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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4·2190421·1563 |
| 作者：【德】海德格尔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2.30元 | |
| ISBN：9787100094276 | |
| 页数：180页 |
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对同一性问题曾经沉思数年之久，在他的著作中一次又一次提到这个命题。他曾指出《同一与差异》是他发表《存在与时间》以来最重要的论著，是海德格尔集中讨论“本有”（Ereignis）的最重要的一个文本。虽然在今天“本有”已经被当做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词汇，但在1898年《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面世之前，《同一与差异》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这和海德格尔自我压抑“本有”之思20年之久也有密切关系。《同一与差异》分为三编。第一编由作于50年代中后期的三个思想深刻的演讲文本构成，即“这是什么——哲学？”“同一律”“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其中后两者曾以《同一与差异》为名于1957年出版。第二编收录了两篇演讲，第三编收录了两封书信。
《同一与差异》：释放到一种面对之中
上帝是活着还是死了，这不能通过人的虔诚来决定，更不能通过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神学抱负来决定。上帝是不是上帝，这是根据存在之情势并且在这种情势内部发生的。
——《转向》
上帝是活着，还是死了，这是一个神学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人做出的决定还是人思想的产物？当“上帝”面临生和死的不同可能，它导向如何一种“转向”？海德格尔似乎已经很明确了，上帝之生和死，不是人的虔诚决定的，也不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神学抱负来决定的，甚至在上帝面前，人是可以忽略的一种选项，他把上帝归于一种存在，并且是在“情势内部发生的”。
其实，在这里，上帝的生和死，在并置的状态中，被言说的存在就是两种可能：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和存在之本质的守护状态，一方面，存在的本质是存在之所需要，把存在之本质守护于它的真理之中，是上帝的生，这种生也是人类的伟大本质，但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却并非是一种死，它是对存在之本质的守护的转向，用一个比喻就是：“如果危险作为危险而存在，那么，危险本身就是救渡。”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转向”的意义就是：“存在之本质的澄明突然照亮自身。”这种照亮便是闪烁。闪烁而照亮，是一种转投，并且以“观入”的方是进入存在之真理，所以观入存在着的东西，就是在存在中的转向之“本有”，就是从对存在之本质的拒绝转向存在之守护的居有。
存在之被遗忘状态转投为存在之本质的守护状态，存在之本质的拒绝转向存在之守护的具有，从生到死，也从死到生，从危险到救渡，从救渡到危险，所以人类就是在观入中被观看者，只有在观入中，最切近者才是一切临近者——“当它使存在之真理接近人类、并且因此使人归本于本有时，它就临近了。”上帝的问题忽略了人的选择，其实是走向人的存在的居有本质，但是转向如何发生，观入如何可能，在技术开创了欧洲现代自然科学历史的时代，人类如何能照亮自身？在《致小岛武彦的信》中，海德格尔将这个问题具体化：“什么叫世界的欧洲化？”在他看来，欧洲指的是现代西方，而现代则是“欧洲以往历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说，当现代成为欧洲历史的终点，如何从科学形成的那个现代开端看到“世界欧洲化”的最初出路？
