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

编号:C96·2130221·0946
作者:[东晋]干宝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2年01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0.50元
ISBN:9787101083125
页数:449页

“及其著述, 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搜神记》,当然是为鬼神故事寻找合理的解释和文本的记录,有鬼有神,自然是不骗人的,那么何以证明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呢?“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这微说是不是也是古代社交网络的雏形?和现在的微信、微博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并非是合乎规矩的小说,只是记载而已,而这搜集而来的四百多篇神异故事,开创了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神道之不诬”其实是作者干宝的一种人生观,干宝年少时即博览群书,尤其对阴阳术数、易卜占筮等典籍感兴趣。《晋书·干宝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此为本书的由来,但其实除了干宝的著述之外,很多篇章并非是干宝的原文了,添加和删减之后的这二十卷,也已经不是那个“不诬”的世界了。


《搜神记》:无有定体的鬼神“微说”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二十卷,四百六十余则故事,对于干宝来说,这些数字组成的“微说”便是一个大突破,所谓“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干宝将《汉书·艺文志》的观念抛在脑后,将各种关于神仙鬼怪故事的“微说”,作为“七略”之外的第八略。这种突破似乎是急切的,也是亲历的证明,因为在干宝看来,世界不仅有鬼神,还可以在鬼神中发现征象和规律,“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

《晋书·干宝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有感于生死之事,像是一种真实的注解,对于干宝“三观”的形成似乎是不可置换的,也就是说,干宝的辑录最终目的是要证明鬼神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神道并不是骗人的游戏,它在现实生活中,在生死之事里。《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有两个故事,就足以证明对于干宝的影响。一是干宝的父亲生前宠幸的婢女,因为母亲的妒忌而成为死去父亲的殉葬品,但是十余年后,再次打开墓穴,发现那个婢女容颜未改,栩栩如生,待回家后竟然又活了过来,还述说着在墓穴里的人生故事,和世间并无差别,而且父亲还为她取来饮食,恩宠如昔。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干宝哥哥的,因病没了气息,但是体温如常数日不僵,甚至几天之后又活了过来,像是一场梦,还声称看到了天地间的各种鬼神。身旁的故事足以有感染力,也让干宝深信不疑,所以他要在那些过往的传说中,从自己的耳闻目睹中发现存在着的那些鬼神。

“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看起来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自始至终所有的记述都是通过言说的方式出现的,干宝对于神怪的传说一方面是“承于前载者”,另一方面是“采访近世之事”,但是很明显,“承于前载者”占了大多数,从上古神话开始,干宝就极力收集这些传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和神话,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复仇的历史传说;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凭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这些故事当然是文本间的转述,如书中著录的汉代故事中,有文献可查的不少于几十则。如《董永》引自刘向的《孝子传》,《东海孝妇》引自刘向的《说苑·贵德》,又如《阴子方》、《张助》、《张汉直》《到伯夷》等等,卿裤见东汉应确的《代俗通义》……虽然《搜神记》在对前代神怪传说的转录保存之外,还进行了更广泛的开拓,而在“承于前载者”之外,“采访近世之事”却并不多见,实际上亲眼所见的故事更是零星了,所以故事的言说和记述的本质没有变,而这些传说的文本,也消解了干宝所谓的亲身经历,因为也是记载,也是传说,在文本中听闻和转述,那个婢女,那个哥哥,复活的传奇仍然无法证明“神道之不诬”的命题,所以相信鬼神的出发点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搜神记”。

这是从文本材料的来源上看,《搜神记》,顾名思义便是关于神的记载,这神大约是干宝有着寄托的那种,所以相信是真实存在的,从神农、赤松子、宁封子到彭祖、师门、葛由,这些得道的神仙组成的序列,不仅能呼风唤雨,还能骑龙驾虎,亦能长生不老,而这些的功能对于现世的生活秩序来说,当然是可以寄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干宝所要证明的也是这样的“神道”,这种探赜索隐、穷神知化的写作,实际上在干宝看来,却并不是为了证明其存在,而是为了凸显神道的不易,这种不易最直接的证明就是站在神对立面的那些鬼怪的破坏。“寿光侯劾鬼”的故事里,寿光侯的本领就是“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以致东汉章帝“以相试耳”,竟也找到了乐趣,而“管辂论怪”中说,“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也就是说妖和神之间一直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紧张关系,只有神明正了,才不至于被妖所害,当然,那个东海人黄公就是因为自己“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神明和鬼怪之间的争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所以“淳于智杀鼠”、“淳璞撒豆成兵”都是对于妖道鬼怪的剿灭。

