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7《咒语》：我的武器变成了语言而不是子弹
我活得更快活，而且我答应在本书结尾处告诉你们一个我想要刻在墓碑上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了完全合法的杀敌人数和通奸次数。
——《第四十章》
书之结尾是一个故事的终结？墓碑的意义在于纪念一个逝去的人？终结的故事，逝去的人，都以铭记的方式成为一种标志，为什么最后却是一串数字，甚至还是“合法”的数字？它的作者是谁？为什么要统计数字，甚至还刻在墓碑上？记录好而刻写，并不是关于作者的一种记忆，而是以书写的方式记录下过去和现在，并以戏谑的启示昭示未来，就像最后一句话所说：“仅仅因为我们一些人会读书写字，还会做点算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狂妄自大到征服宇宙。”
读书写字和算数，都写在一张张纸上，一张张纸构成了一本本书，而一本本书组成了这个八十万藏书的图书馆，图书馆之存在，是关于历史、宗教、人文、数学等的总结，它们包罗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它们书写了人类的命运，但是藏于其中的那些虚构片段，如何解构这一庞大的文字世界？又如何呈现一个个体的命运？拥有巨大的藏书，却“依旧无人问津”，而发现那些只言片语只不过是某种偶然，但是无人问津和偶然，却并不是一部小说的最终命运，各章节段落的分隔线，小写字母被写成大写字母，批量绘制的墓碑图案，当被发现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隐秘历史的重现，“对于他所有的特别处理，我想起另一位作家曾经告诉过我，一名伟大编者的词典里，有一个术语被奉为圭臬。经过一番思考过后，我决定采用这个办法——‘保留不删’。”
“导语”就是用读者的视角重新发现作者，发现隐藏在八十万册图书里的作者，发现在人类知识面前的个体命运，“保留不删”就是一种语言文字的呈现，但是那个作者却有意毁灭人类智慧，甚至毁灭语言本身，因为会读书写字和算数，只是一种狂妄，它不能征服宇宙，所以毁灭的最终结果是为人类竖起墓碑，而一连串的数字指向的都是这种戏谑：首先写下尤金·德布斯去世的年份——谁是尤金·德布斯？戏谑在分歧中展开了，他是美国政治家、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创办者，甚至曾以美国社会党人的身份五度竞逐美国总统，他的生卒年份是1855至1926。这是第一个“尤金·德布斯”，在这个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工会组织者死去之后的14年后，写在图书空白处的“我”出生了，我因为尤金·德布斯而被外祖父取名叫尤金·德布斯·哈特克，这是一种缅怀，也是精神的继承，但是被命名为同样的名字，并不表示自动赓续，那只不过是死于1948年的外祖父一厢情愿：“在行将就木之际，他让我保证，要把德布斯最负盛名的一句名言铭记于心，这句话便是：‘哪里有下层阶级，哪里就有我；哪里有犯罪，我也感同身受；有一个灵魂身陷囹圄，我便不自由。’”
一句名言，刻在墓碑上，要让自己成为下层阶级的代表，要在自由中阻止犯罪，怎么可能仅仅在命名意义上完成？尤金·德布斯是墓碑上“合法”数字的开始，接着要“减去一部科幻电影的标题”，在我所经历的故事里，唯一一部和数字有关的科幻电影就是《2001：太空漫游》，这是我在参加越战的时候看的电影，所以这个数字就是2001，而科幻电影关于未来的2001年却已经成为了我活着的现在，“如今已是2001年”，在现实里，我写作，我记录，我虚构，我咳嗽，2001从来不指向未来，也不是最后的末日，“世界的确会在某天走上穷途末路，但不会是2001年，因为2001年早已波澜不惊地来到，又风平浪静地远去。”而正是这种波澜不惊，使得我得出和数字一样的结论，人类不可能用狂妄自大征服宇宙，“万能的上帝并未沉湎数字命理学。”
尤金·德布斯去世的年份之外，科幻电影的标题之外，数字还涉及到希特勒的出生年份：我当然没有经历过二战，却亲自参加了越战，两种战争有什么区别？而且在我从越战回来之后在西庇阿成为敲钟人，在一天晚上，被帕梅拉灌醉之后，我和她发生了关系，而在巴列展览馆当着学生的面对越战进行控诉的时候，我说：“希特勒是基督徒，纳粹十字党徽是基督教的十字。”这句话被偷偷录了下来，以致最后我失去了学校的工作。一个战争罪犯变成了基督徒，纳粹的标志变成了救赎的十字，这是一种亵渎？而无论是帕梅拉将我灌醉，还是偷偷录音，其实都是学校对人性的亵渎，而我之谴责的正是越战的种种罪行，无疑这个希特勒所代表的年份是关于战争期间的罪恶，也代表和平时期的亵渎。
