想象出来的”，活过的生命在其中，活过的历史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劳拉死去，她的生命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那一幅照片，存在于那一件绘画，存在于那一些真相，存在于永远称为圣地亚哥的继承者身上——第四个圣地亚哥，在2000年的洛杉矶，也一样看到了信仰，看到了革命，看到了爱情，看到了真相，“我就是在那里被我的父亲圣地亚哥第三和此刻还健在的我的母亲劳德斯·阿尔瓦罗孕育出来的……丛林中的一棵木棉树。”他进入到那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起死去，他们就能继续在我身上活着。”活着就是进入内心深处，就是没有别的国家，就是去除了历史的隔阂，就是“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这片土地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种族，所有语言，所有历史。这是它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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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7·2130825·1007 |
|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12月第2版 | |
| 定价：36.80元亚马逊26.20元 | |
| ISBN：9787544732543 | |
| 页数：414页 |
你不会认你的，小黑孩儿；他不会把你当儿子，只会把你当奴隶；背着孤儿的身份，你要让别人承认你，你能依靠的只有你婊子娘给你的这双带刺的手。
——《混血·玛琳切》
混血是土地上的碰撞，混血是男女欲望的交媾，混血是权力之死和语言的复活，混血是忏悔和背叛——当她脱掉衣服，露出“苗条又丰腴，实在而虚飘，集合了兽性与人性、癫狂与理智”的身体时，新的命名就开始了，翻译兼情人，对于这个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女儿来说，一切都改变了——而她所改变的不是自己混血的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在西班牙统治下墨西哥人的命运。“我是女神玛琳辛，婊子玛丽娜，母亲玛琳切。”三种不同的命名对应着不同的命运：就在她父亲把她和其他印第安女孩一起献给科尔特斯做女奴的那天，施恩会教士奥尔梅多为她取了教名“玛丽娜”，将她变成新西班牙第一个基督徒。而她的名字叫玛琳辛，是“忏悔”的意思。但是在她的族里，她叫“玛琳切”，是一个叛徒。玛琳辛，玛丽娜，玛琳切，是女神，是婊子，是母亲，而在这个多重身份的女人身上，就是墨西哥整片土地的隐喻，神权、政权和人权之间的替换和切割使这片土地带上了混血的色彩。
科尔特斯挑她做他的情妇和翻译，而她给征服者生了一个儿子，作为墨西哥的第一个混血儿，这是背叛的延续，从此一个混血的墨西哥诞生了，历史在交媾中成为一个传奇，而混血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安逸，没有荣耀，没有征服：只有背叛和灭绝，只有隐藏的爱和梦想：“我的儿啊，总有一天，你的等待会得到补偿，在辽阔的墨西哥高原上空的幻景里，善与福之神会重新出现在一座教堂或是一座金字塔的后面；但要他回来的话，只有从现在开始，我的婊子儿，你自己就准备着让他重生；你得成为羽蛇，插上翅膀的土地，泥做的鸟儿，墨西哥和西班牙的狡诈而愤怒的儿子：你是我唯一的遗产。”等待和重生，是不是一个混血的墨西哥必然的命运？