而下一个命题则是,在神明之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鬼怪,那些鬼怪到底是从何而来?“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在这论妖怪的叙述中,干宝认为就是因为人的精气发生了改变,正常的秩序发生了变化,从而有了妖,有了怪,有了精灵古怪之淫祀,有了妖怪变现之奇异,以及善恶因果之报应。正是这些鬼怪,使这个世间呈现很多诡异和恐怖之事,“臧仲英遇怪”里,女孙年三四岁就死了,却不知道死在哪里,“两三日,乃于圊中粪下啼。”“华佗治疮”里“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出。”不仅是人世的各种灾祸和怪异,其实更多体现在国家兴衰和王朝的覆灭中,“舜得玉历”中,“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也就是说,在天道的预言中,孜孜不倦地躬行正道就是最大的贡献。“汤祷桑林”故事里,“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亦是成仁成道的故事,而更多的征象则是怪异之下的符命谶纬之事,“孔子夜梦”里,那只麒麟说:“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而在世间各种怪异之事,总能找到最后的注解。“地暴长”,京房《易妖》曰:“地四时暴长,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如果是“蛇斗”,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龙斗”则是:“众心不安,厥妖龙斗其邑中也。”第六卷各种奇异现象,如雨肉、三足乌、人生两头、三足驹、僵树自立、儿啼腹中,都对应着那些道德和秩序之变,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日之妖。”赤厄三七所对应的“王莽之乱”正说明了鬼怪横行的缘由,而这,也正形成了“因果报应”的循环世间。“阴子方祀灶”里,因为“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所以有了好报:“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而在“丁姑祠”里,老人的善举和两个奸淫之人都得到了的善与恶的回报。包括那些东西之怪,也有报恩和报复之别,那只蚁王对救了他的人说:“仆是蚁中之王。不慎惧江,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而在”猿母哀子“里,小猴子被人截杀,“其母便搏颊向人,若乞哀状,直是口不能言耳。”而那人竟毫无恻隐之心,“竟击杀之”。最后的结果便是猿母悲欢而死,而那个人也是“疫死,灭门”

神和怪之斗,那么怪和人也必将是水火不容。在“阮瞻见鬼客”里,阮瞻一直是无神论者,也就是从来不相信有鬼神存在,而鬼客就对他说“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而且现场表演,“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而这一幕也让阮瞻从无神论变为鬼神见证者,这似乎有干宝的影子,但是不管是“阮瞻见鬼客”,还是“黑衣白袷鬼”,都是因鬼而起的故事,这种以鬼现身与人辩论的方式,虽然表明了“有鬼”的立场,但是也必须面临这些鬼怪的最终去向问题,人既生而有死,死而成鬼,生死两途的阴阳界限就不能完全隔断人与鬼之间复杂的关系,而在现世,在活着的当下,人对于鬼怪的态度则有些残忍了。在第十八卷中,那些饭舌怪、细腰、树怪、青牛、老鼠、母猪、雄鸡、蝎子以及众多的狐狸,它们最终或被烧死,或被杀掉,或主动远离人类。在“谢非除庙妖”里,因为“此庙中无神”,所以龟鼍之辈都不应该被供奉,最后的结果是诸人“并会伐掘,皆杀之”。为什么这些鬼怪必须要被杀死呢,在“孔子论五酉”里,孔子说:“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而对待这些老家伙的办法便是将他们消灭掉:“酉者,老也,物老则为怪,杀之则已,夫何患焉?”

这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除之而后快的“驱怪”心理,而那些有道者,其实心里充满着对于鬼怪的鄙视,充满着对于自我的偏执和自负,在“张华擒狐魅”中,张华遇见的那个鬼怪“比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摘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也就是说以张华为代表的人类已经抗不了鬼怪的学识了,“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而处于弱势的张华最后的判断是:“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则是狐狸。”人类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那只能是狐狸鬼魅了,对人类自负的讽刺达到如此程度,实在精彩!

