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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2201019·1685 |
|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1.60元 | |
| ISBN：9787544772020 | |
| 页数：315页 |
《冠军早餐》是一部荒诞的反传统小说。经常在冯内古特作品中露面的科幻小说家基尔戈·屈鲁特与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德威恩·胡佛是两部有生命的机器，他们生活在一个叫地球上一个简称美国的国家里，他们在不时在书中露面的作者的安排下会面了……冯内古特将荒诞怪谲与科学幻想熔为一炉，把这个悲惨的世界变成了一座乐园，以笑声讽喻现世。但《冠军早餐》是有分量、有尊严的一纸荒唐，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幽默之作，冯内古特虽极尽戏谑怒骂，其实苦衣包糖药，比沥青还黑的黑色幽默遮盖的是颗柔软的心，嘲讽里深藏怜悯，他怜悯这个支离破碎、精神荒原的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冯内古特在《序幕》中写道：“‘冠军早餐’一词是通用面粉公司的注册商标，用于一种谷类早餐食品。使用该词作为书名，并无意表示与通用面粉公司有什么关系，或者由该公司提供赞助，亦无损害他们的上好产品声誉之意。”内收录冯内古特亲绘老司机插图。
《冠军早餐》：把我吓得屁滚尿流的是过去
这部书是我送给自己的五十岁生日礼物。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刚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后正在爬过屋脊。
——《序幕》
刚爬过屋顶一边的斜面，接着就是屋脊，接着就是另一边的斜面，一边和另一边构成了对应的关系：如果爬过屋顶这一边的斜面有多努力，从另一边滑下斜面就有多迅速；而这种对应关系却也是一种对立关系：向上与向下，爬坡与滑落，以及高处和低处。而分开这对应和对立关系的只有最高处的那个屋脊——它是分水岭，它区分了一切，当然，它也维持了向上和向下，爬坡和滑落，高处和低处的关系。
五十岁生日，就是这区分和维持关系的屋脊，它之存在显现于一种稳定结构，而当冯内古特以屋脊为标志区分两边又维持两边的时候，指向的是生命一种变化和恒定状态：五十岁生日的纪念，当然和出生有关，而生日礼物，是另一种出生，尤其是这个礼物就是一本书，冯内古特是作者，是创造者，但是当把这本书送给自己作为生日礼物，他既是被别人创造的生命本身，也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而他爬过一边的斜面，完全变成了对于被别人创造的命运的一种超越，可是翻过屋脊之后背向这一边的另一边斜面，是不是变成了暗处的存在？
可以由此区分出过去和未来：五十岁之前是过去，五十岁之后是未来，书被创作之前是过去，书成为礼物是未来。过去有什么？五十岁之前有菲比·赫尔蒂，“在大萧条期间她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给予了我安慰。”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寡妇，“对我她的儿子，还有对我们带来的女朋友，都讲淫猥的粗话”；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她以前用来写作的专栏报纸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也已经停刊；当然，大萧条时代也已经结束了，而她相信美国人相信的东西：幸福、公正和合理，当然也受到了威胁……生命已经结束了，报纸已经停刊了，时代已经改变了，幸福、公正、合理的美国精神，当然也消失了——似乎着一种死，不再是一个个体寡妇的终结，它是一个国家某个时代的终止。