必须有一个起始，这是关于这片土地，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命题，但是用什么方式开启墨西哥的历史？是大地上长出第一株玉米？还是特奥蒂瓦坎众神开始群集？或者是谁说出了第一个词？是的，当人类和语言成为神的荣耀，他们的信仰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然而，所有关于创造的神话都包含着有关毁灭的警告。”这是一个神权的开始，必然包含着死亡的警告，墨西哥古神查克莫的 神像保存在如今的博物馆内，但是作为神权的一种象征，查克莫却在那个潮湿的地下室了里，它仅仅是一个象征？一个古老土地上的逝去的膜拜？“浑身盖满了淤泥”是神的命运的写照，“这让它看上去奇丑无比，像是患了丹毒，一身青色，只有眼睛无恙，还是石头的模样”，而这“永劫回归”的神权在墨西哥大地上隐含着这样的规则：要想相信一个人，就得杀了他。杀死查克莫还是杀死不信基督的无神论者，是杀死神权还是杀死对神的膜拜？而一个被埋葬的古老神话的启示意义是，他在人类的社会里，神权的覆灭和复活同样是一个隐喻：“我再一次抚摸查克莫。它变硬了，但没有恢复成石头的质地。我写不出来：在它的躯干上，有着某种像肉一样的东西，按上去像是橡胶，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这尊斜卧着的雕像里流动……晚上我又下去看了一次。毫无疑问：查克莫的手臂上竟长出了汗毛。”
脸上挂着微笑，浑身黄褐色，以及肚子里的肉色，查克莫已经完全从死亡的神像中复活成为一个人，但是对于没有回程车票、只有被禁了报纸的费里贝托来说，死亡只不过是一个轮回，一种宿命，要相信一个人，就得杀了他，那么如果看见神的身上盖满了泥土，看见神的毁灭，是不是也会被杀死？“如果查克莫成了人，那么它千百年的生命可能会在一瞬间聚集在一起然后消亡于无。但这也意味着我的死亡。”而现实的费里贝托早就在圣周期间溺水身亡，公文包里没有对神的忏悔，也没有对神的亵渎，那唯一属于人类的逃跑计划便是：“我需要晒晒太阳，游游泳，恢复体力”，而真正的原因，是人从神权的倒塌中看见了自己的宿命，看见了自己无法避免的死亡。
“在这些古老的墨西哥创世预言中，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一面镜子吗？这面镜子正照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照出了我们在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间，在先进的人文、科学、伦理意识和糟糕的对于毁灭、沉默和死亡的政治无意识之间固有的分歧。”这是神和人之间的镜子寓言，而这面镜子也是夜神特斯卡特利波卡送给魁扎尔科亚特尔的那个礼物，这个在墨西哥宇宙起源中最受人敬仰的神，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镜子，也没有看见过自己，当他打开这个用棉花包裹的礼物，那一面镜子里照出了羽神的面孔和投影，这对于魁扎尔科亚特尔来说，是自我的迷失，因为他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神是没有面孔的，代表着永恒的。而在镜子里，他看到一张和人酷似的面孔，人成为他身上永远的影子，所以他害怕自己也逃不过人的宿命：终有一死。那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和妹妹犯下乱伦之罪。翌日，他乘着一条用蛇编成的筏子离开了墨西哥，向东方远去。
神之远去，是将人类抛弃在没有神权的世界上，离去是带着恐惧和乱伦，而回来呢？他许诺在第五个太阳纪的芦竹元年回来。但是这不是他回来的神谕，就在这一年的复活节，西班牙上尉埃尔南·科尔特斯率众在韦拉克鲁斯海岸登陆，开始了对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王国——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神权的逃离是的覆灭，因为神从镜子里看见了人的宿命，看见了“他者”，这是对神话的颠覆，这是对神权的解构，而西班牙军队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也使墨西哥的神权历史进入了政权历史。
