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Z53·2170219·1369 |
| 作者：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53.00元亚马逊25.10元 | |
| ISBN：9787101092080 | |
| 页数：736页 |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全书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大，其中《晋语》所占篇幅最多，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
《国语》：君子能劳，后世有继
“劳”是什么？为什么“能劳”就能使“后世有继”，语出自公父文伯之母，这一句对季康子的话其实建立了一种关于君子德行的逻辑链条，在《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中，公父文伯之母进一步阐述说：“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劳则思，思则善心生，也就是说，劳的间接意义是能够思考，而思考则带向了善的一面，这是一种积极的思维，而在相反的方向来说，不劳而逸，逸则淫，淫则忘善，没有善，当然会产生恶。
劳和逸是君子的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活方式产生思和淫这两种态度，而两种态度相异，越走越远，并最终走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一个普通妇女的善恶观虽然逻辑性并不严密，但是却指明了作为君子的取舍之道，所以孔子闻之而叹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公父文伯之母能爱而无私，能上下有章，孔子把这种品德称作是“知礼”，而其实季氏之妇并不只是简单的之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用这种两分法道出春秋时期如何巩固政权的宏大叙事。
劳和逸，思和淫，善与恶，其结果是兴与不兴，仿佛每一个君子都应该站在这个两分法的分叉道路上审视自己，从而对于“邦国成败”有一个判断，《国语》记录了上起周穆王十二年西征犬戎，下至智伯被灭的五百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兴亡胜败似乎都取决于君子做出的判断，而判断之肯定与否定，就需要审时度势，就需要做出选择。在周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当时身为司徒的郑桓公向史伯咨询逃死方略，史伯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做出预测，建议郑桓公将妻子儿女和财产寄托在济、洛、河、颍之间。《史伯为桓公论兴废》中记载了史伯的分析，如果撇开对郑桓公私人性逃亡的建议，在剖析周王朝衰微的原因时，虽然充满了天人合一的宿命论，但是他提出的“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的观点”，也很好地诠释了“君子能劳，后世有继”的思想，“天之所启，十世不替”，但是为什么周朝会走向衰亡？史伯认为，“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而这或者也是一种表象，实质上，他认为最重要的错误是“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和，就是取长补短，就是和而不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如果世界只有一种音符就不能谱成乐曲，只有一种颜色就不能构成绚丽的文采，只有一种味就不能形成美味，只有—种事物就不能集合众事。所以，同其实是不变，不思，当然最后“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的时候，君子也被淹没在这种恶之中，故而越来越衰弱，故而无法听进去别人的劝谏，当然最后也在“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中坠入失败。“去和而取同”的错误观，其实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境，当春秋时代诸侯纷争的时候，就是把历史推向了一个和而不同的阶段，如果还是不求改变，一意孤行，就只能走向毁灭之路。
而在三卷的《周语》中，这种“去和而取同”的错误随处可见，“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中，当周穆王准备征讨犬戎的时候，祭公认为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他认为，“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这种“耀明文德而不显示兵威”却并没有让周穆王停止征讨的脚步，而结果是“王不听”，征讨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却失去了邦国的朝见，“自是荒服者不至。”同样，《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中，密康公母认为，“小丑备物，终必亡”，而同样是不听，“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邵公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结果，“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虢文公谏周宣王：“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结果也是“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干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这样一种“王不听”，就是在变化的时局面前一意孤行，就是不善于“劳则思”，当然不善于生出善心。在《周语》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章”、“邵公谏厉王弭谤章”、“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章”、“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章”、“仲山父谏宣王立戏章”都是记载西周卿士大夫讽谏周王弊政，但最后这些周王都在“不听”中走上了另一条路。而其实，在周王的“不听”中，有着一种对于自下而上劝谏不理睬的君王作风，这种作风看上去是对于“夫政自上下者也”的实践，但是在统治的内在逻辑上，却犯了另一种错误。
“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这是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章的观点，敬王命是一种顺道，但是后半句则指出了这种顺道的道德要求，那就是“成礼义”，什么是德？“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提出了德的四种标准，那就是忠、信、仁、义，忠是用来分配资源的，仁是用来施行的，信是用来保证操守的，义是用来节制行为的，而这些德并不是所谓的一成不变，而是在世事变化面前做出判断。《单襄公论陈必亡》中，单襄公为什么会认为陈必王，是因为她贾道于陈的时候，看到陈国的道路上杂草丛生，不可通行，候人不在边境岗位，司空不视察道路，川泽未筑堤岸，河川上没有桥梁，野地里堆积着谷物，场上谷物尚未入仓，道路两旁没有排列的树木，农田杂草丛生，膳宰不赠送牲畜，司里不安排客馆，国家没有寄居的旅社，郊县没有客舍，民众准备在夏徵舒宅第周围筑台观。陈国的种种现象是一种变，但是变却是走向了相反，也就是犯了先王之令，“昔先王之教，懋帅其德也，犹恐殒越。若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之间，而无此四者，其能久乎？”先王之令却正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体现，也就是在具体现象中把握根本，“懋帅其德也”，这种德在《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中有了更具体的体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十一种德行就是一种“不同”之令。
