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00幅地图

编号:H53·2111220·0852
作者:【英】阿杰里米·哈伍德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10年年09月
定价:68.00元卓越51.00元
ISBN:9787108034182
页数:189页

16开本的形式对于展示地图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地图是人类交流的最古老方式之一:最早的地图先于文字出现。人类一直沉醉于地图和地图再现——及错误再现——我们这个世界的魔力。古埃及的制图者们给逝者的灵魂指出来世的方向,而中世纪的教士们用《世界地图》来宣扬基督教信仰。21世纪,科学家们用地图来警示我们气候的变化和标注疾病的传播。地图被用来帮助发现新大陆,地图也是改变地貌的媒介,而纵观历史,制图者们利用了我们对地图真实性的本能信任,被用做强大的宣传工具,从阿格里帕的罗马帝国地图到希特勒的奥地利合并地图都是如此。边界可以移动,名字可以改变,地貌可以省略;地图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将规划我们的未来。从国家的兴衰到宗教的形成、科学的诞生,以及对新领地的征服,绘图者们利用制图学掌握了并改变着这个世界。


被压缩的图像 被扩张的世界

它一定是特殊的,它的特殊在于16K的彩色铜版纸,在图书世界里特立独行,而它的更特殊之处在于超越了文字,超越了文字世界传递的曲折,面对我们未知的空间,面对已经被发现的世界,我们不断地征服,只为寻找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寻找到我们空间之外的存在,看起来,这是充满科学实证主义的探索,但是对于“改变着王朝、帝国、当地社会以及个人的世界”的地图来说,开始和最后的疑问是:谁在世界的中央?

萨拉·本多尔似乎要为地图的工具属性之外,论证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他说:“地图是权力、权威和支配能力的体现。”作为一种图像呈现的方式,地图到底是再现还是表现?到底是真实还是想象?是地图改变了世界还是人改变了地图?“100 Maps That Changed the World”,Changed是一个过去式,代表着历史,代表着发生的过去,所以它是一部地图的历史,关于技术,关于思想,关于世界,“这种再现使人们对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人类世界的重大事件形成一种空间上的理解。”既然是个人理解,就必定带有历史和国家的局限性,就必定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那些图像中更多的想象是可以夸大、隐瞒和歪曲的。

很明显,地图是一种空间的坐标,它可以改变世界,也就会在两个层面上发生改变:一是怎么能改变世界?二是改变了谁的世界?作为对世界观的一种认识,地图就是要告诉别人世界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地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是对于人类有限视野的挑战,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如何发现自己,如何发现自己生存之地。有限对于无限,永远是无法穷尽的渴望,所以从认识论上说,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这种天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就是:这个是指”这里,那个是指“那里”(this is here,that is there),它提供给了人类最充分的想象力,提供了一种关照世界的多元角度,这种角度就是公元前600年前巴比伦的八个三角形,就是希腊人提出的“世界是个球体”,就是托勒密的地图投影,就是《词源》开始的T-O地图格局,他们发现了世界,他们把世界描绘成自己想象中的存在,于是,世界开始复活了。

人类和外部世界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关系?首先必须是认识,而这种认识因为人类自身技术和能力的限制,就必定是包含着宗教的理解,作为工具之一,地图就成为通向外部世界的阶梯,就像古巴比伦的《世界地图》一样,世界就是一个被水环绕的圆,上面有八个岛,而古埃及的《通往来世之路》就把人类的探求渴望和恐惧连接在一起,成为棺材内饰之一,而主题便是通往冥界之门不同的途径:水路和陆路。世界被打开了,世界便开始“changed”了。所以在地图的早期意义上,其实是代替宗教而成为认识世界的工具,在这些早期地图作品中,一定是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和皈依。