这一切的开始是：“神庙坍塌了，旗帜倾倒了，碑铭坠落了。就连众神也轰然倒地。”神在镜子的世界里失去了永恒，也失去了宗教意义上的自我，而西班牙军队的征服是“扼杀了比印第安人的权力更多的东西：我们扼杀了环绕在他们身边的魔法。”魔法之死也就是神权之死，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没落。而征服并不只是对于神权的破坏，并不只是对于土地的占有，并不只是对于土著的屠杀，更重要的是用一种语言来取代另一种语言，而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和玛丽娜就在语言的翻译中成为政权交替的见证者。但是语言不仅在于翻译的意义，更可以变成谎言，它是单向的——并不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并不是毁灭永恒的镜子，而那些谎言让赫罗尼莫成为一个叛徒。一方面在征服中，话语的失去意味着统治权的丧失：“蒙特苏马在西班牙人前令人费解的软弱只能用话语的释义来理解。人称特拉托阿尼或“大音之主”的蒙特苏马，正一点点地丧失着对话语的控制，这更甚于丧失对人的控制。”而另一方面，话语成为交换的一种，即从蒙特苏马得到力量，又从科尔特斯那里得到好处。那个被抓来的指挥官，科尔特斯因为他的英勇，让他平安回到那座陷落的城市，“还可以在墨西哥和其他的领地继续统治，就跟从前一样。”而在翻译官赫罗尼莫那里，翻译成：“你即将成为我的俘虏，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折磨你，像对付你那些同伴一样，把你的两脚放在火上烧，直到你招出你叔叔蒙特苏马余下的那些财宝的下落来。”
对于赫罗尼莫来说，“语言不仅仅意味着尊严，它还是权力；它又不仅仅是权力，它就是生命本身，激励着我的志愿，鼓舞着发现新大陆中我自己的那份事业，独一无二，出人意表，不可复制……”但是这种对权力的觊觎的直接后果是将语言弄得支离破碎，而他自己在这样的糟蹋中走向了死亡，“我，一个同样操着欧洲与美洲两种语言的人，被打败了。”这不仅是个体的死亡，也是一种对权力媚俗者的死亡。而与赫罗尼莫死于“残忍的、痛楚的、无可挽救的”腹股沟腺炎不同，另一个翻译玛丽娜一方面接受了神的洗礼，是她成为新西班牙第一个基督教徒，而她也在“他者”的世界里，变成族人口中的叛徒，一个婊子，因为它不仅是科尔特斯的翻译官，更是他的情人。话语的力量对于她来说，不是权力，不是尊严，也不是生命本身，而她则用自己的身体完成墨西哥的延续，“玛琳切是从科尔特斯的性器中攫取了西班牙语。这门语言被吱吸吮、被阉割，而科尔特斯却毫无知觉，将残损与快感混为一谈。”西班牙的征服是一个“两岸”的故事，其实就如那面镜子，是永恒的毁灭，它带来了“他者”，带来了重新的命名，征服变成了延续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就是将墨西哥从神权的历史中写下政权的新时代：
世界是由两位神灵创造的，一位叫做天之心，一位叫做地之心。两位神灵一起，在为事物命名时给它们赋予能量。他们为大地命名，于是大地成为了大地。天地万物随着被赋予名字而消解，而成倍增长，就有了雾霭、云朵和扬尘。被命名之后，山峰从海底隆起，神奇的峡谷生成，谷中长出了松柏。
而神所创造的的生命，被命名为人，而人的最大特点便是“唯一有能力说话、有能力为一切由神的语言创造出的事物命名的生灵”，玛丽娜作为第一个基督徒在另一片土地上唤醒了西班牙人自己的神灵，使两岸在话语和言辞上互相成为“他者”，但是作为玛丽娜来说，她则是一个叛徒，一个婊子，那个混血的孩子是她罪孽的见证，是她摆脱不掉的宿命，在《混血》中，玛丽娜用痛苦的声音呼唤儿子，那个“两股敌对之血的儿子”，出生意味着不可逃避的咒骂：“出来恨你的爹，咒你的娘”，这是一个个体的宿命，其实也是被征服的墨西哥的宿命，儿子和奴隶，孤儿和贵族，“你要保护好自己，我的孩子；你要用泥土抹遍全身，直到泥土成为了你的面具，那些老爷就不能看清面具背后你的梦想、你的爱情、你的反叛和你的死亡了；用尘土盖住你自己，我的儿，这样即使你死去，你也还像活着一样……”但是在这个失去了神权，不断被征服的土地上，谁来保护一个混血的命运，谁来保护墨西哥的命运？征服其实就是一种无休止痛苦的开始，是被火焰画出面孔上的痕迹，是不会愈合的言语之痛，而那个从十开始到一终结的倒叙故事，其实就是为了“诉说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那永恒不灭的新起始”。
