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祥的蛋》和《狗心》是布尔加科夫早期的经典讽刺作品。《不详的蛋》描述动物学教授发现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红光，“红光”国营农场场长不顾教授的反对，建议政府利用红光发展养鸡事业。场长负责制定并实行计划，向德国订购鸡蛋，可是阴差阳错，场长收到的却是鸵鸟蛋、蟒蛇蛋、鳄鱼蛋。这些蛋受红光照射数小时后，无数巨大的鸵鸟、蟒蛇和鳄鱼出壳到处横行，吞噬了场长的妻子，疯狂攻击居民，然后朝莫斯科进发，引起全国恐慌。政府出动军队、警察和飞机，都无法制止这些怪兽。意外出现的强大寒流突然袭来，鸵鸟、蟒蛇和鳄鱼才被全数消灭。《狗心》同样也是一篇荒诞不经的讽刺小说。一次人狗之间的器官移植手术实验，意外造就了一个人脑狗心的怪物。怪物驾轻就熟地适应了社会底层的暴力、色情、娼赌、贩毒等一切罪恶，并将其推到极致。最后，医生只得将狗脑移植回怪物身上，终止了一出荒唐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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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70820·1402 |
| 作者：【苏】布尔加科夫 著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58.00元亚马逊28.70元 | |
| ISBN：9787533946777 | |
| 页数：560页 |
萨瓦 这些水手们，他们是什么人？
勋爵 无产阶级，萨瓦·鲁基奇，无产阶级，我真是该死……
萨瓦 可是怎么能这样？获得解放的土著们欢呼的时候，他们还是……
勋爵 还处于奴役之中，萨瓦·鲁基奇，还处于奴役之中。我是个白痴！
——《紫红色岛屿·尾声》
欧洲的爱德华·格里那凡勋爵和夫人死去，地理协会会员雅克·巴加内尔死去，船长加泰拉斯、仆人帕斯帕图死去，当一场在“无人岛”上的革命发生，当第四幕在基里的“剧终！！”声中落幕，代表着欧洲贵族的他们只是死在剧本里，就像第一幕之前的“序曲”一样，在土著人散开之后，一切又以活着的方式回到了舞台上，回到了“尾声”的世界。
“萨瓦·鲁基奇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人群上方的王座里。他陷入沉思，脸色阴沉。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一部踏破了编辑部门槛的剧本，一部只预支了3卢布稿酬的剧本，当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为什么作者萨瓦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脸色阴沉？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他突然说出了最后的结论：“不准上演。”因为这是一个“反革命剧本”——“问题在结尾”：结尾是企图征服小岛的欧洲人死去，结尾是革命胜利的土著人开始欢呼“乌拉”，结尾是大骗子基里被土著和黑奴们宽恕，结尾是夜之女神照亮这个历经考验的小岛，结尾是“全世界最光荣的小岛”成为革命成功的标志。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结尾却使剧本成为一个反革命剧本？
是因为那些水手是无产阶级，是革命者，他们却最终没有在落幕时得到解放，他们还处在奴役之中，也就是说，这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舞台上被藏匿了，在巨大的欢呼声中被忽略了，于是即使革命成功，即使新政权开始，即使迎来了民主，也不是世界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于是，在舞台上的“尾声”又变成了新的一幕，那些死去的欧洲征服者、窃取政权被宽容的骗子，又重新站在了舞台上，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勋爵，不是夫人，不是船长，不是地理协会会员，而是共同关注剧本的演员，是一起为无产阶级团结精神“再演一次”的创作者——“五分钟之后发动一场世界革命”：在革命中，邓肯号全体船员起义反抗暴虐资本家的压迫，在革命中船员们将巴加内尔、格里那凡勋爵夫人、船长加泰拉斯扔进了大海，在革命中，欧洲水兵们向土著人宣告再不会有人侵犯他们的自由，在革命中，土著们喊出了“革命的水兵万岁……乌拉！乌拉！乌拉！”……
