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1964年那个冬天，在记忆的深处若隐若现。在那家叫绿吧的咖啡馆，那个总是头一个走进咖啡馆的女人，总是坐在最里面的老位子上低头对着一本书。她叫热纳维耶芙·达拉姆，他们在一家专售神秘学著作的书店第一次相遇，她带他去见一个女友，女友推荐他们阅读灵修导师的书《与奇人相遇》，介绍他们认识秘密社团的其他成员……六年后，在神秘学书店的同一条街上，他们再次相遇，时间仿佛停顿了，除了一丝变化：她的身边多了一个小男孩。有一天在河边的旧书摊，有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相遇时节》。我也一样，在很远的从前，我也有和人相遇的时候。那时我常害怕虚空。独自一人还好，和几个刚认识的人在一起我会头晕。我宽慰自己说，等一下就有机会不声不响走开的。这些人中总有那么三两个，你不知道他们可能把你带往何方。那是冒风险的事。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主题一直是寻找、调查、回忆和探索，中篇小说《隐形墨水》也不例外，小说出版于2019年，内容是关于记忆的取舍。小说的第一部分发生在巴黎，“我”离开侦探事务所时带走了一份悬而未决的案件：寻找名叫诺埃尔·列斐弗尔的女人，调查中，“我”在一间公寓里找到了她的笔记本，上面记载的地点和人名既是线索也是谜团，案件逐渐走入不确定的记忆的深处，令人无法放手；小说的第二部分发生在罗马，一个替朋友照看画廊的女人遇见了一个从巴黎来的男人，两人闲聊，散步，在午后的露台上，男人的侧脸让女人想起了往昔。小说的第一段：“此生之中总有空白，那些翻开‘档案’时引人猜想的空白。‘档案’是薄薄一页，装在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泛白的天蓝色文件夹里。曾经的天蓝色，已经发白。‘档案’一词写在文件夹中央。墨色深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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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211212·1796 |
|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18.00元当当8.90元 | |
| ISBN：9787020107469 | |
| 页数：115页 |
将来又会如何呢？我会跑啊跑，一直跑到一个空场上。都来不及喘息一下，就被人架上了断头台。
对未来的疑惑，恰恰就是给出了未来一个确定的结局：被人架上断头台——一种死亡，一种带有惩罚的死亡，一种毫无尊严的死亡，已经写在了自己人生的末端，在通往这条将来的路上，奔跑也好，喘息也罢，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当死亡已经确定，奔跑和喘息又有什么意义？当无意义的一生被书写，“我”所面临的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谁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将我“卷走的旋涡”又是什么？
有旋涡将我带走，有死亡架在我面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什么也抓不住，抓不住的生活，和确定的死亡构成了一个冲突性的结构，这或许就是莫迪亚诺所要书写的流浪生活。其实，从一开始我是一个有着人生理想的青年，对医学感兴趣，即使不忍看伤口和血迹，但也知道道德上的丑恶；善于从坏的方面观察人和事，是以防被人暗算；18岁的时候，每月用假证从海军那儿领取养老金，也是为了一种安静的生活，“我很少和人交往，除了我的母亲、几只狗、两三个老人和莉莉玛莲。”读书或者散步，绝对谦卑，喜欢中性颜色的衣服，就是不想引人注意，就是拒绝和同龄人一样成为活跃者……甚至当我成为敲诈勒索者，成为流浪无赖，成为告密者，成为眼线，成为杀人犯，但我还是一个孝子，用那些钱给母亲在洛桑买了别墅，把母亲安全送走，“这是我唯一的告慰。”