数字还没有终结，接下去是“加上负鼠的妊娠天数”，这是关于动物的生命延续；得到12的答案之后，还将得到一个数字，“那是前奴隶主托马斯·杰弗逊过世的年份，也是杰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出版《最后的莫希干人》的年份，这本书没有在这里发行，但以后可能会的。”关于种族，关于自由；之后，再“除以4的平方根”，再“减去100个9”，再“加上最多产的女人所诞下的孩子数量”——加减乘除之后，“然后就算出来啦，天哪！”但是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是一串数字，但是墓碑上却是一个“？”也就是说，在关于社会主义、关于科幻未来，关于战争罪恶，关于生育、自由、种族之后，数字根本就不存在的，墓碑上的疑问恰好是整个人类的疑问：我们无法用读书、书写和算数的方式征服宇宙，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代表了完全合法的杀敌人数和通奸次数”也成为了一种无意义？
似乎又回到了尤金·德布斯的那句名言：“有一个灵魂身陷囹圄，我便不自由。”谁的灵魂陷入了囹圄？2001年是现在，不是电影里的未来，也不是世界末日，在这个数字年份里，我进入了西庇阿的学校，成为敲编钟的人；我因为说了亵渎的话被学校董事会辞退；我进入了雅典娜监狱，在那里教书；我目睹了越狱暴动，最后成为了军事指挥者；我即将荣升国民警卫队的陆军准将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名叫罗布·罗伊的私生子；最后曾经日本人管理的监狱被政府管辖，而我也进入了无休止的禁毒战争中，在一连串的变故中，我到底会走向何处？是为消除种族隔离而努力的“自由战士”，还是重现战争风采的英雄？当那个从未见面的私生子罗布·罗伊到来的时候，一种循环似乎又把我拉向了那个无法忘记的历史，“知道你永远不会这么称自己，但我妈说你就是战争英雄。而你当然也可以这么称呼你的父亲。有多少美国人能够在二战中击落28架德国飞机？”私生子把我叫做战争英雄，对应的是越战中我的银质勋章所代表的功勋，而我也可以称呼自己的父亲，对应的是二战击落德国飞机的赫赫战功——外祖父命名我为尤金·德布斯，却并没有让家族出现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工会组织者，相反却总是无法离开战争，离开战争的罪恶，离开战争的历史，而这循环的命运使得我再一次回到越战战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像是越战经历的重演。
的确，曾经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我8岁时记住了外祖父对我说起的那句尤金·德布斯的名言，21岁之前我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我成为“灵魂商人”的音乐梦想——就是在高中阶段，我组建了我白人乐队，成为里面的钢琴手，热爱爵士乐的我可以大干一场，但是21岁那年父母却把我送入了西点军校，之后我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作为陆军中校，“千余将士唯我马首是瞻。”父亲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我像他一样在战争中建立功勋，二战时期，他作为平民涉足军旅，在化工领域颇有建树的他虽然没有穿上军装，但是，“在13周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同时兼备杀人倾向和自杀倾向的冷血莽夫。”“这是一次大好机会。”是他把我送进西点军校时说的话，而当我在父亲之后继续奔赴战场，似乎命运远离了灵魂自由的方向。
| 编号：C55·2180805·1492 |
父母20年在加拿大一侧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礼品店里遭遇屋顶塌方，最后双双殒命，并非是我命运改变的线索，从越南战场返回之后，我进入了西庇阿学校，这里代表着知识和学问，而旁边则是雅典娜监狱，代表的是法律和管制，而这两个地方同时提供了关于人性黑暗和虚妄的证明，学校的伊利亚特·塔金顿畅想酷似林肯，却一直在尝试发明永动机，“痴心梦想着只要在开始轻轻一转或者略施魔法，这些玩意儿就能一直运转到最终审判之日。”詹森·维尔德是保守派报纸专栏作家、演说家和电视脱口秀主持人，起先是怒不可遏的家长，后来成为学校董事会成员，就是在他的策划下，金伯利跟踪我，给我录音，最后在他的怂恿下我被辞退；山姆·韦克菲尔德，以将军军衔退伍，开始为反战运动奔走，后来成了塔金顿大学的校长，他对我寒暄的时候，总是那句不怀好意的：“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呢，孩子？”
塔金顿大学无疑是一个隐喻，在监狱暴动之前，那里发现的一块墓碑便指向了真相：那里埋葬着两具尸体和一颗头颅，两具尸体是塔金顿大学的植物学家赫尔曼·舒茨和妻子，他们因患白喉而逝世，那块墓碑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最后一句是“自由思想家”——“赫尔曼和索菲亚·舒茨并不是那场白喉疫情的唯一受害者。根本不是！但是只有他们立下遗嘱，想要埋葬于校园之中，在病榻之上，两人均把此地视为圣地。”但是，自由患上了疾病，自由被埋葬，自由成为了尸体。就是在这个自由被埋葬的地方，我也成为了没有自由的人，甚至只能在重演的越战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