这个国家是不是就是那个美国？“宇宙中有数不清的众多国家，但只有德威恩·胡佛和基尔戈·屈鲁特所属的那个国家的国歌是夹着不少问号的废话。”这个国家规定：“不得将国旗向任何人或东西降下。”这个国家的格言是“合众为一”，这个国家向公民教导的是：“废话就是力量。”这个国家曾经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富有和最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世界上大部分食物、矿产和机械，它向其他国家威胁要向它们发射火箭或者扔掷炸弹，以此来制服它们。”当然，这些都是所谓国家精神的堕落，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就是所谓的幸福、公正和合理的死亡，而毋宁说说死亡，不如说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比如和这个国家有关的年代是1492年，当小学教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年份，它意味着：“海盗最后创建了一个后来成为其他各国人类自由灯塔的政府。”而背后却是“肤色决定一切”的偏狭观念：海盗的皮肤是白色的，原先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古铜色的，蓄奴制引进之前奴隶的颜色是黑色的。
古铜色、白色和黑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颜色，它们构成了1492年的国家序列，当然也成为“过去”的秩序的象征，而这个属于过去的秩序象征，深深影响着现在的生活。德威恩·胡佛是个汽车代理商，他有一个黑人女佣洛蒂·戴维斯，是奴隶的后代；基尔戈·屈鲁特则是一个白人科幻作家，他出版的小说《车轮上的瘟疫》，出版商设计了几个白人妇女在给黑人男子进行口淫的模糊照片；在德威恩所在的米德兰市，死去的最老居民是一百零八岁的黑人玛丽·杨，她没有繁殖，和屈鲁特或德威恩一样是孤独的，她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是：“唉，我的天，唉，我的天。”在旅馆里，德威恩订房时前面的人是从尼日利亚来的医生塞浦里安·乌克温德，他也是黑人，而且是玛丽·杨生前最后的对话者，而在旅馆里，塞浦里安·乌克温德需要一个女人，“因为他总是充满情欲和精力，他渴望与他的印达罗族亲人待在一起。在老家，他有六百个叫得出名字的亲戚。”还有密德兰市常用的黑鬼姓氏胡勃勒，T恤上印着“支持艺术”的黑人洗碗工，德威恩的白人销售经理哈里是个异性服装癖，汉堡大厨雇的女服务员帕蒂·基恩是个十七岁白人姑娘，密德兰警察局由白人组成……
黑人和白人，不同的肤色总是被凸显出来，这一种凸显里有污蔑，有暴力，有贬低，甚至有死亡，黑与白构成了一种不对称甚至对立的结构，但是这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国家符号，或者说这种对立不是现在唯一的混乱：当十七岁的白人姑娘帕蒂在体育场外的停车场被一个名叫唐·勃里德勒夫的白人煤气灶安装工强奸的时候，白人和百人不是在肤色上形成了暴力的实施和承受的关系，而是成为秩序混乱的象征，因为帕蒂没有向白人警察报案，“她也没有向任何人报案，因为她父亲当时已快要死了。”父亲之死构成了帕蒂沉默的原因，而这便消除了这个国家对幸福、公正和合理的需求，当大萧条时代的寡妇菲比·赫尔蒂死去，这是一个比混乱更混乱的世界，“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秩序，我们必须适应混乱的要求。”
1492年构筑的国家序列被戏谑式的解构了，在现在的50岁之前，还有大萧条时代的消失，还有1918年那场战争的消失——当它们消失，历史却被改写了：“就是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的那一分钟里，几百几千万人停止了互相杀戮。”上过战场的老人异口同声地说，“这突然的寂静是上帝的声音”，人类沉默上帝在言说，而上帝的言说只有几个人记得那些话。这种停止杀戮的寂静让历史走向了新的方向，一方面，当这个停战日变成退伍军人日，它抹去了神圣的一面；另一方面，当上帝在沉默中言说，当少数人听到了上帝的言说，是不是上帝又创造了新的生命？就像五十年前降生的我，一种昭然若揭的暗示是：我就是上帝。但是当上帝在言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什么？一种生命的降生，整个世界却已经被糟蹋破坏了，我的脑袋一干二净，“我的脑子里没有文化，没有人性的和谐。我不能再过没有文化的生活了。”