但是那句“你将死在断头台上”却恰恰是那晚母亲弯身向我对我说的话。我唯一的告慰是自己是个孝子，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尊重，而生的尊重就是对母亲的保护；但是母亲的话又指向了我唯一的结局：推向断头台的死——当生和死以如此割裂的方式存在，谁将我卷入旋涡？因为我认识了中尉，之后认识了地下网成员，“你准备加入我们的地下网吗？良心未泯的人都会参加的，你不该有丝毫的犹豫。你同意加入了，是吧！”加入地下网，就是加入抵抗组织，就是在混乱时期面对那些恶棍，就是打击那些匪徒，“他们疯狂地镇压一切爱国的和正直的人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征用了十六区契玛罗萨广场乙3号的一所私人住宅。他们的机关公开叫作‘巴黎-柏林-蒙的卡罗贸易公司‘。”
这就是我的任务，而中尉和地下网给予了这个伟大斗争一个象征符号，那就是“朗巴勒”，“此人无踪无影，无法捕捉。他会以最激烈的方式采取行动。”当我问中尉，朗巴勒是谁，中尉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那些恶棍和匪徒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因为惧怕和钦佩而声音颤抖”，“现在让无耻匪徒和出卖灵魂的人占了上风，但朗巴勒绝不会饶过他们。朗巴勒会既快又狠地打击他们。”朗巴勒是地下网的希望，却也是那些恶棍和匪徒的致命敌人，当这个名字成为象征符号，其实也是每个人的名字——中尉就把新加入的我叫做“朗巴勒”，“鼓起勇气来，朗巴勒。”当名字成为一种象征，实际上命名的背后已经去除了人具有的唯一性，一个问题便是：我又是谁？
“我”，第一人称单数，作为叙述者，“我”是有预设的：我是很少有人交往的人，我喜欢读书和散步，穿中性颜色的衣服，我对医学感兴趣，当然，我是一个孝子，为母亲购置了在洛桑的别墅。这是“我”，但是当这一切被改变，加入了中尉地下网的我便成为了一个符号，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成为了“鼓起勇气”的朗巴勒。所以“我”从第一人称单数变成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第三人称，甚至连人称都不是，正是这种解构性的存在，“我是谁”便成为了另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我”被取消了身份，而取消了身份的“我”又加入了情报部门，第一人称又拥有了另一个第三人称的名字：斯温·特鲁巴杜尔，在加入的那一夜，所有人都高举酒杯围过来，“为斯温·特鲁巴杜尔干杯！”
加入地下网的时候，中尉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以朗巴勒的名义打击那些恶棍和匪徒，总督和菲利贝尔是必须除掉的对象，但是当我拥有了假警察证和假持枪证，成为了情报组织的人员，总督又给了我任务，就是除掉中尉为首的地下网。他们给了我假证件，他们给了我钱，他们也给了我做叛徒的机会，“今天晚上一网打尽，好孩子，我们等着你呢。”当我终于提供了中尉的地址，并带着总督将中尉抓获、将地下网的人员一网打尽，我便成为了情报组织最得力的人员。从第一人称的“我”到第三人称的“我”，再到地下网的朗巴勒，再到情报组织的斯温·特鲁巴杜尔，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的疑问就在于我没有立场，在那个七月的巴黎，在那个战争阴影笼罩的法国，其实谁是正义谁是邪恶一目了然，总督要抓住那些地下网的成员，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埋葬我父亲的时候，我孑然一身晚上非常冷，我就睡在我父亲的坟上。十四岁时到艾斯教养院……然后是惩戒营……弗雷纳监狱……我遇到的尽是像我一样的流氓恶棍……人生啊……”只要打掉地下网，自己就能翻身成为警察局长，这是一种权力的拥有，而和总督在一起的那些人，浑身也散发着腐烂的味道，他们利用各种阴谋化解抵抗组织。所以当我加入他们，我便从事的是“散发着背叛与暗杀恶臭的荒淫无度”，和立志“从容就义”的中尉不同，当我出卖了地下网成员，我内心甚至给自己宣判了：在法庭上，我将和总督、菲利贝尔以及其他人一起出庭，公诉人会列举我的罪状，其中包括出卖同志、行凶施暴、偷盗、暗杀、各种走私，“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这全是家常便饭。”而总督统治的这个小团伙在将来的法律编年史上会被称为“契玛罗萨广场的匪徒”，“这些都是我知道的可耻行为，在道德、正义、人性重新树立在阳光下的时候，我将会哑口无言，而那时，整个巴黎将恢复光明之城的称号，世界将恢复旧观。