新的起点是政权的交替，这里有征服和独立，有革命和抵抗，有独裁和英雄。墨西哥的传统政权分崩离析，那里只剩下一个“影子皇冠”，墨西哥皇帝特拉托卡钦只在佛兰德斯花园里，唯一的人只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写的信里有爱，有月亮，有歌唱，有“美得无法形容”的一切，但是最后的归结只有一个词：特拉托卡钦，而她作为佛兰德斯花园里的幻影，也只是一个“呼出的气是泡沫，是墓地里的土”死亡象征，那个永远呆在城堡里的传奇只是没落世界的一声叹息，“我们永远都不出去了；我们永远别让任何人进来……”因为那个族徽上的铭文是：CHARLOTTE, KAISERIN VON MEXIKO，是夏洛特，也是墨西哥皇后。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墨西哥土地上，就有的秩序、王权和尊严只在历史的一个角落里，而在这片土地上，有西班牙的征服，有墨西哥的独裁，有英勇的革命行动，有流血和屠杀，更有反抗和革命，巴尔塔萨尔向神父金塔纳忏悔时说：“我不是把他当士兵杀了的。我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兄弟。我杀了他，因为他是印第安人。我杀了他，因为他比我弱。我一个人杀了他，完全不顾他姓甚名谁，我也记不得他的脸长什么样了……”里面其实没有忏悔，只有为自己开脱，“恶只是我们的理性蒙蔽了的、拒绝思考的东西。罪过就是把感知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截然分开。”而那个自称是反叛的金塔纳神父，并不代表那已经坍塌的神权，他是新政权的代表，但是在他身上却有着战争和救赎，信仰和肉体、自责与背叛的双重困境，“在新西班牙，没有比背叛更安全的出路了。科尔特斯背叛了蒙特苏马，特斯卡拉人背叛了阿兹特克人，奥尔达兹和阿尔瓦拉多背叛了科尔特……你们看吧，叛逆者终究会胜利，金塔纳会输掉的。”这似乎是新西班牙的一个集体写照，背叛者只为适应新的统治，而金塔纳的心里却要让虚伪的宗教信仰见鬼去：“一切都站在一起反对我的信仰——当我被宣布为异端分子和亵渎神灵者时我的勇气，当我被拒绝领圣饼时我的恐惧，当我的儿子被害时我的愤怒，我想仅仅做一个理性主义叛逆者的诱惑——这是我最可怕的斗争，比任何一场军事斗争都更可恶，比流淌的鲜血和处决的任务都更可恶。”
这是混乱和独裁的墨西哥，赫尔瓦希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在墨西哥，已经没有藏身的地方了。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甚至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也在英雄的岁月中死去，在1968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那一场屠杀是独裁的象征，圣地亚哥说：“墨西哥这座地狱，犯罪、暴力、腐败、贫穷，都是它命中注定的吗？”他们希望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游行这样改变国家的方式只能换来屠杀，“对总统来说，他们不是死人。他们是闹事者、暴徒、共产党、破坏分子，是总统绶带所代表的‘祖国’的敌人。”所以一个城市成为野蛮人的宿营地，将城市交给死神代表着生命和尊严的践踏，而这正是墨西哥从神权到政权再到人权斗争的一部历史。