“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定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其实不管是神明,还是鬼怪,或者是人类自己,都归结为一种”宇宙观“,那就是变异的产物,或为神,或为鬼,都是万物之化而已,所以你信不信那个神道的故事,言说的,还是亲见的,到最后也都是生死之事,有无之事。

酉阳杂俎

编号:C21·2130126·0941
作者:[唐]段成式 撰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
定价:18.00元
ISBN:9787532563166
页数:183页

《酉阳杂俎》有前卷20卷,续卷10卷共6篇,篇目包括: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喜兆、祸兆等,内容涉及仙、佛、鬼、怪、道、妖、人、动、植、酒、食、梦、盗墓、预言、凶兆、雷、丧葬、刺青、珍宝、政治、宫廷秘闻、八卦谈资、科技、民风、医药、矿产、生物、超自然现象、壁画、天文、地理,可谓包罗万象。在记叙志怪故事的同时,《酉阳杂俎》还为后人保存了唐朝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遗闻逸事和民间风情。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湖北先正遗书》、《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等,均为30卷,内容“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段成式,《新唐书·段成式传》称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因而以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其书内容又广泛驳杂,故以《酉阳杂俎》为名。


《酉阳杂俎》:饱食之暇的唐朝逸典

黑夜里有梦,有影,有不见的北斗,而在1200年前的晚唐,又多了一个魔鬼般的传奇故事,而那个叫段成式的人就坐在茫茫黑夜中,独自沉思,又独自实践,自得其乐。而作为儒生之一,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用一种志怪和珍异伪装着自己,在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似乎只有他瞥见了那闪烁在暗处的奇光。

暗处也是1200年之后的情境,也是黑夜,也有影,有梦,还有那30卷的笔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并不是黑暗中那闪烁的奇光,在某一页的右上角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或者符号也不是,只是记号而已,而那《酉阳杂俎》的名字似乎穿越了迷雾,从千百年的过往中一下子闪现出来,如此突兀,甚至让人不敢捧读。每一个文字都是符号,每一个文字都是黑暗中奇异的光,而每一个文字都还在旧时的光阴里,没有注释,没有解读,也没有现代文的翻译,一切仿佛都是原始的,像穿越历史之后的黑夜,一如以前那样,有人端坐在那里,逃离诗歌,却怡然自得。

主流之外,那个叫段成式的名字或者也是一个符号,撰者也只是搜罗而已,但是那奇异的文字里还住着一个“成式”的我,也是带着面具,在唐朝的黑夜里穿行,蜀有道士阳狂的异人故事是“成式见蜀郡郭采真尊师说也”;大历中荆州有术士的故事也是“成式见寺僧惟肃说”,只是“忘其姓名”。这是听说而记之。而“蜀有费鸡师鸡祭”的故事则是“成式长庆初见之”,故事已经陈旧,而那个费鸡师也“已年七十余;在扬州“石曼有奇术”,也是“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这是亲见。除听之见之,还有实践,“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数至九。”所以“成式常试之”,只不过人影并非是九,而是“至六七而已”,“试之”当然有着一种不相信的怀疑,或者也有一种娱乐的态度。

而这种既听之见之,又能试之的传奇,对于一个怀有荒唐激情的儒生来说,则是一番新天地,“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也就是这样来讲鬼怪故事,其实并无伤大雅。无伤大雅也是一种伪装,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来说,传奇也只是“小说”之流,而正统文学却是那些诗书,那些史书,那些子集,所以这鬼怪故事不登大雅之堂,“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最多也只是佐料般的小菜而已,只是“饱食之暇,偶录记忆”而已,也就是说,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当做大餐,而影响一个时代的食欲,“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饱食之暇,当然不是为了美味,所以在段成式看来,这“志怪小说之书”的三十篇也只能谦之为“固役而不耻者”。