但是在这是非清楚的命运面前，在这泾渭分明的行动面前，我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两面派？是选择，却也是无法选择，“是我的错吗？双方都让我当间谍啊。我不愿让任何人失望。既不想得罪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也不想惹恼中尉和圣西尔军校那些年轻学员。”曾经读的是《叛徒文选：从阿尔西比亚德到德雷福斯》，我走向脚踏两只船的命运，“有何不可？”因为它符合我的调皮性格，“我的意志不够坚定，当不了英雄，同时又漫不经心和随随便便，也成不了十足的恶棍。不过，我倒非常机敏，好动，还特别热情。”意志不坚定所以脚踏两只船，所以成了叛徒，所以两面派都不讨好，但是这个取消了作为第一人称之“我”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必然：没有好与坏，没有善与恶，“这些人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但早已秘密结盟要毁掉我。总督和中尉不过是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我自己不过是一只惊慌失措的飞蛾，从这个灯火飞向那个灯火。每次都烧焦点翅膀。”这便是巴黎的现状，这便是时代的迷失，“七月，人们离开了巴黎。”他们烧掉了文件，他们涌向巴黎的城门，他们最后一次汇聚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茶座上，这就是“夏天的凄苦”：“一旦他们走了之后，幽灵就会出现，将我团团围住。”一方面，成为了象征符号的我就是幽灵，我可以自由敲开每扇大门，可以亮出我的警察证，可以搜查整个宅邸，“我可以进入区内的每幢房屋。城市属于我了。”人们离开巴黎，城市属于幽灵，所以城市也都没有了“我”，我成为了一种虚设，而这个现实就是莫迪亚诺引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说的疑问：“为什么我居然等同于我自己憎恶并同情的对象？”
我等同于我的对象，我的对象是自己憎恶并同情的，我是主体也是客体，客体即被憎恶也被同情，在这个充满悖论的疑问中，我是谁便成为莫迪亚诺的母题，而这个母题本身就抽离了作为出生的具体性，母亲在洛桑，父亲又是谁？那张画像里保留了父亲的属性？可是它又变成了一种符号；“每条街，每个路口都引起我的回忆。格拉夫，我在那儿遇见了莉莉玛莲。克拉里齐旅馆，我父亲逃往沙摩尼克思前住的地方。马比耶舞厅，我常和罗西妲·赛尔让去跳舞。”这是具体的巴黎，这是活着的巴黎，但是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里面没有我的位置。无所谓。”没有我的位置，就是没有第一人称的位置，就是没有具体的、活着的位置，所以成了两面派，所以指向了断头台的死。
但正是因为我成为憎恶并同情的对象，所以在通向断头台的死中，“我”还是在寻找这个主体，寻找巴黎的人，寻找时代的生者。“对我来说。感人之处就在鞋上。”这是一种对人的认可，鞋在行走，鞋在选择，鞋代表方向，确定人不是靠手的躁动，不是靠面部表情，不是靠眼光和声调，只靠鞋，从鞋出发，人才是活着的，才是有尊严的；还有布洛涅森林公园里最后留下来的科科·拉库尔埃斯梅拉达，“我用这些钱保护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没有他们，我就会太孤单了。”两个人代表着生命，“我选择了世上最穷困的两个人，但在我的这种爱中并无半点温情。谁若胆敢冒犯他们，哪怕是一点点，我非砸烂他的脑袋不可。”还有对自我的确认，镜子中我称自己是“朗巴勒公主”，住宅里面对父亲马克西姆·德·贝尔-雷斯皮罗的自画像，还有行李上写着的名字马赛尔·贝蒂欧……每一个具体的名字都在丰富“我”，都在重新定义自己——当然，还有巴黎，巴黎有着回忆，有着往事，每条街、每个路口都留下了活着的记忆，“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粉面的情人。”