从终端看到开端，似乎是一种回返，但是在回返过程中，海德格尔更需要寻找到技术改变了欧洲什么？他把技术的特性称作“置造”，就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在“欧洲-西方”历史范畴内通过现代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展开而得以完成，置造是独一无二的方式，就是把某种此前尚未作在场者呈现出来的东西“置入可敞开的、可通达的和可支配的东西之中”，所以技术的意义便是“精通于置造”。置造或者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置入和创造，而技术看起来更是一种创造的成果，但是其关键的却是“置入”，而这置入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摆置”，如何摆置？似乎摆置的主体是人，甚至在技术时代，摆置的客体也变成了人——人成为技术的奴隶，所以海德格尔认为，摆置的主体就是技术本身，技术甚至是一种“集置”——一种于自身中聚集起来的摆置，是为了解决摆置本身被遗忘而后置于本质真理的可能——从集置这个词，海德格尔创造出了一系列的词簇：摆置、后置、订置、伪置……“由于这一后置展开自身为对作为持存物的一切在场者的订置，在其中设置自身，并作为这种持存物而起支配作用，由此便伪置了自身。”
那些词簇是海德格尔为了厘清“摆置”在技术中的可能和危险而生造的，摆置在存在的意义上由技术本身而来，所以危险也有其必然性，但不管有没有危险，都是存在本身，所以，海德格尔说：“技术就绝不能通过一种单单凭靠自身的人类行为而得到掌控，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以存在本身为其本质的技术，绝不能通过人类而被克服。倘若能，就意味着人类是存在的主人了。”技术似乎和上帝一样，和人无关，所以摆置的权力也不再是人类制作物，但是对于人类自身解决存在本质的危险，却有其意义，那就是，用摆置之权力，让人类进入到“敞开的反对”中，通过“沉思之步伐”，以追问的方式通达其使命的本己因素，无论是沉思之步伐，还是进入“敞开的反对”中，其实在摆置的权力运用中，人类都是为了闪烁照亮自身，为了观入存在的真理，为了在人性中找到栖居之所，所以在这个技术本身作为摆置之权力运用，人在欧洲-西方的现代终端，要做的是无非只有一件：“不再注视着技术世界，而是要在摆置之支配作用面前退缩。”
退缩而观入，观入而返回，海德格尔在技术的“置造”中寻找人类思想的“置造”，“返回步伐”无疑是他提出的一种思想方法论，“通过返回步伐，我们把思想的实事，即作为差异的存在，释放到一种面对之中，这种面对能够保持为完全非对象性的。”返回而把思想作为差异存在，差异存在才能建立一种“面对”，差异的差异是追寻差异的本质，所以面对能够保持为完全的非对象性，但是在他看来，返回步伐本身并没有被实行，它所开启和指引的道路还没有被踏上，也就是说，思想的实事还不是一种差异的存在，还没有进入面对之中，而一切的困难就在于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西方的语言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语言，“是否西方的语言本身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并且因此之故最终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所烙印了，或者，是否这些语言允诺出道说的另一些可能性，同时也即道说着的不道说的另一些可能性——这些问题，必定还是悬而未决的。”
悬而未决也是一种困难，它无法“返回步伐”，甚至无法从形而上学而来进入形而上学之本质中。所以面对这种困难，海德格尔考察了黑格尔形而上学整体，他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存在学说的那篇开头进入探讨世界：“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在他看来，当黑格尔如此发问的时候，已经证明：开端具有“思辨的本性”，在这个本性里，开端既不是直接的东西，也不是间接的东西，他就是思辨本身。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整体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神学，因为上帝进入哲学中，是哲学自发地要求上帝进入其中，并规定着上帝如何进入它之中；黑格尔认为观念，是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存在显示自身为观念，“存在者之存在揭示自身为那个自我探究和自我论证的根据。”所以是一种逻辑学——形而上学是存在的逻辑学，也是神的逻辑学，它的本质机制根植于普遍的和最高的存在者只为存在者的统一性中。
但是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整体，在到我们需要的思想之实事之间，存在某种区别，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的实事是作为绝对概念的观念，而我们的事实，是作为差异的差异；黑格尔与哲学史的对话尺度是进入先前的思想家之所思力量和范围之中，而我们的对话尺度是和历史传统同一的，也就是要进入早先思想的力量之中；黑格尔的对话方式是扬弃，在绝对建立意义上对中介性概念进行理解，而我们与思想史的对方方式不是扬弃，是返回步伐——返回步伐就是从那个差异之为差异的“未被思的东西”进入有待思的东西之中。所以，在区别于黑格尔绝对观念的思想实事之后，却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对于“思”提出了原则。