没有神圣，没有人性，没有文化，当我在五十岁时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爬过那个区分上与下的屋脊，在暗处我开始了另一种滑落：我把自己写作的书送给了自己，我就是创造者，我像上帝一样建立秩序：一方面要像孩子一样亵渎《星条旗》，用粗头铅笔画纳粹像、屁眼和其他东西；另一方面，在书中怀疑人的存在，人应该是机械制造的人，就是机器，“应该指出，患了晚期梅毒，患了脊髓痨的人——大部分是男人——是印第安那波利斯商业区中和我小时候在马戏团观众中所常见的现象。”而这个一方面的否定和另一方面的创建，其实与一边的斜面和另一边的斜面一样，有多大的力往上爬就有多大的力向下滑：我是作者，我写出了患了梅毒和脊髓痨的人，写出了用橡皮做的巨型试管的人，“里面有化学反应在嗞嗞沸腾。”但是我又是书中那个被机械制造的机器，机器的名字叫“菲尔波德·斯都奇”，我按照程序亵渎《星条旗》、画出屁眼和纳粹旗——也就是说，上帝就是被程度设计好的存在，上帝又创造了病态的人，那么所谓的秩序就真的变成了“适应混乱”。
我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名叫基尔戈·屈鲁特的科幻小说家和名叫德威恩·胡佛的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他们都是白人，他们已经相当老，和这个星球一样他们即将死去——而且，按照程度的我又按照混乱的要求安排了他们两个在一九七二年秋天在德威恩的家乡密德兰市举行艺术节的时候见面。为什么两个即将死去的人要见面？其实德威恩和屈鲁特之间也存在着创造和“适应混乱”的文本要求，作为科幻小说家，屈鲁特认为，地球上的人都是机器人：他把镜子叫做“漏子”，这是两个宇宙之间的小洞；他写的一部小说里有名叫台尔莫·斯卡格的地球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将自己右手掌的活细胞削下来和鸡汤调在一起，在宇宙射线的照射下细胞变成了婴儿；他写道了一个叫“语言三号”的星球，那里的军民都长得像美国汽车，他们有内燃机的动力，吃的是化石燃料，但是他们不是制造出来的，他们是繁殖出来的；他在去往密德兰市参加艺术节的旅途中道听途说了一个故事，于是又变成了“吉尔刚果”的返还宝故事，在这个令人不快的星球上，他们的语言就是“绝灭”……
人就是机器人，屈鲁特的创作并不是一种程序，而是都自身经历的改变，这个出生在百慕大的男人永远不可能当上美国总统，他有着强烈的悲观情绪，他有过三次婚姻，独子里奥十四岁离家出走，后来警察找到屈鲁特说里奥背叛了美国成为了越共……所以屈鲁特自己就是一个“绝灭”的人，所以他把人看成是机器，但是这个机器世界却寄托着他的另一个希望，这个希望便是德威恩，因为，“只有德威恩·胡佛有自由意志。”所以屈鲁特去参加艺术节不断接近德威恩，就是在接近这个不是机器的自由意志，就是在不断去除自己的悲观情绪和不愉快历史，“基尔戈·屈鲁特成了心理健康方面一个拓荒者。”
德威恩的身上到底又怎样的自由意志？他曾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买了美国神奇机器公司的股票，他唯一的儿子乔治长大后成了同性恋者，在新开的假日旅馆鸡尾酒吧里弹钢琴，他和秘书法兰心保持着暧昧……这些似乎够不上自由意志，德威恩身上最明显的自由意志是“化学成分”，当他拿出那把点38的左轮手枪插进嘴巴的时候，他闻到了铁匣里木炭、硝酸钾和硫黄混合的气味，“他只要一扣扳机，火药就会变成气体。气体就会把一块铅推出膛，穿过德威恩的脑袋。”他没有开枪，他却尝到了机油味，德威恩身上的化学成分让他开始疯癫，而其实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疯狂：他用枪打中了铺瓷砖的洗澡间的火烈鸟，他老是重复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他让嘴唇像沙发枕头的战争寡妇法兰心爱上了自己——自由意志是不良化学成分造就的疯狂，他的同伴便是那个叫德意志的国家，他们造起工厂就是为了“几百万几百万地杀人”。