从“古代世界:呈现自然景观”到“古典世界:创立科学”,再到“中世纪的世界:这里有怪物吗?”,他们对于地图的认识已经伴随着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而那个神秘的世界其实越来越具有了宗教的救赎,特别是中世纪的世界观,完全被宗教化和哲学化,而目的就是要在地图中寻找到对于精神发展的动力,“地图忠实地反映了对神的秩序和神的蓝图的笃信。”世界的不可知也正是为宗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图世界里,《圣经》的权威合法化,“并由此支持了基督的教义和信条。”在埃布斯托夫地图中,完全是受难基督的十字架:上端是头部,下端是脚 两手分别指向南北,耶路撒冷位于地图的中心,亚洲则由此一直向东延伸。而伊拉克的《世界地图》,则以麦加为中心,将世界描绘成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圆。当世界被神话成基督的身体,当基督的臂膀拥抱着世界和他的人民,人类世界正在走向一种奇特的宗教宇宙观,而“T-O地图”把世界分成亚洲、非洲和欧洲三部分,实际上也是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T以希腊字母tau命名)。

在十字架上,世界并没有被颠覆,而这正是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合理认识,宗教的救赎让地图对于精神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也为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必定要跨越宗教,而走向更理性的视野。而在物质主义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地图完全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并且人类化的工具。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世界一开始是在人类有限认识之上的存在,它压抑着人类的自我解放和自我拯救,所以在宗教中,人类找到对抗的力量,而随着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终于从认识世界变成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也将地图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拓展着人类的视野,也延伸着人类的足迹,从《世界志导言》上美洲的出现,到贝海姆地球仪的诞生,以至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英法殖民地争夺,“The world turner upside down”,是的,世界颠倒了,大西洋成为“大英帝国之海”,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世界的殖民化,远航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建立贸易关系,更多是一种对世界的渴望,托马斯·奎因的“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讽刺,在《通往罗马之路》上,地理大发现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而帝国时代则把世界置于征服和统治之下。“制图学则迎合了这个帝国时代的需要”,在地图的作用下,18、19世纪见证了西方势力范围在全世界迅猛增长的残酷事实。绘制地图的能力一直与控制土地的能力相关,而这一切,因为地图,世界真的颠倒了。

在殖民地争夺的战争中,许多新大陆被发现被征服,作为土著,虽然保持着原始的地图制作和测量方法,加罗林岛的“大热带鱼”和马绍尔群岛的“木枝航海图”,甚至土著艺术家还以地形图像作为地图发展他们的文化,“澳大利亚的土著制图业是传播黄金时代的神话以及这些神话所承载的精神和生活智慧的一种途径。”而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基本上终结了这些古老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地图成为罪恶的工具。正像阿兹台克人在地图上把宇宙划分为陆地、天空和地狱一样,冥冥之中有着世界之外的对抗力量,对世界的征服也意味着危险,甚至是死亡。1848年的路德维希·莱克赫德失踪,之后罗伯特·奥哈拉·伯克和威廉·约翰·维尔斯死于食品短缺,而东印度公司旗手在新大陆测量时摔死,1873年 大卫·利文斯通也在尼罗河盆地死于疟疾……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报应,当地图逐渐丧失其对世界的想象和合理归纳的时候,它已经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生存空间”和“地缘政治学”,而当希特勒喊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祖国,同一个领袖”时候,地图完全成为“权力、权威和支配能力的体现”。而它最极端的展现形式便是为争夺而发生的战争,以及为保全生命而出现的逃生图,地图完全成为一依附政治的工具,而在各种政治的纷争中,最致命的问题是:谁在世界的中心?其实在客观世界里,谁都不是中心,谁都可以成为中心,投影方法不断变化的技术时代,地图中心说其实是一种政权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世界,其实在这本书里,我们也体会到了作者在叙述中的“欧洲中心说”,西方的视野也就在阐释一个西方的地图历史和世界观。

当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和计算机化日趋明显,以及彼得斯投影、世界投影的技术革新,加上全球定位系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的地图绘制、海洋资源探测卫星与海洋测高卫星和宇宙制图的运用,“人人都是制图员”已经变成可能,软件和技能支撑的新制图时代似乎要还地图客观的、真实的面目,但或者这也只是一种乌托邦。“通过把相距甚远的地区放在似乎更近和更容易控制的范围内”,地图看上去把世界压缩了,但其实通过把发现的新大陆加进地图,地图在实质上是扩张了世界,关于新大陆、商旅线路、殖民地的信息已经成为地图存在的最重要符号,而一切都是在改变,This is here,that is there的背后,是逐步社会化的结果,边界可以移动,名字可以改变,地貌可以省略,地图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将规划我们的未来。