“‘思想的原则’首先意味着：为思想的规律。思想连同它所有的判断、概念和推论，都服从于这些规律，受这些规律制约。”思想的过程是一种思辨，所以是辩证中的运动，“通过辩证法，思想赢获了那个区域，在此区域范围内，思想才能完全地思考自身。由此，思想才达到它自身。”所以它不是空洞的规律，不是原则之为原则的绝对概念，它是纯粹的，是本质的，是可以返回而在差异中将未被思的东西变成待思的东西，继而成为思想的实事，继而在摆置中成为存在者之存在本质，观入而照亮，“真正关涉我们的，也即在本质上关涉我们的，乃是现实的东西。”当思想思考自身并达到自身，是不是思想的实事就成为一种“同一”的存在？
同一似乎是在同一律中构建的关系，“A=A”是流行的公式，但是不是同一律就是说：“一个A等于另一个A”？海德格尔显然否认了这种说法，因为思想的原则不是空洞的公式，所以“A=A”只不过是逻辑意义的等同性，它掩盖了同一律最重要的东西：每个A本身都是同一的，甚至不仅仅A本身是同一的，而且每一个A本身都是与其自身同一的。也就是说，同一律是一种关联，是一种综合，是一种终结，它的真正核心意义是：“A是A。”加点的“是”，是“ist”，它让A和自身建立了同一性关系，也就是说，同一律指向的是存在者之存在这个本质问题，当“A是A”的时候，一种统一性的统一过程已经变成了一种动态，它在说话，它在应合——它是一种相互归属，“从这种尚未得到切近考的相互归属中，人与存在才首先得到了那些本质规定，在其中，人与存在通过哲学被形而上学地理解了。”
所以同一的“是”，是要思想达到自身，是要存在者存在，这种自身而存在就是一种“本有”，它是自身中颤动着的领域，“通过这个领域，人与存在丧失了形而上学曾经赋予它们的那些规定性，从而相互在它们的本质中通达，获得它们的本质性的东西。”从差异存在的思想出发，在未思和待思中“返回步伐”，最后在同一性中通达自身，这便是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的思想原则，它是辩证的，差异与同一的辩证，表象和本质的辩证，历史和现实的辩证，所以，当现代是“欧洲以往历史的最后时期”，从现代再深入历史这个“曾在之物的到达”，则可以在返回步伐的道路上，突破语言的困难，在“作为对开端之物的指望将来”中寻找“什么叫世界的欧洲化？”的答案。
1955年8月28日，海德格尔在瑟里西拉萨勒／诺曼底作的演讲中，提出的“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无疑可以看成是从思想原则中寻找欧洲世界化道路的努力。“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被问出来的时候，海德格尔将将其纳入到哲学之中，只有站在哲学之上，进入哲学之中，逗留于哲学中，并以哲学的方式来活动，才能追问。所以这是一种本质的思考，而且是与我们本身相关涉的，是触动我们的。进入哲学，用哲学的话语，海德格尔对这个哲思问题的规定性就在于：哲学是什么？哲学是爱智慧，是来自希腊、决定着希腊人实存的东西，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希腊”：“不光我们所要问的什么，即哲学，按其起源来看是希腊的，而且我们如何追问的方式也是希腊的；就连我们今天的提问方式也是希腊的。”回到本质就是回到源头，哲学在“希腊”的词语里，就是存在这被聚集于存在，就是存在者显示于存在，“希腊人最早而且也唯有希腊人才惊讶于此。”所以进一步，只要思想成为哲学，就必须回答存在是什么？
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哲学就是“行进在通向存在者之存在的途中”，也就是着眼于存在而通达存在者，行进是为了通达，通达自身便是一种“应合”：“我们本身必定通过我们的思想而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相遇。”应合是始终如一的应合，是“向来或这样或那样地被安排”的情调，所以这个问题变成了这样一种解说：“哲学以应合方式存，应合乃是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相协调。”当哲学是应合，当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是哲学的情调。所以，在返回步伐中，思又回到了开端——希腊，从终端到开端，从摆置到自身，从思想回到存在，应合而面对，面对而本有，本有而关涉现实，于是《致小岛武彦的信》里的那个问题在古希腊中找到了答案：亚里士多德说：“存在之为存在多样地闪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