屈鲁特把人看成是机器，而德威恩身上有着疯狂的自由意志，于是在两个人不断接近乃至最后见面中，这种自由意志带来的疯狂终于也变成了杀人——屈鲁特的小说《如今可以说了》就是让德威恩变成杀人疯子的那本书，“封面上的图画是一个大学教授被一群裸体的大学女生剥光衣服。”在这本书里，屈鲁特认为生命就是创世主的一个试验，所以他测试了一种新的生物，这种生物能够自己拿主意，和其他按照程序运作的机器人不同，这种生物他叫“人”，生活在处女星座上。写书的屈鲁特和自由意志的德威恩相遇了，而且和书上写得一样，德威恩开始变得更加疯狂，虽然他没有杀死人，但是他伤害了很多人，而屈鲁特也没有幸免，他的手指被德威恩咬伤了。但是这个互文的关系，却并不只是创造和受害的合体，它还有另一个介入的因素，那就是“我”的存在：“毕竟，是我创造出德威恩和屈鲁特的，如今屈鲁特要把德威恩逼成全疯，而德威恩要咬掉屈鲁特手指的指头。”也就是说，德威恩、屈鲁特和我构成了一个“每个边长十二英尺的等边三角形”，屈鲁特认为人是按程序设计好的机器，而德威恩是唯一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拥有自由意志的德威恩因为屈鲁特的小说而咬伤了小说的作者，而其实，屈鲁特就是我创造的人物，“屈鲁特是我创造的人物中唯一有足够的想象力怀疑到他可能是另一个人所创造的。”他具有怀疑和想象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由意志？而被德威恩咬伤是不是也是被自己所伤？
我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和想象力的人？因为我看到了宇宙的漏子，因为我发现了宇宙的屁眼，因为我就是与创世者并起并坐的人：宇宙有多老？它只有半秒钟那么老；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一直在那里？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吃自己尾巴的蛇”……“我让它爆炸。我又让它再一次散开。”从爆炸到再次散开，我创造了屈鲁特，其实是为了解开和自己有关的谜：母亲吞德拉诺自杀，德威恩的妻子也是吞德拉诺自杀，而自杀就是因为“她就是那一种机器”。而这个关于文本的游戏似乎暗合着一个线索：德威恩的妻子和“我”的母亲走上了同一条机器人的死亡之路，那么把它命名为自由意志的屈鲁特是不是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声音是我父亲的声音。我听到了我父亲——而且我看到了我母亲在真空之中。我母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她留给了我自杀的遗传。”果然，我创造了屈鲁特就是在解开母亲的秘密，就是为了给父亲另一个未来。“把我吓得屁滚尿流的是过去”，这是屈鲁特在回答联合国秘书长时说的，这个过去构筑了“父亲”害怕的历史，而当一种死亡是程序所为，那么我在创造中为父亲解开了罪责，“你是唯一听到我这么说的角色。至于别的角色，今天夜里就像任何一个夜里一样。起来吧，屈鲁特先生，你自由了，你自由了。”
“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这是屈鲁特喊出的最后一句话，看起来是在时间中重返，自由而年轻，是越过屋脊之后的另一边，但是，这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的寓言，因为，“我体内一切活动都符合人这机器的正常运作程序。”我就是机器，如何能带给别人自由？这就像上帝的悖论一样，上帝无法完成自己做不了的事，而身为作者的我所作的一切都在预设的前提中变成程序，它就像是“冠军早餐”的笑话：我坐在自己创造的酒吧里，我穿过“漏子”看着我自己创造的那个白人女服务员，而女服务员会递给每个人一杯议院马提尼和一片柠檬，当然她也会给我——我在自己的故事里，我又创造了故事，于是和宇宙一样，时间是“吃自己尾巴的蛇”。
循环，禁锢，自由就是不自由，上帝就是程序，过去就是现在，五十岁后就是五十岁前，当然，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后，越过屋脊是另一边斜面，甚至就是同一面：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你一定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