虽然周襄王拒绝曾经让他避难的晋文公提出死后赐予隧礼的请求，认为不能因私人恩怨而改变政令，“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虽然武公伐翼，杀哀侯的时候，止栾共子拒绝“以私利废人之道”最后“遂斗而死”，虽然楚国屈到的儿子屈建在祭祀的时候去掉了父亲喜欢的菱角，违背了父亲死前的叮嘱，“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只是为了“违而道”，这种种看上去都是对于先王之令机械地照搬和遵守，“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所谓的道，所谓的德，也在历史的转变中发生了改变。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这是非常明显的亲民思想，《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中说：“民之所急在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内史过认为，治民所急的是两件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而要做成大事则要依靠众民，因此要纯洁自己的心灵，用和谐政治施惠爱于民众。内史过还从反面来论述，“若将广其心而远其邻，陵其民而卑其上，将何以固守？”《曹刿问战》中曹刿对鲁庄公也有相同的论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他肯定“中心图民”的作用，在“臧文仲如齐告籴章”中也主张“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
把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要施惠爱于民众，要“必先诸民”，要“布德于民”，而且这种民本思想也是国家战略的考虑，《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提出了滥用民资的后果，“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在《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中也有相似论述：“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这种观点接近墨子的“节用”观，《楚语·伍举论台美而楚殆》中，当楚灵王建造了章华之台，问伍举美不美的时候，伍举认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劳民伤财，破坏的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财富，更是违背了美学原则，也种下了亡国的恶果，“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
可以看出，在《周语》中，周朝天子似乎对于劝谏普遍采取的态度是“王不听”，而在诸侯崛起的过程中，各国都将君子之德和亲民思想摆在重要位置上，也正是这种“君子能劳”，才使得“后世有继”，齐桓公为什么能成为春秋五霸？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重用管仲，桓公问管仲：“安国若何？”管子的回答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在齐桓公支持之下，对齐政治、经济、军事厉行改革，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前期最为强盛的诸侯国，齐人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成为华夏诸侯国的实际政治领袖，由此开创了春秋两百多年霸主政治的格局。在《齐语》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章”载管仲论强国之道在于“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管仲佐桓公为政章”载管仲教齐桓公选拔人才整饬内政；“桓公为政既成章”载齐桓公奖善罚恶整顿吏治；“管仲教桓公亲邻国章”载管仲施行睦邻政策；“管仲教桓公足甲兵章”载管仲论“轻过而移诸甲兵”，最后齐桓公率领诸侯征讨四夷，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霸主地位得到周天子的承认。
而在《晋语》中，劳和逸，思和淫，善与恶的二分法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述，并且在实践中也成为兴亡胜败的分界。《晋语》从历史上的骊姬之乱开始，晋献公因宠爱骊姬而欲废太子申生，终于导致了晋国五世的动荡，晋献公宠爱骊姬当然是一种淫欲，而政治动乱之中，晋国内外各派势力围绕着晋侯继承人问题展开生死大角逐，是一种贪欲，尤其是晋惠公夷吾通过内外贿赂而归国即位，得志后又恩将仇报，由此激化了内外矛盾，而在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中，晋文公重耳却在流亡十九年后，历经种种艰难最后归国继位，在这个过程中，“君子能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自狄适齐遇到一农夫，农夫竟然以土块为食，当时的重耳“怒以鞭之”，是子犯劝他：“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重耳是一个能够思考的人，所以“重耳拜稽首，受而载之”。到齐国后，齐国的国王将齐姜嫁给他做妻子，当他在安逸的生活中忘记了自己身上的重任时，齐姜对他说“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重耳从言而开始了漫漫回国之路。
从齐到卫，卫文公不礼重耳；从卫到曹，曹工公不礼重耳；从曹到宋，宋襄公赠重耳二十乘车马，后来重耳回到晋国成为晋文公之后也对宋国进行了帮助；从宋到郑，郑文公不礼重耳；从郑到楚，楚成王以周礼享重耳，作为回报，重耳答应晋、楚治兵时会“避君三舍”，之后，晋文公即位四年后，楚成王讨伐宋国，晋文公率领齐、秦之兵讨伐曹、卫两国，以此解救宋围，他践行避退三舍，之后的城濮之战楚众大败；重耳到秦国，秦穆公将怀赢在内的五个女子嫁给重耳，并以国君之礼享重耳，并在晋惠公去世之后派兵护送重耳回国，晋国史官在黄河边迎接重耳：“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君无惧矣。”
这一路下来，也是重耳从政之前的历练，而正是他善于分析，善于纳言，善于思考，终于回到了晋国，开创了晋国统治的新时代，“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穡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萄老，礼宾旅，友故旧。”最后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国，“于是乎遂伯。”而在晋文公开创霸业之后，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都缺乏晋文公那种雄才大略，而在晋厉公时期，晋国获得鄢陵之战的胜利，范文子告诫晋厉公，“夫德，福之基也，无德向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但是晋厉公显然不听，最后诛三郃，而厉公本人也被栾书、中行偃所杀。而晋国到了晋悼公时期，随即大刀阔斧地修治晋国内政，重用一批政治贤才，对外实施和戎的策略，遏制了楚国的争霸势头，使晋文公创立的霸业得到重振，“定百事，立百官，育门子，选贤良，兴旧族，出滞赏，毕故刑，赦囚系，宥闲罪，荐积德，逮鳏寡，振废淹，养老幼，恤孤疾，年过七十，公亲见之，称曰‘王父’，敢不承。”这一系列措施最后的结果是，“于是乎遂伯。”晋悼公也和晋文公一样，善于在变化中求不同，善于劳，善于思，善于明德，所以“善心生”。
作为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标志着“语”这一记言文体的建立，而其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鲁语》记孔子语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而且“语”的意义在于陈述，在于预测，在于劝谏，在于反驳，而且在《国语》中还详细记载骊姬、优施陷害太子申生的谗言恶语，但不管如何，把一国的兴亡成败寄托在语言的功用上，似乎有些夸大，但是“语”的体系所需要的是说者和听者，他们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的取舍和判断就是一种选择，是“去和取同”还是“和而不同”，选择是一种态度，选择是一种变化，选择当然是一种必然的二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