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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22·2151117·1247 |
| 作者：方向东 注译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2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25.00元 现17.00元 | |
| ISBN：9787101088281 | |
| 页数：363页 |
《新书》又称《贾子》，是贾谊的政论文集，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最初称《贾子新书》，《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今存10卷58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实为56篇。《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经济、教育、哲学思想，而政治思想最为突出。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宗首》、《藩强》、《权重》等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贾谊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感情充沛，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新书》：前车覆而后车戒
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过秦下》
年轻的贾谊站在汉初的时间节点上，看见的是过往，看见的是现实，对于“颇通诸家之书”的他来说，那历史的成败转换并非如过眼云烟，并非属于不变的时间段落，“观之上古”是一种眼界，“验之当世”是一种态度，不是遗忘，不是逃避，是要审察，是要变化，而对历史盛衰的考察意义是为了不蹈覆辙，是为了“旷日长久”，是为了社稷安定，是为了国富民安，是为了天下顺治。
否定而肯定，贾谊不是革命派，只是改良派，当他在《数宁》中写下理想的治国框架的时候，看起来是在俯视“当世”，为“旷日长久而社稷安”描绘一种蓝图：“臣窃以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亿，社稷久飨，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周得，后可以为万世法，以后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在这种至孝、至仁、至明的理想社会里，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匈奴四荒，乡风慕义，乐为臣子；天下富足，资财有余，民素朴顺而乐从令；官事甚约，狱讼盗贼鲜有；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万生遂茂。而其最重要的核心则是以仁义为经，以礼节为纬，以法为辅，使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而这样的理想范本并非是贾谊的一种创新主张，只是将儒家观点适应时代需要的一种体现，正如章太炎所认为的那样：“《数宁》一篇，是贾子以《春秋》为汉制作之本。”
理想是历史范本归纳而出的理想，所以现实也就成为“观之上古”而痛击出的现实。对于贾谊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离当世最近的无非是秦朝，所以秦朝的覆灭是最活生生的教材。为什么一个“宰割天下，分请山河，强国裂伏，弱国入朝”的国家，一个“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的朝代，会在“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美梦中迅即灭亡。而推翻秦王朝的仅仅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氓隶之人、迁徙之徒？没有“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的地位，不是“抗九国之师”，没有“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的战术，但是却“成败异变，功业相反”。分析秦王朝的灭亡，贾谊提出的观点是：“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仁义的反面是暴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逢为天下始。”不管是“怀贪鄙之心”，还是“行自奋之智”，不管是不信功臣，还是不亲士民，不管是“焚文书”，还是“酷刑法”，其根本就是“废王道而立私爱”，以暴力开创天下之业，而秦二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国家成为一个人的国家，没有了仁义，没有了君道，只有繁法严刑，不仅国家衰落，百姓怨恨，最终使得天下反之。
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自然规律，“故周王序得其道，干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这是对于周王以来道的背叛。但是贾谊在活生生的秦朝覆灭范本中看见了仁义不施的恶果，其实“察盛衰之理”对于他来说，也是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担忧。这是无为而治的时代，这是藩强而危的时代，这是礼乐而衰的时代，这是瑰政而行的时代，而这一切几乎都违背了贾谊心中的理想范本，都是社稷安定的一种潜在危险。而其实这种种的问题，就是缺少一种规范而持久的道。因为藩强，所以诸侯足可以专制，足可以行逆，后果便是“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专大权以逼天子”；因为礼乐之衰，所以“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最终的结果则是道德败坏，则是人伦颠倒；因为瑰政，所以“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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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无法逃离“无为”的历史循环 |