但也是最后一次观赏巴黎，在这个没有第一人称的“我”存在的城市，在这个只有两面派存在的城市，在这个最后通向断头台的城市，在这个没有我的位置的城市，逃跑也是最后的选择，“在这种游戏中，终要毁掉自己。但归根结底，我从不知道我是谁。”终要毁掉自己，一种死的存在会抹杀所有生，不知道我是谁是逃避却也是自我保留，我是“我”，我不是“我”，就像巴黎是“巴黎”，巴黎不是“巴黎”，最后在生和死之间，在有和无之间，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我半睡半醒，继续向前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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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0421·1564 |
|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当当17.60元 | |
| ISBN：9787020127313 | |
| 页数：180页 |
我的孩子，没有人想害您，大家只想同您和睦相处。现在我们生活在清平世界。希姆莱已经死了，当时您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情。好了，理智一点儿吧，我恳求，我祈求您了，请您……
——《四》
出生，是生命的起点，是记忆的进口，也是历史的开端，当一个人出生，另一个人已经死去，在这交错的时间里，历史如何可能被延续？那只不过是一段“前历史”，而从前历史延续到个体生命的开端，再书写一段后历史，前与后其实构成了一种背叛和颠覆：真实是虚构的背叛，理性是疯狂的颠覆，当然，死也成为生的反面。
在这生的反面里，生是不是就变成了妄想？“您并不是犹太人。在芸芸众生中，您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再向您重复一遍，您不是犹太人，您在昏迷狂乱中，仅仅产生一些幻觉、幻视，不过如此，一种非常轻微的妄想狂……”被否定的犹太身份，被还原的普通人，弗洛伊德大夫摸着什勒米洛维奇秃顶，温情地说，幻觉、幻听是一种病，妄想狂是一种病，当弗洛伊德将他从死亡的噩梦中唤醒的时候，似乎是精神分析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的回归：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是没人会伤害的孩子，你活在清平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和你和睦相处。而在被唤醒的时候开始，我，一个名叫什勒米洛维奇的犹太人甚至想到由弗洛伊德大夫精心治疗，一切的病症都会治好，“在诊所门口，男男女女都以热切而友好的目光等待我。世界上处处都是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就在近前，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
世界开启了和平的曙光，并且会沿着这条路通向光明的未来，我当然也能茁壮成长，但——我为什么要溜到精神分析医师的背后，对他说：“我很累，非常累……”和光明前景形成了一种矛盾，是不是这意味着我拥有一种真实身份之后，也还是难以走出噩梦，难以消除妄想，难以享受清平？或者说，我之出生并没有减少对于时代的恐惧，甚至那个弗洛伊德大夫口中说出的希姆莱并没有真正死去。希姆莱是谁？是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是对欧洲600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倡导者和鼓动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所以，当我感觉到累，时间仿佛又从现时回到了历史，回到了出生之前的前历史，回到了和个体无关的虚构历史，而我也成为了以马塞尔·普鲁斯特自居的作家，于是，在从出生到死亡，从死亡再回到出生的“追忆逝水年华”里，那场妄想的梦还在继续，那种幻觉幻听还在继续，或者说，关于战争的罪恶、被审判的恐惧、被枪杀的血腥还没有被抹除，如此，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便也成为时间里不真实的存在。