五分钟后的世界革命，在舞台上发生，在剧院里上演，于是剧本被批准，于是开始卖票，于是《俄狄浦斯王》被《紫红色岛屿》歹意，于是“直到永远，永世长存”。从反革命的结尾到发动世界革命，从无人小岛到欧洲，舞台上的变化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就像萨瓦最后喊出的“阿门”，仿佛上帝就在他们中间主宰了这一切，“怎么那人刚离开剧院，上帝就瞬间出现在舞台上了！”这是扮演格里那凡夫人的侍女贝特西曾在演出开始时问的话，剧院经理根纳季·潘菲雷奇在昨天的会议上宣布上帝并不存在，但是那时的上帝或者正在沉思，正在脸色阴沉地审查剧本，最后上帝终于把反革命剧本带向了世界革命，可是基里曾经说过：“文学审查官是什么？千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自由生命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从高尔察克以及征服克里米亚时期被人遗忘的旧报纸上抄来一些意见……”对此根纳季的回答是：“萨瓦·鲁基奇对讽喻恨之入骨！他说，我知道这些讽喻！表面上是讽喻，骨子里浓浓的孟什维主义味儿能把人熏死。”那么，这让大家欢呼的剧本还是“自有生命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最后发动的世界革命还是一个现代的讽喻？
一出寓言剧，一个幻想作品，从第一幕的无人岛到第三幕的欧洲，谁喊出了讽喻的声音？谁的骨子里是浓浓的孟什维主义？“无人岛”并不是无人，而是当土著人和黑奴还处在被统治命运中的时候，他们就被当成了无人，西吉无疑是那个岛上第一代统治者，他手握大权，竟犯下反抗主人罪人罪行的黑奴处死，反抗主人的罪行最后变成了“反国家罪”——主人就是国家，统治者就是法则，于是在这个岛上，“成千上万的土著人，被压迫的人民，在太阳神的照耀下从日出劳作到日落……”当黑奴叛徒法拉和卡伊被投入大海的时候，所有人几乎都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但是黑奴质疑的基里却没有死，因为他天生是个骗子，他花言巧语获得了国王的宽恕，而最后当火山喷发摧毁了整个后宫，基里却站了出来，接管了政权，甚至成为了近卫军的统帅。基里是第二代统治者，比起沙皇西吉，他更注重骗术，甚至将土著人变成了自由人，“我，基里—库基一世，向你们宣布第一号法令。为了表达喜悦，我们的小岛将由西吉—布吉时代的名称‘土著岛’改名为‘紫红岛’。”
不管是土著岛还是紫红岛，对于岛上人民的命运来说，其实都是不稳定的，火山爆发、鼠疫流行，灾难总是无法避免，而基里作为统治者，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暴行的开始，就像没死的黑奴卡利所说：“你这个诸神创世以来闻所未闻的大骗子。奸细、下流胚、宫廷小丑。弟兄们！就是这个败类，头上装饰着跟你们一样的羽毛，亲口在这里对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他，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道德败坏的无耻之徒，伪装成人民的朋友、革命者，在玉米地里欺骗了我们和你们。他其实是西吉政府的宪兵！”骗子攫取了政权，并且出卖政权，而当欧洲船队来到岛上，并发现了大珍珠的时候，他们起先和西吉签订了协议，他们答应勋爵今后十年的珍珠都给他们，前提是欧洲人付给他们钱。这是一场交易，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殖民的渗透，所以当火山爆发、鼠疫流行，第二代统治者基里竟然率领船队来到了欧洲，投靠勋爵。
“亲爱的勋爵，如果没有外力帮助我们重返宫廷，您从小岛上什么也得不到的。”为了那些珍珠，勋爵决定再上小岛，并开始了对于黑奴等革命者的镇压，“让所有的黑奴都拿起武器！我们出发去小岛！我不在乎鼠疫！”当欧洲人带着船队，拿着武器登上小岛，黑奴和土著便开始了反抗，“听着，欧洲人。你们试图征服小岛的尝试一点都不成功，这是因为无数有觉悟的土著人，他们不会让你们得逞。”黑奴和土著人渴望自由，他们不仅要杀死那些欧洲人，还要推翻基里的统治，于是在名誉被毁中，勋爵和夫人死去，船长死去，最后基里被宽恕，而再没有统治者的小岛变成了自由的王国。