《世界地图》巴比伦 约公元前600年 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
《阿格里帕世界地图》罗马 约公元前7年 已知最早的罗马世界地图
《托勒密世界地图》埃及 约150年
《世界地图》西班牙 7世纪 T-O式的世界地图
《世界地图》毛罗修道士 意大利 1459年
《世界地图》瓦尔德泽米勒 德国 1507年
《禹迹图》中国 1136年

地图的力量

编号:H53·2031126·0688
作者:(美)丹尼斯·伍德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5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13页

这是一本有关地图的书,这也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对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地图作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描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其的分析是非常精当的:本书犹如一缕灿烂、清新的光环,映照在我们对地图的习惯体验上,第一次,丹尼斯·伍德引导他的读者穿过纷杂多变的地图世界,不断探寻:地图展示了什么?遗漏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读过这本书,你将再不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地图。


《地图的力量》:不是如它所是的东西

地图建构世界,而非复制世界:将地图置于一个比制图学更为广泛的领域;它将会坚持要有一种地图社会学。
——《地图的作用在于替利益服务》

一样的疑问在丹尼斯·伍德那里,桌上打开的是《时代地图集》,第86幅地图,是一张苏伊士运河的连贯图,上面有以色列,有约旦,有连串的紫色点与折线构成的疆界。当丹尼尔·伍德面对这幅地图的时候,他既没有站在这张图所标注的某个点上,也不是在这些疆界标注的时间里:1949年停战线和1967年6月停火线,都距离他非常遥远。所以当面对一张不在此时此地的地图时,伍德所要获得的是什么?或者说,地图在他手上的作用是什么?“这些点所代表的线的位置不是重点,每个人都同意它们在那里。重要的不是经度和纬度,不是可以想象的测量得到的精密程度,而是所有权:这也正是绘制在地图上的东西,是这场战役的缘由。”

一张地图似乎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在更重要意义上标注的是历史,呈现的是和战役有关的知识,但是当伍德成为“每个人”中的一员,并非是将他排除在地图之外,他所摊开,他所观察,他所获得,即使不在此时此刻,也具有某种意义,而这也正是地图具有的力量。伍德把地图的力量称作是“在做事情”——“在做事情”是一种和现实有关的动作,是和当下有关的过程,那么地图做什么事情?伍德用两个词说明地图做的事情:“它们呈现并再现过去累积的思想与劳动,以及我们生活其间、同时又共同努力维持其存在的环境。”

呈现和再现是两个关键词,这是动作的两种状态,也是过程的两个对象,呈现指向的是知识,也就是将过去“累积的思想与劳动”、把现在存在的环境在地图上反映出来,这是一种从过去抵达现在的知识累积过程,“地图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有选择地将过去带临现在。”这是地图所具有的力量之一。从最初的地图到现在的地图,期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地图构筑的历史中,知识不断得到累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图呈现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地图并没有让我们看见任何事物,但它的确让我们知道其他人曾经看见的、发现的与发展的事物,这些人有的还活着,但更多的已经亡故。他们所了解的事物层层堆砌,因而即使只是研究看起来最简单的图像,也要管窥过去经年累月的文化知识。”

所以在知识呈现的层面上,地图使过去与未来现行,使使用者可以掌握已知的知识,而“非仅是眼见的事物的能力”,掌握可以理解的事物,而非只凭感觉的事物,并透过地图,与一个更广大的系统联系起来,通过符码、律法、索引、协议、保证、承诺等,从过去带到当前,“并具体呈现在其中”。所以,伍德认为,“连结领域与随之而来的各项事物的能力,正是地图长久以来令许多人感到珍贵之处。”但是,这并非是地图的重点,呈现之后的“再现”才是地图所具有的真正力量,“没错,这正是地图的重点,它并不是呈现我们能见到的世界,而是指向一个我们所能知道的世界。”

