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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晚上对于弗朗斯·德瓦尔1975-1979年的观察来说，只能是滞后的“结束语”，在经历了对“黑猩猩们的个性”描述、“两次权力更迭”的演变、“不平静的稳定”的观察、“性特权”的叙述，以及“黑猩猩群落的社会机制”的分析之后，1985年像是对于黑猩猩政治的一种时间序列的补充和完善，而这样的补充和完善也打开了黑猩猩政治命运的另一个缺口，甚至成为了一种象征。曾经作为黑猩猩群体冬天生活场地的大厅变成了电影院，曾经真实的黑猩猩都变成了“演员们”，他们的政治生活都被投影到了墙上，而底下的无名的黑猩猩又变成了观众——从被观察者变成观察者，被统治的过程完全变成了一种符号，即使毛发竖立起来，即使有愤怒的咆哮声，也只是作为一种演出事件，而消除了现实的政治意义。

而其实这种消除更大的事件还在于作为曾经雄1号的尼基已经死去，就在一年前，尼基踩着一层薄冰越过那条护河的时候，却发现护河上根本没有冰，这一个报纸称为“自杀”的事件其实是一次没有自我保护的淹死，“它更可能是一次令他惊慌失措的攻击所导致的致命的结果。”因为就在1984年，曾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尼基在耶罗恩和丹迪结合的联盟面前变得孤立，耶罗恩停止支持尼基，并且越来越激烈地反抗尼基要将他与丹迪分开的努力，一方面是被分开，另一方面是结盟，所以对于尼基来说，孤立意味着紧张，意味着不安，意味着失去统治地位，当然也意味着死亡。

死亡变成“极具戏剧性的事件”其实并未在德瓦尔1975年-1979年的观察中，而在尼基失足落水而淹死之前，这个黑猩猩群体已经经历了一场接近死亡的重大悲剧事件，就在1980年，当时的雄1号尼基在耶罗恩的决裂和眼中冲突中失去了统领地位，因为耶罗恩撤销了对于首领的支持，从而使得原先失势的鲁伊特重新填补了权力真空，这是权力的变异，这是权力的转移，这也是权力的不稳定，就在10个星期之后，耶罗恩有与尼基恢复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并在一个晚上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复仇事件，他们重创了鲁伊特——除了咬掉鲁伊特的手指和脚趾，除了使得他遍体鳞伤之外，他们还摘除了鲁伊特的睾丸。

被摘除了睾丸，这对于雄猩猩来说，是致命的，不仅宣告鲁伊特身体遭受创伤之外，这意味着带有某种男性力量的器官从身体中摘除，则变成了政治权利的彻底瓦解。似乎这变化的恩怨里，不管是鲁伊特还是尼基，都从权力的神坛中跌落下来，而且这种跌落几乎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新的雄1号丹迪来说，命运似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后来丹迪死于心力衰竭，而之后，随着耶罗恩、克娆姆、施嫔的去世，随着一些黑猩猩的迁移，德瓦尔，描述的那个时代其实已经走向了一种覆灭，尽管在1986年庆祝建园25周年时，大妈妈、格律勒、安波、吉米、特普尔和茨瓦尔特参加了庆祝活动，但是这已经是一个时代的没落，当新的一代不断到来的时候，新的群体、新的故事，新的生活还会继续，新的伤害、新的权力，新的斗争，甚至新的死亡也还会上演。

新旧更迭似乎并不能改变黑猩猩的政治生活，并不能改变黑猩猩群体的动物行为学意义，对于黑猩猩群体来说，1980年开始一波三折的戏剧事件在“结束语”的补充中出现，在荷兰电影制作人贝尔特·海恩斯特拉的《黑猩猩家族》记录片中上演，实际上更加强化了1975-1979年观察的人类意义，黑猩猩变成演员，丹迪在记录片中露出牙齿尖叫，兵拥抱耶罗恩，“尼基的‘复活’导致了他们之间的酒联盟的临时性恢复！”而且，贝尔特·海恩斯特拉在拍摄纪录片《黑猩猩家族》之前，就已经熟读了德瓦尔的这本著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复活那种带有权力影子的黑猩猩生活，就是延续着《黑猩猩的政治》里的人本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著作还是电影，都是以人类的观察为出发点，也最终指向人类意义这一根本归宿，或者说，以不参与、不介入黑猩猩生活的观察却自始至终成为一种理想意义的人类政治学标本。