这或者只是一个演出，即使最后“发动”了世界革命，将欧洲的水手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依然是一个被统治的世界，甚至从舞台之上扩展到了舞台之外，那个萨瓦，向上帝一样的审查者其实在第三幕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剧本，他是扮演其中小说作者凡尔纳的演员，当勋爵在第三幕中说要出发去一个小岛，萨瓦说：“请允许我和你们一起，在船上……我虽然老了，可忍不住想体验一下驰骋的滋味儿。”和欧洲资本家率领的船队登上小岛，是另一种征服，当他在船上发出“第三幕的结尾很出色”的时候，他就像一个上帝在俯视着舞台，而在小岛的革命中，“他手拿一份剧本，在从前的王座上落座。他变成了统治岛屿的沙皇。”
是的，一切在剧本中，剧本在他手中，他才是最终的决定者，他才是法则，就像第一幕中死去的沙皇西吉所说：“我不说了。在法则面前沉默。严酷的法则……但法则就是法则。”而在拉丁文里，法则的发音和傻瓜相似，剧终那个鹦鹉于是就随着西吉说了一句：“傻瓜。”这个双关就是一种讽喻，上帝需要推翻沙皇统治，上帝需要土著人迎来自由，上帝需要水手们成为无产阶级，上帝也需要在五分钟后“发动”一场世界革命，“乌拉”声里，所有人都在落幕中欢呼世界革命，而萨瓦却一个人在“阿门”声中祈祷，“骨子里浓浓的孟什维主义味儿能把人熏死。”
所以在设计好的剧本里，在编排的舞台上，审查者才是上帝，而那些革命者，那些自由，看起来更像是无法逃逸出舞台的梦境。在《逃亡》剧本里，茹科夫斯基的那句题诗更像是一种理想：“安宁、明净的永生之渚，/我们旅途的归宿。/安息吧，抵达终点的旅人！……”终点真的就在可以归宿的地方？真的能够让旅人安息？第一个梦里，“我梦见了修道院”，第二个梦，却是越来越沉重，第三个梦，一根针在梦中闪亮，第四个梦，“一大群不同种族的人随他走了出去”，而第五个梦，“亚内恰尔在乱跑”，第六个梦，是离别啊离别，第七个梦，“三张牌，三张牌，三张牌”，第八个梦，“从前有12个强盗”……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秋，从北塔夫里亚到克里米亚，从君士坦丁堡到巴黎，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所构筑的“逃亡”之路就是八个梦从沉重到虚无，从向往到失望的心路历程，整个世界仿佛成为一种虚拟的状态，那个化学家马赫罗其实是大主教阿夫里坎假扮的，那个巴拉班奇科娃是恰尔诺塔少将想象中的一位太太，戈卢布科夫是彼得堡打扮的年轻人，他是唯心主义教授的儿子，当他们“梦见了修道院”，又在战争期间走向逃亡之路的时候，谁也看不见未来，红军与白军，沙皇和布尔什维克，上帝和撒旦，“欢迎来到诺亚方舟！”就变成了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诱惑。
革命总是伴随着现实中的死亡，火车站站长因为“怠工”要被吊死在信号台柱子上，“阁下，我的孩子还没上小学呢……”怀疑谢拉菲玛是共产党员，于是用武力威胁，而不承认有妻子的科尔祖欣是否站在背叛的路上？12个强盗盗取了信任，盗取了信仰，盗取了有爱，就像戈卢布科夫所说：“一切都是幻影！忘掉它，忘掉它！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到了，回家，那时候就下雪了，我们的足迹会被掩盖不见……”这是肮脏的地方，这是龌龊的时代，这是如蟑螂一样的逃亡，“赫卢多夫将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脑袋，脸朝下倒在桌边。灯暗。”合唱停止了，梦境结束了，逃亡也在死亡中变成了一种讽喻。
这样的逃亡起初就像在《土尔宾一家》里的那些人一样，看到了希望，后来却像在《卓伊卡的住宅》里一样变成了失望。1918年-1919年，是《土尔宾一家》的时间段落，当时的基辅有两股力量，一股是1918年德国占领乌克兰之后扶植的傀儡政权盖特曼，另一股是乌克兰中央拉达组建者彼得留拉，他从1919年2月起任乌克兰之争内阁。在那个冬天，盖特曼傀儡政权由于德国人的撤退岌岌可危，叶莲娜的丈夫塔里别尔格是总参谋部上校，当盖特曼政权失去统治力的时候，塔里别尔格选择了逃离，甚至他撇下了妻子顾自逃命。而叶莲娜的哥哥阿列克谢曾经是炮兵上校，当内战爆发之后，他解散了军营，“乌克兰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突然的变化……所以我向你们宣布，我解散这个营。和彼得留拉的战斗结束了。我命令所有的人，包括军官，摘掉肩章及其他一切标记，立即回家躲藏。”让他们回家就是最大限度地免除内战带来的伤害，但是在誓死保卫盖特曼军官的威胁下，阿里克谢被打死了。