为什么地图不仅仅是呈现从过去带临现在甚至指向未来的知识?因为地图做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替利益服务”,从知识积累起来,利益便从知识的巨型仓库中选取它所要再现的东西,也就是说,利益是“以呈现火缺漏的方式蕴涵在地图里”——它是分布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利益,它是使整个社会得以再生产的力量,它是“提出有关世界的陈述的有力方式”。为什么其中要有利益?为什么可以再生产?为什么陈述世界?这就是地图赋予我们的现实:“这个现实,基本上是地图赋予我们的现实,超出我们的视界、我们的掌握、我们的时间,那是一种我们别无他法可以获得的现实。”

这是再现的现实,在地图赋予我们的李良忠,我们可以描绘看不见、达不到的事物,我们可以描绘未来并将地图赠与我们的“礼物”转换成真实的:“地图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也许看起来像是寻找方向,或是对地产采取法律行动,或是分析癌症成因,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将过去发生的活动,编纳进了此时此地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地图这一只眼睛,“选择性地把社会建构的世界呈现出来”。虽然还是呈现,但已经不是关于知识累积之后的看见,而是一种再现性的建构,所以伍德认为,地图不是复制了世界,而是建构世界,地图不是简单的制图学,而是一种地图社会学。

不是复制而是建构,这里便有了某种困难,那就是在选择性面前,我们如何信赖地图,又对地图提出怀疑?看上去地图知识所呈现的世界是客观的,是真实的,是世界之所是,但其实,地图知识一扇玻璃窗,它只是伪装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所以镜子和玻璃,对应的客观和精确,甚至透明,都需要某种怀疑,而打破这样一种怀疑就需要建构:地图永远是关于某物的,永远有个主体,永远有一个作者,“地图,所有的地图,势必如此地、不可避免地必然呈现了作者的成见、偏见与徇私”,那些制图者可能的艺术、好奇心、优雅、焦点、细心、想象力、注意力、聪明与学识都可能是一张地图呈现“另一张地图”,所以我们会怀疑地图,怀疑它的精确性,怀疑它的现在和过去的连接,怀疑它的真正用途,甚至可能会怀疑我们自己的偏差和不完整。

所以在信赖与怀疑之间,在呈现和再现之间,伍德提出的一个思路是:“我们必须在地图的世界里,走出自己的路来。”而这种走自己的路的选择性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地图必须建构世界,必须为利益服务,必须从知识走向符号——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来说,历史的偶然性,符号的组合型、利益的选择性构成了地图社会学的一种理念,“地图从自身指涉出去到另一张地图,指涉世界,指涉它所不是的自然。”

地图如何从知识层面走向符号层面?地图是知识的累积,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成长与衰败,发展和挫折,地图只有在“绘图”的世界里才会成长和发展,从而开始描绘世界,开始与他人沟通,并在转变过程中成为一种知识,所以知识过程也是一个替利益服务的过程,“我们这个不断成长的制作地图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夺取与利用的。”而其实,从制图意义来说,地图的成长和发展首先就是一个编码的过程。《国家地理杂志》在1990年11月首次刊登了“地球肖像图”,这是“第一次从太空拍摄到的肖像图”,而其实,这是这是地球的人造卫星合成图,是依据国家海洋暨大气管理局的人造卫星自1986年至1989年拍摄的可见光和红外线资料制作而成,它其实是摄影,但是当它成为“地球的肖像图”,在引起争议之外,的确也为地图的符码化引出了一条道路,“切碎,无尽地符码化:图像迈向地球的方式,有如经过数学上所谓的转换一般。”

在地图的制图历史上,不管是蓝勃特方位等面积投影法,还是墨卡托投影法,或是彼得斯投影法,其实都制造了某种扭曲,甚至成为“欺骗南半球”的一种方法,但是正如制图规则本身的组合意义一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托普勒说:“无数种各不相同的投影是可能的。”罗宾逊等人说:“无数的地图投影是可能的。”《古代世界地图集》的编辑说:“有无数种可能的地图投影。”可能性正是编码的一种选择,运用巴特的说法,利用欺骗的效果、人物及物件的配置、上镜头的人物,以及美学和排列顺序或相片组合的效果,所形成的修辞运用,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建构的“文本”,“图像不再阐明文字;现在,就结构而言,是文字寄生在图像上。”