“不耻”当然是一种胆大的尝试,而对于段成式来说,这就是一种伪装,在如此“盖棺定论”之后,他则可以任凭自己的感觉而不顾及身份,而他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的经历也使他得以浏览浩瀚的皇家藏书,又因为迭任刺史,行万里路,听了无数奇闻异事、流言蜚语。所以听之见之和试之的故事边辑录而成书,仿佛在想象的虚构中和那些圣贤、大儒和史家对话,和那些妖魔鬼怪奇人异士对话,和天地之间的众生对话,一切是人的黑夜,黑夜的美妙、迷狂、恐怖和神秘,人在黑夜里放纵的怪癖……

书名“酉阳”也是一个虚幻之境,酉阳,相传山下有石穴,中藏书千卷,而秦时有人避乱隐居学习於此,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聚书,赋有“访酉阳之逸典”语。所以段成式取“酉阳”之名也就是要书写唐朝的逸典,而《新唐书·段成式传》称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所以将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内容又广泛驳杂得多。而“杂俎”之名,当然是为了做出特别的味道,既非大羹,也非醯醢,却能在黑夜中品味出特殊的味道。这特殊在于体例,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喜兆、祸兆、物革、诡习、怪术、艺绝、器奇、乐、酒食、医、黥、雷、梦、事感、盗侠、物异、广知、语资、冥迹、尸穸、诺皋记、广动植、贬误、寺塔记等,分类编录,内容涉及仙、佛、鬼、怪、道、妖、人、动、植、酒、食、梦、盗墓、预言、凶兆、雷、丧葬、刺青、珍宝、政治、宫廷秘闻、八卦谈资、科技、民风、医药、矿产、生物、超自然现象、壁画、天文、地理,可谓包罗万象。而其实很多隐僻诡异篇目的命名都是段成式的独创,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

《礼异》中的使节、婚嫁、妇人等礼仪,《玉格》中的治所、鬼官、罪簿、仙药、符图,《贝编》中的青出死、黑绳、号叫、焦热、八寒等地狱,都像是某种知识的普及和传播,里面有趣味的知识性,但是对于段成式来说,仅仅记录那些知识并不是目的,而是知识后面的珍异,比如说到动植物,也是广纳各种传说,“成式以天地间所化所产,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坎《山海经》、《尔雅》所不能究。” 这是超越,这是突破,“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鱼未列经史,或经史已载事未悉者,或接诸耳目,简编所无者,作《广动动植》,冀掊土培丘陵之学也。”再看看那里面的记载:“鱼满三百六十年则为蛟龙,引飞去水。”“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干四百种。”“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甚至这些动植物和人类的生活存在着某种暗示:“鸡无故自飞去,家有益。鸡日中不下树,妻妾奸谋。”“鹊巢中必有梁。 俗言见鹊上梁必贵。”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段成式是在创造着一个世界,这是伪装着的世界,这是儒生之外的世界,第一篇目就写《忠志》,从前朝和当朝的皇帝开始记述,而这些真龙天子也都是能人,“如写高祖的精奇悍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寇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这是正史所不存的。还有太宗“击碎连环,毁掉鹊巢”,高宗“乱画满纸,角边画处,成草书敕字”,则天“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长尺余。”而武则天相关的是骆宾王的故事,他的《讨武曌檄》传到武则天手中:“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堪称神来之笔。

从《忠志》开始,底下的民间奇士就容易写了,所以在大量的篇幅里描写了各地的传说故事,各地的风土人情,勾勒了一个另类的晚唐市井,比如婚嫁丧葬,酒食物革,在《黥》篇章里为我们描绘了晚唐纹身文化的图景,一般来说,刺字纹身也都是街肆恶少,比如有个叫张幹的,“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大都是主流之外的贼人或者好斗之人,但也有喜书的人,比如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这是一种文化崇拜,“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活脱脱一个“白舍人行诗图”。除此之外,也还有当官的,黔南观察使崔承宠“遍身刺一蛇”。当然,除了男人,也有女人,房孺复妻崔氏就比较喜欢这样的打扮:“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而其实,刺字最本质的意义是刑罚一种,“周官,墨刑罚三百。《汉书》:除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而到了晚唐,这种刑罚慢慢变成了一种时尚文化。