死亡变成了噩梦，对于生活在战争中的人来说，他们唯一的希望，就如叶莲娜的表弟所唱的那样：“忘记了内战的一切恐怖。要知道我们备受创伤的灵魂如此渴望宁静……”内战两年之后，叶莲娜和拉里奥斯克正在装饰圣诞树，这时逃亡柏林的塔里别尔格走进来了，他对叶莲娜说：“盖特曼的事原来是场愚蠢的轻歌剧。德国人把我们骗了。但在柏林我搞到了去顿河流域克拉斯诺夫将军那儿出差的机会。应当彻底放弃基辅。”无非又是一种谎言，叶莲娜终于决定和他离婚，要嫁给舍尔文斯基，这是一个渴望宁静的女人最后的希望，那时彼得留拉已经消失，而大家期待的新生活就是乌克兰的新生，就像尼科尔卡说的那样：“今晚一—是一出崭新历史剧的伟大序幕。”
序幕拉开，是因为旧时代的尾声已经落幕，那便是告别了乌克兰内战的《土尔宾一家》，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卓伊卡住宅里发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新时代，有卓伊卡的表格阿米耶基斯托夫从巴库来的时候拿着的领袖像，有卓伊卡客厅里悬挂着的卡尔·马克思肖像，有管理住房的苏维埃住房管理委员会，但是宁静生活在哪儿？住房管理委员会主席阿里路亚对卓伊卡说：“苏维埃政权下不应当有卧室。”一个裁缝怎么可能有六间房？而他自己却是一个“拿着皮包”的公职人员，“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不可侵犯的是自己的利益，是耐火金属托拉斯商业经理古西的利益，当然，如果卓伊卡的利益不受侵犯，她只要塞给他一点钱贿赂就可以。而阿米耶基斯托夫为了自身利益，竟然可以将领袖像换成路费，“一路上20戈比1张卖掉换钱”，而为了混饭吃，他竟然要求入党。
卓伊卡的裁缝店里，其实混杂着各种从旧时代而来的人，而在新时代他们却依然带着曾经的旧毛病，拥有财富的古西是个势力的商人，一个吻值11卢布的丽赞卡会把诗人的诗集塞进长筒袜，而来自中国的骗子“天使”竟然为了钱财杀死了古西，于是“死尸”令人难受地唱道：“轮船开往港口，我们要用共产党员来喂鱼……”“死尸”无疑是一种隐喻，在死亡世界里看见的新时代，其实也是死气沉沉，这里没有上帝，连杀人犯“天使”也没有人去追捕，而那个胖子竟然对卓伊卡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到处乱跑是行不通的。每个人都得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能乱跑，却只是意味着“老老实实呆在一个地方”，新政权没有宁静生活，没有和谐故事，住房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阿里路亚以矛盾而迷惘的口吻说：“”耶稣基督！同志们，请考虑到作为沙皇制度遗产遗留下来的普遍黑暗和愚昧，以及……刑事判决……我在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
到底谁是拯救者？到底谁是上帝？一个旧时代在枪林弹雨中落下帷幕，一个新时代在“乌拉”的喊声中“发动”革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宁静，所谓的希望，往往伴随着黑暗和愚昧，伴随着专制和压迫，伴随着谎言和敌意，有时候它看起来就是在舞台上可以随意改编的剧本，是“规则”和“傻瓜”相似的发音，是戏里戏外无法摆脱的命运，阿列克谢曾经充满了战斗的力量，但是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他也看到了暴风雪和暗影：“先生们，有两股力量：布尔什维克和我们。我们会相遇的。我看见了更可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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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80528·0442 |
| 作者：（苏）米·布尔加科夫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1998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4.00元 | |
| 页数：482页 |
这是一部荒诞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小说，现代的莫斯科被神话式的构思弄得面目全非，撒旦魔鬼的颠覆正是布尔加科夫对一种秩序的全然否定，甚至在小说创作后他也不敢发表，这种恐惧心态使小说成为一部发泄与谴责的小说，大师在寻求一种合理，与玛格丽特至真至纯的爱情是他对这个世界最辛辣的批判。“我总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魔鬼尚且能助人为善，但这个世界呢？只有大师的逃避与玛格丽特在另一个世界的结合。此书为“白银时代”丛书之一。