这是一个起点,当建构的文本出现,修辞产生,它甚至在可能性符码化意义上取消了作者,也就是巴特所认为的“不消说”,伍德也认为,正是那个制图的作者消失,或者不易被察觉,“地图奋力要呈现的真实世界才能够物质化”。作者不是真正消失,而是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分散在各个社会层级里,它以漫无目的的方式渗透在地图的利益中,而使用者的问题从“这张地图合一愚弄我”变成了“为何我一开始就如此容易全心全意地相信它”——地图所服务的利益隐而不显,地图自身保持了沉默,从而变成了大型的国家绘制地图计划、数以千计的教室墙壁挂图、汽油公司经常提供的道路图、地图集里的图版、新闻周刊与教科中的插画和图表的一部分。

地图自身的沉默,其实创造了一种符号的神话,“地图隐藏了使它们得以存在的利益;这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将它们所说的事,当成是未曾言明的,或者当成是空话。这就是地图所做的事。”这个符号体系是如何建立的?看一幅地图,其实就是使用者用自身解读的符号来编码,无论是那些标记,还是文字,无论是图例还是图像,都变成了和使用者相关的符号系统:一方面是符征,它是各种标记,另一方面则是符旨,它是各种对应的字句,符征和符旨变成了符号,“这些符号构成了图例,但这又是伸展出去的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一个符征。”从文字到图例,符号的挪用变成了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在解码和编码过程中就变成了一种“事实”,借用巴特的理论:“在他眼里,符征和符旨之间有自然的关系。这种混淆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任何符号系统都是一个价值系统;神话的消费者现在将表意作用当成事实的系统:神话被读成一个事实系统,而其实它只是一个符号系统。”

在地图的运用中,符号系统就构成了一种结构,“没有自我解释的符号;没有符号能够如此像它们的指涉物,因而可以自明地指涉之。它们一定是任意的,无可避免地揭示价值。”无论是图形、语言、构造、时间和呈现相关的内部表意符码,还是主题、地理、历史、修辞和利用相关的外部符码,就组合成了一张符号系统的地图,它指涉自身,它解释自我,如此,它“制作了地图”,即使是盗取了地图,扭曲了地图,也“翻转成为它自己的意义”。

但是,这只不过是地图的一种解码、编码的神话过程,只不过是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结构主义:

当然,这是一种幻觉:关于地图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它是一个文化产物,是在选择之中从事选择的累积,其中每一个选择都揭示了价值: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切片;不是自然,而是对自然的一种观点;不是纯真无邪,而是承载了意图和目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穿透了玻璃;不是坦直的,而是由字词与其他符号做中介;简言之,不是如它所是的东西,而是在符码之中。

所以要让地图具有力量,必须再现,必须替利益服务,也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地图的建构者,每个人都创造地图的历史,每个人都掺入文化的因素,每个人都成为社会化结构中的一员,所以,伍德从山丘符号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文化的力量:“既然结构主义的模型可以描述个体(多半是成人)真正发生性的行为,那么保守的传递模型最有力地描述了正在社会化的个体(以孩童最为典型)的行为。

个体的社会化,构建地图,也构建地图的历史,而这又成为一种呈现的知识,它的意义就是让地图真正成为替利益服务的工具,作为资料处理的工具,作为量化信息之推论的工具,成为具有说服力之论证的工具,“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地图”,而且地图借此发挥作用而被赋予了权力,也正是这一点,地图开始“挣脱了眼睛的宰制”,回归到用来制作地图的手,用地图来推论的心智,借地图说话的口,“不再是拿来看的东西,它变成了某种你可以制作的东西。如此就能够使地图为你,为我们工作。”作为知识的工具,又具有了再现的能力,所以地图就是在知识和符号、呈现和再现的两种互逆的“地图的力量”中转变,最后达到了地图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样性构建,就如伍德所赞叹的:“如此众多的地图制图者,他们的多样性令人眩惑:这是个地图的世界。”摊开一张地图,我们是不是看见了真实的地球,我们是不是获得了自然的知识?我们是不是得到了客观的世界?上面有标注、比例、有文字,但是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里,在被各种投影法制作的地图册里,何处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点,何处是我们立足的“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