“如果他们是动物的话，我们又是什么呢？”这是德瓦尔在《导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有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问他的一个问题使他大吃一惊：“您认为在我们国家的现政府中，谁是最大的黑猩猩？”政府里的黑猩猩，这当然是一种比喻，但实际上无形之中赋予了黑猩猩一种拟人化的品格，也就是用动物为喻体，一定是放大了动物身上和本体有关的属性，所以当这个句子在德瓦尔那里变成疑问句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变成了动物。人和动物鸿沟的消除，似乎是德瓦尔在《黑猩猩的政治》中需要做的努力，而做出这个努力之前，先必须纠正一些在他看来错误的观点，而其中最大的一个观点，便是人类学中的进步论，也就是说，黑猩猩只是一种动物，不管和人类的表情有多少相像，他们的智力多少接近人类，但毕竟只是一种灵长类动物，永远无法达到人类的进步。这种进步论的后果是对于黑猩猩的观察和研究总是处在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中，也就是说，黑猩猩是被观察者，而人类不仅是观察者，同时更是研究者，所以作为研究意义的黑猩猩，从一开始就被人类赋予了一种“动物学”意义。

弗朗斯·德瓦尔：让人类在猿类的镜子中看见自己

而德瓦尔要颠覆这种观察和研究，在这个颠覆的过程中，他似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案例，在人类进步论学者看来，人类是有艺术才能的，而猿类没有；人类是工具的制造者，而猿类不是；人类有语言，而猿类没有；人类拥有政治，而猿类没有。而正是这种被放大的差异性满足了哲学家的自负，也扩大了人类学家的“寻求我们与猿类之间黑白分明的性质差异”的欲望。但其实，在生物学意义上，人和猿类的差异并没有这样明显，野生黑猩猩会用经过特别加工的树枝深入蚁穴获取白蚁，这是他们使用工具的能力；在实验中，猿类学会了美国手势语，并用这些手势语进行语言交流；黑猩猩会捕捉猴子撕裂他们，并将它们活活吃掉，这打破了只有人类才有的食肉性特性；而戈登·盖洛普还证明，猿类能够认识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而那个著名的“科勒瞬间”里，黑猩猩找到了聪明的方法，用箱子和棍子摘取挂在高处的香蕉……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德瓦尔选择荷兰阿纳姆的布尔格尔斯动物园中的大型户外黑猩猩群落圈养区的黑猩猩，作为自己观察的对象，就是用具体是实例来印证猿类的非动物化生活，而这个非生物化生活的最大关键词就是：政治。也就是说，在德瓦尔看来，政治并非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引用哈罗德·拉斯韦尔关于政治的著名定义，政治是决定“谁在何时并如何获得什么”的社会过程，“那么，毫无疑问，黑猩猩也在从事政治。”使用工具、语言交流、食肉同类、认识镜中形象以及获得食物，这些都是黑猩猩接近人类的能力，但是他们的生活在德瓦尔看来，最大的意义是具有政治性，“权力欲望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我们这个物种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忙于使用各种权术，这也是任何人都不必对本书所指出的进化上的联系感到惊讶的原因。”换句话说，政治是黑猩猩与生俱来的特性，在《结论》中，德瓦尔说：“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也就是在比人类古老的物种黑猩猩身上体现的政治性，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而非人类特有。而从这种普遍性推而广之，就是政治也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宽泛地将政治界定为获得并维持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地位的社会操纵的话，那就可以说，政治牵涉到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政治牵涉到每一个人，政治也并非是人类具有，那么这样的政治观必将带出两个观点，一是人类并不居于政治生活封闭的高端状态中，而另一个则是黑猩猩在政治生活中建立界限分明的等级秩序，而通过这样的等级秩序组织社会，借而通过影响力和权力来稳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黑猩猩的权力政治并非全是“坏的”或“脏的”，而是带来了一种生活逻辑上的一致性，“甚至带来了一个民主的结构”。等级秩序是一种“给竞争与冲突加上限制的凝聚性因素”，因为在这样一种秩序里，照料孩子、玩游戏甚至性爱和合作，都变得很和谐，“黑猩猩的政治也是建设性的。人类应该将被看做政治动物当成一种荣耀。”