当然,这些知识性、趣味性的奇风异俗和风土人情在段成式的书里是一道比较阳光的风景,但是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毕竟需要迷狂、恐怖和神秘,而在他的笔下,那些鬼怪故事并没有什么意义指向,也不求因果报应,赤裸裸,而且冷冰冰,让每一个黑夜显出诡异的色彩,从僵尸类、画皮类到不明因果的怪事,随处可见,这也为《酉阳杂俎》增添了阴森恐怖的味道。有一个喝了酒的王生,不小心从床上掉到地下,竟有巨手伸出,将他拉入地中,“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一个人就这样活生生地消失了,没有原因,只有怪异,而“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骸一具,已如数百年者。”活人变成了几百年的枯骨,实在让人惊心。又如,夏夜的白衣老人,看见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脏。”实在血腥。

“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以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这样评价,所以说《酉阳杂俎》已经具备了传奇小说的开创意义,当然这也主要是指他对于这些奇异怪事的描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则将他的这些故事作为小说的一种代表:“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这”饱食之暇“而偶录记忆之事,倒成了中国文学上的异类,根据《酉阳杂俎》翻译而写成的《唐朝的黑夜》就凸显了其中的那些鬼怪故事,作者魏风华说:“在那个诗歌年代,谁会看重和留意一个奇幻恐怖小说家呢?但正是黑夜中的孤独给段成式无穷的力量,使他最终完成了《酉阳杂俎》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华美、瑰丽、明朗之外的另一个唐朝:一个充满隐秘、诡异和恐怖事件的唐朝……”

唐朝之于唐朝,是诗歌之于传奇,是大羹之于野味,都有各自的味道,只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些黑暗、偏僻的知识而具有的“魔鬼的性质”实际上是没落王朝之下的某种民生不安,或录秘书,或叙异事,由各类知识和仙佛人鬼组成的晚唐风景,看起来“无侵于儒”,也“役而不耻”,但实际上段成式只想从现世中逃避,在文本的世界里寻找自我的国度。

博物志(外七种)

编号:C98·2130126·0940
作者:[晋]张华 等撰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
定价:18.00元
ISBN:9787532563470
页数:162页

《博物志》辑录历代笔记小说,除《博物志》外,还包括“外七种”:穆天子传、燕丹子、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古今注、南方草木状、荆楚岁时记。西晋张华编撰的《博物志》为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共十卷,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燕丹子》,古小说。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汉代以前的作品,共3卷。全书记燕太子丹之事,以反暴秦为基本思想,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神异经》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集,一卷,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所载皆荒外之言,怪诞不经。全书分东荒经、东南荒经、南荒经、西南荒经、西荒经、西北荒经、北荒经、东北荒经、中荒经等九章。《海内十洲记》,志怪小说集。一卷。又称《十洲记》。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记载汉武帝听西王母说大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等十洲,便召见东方朔问十洲所有的异物,后附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丘、昆仑五条。《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事迹而带有虚构成分的传记作品,作者不详。共6卷。前5卷记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之事,后1卷记穆王美人盛姬卒于途中而返葬事,别名《盛姬录》。《古今注》三卷,晋崔豹撰。此书是一部对古代和当时各类事物进行解说诠释的著作。《南方草木状》,晋代嵇含编撰,此书记载生长在我国广东、广西等地以及越南的植物。计上卷草类二十九种,中卷木类二十八种,下卷果类十七种和竹类六种,共八十种。书中并有生物防治的记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志。《荆楚岁时记》,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南北朝梁朝宗懔撰。全书凡37篇,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有注,传为隋代杜公瞻作。


《博物志(外七种)》:吉凶有征的山川位象

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
——《卷一·地》

“地”在“山”、“水”之前,却又在“地理”之后,这种颇具象征意义的编排或许只是一种巧合,对于张华来说,更多的只是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以来的著述,因为“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而进行新时代的补充,但这种补充,却有着“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的目的,而一切似乎都应建立在以“博物治闻”为表象的收集整理中。