所以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改变现实的问题，走向天下顺治的理想，就必须变无为而有为，以至孝、至仁、至明为出发点，建立一个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的国家。很明显，在贾谊看来，要保持一种和谐，就必须有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皇权专制，就是权势法制，如果诸侯的王宫守卫、郎中、丞相、太仆、太后、后、指示都与天子一样，那么在没有区别，权力渐大的现实面前，“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谁为主？谁为臣？谁为本，谁为末？“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也就是说，要建立秩序，就必须使得上下有一种等级制，有尊又卑，有贵有贱，有上有下，有主有臣，那么，“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所以遵循的道就应该是“高者难攀，卑者易陵”，只有这样，才能“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推而广之，不仅君臣，还有父子，都是一种礼纪，而这种礼纪，在贾谊看来，就是一种天道：“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
而要建立这样一种等级制度，这样一种权势法制，就必须行仁义，“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礼是一种道德，礼是一种制度，礼是一种方法，“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有礼，上才能恤下，有礼，下才能承上，有礼，才能“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而贾谊对于礼的方法论更为系统化，他提出的“容经”分为十六门，志有四兴、容有四起、视有四则、言有四术，有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有朝廷之容、丧纪之容，有军旅之容、车马之容；道、德、性、神、明、命是六理，阴阳、天地、人则以六理为内度，成为六法；六法外行，则为六术；六法与六术相应，则有六行；内本六法，外体六行，则生六艺，六律、六亲亦由此生。
以六为度，是贾谊哲学观点的框架，而遵循“容经”，则“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提出君道，提出美德，无非是一种等级制度的外化，所以贾谊将对太子的教育，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也就是说，作为未来的国君，太子必须具备圣人之德，也只有具有圣人之德，才能更好地行使仁义，更好的维护等级，“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之功也。”从太子的使命，到国家的未来，再到左右的作用，其实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权势法制体系：“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长复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义，明等级以道之礼，明恭俭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爱以道之仁，明侗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罚，明正德以道之赏，明斋肃以道之教。”
如果有了仁义的君道，有了严密的等级法制，那么在对待士民的态度上，则有了更明确更容易操作的规范，“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无蓄其实是无为，所以要改变“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的现状，就必须去瑰政行玮术，也就是要改变弃农从商的现实，改变本末倒置的制度：“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在具体的方法上，贾谊提出了“亲民思想”，不管是商汤“去三面舍一面”的做法，还是楚昭王发出“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的感叹，不管是“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还是周文王“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槁骨”的看法，都是一种亲民思想，所以贾谊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名，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
民之为本，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等级制的一种体现，“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土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也就说，只有人君先有道，先有义，先有忠，先有信，才会有榜样作用，民才会如声音、影子一般跟随着人君，也就是说，作为“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的士民，他必定是在上下关系中遵循而为，是“人循其度”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贾谊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有道就是本，但是贾谊所说的道其实包含着“术”，道为本，术为末，“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道是“虚之接物”，就像镜子和秤砣，衡虚无私，而术之接物则是“品善之体”，包括孝、慈、忠、惠等五十五对范畴都属于术，“凡权重者必谨于事，令行者必谨于言，则过败鲜矣”。而不管是方法论的术，还是“虚之接物”的道，其实都是德的一个组成部分：“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
德而为道，道而为术，其实虚虚实实，本本末末，建立的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一种秩序，“古者圣王居有法则，动有文章，位执戒辅，鸣玉以行。”以古者关今世，以有术替无为，贾谊的理想政治却慢慢陷入到一种改良的方法论，不管是权势法制的削藩政策，还是民为国本的民本想法，不管是皇权专制，还是积贮富民，不管是对匈奴“三表五饵”以德怀福，还是去瑰政行玮术，在“前车覆而后车戒”的思想下，其实都是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甚至是一种功利主义，所以一旦贾谊被谪离开朝廷，一切的政治思想也就缺少了施展的舞台，也就有了强烈怀才不遇的茫然，所以即使一只小小的鸟飞入室舍，天生敏感的贾谊也会引起感伤，也会想到寿命将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而途经湘江那一首《吊屈原赋》，也是对于当世的一种怨愤：“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面对混乱的世道，面对被羁系的骐骥，贾谊也无法以一种超脱的方式逃离“无为”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