关于濒死遗言，响起在越南三年岁月中那些死去的战士，一名十八岁的士兵曾在我的怀中奄奄一息，最后一句话是：“肮脏的玩笑，肮脏的玩笑。”看到山姆，就想到了在越南晋升准将的他授予了杀死五个敌人的我银星勋章；从头口禅“真是要笑死我了”想到在顺化被狙击手打死的杰克·巴顿，“他是眉心中弹。真是个神枪手！射中他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赢家。”听到敲响的钟声，我也会想到战场，“有时，通常是寂静凛冽的寒冬，当我敲响钟声并从对岸监狱传回了巨大的回声时，我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仿佛我在向监狱开火炮击。与此相反，在越南战场的时候，当我冒着枪林弹雨返回，身后的声音仿佛是种音乐，有趣的声音。”而当雅典娜监狱越狱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一声巨响传来，也仿佛回到了越南战场，“越南就是我的一场巨大的幻梦，适应了越南，就适应了所有一切。”
越战在记忆深处，却总是被唤醒，如果说西庇阿的塔金顿大学披着知识和教育的幌子，那么雅典娜监狱则完全是另一个战场，那里有种族隔离，有暴力，莱尔·胡珀以自由战士为名杀死了塔楼里的看守；典狱长松本是日本人，他推行监狱改革，就是根据种族进行隔离，而作为广岛原子弹的幸存者，他几乎将这种痛苦转嫁到犯人身上，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是怎么对待尸体的，我们就是怎么对待美钞的。先埋起来，再忘掉！但是你们清点尸体的可比我们清点美钞的要幸运多了。”而连环杀人犯埃尔顿·达尔文，是个黑人，作为反社会分子，他是个“命运自决之人”，“他宣称自己是新国家的总统，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董事会办公室的萨摩扎大厅，里面的大长桌就成了他的办公桌。”“瞧瞧黑鬼也能开飞机”的遗言听起来更是一种狂妄而无法逃离宿命的悲哀。
监狱暴动发生，作为目击人，我仿佛看到了越战上组织领导的行动——“突袭”，但是持续五天时间的激战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越狱爆发当晚，我像个偷窥狂一样无能为力，只要攻击打响，不管是葛底斯堡的罗伯特·李，还是滑铁卢的拿破仑·波拿巴，他们全都一样束手无策。”个体如何阻止战争？像二战，像越战，都变成无法控制的事件，而个体在其中，只能随波逐流，暴动被政府镇压，国民警卫队和伞兵占据了有利位置，最后占领了雅典娜，控制了西庇阿，而解救的人质接受电视采访时，“感谢上帝和军队”，而对于我来说，无能为力的个体存在只能走向两条道路：在越战的历史中回忆自己的辉煌战功；对现状表达不满，当被问“所以现在没有任何政府了？”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我得说，你就是政府。”
越战已成为过去？墓碑只铭记历史？而在这个新的战场上，另一种深陷囹圄的灵魂，却在挣扎，对于我来说，谎言成为了我的另一种武器，“在越南的最后一年，我的武器弹药变成了语言而不是子弹，那时候我为所有的杀戮和死亡都找到了辩护的理由，甚至让我自己也为之印象深刻！我真是一个口念致命咒语的天才！”子弹可以杀人，语言可以骗人，子弹杀死的是敌人，谎言获得的是女人——从“本垒打”的女人，到自己家族有精神病倾向的妻子，从“元数据”的女人，到战争之后回到菲律宾的战地记者，我保持着一种记录，“我并不想打破和女人做爱的世界纪录，不论我是否真心爱过她们。”所以当离开战争和女人一起找到存在感的时候，我想到列出一份女人的名单，而当没有了子弹又被抛入另一个战场的时候，“我后来在想，使用常规武器的时候，我究竟杀了多少人。”
一张是女人的清单，一张是杀死的人的名单，它们都是我存在的证据，而这种证据指向的并不是自我的存在感，而是整个历史的罪恶感，“我希望能够同这两张清单一起入土为安，这样一来，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最终审判日，我就能对审判官说：‘判官大人，尽管您的时间亘古长青，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个节省时间的法子。您不需要查阅《凡间万事万典录》里有关我的条目。这里是我一生所犯罪行的清单。直接打发我下地狱吧，我不会有丝毫怨言。’”这也是我对于战争的忏悔，在这个逃离不了战争阴影的世界里，私生子的到来，战争英雄的命名，其实都在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控诉战争，而最后那块墓碑上的“？”指向的是历史的虚无，未来的未知，没有自由，没有信仰，只有狂妄，只有暴力，战争在延续，而人无法逃离牺牲品的命运，就像八十万册图书馆里，那些虚构的片段变成了现实的隐喻，而它们的命运只有一种：“保留不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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