《撒旦起舞》：在这种情况下，我究竟是谁
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
——《三十 该走了！该走了！》
餐厅和精神病院，牧首塘死亡事件之前和之后，沃兰德到来和离开，对于伊万来说，“我究竟是谁”的疑问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诗人，一个是疯子，一个曾书写着关于耶稣的诗歌，一个穿着长衬裤拿着蜡烛追赶所谓的顾问，一个从来未曾见过死亡和预言，一个却在目睹别尔利奥兹断头惨剧之后扮演魔鬼的终结者，可是当两部分脱离一个已经被命名的诗人和疯子，当两部分以“自己跟自己交谈着”的方式成长出一个新伊万的时候，在体内，在耳畔，在不知何处的声音，是“不属于伊万中的任何一个”，然后是一场睡梦，偷偷进入意识的睡梦，仿佛见到棕榈和公猫从旁边经过的睡梦，“我究竟是谁”的质问最后变成窗栅里经过的那个神秘身影，避开的是月光，是睡梦外的现实，是从床上又欠起身子的伊万。
这是一种蜕变，谁是伊万只不过启动了关于名字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自己就在身上，就在心里，就在别人看见的地方，就在和别尔利奥兹谈论耶稣基督的故事和诗歌里，可是，这名字是不是永远不变的符号？是不是对等于一个从诗人到疯子自相矛盾的自己？它所指涉的是不是一个想从现实逃离又无可奈何的个体？新伊万和旧伊万，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相同的符号，相同的人，但是那个在名片上印着“W”的教授呢？外文的教授和首字母的“W”，将开启一个真正的通道，“我是施魔法的专家。”这是沃兰德的自我介绍，魔法或者说专家，也都是在这个现代的莫斯科生存着的人，起先他是一个“神秘的外国人”，说着流利的俄语，具体的生物形态可以被具体描写为：“他小脑袋上戴顶瓜皮似的骑手帽，穿件方格薄纱短上衣。……身高两米有余，可肩膀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注意，脸上一副嘲弄人的表情。”但是，在鉴别国立图书馆里新发现的那本十世纪魔法师海尔伯特·阿夫里拉克斯基的手稿真迹之外，是一股热气，是古怪的模样，是透明的公民，在关于耶稣基督是否存在的讨论中，他已经用预言离开了那个被印在名片上的“W”，而当别尔利奥兹的头被有轨电车轧断之后，W消失了，或者说只存在与那个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伊万的猜测中：“我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万’，他姓万！有姓万的名字吗？” 瓦……沃……瓦什涅尔？瓦格涅尔？瓦伊涅尔？万格涅尔！维捷尔？吴尔夫？”
名字的无限可能，预示着名字无法成为唯一的标注，W就像是突然闯入莫斯科的现实却又莫名消失的人类寓言，再也找不到对应的人，他不是教授，不是顾问，不是公民，也可以不说俄语，当他证明耶稣存在的“第七条证据”时，他已经从虚无的“W”中逃逸，“这一切我都在场。无论是在本丟·彼拉多的阳台上，还是在花园里当他与该法交谈时，或是在石台上，我全在场，只不过是偷偷偷的，化名的，因此说，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那嘘声就像伊万在那个梦境之后看见窗栅上的阴影，他用手指按住嘴唇轻声说出的那个“嘘”，嘘是禁忌，是寓言，是混乱，是对于名字的颠覆，而那在现实中熟悉的口音也最终消失了，不需要证明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切都很简单：他身披白色斗篷……”的叙述，透明的公民身穿白色斗篷，已经幻化成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身披一袭猩红衬里白色斗篷于孟春正月十四日清晨，迈着骑兵沙沙作响的步伐，来到希律一世宫邸两栋侧楼间的带顶柱廊上。”