这是不是文本的一种暗号?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称,张华曾将完稿的《博物志》四百卷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看,司马炎认为书中“多浮妄”之语,令其删削,遂成十卷。洋洋洒洒的四百卷,或许还可以说是“博物志”,然而从四百而削减为十卷,只因“多浮妄”之语。我们不得而知这个传说的真伪,也无从确定所删减的到底是哪些部分,但是从这次删削的文本之变来看,张华在卷一的序中所说:“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也是一种遗憾,“博物之士,览而鉴焉”或者更多只是一种手册上的意义。

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在体例上,《博物志》成为继《山海经》后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填补了我国自古无博物类书籍的空白。而这种包罗万象也是比较符合张华的身份,《世说新语·言语》称他“论《史》、《汉》,靡靡可听”,而《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则说他:“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治闻,世无与比。”这种“博物治闻”的优势也使其中的很多记述成为经典而影响后世。前三卷所记为山川物产,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等,性质大略相当于《山海经》的缩写,内容部分采自古籍,又杂以新的传闻,比如“华、岱、恒、衡、嵩”的五岳,“河出昆仑墟,江出岷山,济出王屋,淮出桐柏”的四渎,“上芝为车马,中芝为人形,下芝为六畜”的药材,“橘渡江北,化为枳。今之江东,甚有枳橘”的物性。

但是这种广罗天下万物的“博物治闻”并不是为辑录而辑录,为览鉴而览鉴,在这”博物“的背后其实是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的地理学,也就是这些山川草木和奇鸟怪兽的自然之物,并不是具有真正的地理意义,而只有将人的因素写入其中,阐述其中,才有了博物的意义,正如张华在卷一所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

从地开始,是“形高大者有昆仑山”,而这昆仑山就是传说之仙山:“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神物和圣人仙人出现了,这“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的地也就有了“人”的气息,而围绕昆仑山的是八十城,中国只在东南一隅“居其一份”。而这中国之城,“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东至蓬莱,西至陇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尧舜土万里,时七千里。”也就是疆域和大小都在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亦无常”,但有着一种规律,那就是“随德劣优也”,也就是说统治者的道德是影响中国之城疆域的主要因素,所以在此后也有在”九州“中对唯独对“鲁”有“大野广土,曲阜尼丘”的记述,这是唯一提及相关的“圣人”,而这种隐含其中的“圣人观”也打开了这本博物志的序幕,在其后的“赞曰”中说:“无德则败,有德则昌。”

将君王之德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对于以儒学为中心的那个时代来说,张华的博物的方式看起来是隐蔽的,但却是一种叙述的技巧。这种将人的因素体现在自然万物的身上,张华一方面是用自然之形来表达“人文地理学”,另一方面则在自然之征象中寻找对现世劝谏和讽喻的方法。“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这是张华在拟人化中已经将自然之物脱离出来,名山就如辅佐之士,有着基本的规则和秩序,所以我们在更多的山水鸟兽记述中,寻找到人的印记。在《山水总论》中,张华说:“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赏封内名山者,通灵助化,位相亚也。”也就是说山川都是一种象征,都能“通灵助化”,这种“通灵之感”还在各种奇鸟异兽之中,《蜀山猕猴》可以看做是通灵的典范,“蜀南多山,弥猴盗妇人”,这盗其实是一种物种的繁衍,而其选择的竟然也是漂亮女子,这是不是一种优生学的雏形?弥猴以长绳引盗大道上漂亮的女子作妻子,产子还送女家食养,而那些孩子则是“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杨姓是人的姓氏,而猕猴取人姓,可以看做是在通灵中对于人的仰慕。这是猿类故事的原型,后有唐传奇的《补江总白猿传》、《剪灯新话》和《申阳洞记》等承此衍传下来。而在《异鸟》里,越地冶鸟也和人结合在一起,“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也就是说其形为鸟其声为人,而“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在自然之型中发现人的印记,这是张华对于人文地理的一种贡献,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另一种方式,从自然之中发现人文的征象,在“通灵助化”的山水中,就是隐藏着关于人伦、关于德政的征象:“故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已亡。海投九仞之鱼,流水涸,国之大诫也。泽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迟,白黑不别,大乱之征也。”这种种的迹象就是表明自然并非是没有生命和意义的自然之物,而是有着各种征象,这也是张华在这本《博物志》里的寄托。这种征象不仅在山水中,也在各种物产物理中,在《物产》中说“江出大贝,海出明珠,仁主寿昌,民延寿命,天下太平。”而在《物理》中,这种征象表现为“麒麟斗而日蚀,鲸鱼死则彗星出,婴儿号妇乳出,蚕弭丝而商弦绝”。在《史补》中文王就说:“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东流。天不享于殷,自发之夫生于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东流,天下飞蝗满野,日之出地无移照乎?”而在《列传》中也说:“聂政刺韩相,白虹为之贯日;要离刺庆忌,彗星袭月;专诸刺吴王僚,鹰击殿上。”