“那段时间，我正挥霍在委内瑞拉继承的遗产。”记忆是从第一句开始编织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挥霍遗产成为什勒米洛维奇在时间内部的一种常态，它构成了身为犹太人的一种“恶”，而当时拉巴泰特和巴尔达姆在报刊杂志上对我进行了谩骂，说我是犹太人街的烂货，是茅坑里的大蛆，是鸟玩意儿，“这个犹太人，拖着他的神经官能症和癫痫，从勒图凯到昂蒂布角，从拉博尔到艾克斯莱班，还不受惩罚，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个社会都是对犹太人的敌视，我仿佛生活在外省，即使那里有海滩，有英国保姆，有照顾我的母亲，甚至有前国王菲鲁兹请我吃夹开心果的果汁冰糕，对我来说，在一个反犹主义的社会里，依然是一种痛苦的存在。
贵族青年埃萨尔和莫里斯·萨克斯仿佛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引导者，埃萨尔离开法国是因为不想服兵役，所以选择了永远的逃避，而莫里斯做得更为极端，从一九四五年起，他就彻底失踪了，““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就苟延于世了，我本应该在好时候死去，就像德里厄·拉罗歇尔那样。只不过问题在于：我是犹太人，有老鼠那种持久力。”身上带着犹太人的标记，都逃离了战场，甚至逃离了时间，所以我也仿效他们开始了我失踪的生涯，我化名为“雅各布·X”，给左派报纸写了一份匿名声明：拒绝作为二等兵入伍服役，还敦请法国犹太青年追随我的榜样——当我以如此方式决绝于作为一个犹太人身份的“逃离”，我也成为继德雷福斯案件和菲纳利案件后，法国第三例犹太人案件。
逃离战场，逃离兵役，逃离命运，或许是犹太人对种族主义的某种反抗，之后我厌倦了做记者，开始“决定做一个通敌合作的犹太人”，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又同自卫队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城，而这一切构成了我在战争期间成为“变色龙”的经历，正如莫里斯对我的评论：“灵活一点儿吧：大家可以随便改角色！改变肤色！变色龙万岁！对了，我可以立刻变成大流氓！挪威人！巴塔哥尼亚人！只要变一下戏法就行了！念一句咒语！”改变角色，改变肤色，改变名字，改变立场，这一切都在我的妄想中轻而易举完成了。
改变是为了一种新的开始，当我完成那一幕悲喜剧的剧本，我其实已经变成了那段“前历史”真正的作者，在这个从头至尾痛骂犹太人眼中异教徒的剧本中，我以挑衅的方式“将我的神经官能症和我的种族主义搬上舞台”，而接下去以纳粹的方式反纳粹，以种族主义的方式反种族主义，都变成了我的“剧本”：父亲在战争期间将枫丹白露卖给了德国，移居美国后成立了“万花筒公司”，而我却在安德烈·布勒东《如何杀掉你们的父亲》里获得灵感，开始了“杀死父亲”的准备，“把人强暴了再杀害，但是也更有助于宏图伟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来解决一个家庭纠纷。”——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扼杀；在编辑伪文学长达四十年的夏尔·列维-旺多姆子爵启示下，我开始“贩卖白种女人”，按照子爵的说法，这是一种报仇行为——就在T镇，我假装是爱好登山的青年，把佩拉什神甫的侄女洛依佳勾引到手，然后卖到了日内瓦，把阿莉艾诺·德·阿基坦变成了窑姐儿，以繁荣巴西的色情业，在侯爵夫人家里搞乱每一个女人，兴奋的侯爵夫人说：“今天晚上，法兰西的所有王后，全是你的婊子！……”
自称是普鲁斯特，仿照着他的作品我写作了《在富热尔-朱斯加姆家这边》，但是这里根本不存在爱情，没有童年的仙女，没有林中的睡美人，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贩卖，是肉体组成的田园诗，是贵族沦落为街头妓女的绝唱，“侯爵夫人不断地换装，以便唤醒他的欲望。除了法兰西那些王后，他还强奸舍夫勒兹夫人、贝里公爵夫人、埃翁骑士、博须埃、圣易、巴雅尔、杜盖斯兰、贞德、图卢兹伯爵和布朗瑞将军。”而这一切仿佛是我“前历史”剧本的一部分：混乱、淫荡、消除一切的等级和出身。而当子爵的地位受到威胁要把我开除，我更是变成了种族主义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按照子爵的说法，犹太人是上帝的实体，非犹太人就是畜生，所以，“凡是犹太人，每天要诅咒三遍基督教人民，祈求上帝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国王和王公统统消灭。一个犹太男人强奸或者腐蚀一名非犹太人女子，甚至杀了她，也不应该判罪，因为他仅仅残害了一匹骒马。”犹太人成为新的上帝，成为统治者，那么他所要清除的是非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异教徒；而另一方面，犹太人要有真正的作为，就必须成为刽子手，必须学会纳粹的那一套——于是，我成为了爱娃·布劳恩的情夫，成为希特勒的心腹，成为被第三帝国官方承认的犹太人。