那个关在埃斯科里亚尔的女囚只有痛苦的呻吟，她是贵族社会的牺牲品，在宗教和权力统治下，她只能压抑，“我是迷失在礼节和贞操里的朝圣者，这两样压在我心头，像是在施以酷刑。”对于他来说，征服永远是一个象征，而在她的裙子里，只有精灵古怪鼠陪伴着她，并且占据她的肉体，在处女之穴里多咬一口的老鼠也成为她在酷刑面前的真正伙伴，这是一个被悬空的欲望，是看不见的梦境，当然她更是这片承受过奴役的土地上的牺牲品，是人性沦陷的象征。“在墨西哥，没有悲剧：一切都会变成耻辱。”这耻辱是乱伦，是死亡，是折磨，是下层社会无望的挣扎。作为曾经是紧握马鞍头的将军，比森特·韦尔加拉的心里还怀有一个梦想，“他继续回想着革命的年代，回想着奠定了现代墨西哥的一场场战役。然后他把在他的蜥蜴舌头和坚硬牙床间回旋往复的那口水哗地吐了出去。”但是现实击溃了他，这里只有阴暗，只有恐惧，只有冷漠，连他的孙子对于这个城市充满了愤怒：“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首都，这样的想让城市保持贞操的努力真令人惋惜，醒醒啊，爷爷，看这夜色下的城市，墨西哥城，自觉地生癌症的城市，饿坏了似的无序地扩张，所有新风格的尝试，把民主和私产混淆在一起的城市，把平均主义和粗俗混淆在一起的城市。”那个失去了贵族尊严的家庭里，父亲“独自沉思着，在南方的大山里，在一个被遗忘的村寨里始终笑着”，而母亲却总是希望能有体面人的生活，但是贫穷和困顿使贝尔纳维选择以“混蛋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身份来报复这个社会，他跟着黑社会老大，加入雄鹰纵队，甚至杀了人，对他来说，他的梦想是：“当他拥有了一套新西装、一辆二手的福特野马的时候，他去看他妈妈，对她说，明年他会给她一幢又明亮、又干净的房子，在一个住着体面人家的城区。”他成为家里坐牢的孩子，而这样的悲剧面前，母亲还是用可怜的声音对他说：“小宝贝，你是体面人家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粗野”，不过在贝尔纳维听来，“母亲的声音既不温柔也不严厉，只不过表达着和她所说的相反的意思”。
“权力倒下了。土地继续存在。”不管是曾经的神权信仰，还是政权交替，或者是最后人权的争取，都在为墨西哥这片古老的土地描绘复杂而多彩的历史，创造意味着毁灭，这是神祇的预言，而其实在这部庞大的墨西哥历史上，从创造到毁灭并不是单循环之路，而是会有新的创造新的历史。墨西哥的五个太阳，这个来自神话的故事就是预示着新的开始，第一个是水的太阳，是溺水而亡的；第二个叫土的太阳，被一个无光的长夜如猛兽般一口吞没；第三个叫火的太阳，是被一场火焰之雨摧毁的；第四个是风的太阳，是被一阵狂风卷走的；而第五个太阳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终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没，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风吞没一样，它会被另一种可怕的物质——运动所吞没。”可以说，五个太阳其实应正了不同的生存形态，水的太阳困在火山口，预示着迟早会来临的一场骚动，而土的太阳，是墨西哥大地上的孤独，“它召唤着起跳，召唤着希望，抓住渴望着的东西：另一岸，兄弟之手，爱人的身体”，而风的太阳是保护，如盾牌一样保护好这个国家，又像云一样覆盖起一个神圣、魔幻的世界，而火是燃烧，是灰烬，是死亡，而“死是一切的开端”，到了第五个太阳则要将人类在覆灭中迎来新的历史，“墨西哥是循环的画像，也是天空的画像，是照耀墨西哥的墨西哥太阳的交接更替，是这个国家和他的国民从与物质的不停歇的联系中得出的政权”，那就是第六个太阳——“性爱的太阳，太阳神经丛，是不断运动的太阳，它陪伴我们创造这永动不歇的人类时间——历史。”
为什么最后的第六个太阳能够创造出永动不歇的历史，因为这是属于人类运动的太阳，属于消除恐怖的太阳，正如安达卢西亚思想家玛丽娅·桑布拉诺说的那样，一场灾难，唯有从中不能生出某种能拯救它、超越它的东西，它才真正是灾难。也就是从灾难中只有生出能拯救和超越它的东西，那才是人类真正的归宿，这拯救和超越既不是神话和神权，也不是独裁的政权，不是语言，不是权力，而是文明：“在整个拉丁美洲，进步主义的、提倡法治的、浪漫主义的欧洲文明压倒了农耕的、印第安人的、黑人的、伊比利亚的野蛮。文明占据了统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