这是一个被记载在优素福·弗拉维和《新约》书中的人物，他在公元26-36年任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而那件“白色斗篷”的符号意义却在于他判处耶稣死刑，并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对于耶稣基督存在的历史记录还是仅仅是一个传说，一个被颠覆名字背后的寓言？对于别尔利奥兹和伊万关于耶稣是否存在的讨论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命名的问题，在别尔利奥兹看来，耶稣只是和所有东方宗教一样，是由贞女生出来的神，是一个被创造的符号，“其实他从未在世过。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甚至在他看来，伊万关于耶稣降生的诗歌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根据你的叙述，就会造成耶稣确实降生过似的！……”确实降生的耶稣对现代莫斯科来说，是一种虚无的命名方式，所以不管名片上印着的“w”有多少条证据，在他看来，这些证据只是在人类档案馆里，“您得承认，在理性领域，不可能有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
那么在理性领域之外，是不是就有一个不被看见和发现的世界，那里有被囚禁的耶稣，有被赦免的暴徒，有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还有暴雨中失踪的神迹？一切的命名是否也在理性领域里，当马格丽特擦上阿扎泽洛的雪花膏，飞离房间的时候，她的名字也开始了另外的命名，或者说她在”痛苦和不幸“的感性世界里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有的家庭责任，对他来说，和大师的爱情已经变成了一场虚无的梦，“夜晚他离她而去，只让她在白天的时光中遭受痛苦。可这回他们在梦中相会了。”痛苦和不幸是在非理性的领域，和大师相会的梦也在非理性的领域，所以那个沃兰德制造的世界来到了马格丽特的身边，而她也从一个女人变成了女妖，在撒旦的舞会上看见那许多的恶魔，也是她在这恶的领域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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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布尔加科夫：留在页边的手迹 |
名字，写着诗歌的亿万，印在名片上的W，或者是记在书上的耶稣，都是一个存在、并被命名的文本，包括马格丽特，就像是大师写在自己小说中的一个痛苦和不幸的符号，所以名字的颠覆，也是文本的颠覆，理性世界的颠覆。大师没有名字，或者说他早就要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因为他带着一本有关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一本寻找自我救赎的寓言，这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总督，被命名的故事包括批准小长老会议对罪犯耶稣·伽诺茨里作出的死刑判决，甚至在明知道巴拉巴是暴乱的直接鼓动者，还是将他释放，这是无奈，还是被写进文本里不容改变的命名？彼拉多说：“我要向最高统帅禀告，告发你们在耶路撒冷包庇十恶不赦的暴乱分子免受死刑。”但是对于这句话的回应仅仅是上午十点左右，“广场空地上，那支叙利亚骑兵部队策马疾驰，飞速冲进广场，抄近路奔赴骷髅地。”然后是耶稣之死，然后是暴风雨。而在大师的小说里，任何解救任何重新命名都无济于事，甚至在现实里成为大师自身的罪孽：“我恨这部小说，因为它，我饱受痛苦和风霜。”
是的，这是一个早已经存在没有救赎的文本，就像那些名字一样，那些城市一样，充满了地中海的黑雾，充满了无可逃避的苦闷，而爱情呢，也早已经被定义了的，与马格丽特注定只是一种梦中的相见，而大师对于这不能颠覆的现实，采取的措施，便是毁灭。他毁灭了自己的姓，毁灭了那本小说，在火中熊熊燃烧，当然，他也毁灭了自己和马格丽特的爱情，“我抛弃了它，如同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把姓给忘了吧。”
但是这样的的抛弃和毁灭是不是就是一种赴死的救赎？“…最大的罪恶……是怯懦。”这是写在耶稣羊皮纸上的话，在利未·马太在寓言般的记录里，是一个没有死亡的地方，“昨天我们吃过春天的甜浆果。……“我们将见到一条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人类将透过晶莹清澈的天宇望见太阳……”而要抵达这样的世界，就是寻找善良，就是要抛弃怯懦，所以不管是名字的重新定义，还是文本的毁灭，都不能看见心中的那个世界，不能找到那条月光之路，唯有心灵的救赎，才是根本。