成为种族主义者，成为纳粹，这是犹太人在“前历史”的转身，而这种走向极端的行为其核心是消灭爱，“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我惹了母亲致使她忧伤而死；女友达尼娅请求我保护她，“我却递给她一个吉列牌特种钢刮胡刀片”；埃萨尔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却破坏了他的刹车让他在车祸中丧命；而我和妓女伊尔达鬼混，在她的私人公馆里，开设了我的“什勒米洛维奇公司”，从事“淫媒业”……一切都是疯狂，都是极端的，都是为了让犹太人这个标签在反其道而行的“前历史”中成为反犹太的强力武器，甚至成为一种暴力的代名词。
在真实的历史中，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这是战争带来的罪恶，而在我书写的剧本里，我打着种族主义的旗号反对那些非犹太人和异教徒，成为一种虚构的历史。但是这样一种狂妄真的能消除战争的阴影？或者说，作为一个犹太人真的能在虚构中改变历史？当国家秘密警察布洛克将手铐戴在我的手上时，我依旧是“法国犹太人”，依旧是种族主义下的牺牲品——在星形广场，我以一种被献祭的方式成为前历史的死者：他们在凯旋门前给我拍照，把我的头按进冷水中，当我的头脑中闪过那些我深爱过的面孔，我杀掉的那些爱人，似乎反过来又对我实施了精神上的杀戮。
而他们对我的处罚，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纳粹式的犹太人——这是一种背反，犹太人是被纳粹残害的民族，犹太人成为纳粹无非是妄想的产物，甚至是加剧了前历史的残酷，“那您就向我保证，永不再读普鲁斯特、卡卡及其一伙的作品了，别再垂涎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的复制品，别再想卓别林、斯特罗海姆，也别再想马克斯弟，彻底忘了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太人，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将军想要我清除和犹太有关的反对声音，但是身着党卫军服装的我却又被反犹者侮辱：富热尔-朱斯加姆伯爵夫人将水貂大衣裹在我身上，对我说的是：“这将是你的裹尸布。别了，我的天使。”而子爵则把枪口对准我：“您就穿着党卫军服死吧，您很感人，什勒米洛维奇，非常感人！”
枪响了，死亡降临了，前历史的剧本似乎也合拢了，“我的脑袋爆开，但不清楚是子弹打的，还是乐开了花。”夹杂着痛苦和兴奋而死去，对于我来说，仿佛是那一段历史被埋葬了，而“追忆水水年华”中，我有着和艾娃·秘密的爱情，有着身穿党卫军服在巴黎散步的情景，有着用装甲车碾过乌克兰麦田的记忆，有着跟随隆美尔驰骋沙漠的故事，有着在斯大林格勒受伤的经历，也有着在追随纳粹领袖的荣耀——这一切其实和犹太人的身份无关，而是一种身份被取消之后对于历史的颠覆和虚构，唯一的意义是：当历史如此被书写，是不是恐惧就会消除？
反历史，是一种妄想，是幻听和幻觉，是生之前早已发生的死，在一种没有了真实记忆、真实身份、真实历史的故事里，所有一切都在那个“星形广场”里成为一种祭祀：一九四二年六月，当一名德国军官走向一个青年，他问青年：“星形广场在哪儿？”青年指了指他的左边。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当青年把德国士兵指向了“左边”，那是被占领巴黎的一种密语，沉默而有所指向，谁都无法预知战争会带来多少伤害，带来多少爱的死亡，而所有的妄想症即使在前历史已死的时候也变成了无法挣脱的疾病，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世界已经变得清平？人们开始和睦相处？唤醒每一个人，让他们看见“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大夫不正是那个无法被改编的历史的真正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