建设性的政治生活突出表现在这个黑猩猩社群的“两次权力更迭”中，一开始，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雄黑猩猩耶罗恩，“他像一个国王一样理所当然地接受着来自群猿的敬意，并对他的某些臣民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不值得对之瞥上一眼的傲慢。”耶罗恩凭借着庞大的身躯和充满自信的方式给人以一种最强者的印象，而那些黑猩猩向着他“问候”则是这种印象的行为学阐释，下属一串深深的鞠躬动作，他们的上级伸出一只手或者吻他的脚、脖子或胸部，然后强势的黑猩猩从“问候者”身上跨过或跳过，这些都是作为仪式化的“问候”礼节，但是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地位低的一方频频获得胜利，当地位高的一方表现出害怕和犹豫，那么这种关系就会发生转变，而当“问候”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时，权力的更迭就发生了。

先是鲁伊特发起挑战，他公然与施嫔交欢，公然围着老瘦岭绕圈，公然进行威胁性武力炫示，甚至公然挑起了精彩的互动。在耶罗恩未取得雌黑猩猩的支持之后，在一年的重组过程中，在最后耶罗恩在冲突中受伤后，鲁伊特成了新的领袖，而其实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替换过程，在鲁伊特和耶罗恩的冲突中，另一只具有力量象征的雄黑猩猩尼基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开始，鲁伊特和尼基组成了一种开放式的联盟，也就是说，他们在联盟中分别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鲁伊特利用尼基的力量在于耶罗恩的冲突中占据上风，而尼基则在鲁伊特的帮助下，让越来越多的雌黑猩猩“问候”他，也就说，尼基在雌黑猩猩中获得了稳固的地位，“尼基与鲁伊特的兴趣并不是一致的而只是平行的”，但是这种平行关系却极容易打破，在鲁伊特和耶罗恩冲突之外，也有休战与和解，相互进行毛皮护理是一种对暴力的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换来了一种平稳的过渡期，“对于那些威胁着要使生活陷于混乱的力量，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平衡力量，和解行为几乎定无疑地扮演着一种关键角色。”

和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实，黑猩猩之间的冲突并非只是个体寻找统治，证明力量，获取权力的简单目的，社会关系决定战斗结果，而战斗结果又将决定群体的生活，所以冲突是为了调整，统治是为了和谐，权力是为了秩序，“在自然状态中，雄黑猩猩们会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帮伙，并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互相陪伴上。”但是随着结构的调整，随着力量的对比，随着“雄性俱乐部”的建立，特别是随着鲁伊特、耶罗恩和尼基“三国演义”，权力中心不断进行更换，当耶罗恩对尼基“问候”而结成一种联盟的时候，鲁伊特便陷入到孤立状态中，他调整策略，从“赢家的支持者”变成“输家的支持者”，甚至开始对弱小者进行关爱，甚至雌黑猩猩的领袖级人物大妈妈也转向鲁伊特，所以结构的变化换来的是一种团结和保护，是一种表面上的和谐，而鲁伊特也知道，“试图把耶罗恩和尼基两个都驱逐到群体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中去的话”，无异于“政治自杀”。但是权力关系还是最后发生了改变，尼基和耶罗恩不再对鲁伊特顺从，他们结合成了一种联盟并采取了联合行动，最后鲁伊特终于承认尼基成为新的领袖。但是当尼基对幼小的乌特武力炫示，并将他撞到墙上，他已经失去了维护稳定的作用，他被工作人员移出了群落，而这个联盟留在那里的耶罗恩也失去了雌黑猩猩的支持，鲁伊特才次接受了权力，而在之后尼基被送回之后，他们的关系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后在尼基和耶罗恩组成联盟之后，鲁伊特又让出了自己的位置，尼基再次成为群落中的雄1号。