所以在总督本丢·彼拉多面前，身为囚犯的耶稣-伽诺茨里告诉他，世上并无恶人。这对于彼拉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你错了。在耶路撒冷，人人都在对于我窃窃私议，说我是个凶残的恶魔，而且这完全言之有理。”这是彼拉多认识的自己，当然这也是在耶路撒冷被别人命名的自己，而这种恶在耶稣看来，是旧有的信仰里的恶，而现在要做的是建立真理的新神庙，新神庙便是善，便是无罪恶，耶稣对谁都称为“善良的人”，而这样的真理世界对于曾经恶的彼拉多来说是头疼，“而且疼得那么厉害，使你胆怯地想死。”所以耶稣对彼拉多说：“怯懦是最深重的罪戾。”所以要找到自我要真正的救赎，就必须忘掉怯懦。而在耶稣看来，善并非只是忘掉罪恶，而是要打破政权的暴力：“任何政权都是对民众的暴力，一个既无凯撒政权也无别的什么政权的时代总将到来。人将进入一个真理和正义的王国，那里将全然无需任何政权。”
什么是政权？在彼拉多的世界里，是宗教裁判，是小长老会议，是对于凯撒的忠诚，而在现代莫斯科，政权是机构，是制度，是文协主席，是游艺场经理，是房管所主任，是精神病院院长，同时也是对于神的否定和蔑视，“倘若没有上帝，那么请问，谁来支配人的一生呢，世上的一切又由谁来安排呢？”而别尔利奥兹的回答是：由人自己来支配。但是在被政权劫持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自己？这是对现实的诘问，而现实是：“糟糕的是，有时他会突然死亡，怪就怪在这里！”人的生命会遭遇各种不幸，所以支配和安排自己不仅是个伪命题，更重要的是对于政权的无条件服从而失去了自我。所以那个印在名片上的W其实就是撒旦沃兰德，他和科罗维耶夫、阿扎泽洛、别格莫特公猫和赫拉组成的魔鬼阵容大闹莫斯科，预言别尔利奥兹死于断头，而后来果真在伊万的注视下被电车轧掉头，而在莫斯科混乱持续着，断头而死、失踪、变疯，那门牌为50号的房子成为不吉利的单元，“就在两年前，单元里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事故：人们开始从这个单元里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是旧有神庙里的政权，所以撒旦的破坏，就是要让这个被命名、被定义的城市消失。
除了城市的消失，对于撒旦来说，最大的善却是拯救爱情，拯救在痛苦和不幸中大师和马格丽特的爱情：“跟着我吧，读者！谁对你说过世上并无真正的、忠贞不渝的爱情？那么这个撒谎者的烂舌头就将被割下！”没有姓的大师也是怯懦的人，他一方面创造了关于彼拉多这个在恶的边缘告别怯懦被拯救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他又将小说烧毁成为另一个怯懦的人，那部不存在的长篇小说最后几句完全可以是这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自然，我出去散步。十万卢布是笔巨款，我有了套很好的灰西服。或是上某个便宜的饭馆去吃饭。阿尔巴特街上有个非常好的饭店，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在。”
但这显然只是一个悖论，对于大师来说，他的拯救者是马格丽特，是她的爱情，是她变成女妖的舍身之举，“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那雪花膏擦在身上，便逃离了现实，不仅是破坏，也是加入了撒旦的舞会，在和恶魔的世界里发现善良和美好，发现月光下的那条道路。在撒旦的盛大舞会上，有“坚定不移的伪币制造者，国家的叛徒，但是个相当不错的炼金术士”的雅克，他毒死了国王的情妇；有将托法娜夫人给的毒水倒入丈夫喝的汤里的妻子们；也有因无法养活孩子而将手绢塞进孩子嘴里并将他买入土中的弗丽达；还有为了烫发用钳子烫伤女仆的脸的明金娜夫人……他们残害无辜，他们淫乱和阴险，他们参加谋杀和大屠杀，而现在身为女王的马格丽特见证了这种种的罪恶，而在舞会上，还有对死去的别尔利奥兹的惩罚，撒旦沃兰德举起长剑，将别尔利奥兹人头上的的覆盖物变黑，“萎缩，然后一块块掉落，眼睛消失”，而撒旦对她说：“其实所有理论都各自存在着。它们中就有这样一种理论，主张允许每个人保有自己的信仰。这必定会应验的！您归于虚无，而我将很高兴用您变成的酒樽为存在而干杯。”归于虚无，也是摆脱罪恶，唤起内心对于爱情最后的支配。