正是这种种的自然之象带来了王朝的各种预兆,不管凶吉,都有物象,而张华显然不只是用这种物象来表达超自然的神力,而是要在这里呼唤“无德则败,有德则昌”的治国之略。楚南炎人“朽之肉而弃之”是孝,精卫填海是忠,而“豫章郡衣冠人有数妇,暴面于道”的则是关于妇道的准则。在《杂说下》中,也将父母胎教提上了人文的高度:“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之音,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而这种种的德也只是为了国家和王朝的兴旺,所以,“随德劣优”的不只是疆域国土,更多的则是王朝的兴衰,就像祝雍曰对行冠礼的周成王说:“近于民,远于佞,近于义,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陛下搞显先帝光耀,以奉皇天嘉禄钦顺”。

其实,这删削的文本也是一种隐喻,刚展开的德政之说却已被翻到了末尾,而面对这遭遇,张华或许也只能发出一声叹息了。而“博物”之中,这“外七种”的文本,其实也有着某种人化的印记和脉络,在“其言不典,皆是古书”的《穆天子传》中,我们读到了一位爱好旅行的周穆王:“王好巡守,得盗骊、骡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的经历自然是获得了很好的探险体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但是对于骑八骏而行游天下的周穆王来说,他并不是随意而游:“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后世亦追数吾过乎!”周穆王担心游放过度,行辄忘归,所以将这样的话以自警也。所以在“宾于西王母”的时候,针对王母所提出的什么时候再会的问题,周穆王的回答是:“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后而野。”也就是说,再会的标准就是王朝“万民平均”,在这样的时候或许“游行之事”才显得有意义。

同样在最富小说意义的《燕丹子》中,则将臣子的忠诚写得淋漓尽致,燕子丹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他可以“乌白头、马生角”,也可以鸡鸣则鸣,而他为了报仇也是不惜成本寻找义士,可以说,燕子丹是站在“反戾天常,虎狼其行”秦王的对面,是代表着当时的反秦的力量,他对田光说:“论众则秦多,计强则燕弱。欲曰合从,心复不能。常食不识位,寝不安席。纵令燕秦同日而亡,则为死灰复燃,白骨更生。”而这一番表白之后的“此国事,愿勿泄之!”田光却解读为对自己的不信任,所以最后吞舌而死,而荆轲的出现,让燕子丹的复仇计划有了希望,荆轲说,千里马的肝美,燕子丹便杀马进肝,荆轲说音乐好听“但爱其手耳”,太子又立马“断其手,盛以玉槃奉之”。他们“嗣案而墓,同床而寝”,对于荆轲来说,这是一种恩遇,这是一种必然的报答,“当犬马之用”,这犬马便是肝脑涂地死而后已,这种“忠”在荆轲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所以他的刺秦王变成了一种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所以拿着将军的头而去刺杀秦王,当然“图穷而匕首出”的悲剧并不能掩盖荆轲那种“风萧萧易水寒”的壮士情结,而这种情结也组成了一个人治仁政的故事内核。

《古今注》“问答释义第八”上,牛亨和董仲舒之间有一段对话:

问:“无识宁得为生类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识者,有生而无识者,有不生而有识者,有不生而无识者。夫生而有识者,虫类也;生而无识者,草木也;不生而无识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识者,鬼神也。”

虫类,草木,水土和鬼神,也都是“生”和“识”之间的区别,生命和意识,或者说是自然之属性和人类之属性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当然是有着儒家的基本见解,但是这对话也正好说明了这些博物类的文本背后有着更为隐蔽的人文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