联盟的变动带来权力的更迭，而不论是那种权力，不管是分而治之还是集体领导，对于黑猩猩群体来说，就是一种“不平静的稳定”，社会联系的形成、雌黑猩猩们养育孩子的不同方式、安抚与和解行为、性交与青春期等，都是在社会等级关系的稳定期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作为政治权力的性特权，也遵守着某种等级秩序和性交规则，除了青春期黑猩猩之间的性爱以雌性主动，成年期的求爱由雄性主动这些带有动物属性的特性之外，黑猩猩的性特权也折射出“父权”形象，也就是在雄黑猩猩看来，性交是群体中的垄断权，“雄性的兴趣集中在性与权力上。他们谋求权力的动力来自雄性的等级地位决定性的优先权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某种雄性设法使其他的雄性不能接近他，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他成为孩子父亲的确定性。所以在黑猩猩的性生活中，也有对偶形态的排外性，这就避免了某种“完全的杂乱交配”。另外，在黑猩猩群体中，也形成了社会机制：向上级进行“问候”，体力和优势决定统治地位，用经验的作用进行整治策略，“他们建立与毁弃联盟的灵活性给人以策略翻覆、理性决策与机会主义的印象。”也就是说，黑猩猩的策略是一种“目标导向的行为”，导向权力的中心，导向等级的高处。另外，他们也表现出合作和互惠。

从权力更迭的斗争、性特权的控制、不平静的稳定治理和逐步形成的社会机制，都形成了黑猩猩的政治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充满了权力接管、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网络、权力斗争、联盟、分而治之的策略、联合、争端仲裁、集体领导、特权与交易等等。那些在人类世界的权力走廊中出现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在一个黑猩猩群体的政治生活中发现其胚胎的。”所以从黑猩猩群体走向人类，又具有了标本意义，但是在这些人本主义的观察是不是真的是对于黑猩猩政治客观的分析和解读？是不是具有政治的本体论意义？德瓦尔选择这一动物园进行观察，目的就是希望排除人为干扰而建立独立的动物行为学标本，“全新的半自然式的规划：在这种圈养区中，喂食、触摸、刺激猿类的行为的可能实际上已经被减少到零。”这是一个准自然群落，几乎生活在一个孤岛上，游客只能在20米之外隔河而望，德瓦尔将这样的群落式观察命名为“岛屿生物地理学”，也就是在一种相对独立、相对自由的状态中，用非人类干预的方式还原动物的生活，从而形成一种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动物行为学抛弃了人类设计的特殊场景，抛弃了对于动物心理的抽象化和个体化的建构，也抛弃了野生群落大范围、不确定的盲目观察，所以在这样一个黑猩猩群落圈养区，德瓦尔建立了一种理想化的观察标本。

但实际上，这的理想状态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虚构，独立的岛屿，没有干扰的环境，对于观察黑猩猩来说，的确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和原生状态，但是这样一个群落圈养区，毕竟是人为建立的，毕竟黑猩猩从来没有食物之虞，没有外族和天敌的入侵，没有和另外动物的争斗，所以在非野生状态下的观察一定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所以也是片段的，局部的，或者说，黑猩猩的政治生活完全变成了和平时期的统治和发展问题，这种打上了人类烙印的单一生活只是德瓦尔自己构建的政治图景。“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种视角：我们的近亲们的行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本性的重要线索。”而不仅在环境构筑上，是人类设置的一个理想标本，在其意义阐释上，也最终为了解人类自己的本性，而这种本性无非是那一句话：“我们这个物种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忙于使用各种权术，这也是任何人都不必对本书所指出的进化上的联系感到惊讶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就是一种像黑猩猩一样的动物，或者，黑猩猩和其他物种和人类一样，从来都是政治的动物。

人类设置圈养区，为黑猩猩拟人化命名，寻找他们身上独特的个性，这些黑猩猩是人类学意义上的黑猩猩，是人类视角下的动物，所以他们永远被豢养在圈子里，永远被定格在书本和镜头里，永远活跃和吼叫在电影画面上，尽管德瓦尔也指出，“然而，谁能担保这本书中的众多解释事实上都是真理呢？”并非要寻找真理，但也并非是要解放被观察的这些黑猩猩，他们活在人类的世界里，注定要变成人类关于自身的一种隐喻，就像戈登·盖洛普证明的那样，猿类能够认识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而其实，那黑猩猩转身看见的那面镜子里，出现的不是自己，不是同伴，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恰恰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