在耶稣门徒利未·马太的帮助下，彼拉多知道了所谓引诱，不是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念头，他知道利未·马太和耶稣·伽诺茨赤裸的尸体在一起，那死亡面前却是春天的甜浆果，是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是晶莹清澈的天宇，他也从被记录的文本中走出来，而在大师被毁灭的小说之外，是另一个笔记本，最后一句话是：“犹太第五任总督本丟·彼拉多就这样迎来了正月十五日的黎明。”而马格丽特读完这句话的时候，清晨果然来临了，而她和大师的爱情在烧掉了文本烧掉了痛苦和苦难之后来到，而这种来到并不是建造新的神庙，而是离开这个城市，离开现实，如同撒旦沃兰德。“同城市告别吧。我们该走啦。”城市里的种种破坏，或者只是暂时的，对于这个充满了政权的暴力社会来说，只有像彼拉多那样寻找救赎，两千年来，他端坐在荒山峭壁上的一把石椅上昏睡，只在每年的月圆之夜睁开双眼，喃喃地说着这句令他丧魂落魄的话，他希望有条月光之路，能循着它去追寻耶稣，与他探讨这句话的涵义，“神啊，我的诸神！傍晚的大地多么令人忧伤！沼泽地上空的烟雾多么神秘莫测。谁在这样的烟雾中徘徊寻路过，谁在死神面前受尽过痛苦和磨难，谁背负着力所不及的重负在这片土地上飞翔过，谁就了解这一点。”而这正是一个历经磨难而看见的黎明。
而现在“正月十五日的黎明”的到来了，撒旦沃兰德消失了，恶魔消失了，而大师用一个句子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你自由了！你自由了！他在等待你！”这是对彼拉多说的话，也是自己渴望的生活，耶路撒冷的灯熄灭了，莫斯科的灯熄灭了，喧嚣坠落下去，苦难坠落下去，那个盛放安宁的地方就是大师和马格丽特爱情的最后归宿：
看，前面就是作为报答赠予你的永久的栖身之地。我已经看到威尼斯式的窗户和爬蔓的葡萄，它爬上了屋顶。这就是你的家，这就是你永久的家。我知道，晚上来到你家的将是那些你所爱的、你感兴趣的、不会惊扰你的人。他们将为你演奏，给你唱歌，你将看到点上蜡烛时，屋子里将会有怎样的光明。你将戴上自己那顶油污的、永久的尖顶帽子安然入睡，你将唇上挂着微笑进入梦乡。睡眠将使你强健，你将学会智慧地推论。而你再也不会将我赶走，我将珍惜你的睡眠。
不会赶走的爱情，大师和马格丽特在一个安宁的地方找到了幸福，找到了重新命名的生活，而那抵达善的却是通过撒旦沃兰德的力量，为什么魔鬼会成为现代社会善的化身？或者制造混乱的沃兰德就是凶残的彼拉多，他们身披白色斗篷，他们都在救赎中成为“善良的人”，他们被宽恕从此追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那么你究竟是谁？”“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这是题写在小说中的一句话，引用歌德《浮土德》的话就是用曾经的至恶来唤醒善良，唤醒隐藏和泯灭的爱，而当最后大师和马格丽特拥有最后的爱情时，沃兰德作为一个引导的符号便也消失了，“四周的一切，悬崖、小平台、月光之路、耶路撒冷全消失了。”连同彼拉多：“于是在周日之夜，被宽恕的著名星占家之子、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永不复返地离去了。”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当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成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的现实的时候，所有可能的惊慌都已经远去，“无论是杀死赫斯塔斯的没鼻子的凶手，还是残酷的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但是这种虚幻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另一个文本，而且带着无法消除的痛苦，成为真正现实的一部分，那些在结尾之后的“异文”，那用手笔添加的新文本，那关于疾病、报纸的中伤、长篇小说的焚毁、清晨的逮捕都成为了页边上的痕迹，消除不掉，成为永远的文本符号，“此外，他还十分准确地给我解释，为什么我的长篇小说无法发表，这我也猜到了，他说的完全正确。他直截了当地说：某章是不可能通过的。”而这个文本符号终于成为一个叫布尔加科夫永远的伤痛，所谓绝笔，所谓禁止出版，所谓删减，就像无从在现实中找到出口的大师，充满了质疑、否定和愤恨。这是1928年开始的文本寓言，这是1940年的死亡事件，但是对于布尔加科夫来说，那片安宁的地方永远是一个梦境。所以最后，“我究竟是谁”的疑问就变成了布尔加科夫无法解答的生命之谜，他或者醒来，或者死去，而那洒满月光的窗栅上永远有一个影子，按住他的嘴唇，轻声说出那个“嘘”的禁忌：“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