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梁启超

	编号：Z51·2180420·1462
	作者：梁启超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4年05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5.70元
	ISBN：9787100097659
	页数：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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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 “新史学”，主张扩张史学范围，为国民著史，为今人著史。新史学的对面就是旧史学，梁启超批判旧史学 “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家姓”，他认为导致史学发展不进化的原因有四点：一是史官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只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只知过去的事情而不知现在的事情，四是只知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提出将 “理想”作为历史的精神所在，即面对历史能得出世事发展的原因，让后世的人引以为鉴。《新史学》收录了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提倡 “新史学”、 “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

	编号：Z12·2171210·1434
	作者：梁启超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定价：32.00元
	ISBN：9787101099737
	页数：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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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梁启超把历史比作电影片，是由无数单片 “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这便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所作演讲，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全面反映了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巨大。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并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讲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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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筚路蓝缕以辟此途

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
——《第三章 史之改造》

从师从康有为，到领导戊戌变法，从变法失败潜居国外，到在日本创立《新民丛刊》，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从与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到弃政治学……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曲折的经历正是一部个人历史，而这部个人史也折射出中国近现代云谲波诡的国家史，而这些点缀其中的 “故事”，是不是只是 “树史”之躯干？梁启超之个体存在，或者也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孤立样本，但是作为站在新旧交替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作为大力宣传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变革人物，梁启超的意义或者并不在于寻找个人历史的 “神理”，而是在对史学的改造中完成 “国民资治通鉴”，在新史学的书写总成就一部 “人类资治通鉴”。

为什么要对旧史学进行改造？为什么要创立新史学？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时候，就明确了作新史学著作的迫切性：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浩渺烟海的史书，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他认为，在二百年前，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从最早设立史官，以 “书”、 “志”或 “记”的方式记下当时之事，到左丘的《国语》、无名氏的《世本》，中国历史拥有了 “最初有组织之名著”，而到了司马迁，他以《史记》 “成一家之言”， “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在梁启超看来，司马迁之前，中国有史记但无史学，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带来了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

其后的班固，则开创了断代史的先河，但是当唐朝之后官撰合撰历史兴起之后，他则认为产生了中国历史记载的 “最大的流弊”，那就是 “著者无责任心”，也就是说，那时修史是朝廷行为，甚至是粉饰太平之作， “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即使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只是一种记账， “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瞭然于史廷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而到了近代，出现了注释考证，出现了史评，史书才有了史学的印记， “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所以他推崇的史学作者有三人，他们是写有《史通》的唐代刘知几，写有《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的宋代郑樵，以及写有《文史通义》的章学诚。

“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从他对于过去中国史学界的回顾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只有 “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出路，史学之意义，不是简单的记载发生于历史中的人或事，而是具有某种变革的思想，具有主观的意志，具有对历史规律的探究和把握，而这正是历史本身具有的意义，所以在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就明确指出：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考察这句话，可以分别述之，一是 “活动之体相”，这是历史记载的客体，一个是 “体”，一个则是 “相”， “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体就是活动的主体，也就是人，而相，可以是活动的 “产品”，也可以是活动的 “情态”， “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不管是体还是相，不算是过去还是现在，其中心词就是活动，而活动也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所以它构成了历史的脉络， “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梁启超指出，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的现象，是静止的，是不属于人类参与的，所以是 “非活动的事项”，也就是说，它不是历史的范围。而梁启超提出 “活动之体相”，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一种结构，人和事交错在一起，故而形成了一种交错的体系，而这也是历史成为 “国民资治通鉴”或 “人类资治通鉴”的一个必然条件。

有了 “活动之体相”，其实也是一种静态的网络，所以活动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不是 “人”之活动，而是 “人类社会”之活动， “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 “赓续活动”的意义就是撇处了活动的孤立性，而具有社会性，因为只有具有社会性，才有周遍性，才有连续性，才能为新史学的建立创造条件。所以梁启超提出的第三个关键词则是 “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 “总成绩”就是否定了个体性和孤立性，但是成绩之存在，是一种结果。而且是 “今所现之果”，过去之事为因，现在之成绩为果，这种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意义， “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

有了活动，有了赓续，有了因果，所以最后的落脚点则是 “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不管是国民资治通鉴，还是人类资治通鉴，都是 “为社会一般人而作”，而不是像古代历史那样为某权力阶级而作，所以这就建立了中国历史的样本： “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对于历史意义的阐述，梁启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改造历史，改造旧历史。他认为，古代历史书籍汗牛充栋，今人不可能遍读，即使遍读也不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但这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改造，而对于历史改造的最重要部分则是内容，则是观念，则是思想，而这种改造必须涤荡旧史存在的弊端，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旧史突出的是贵族性和阶级性，而不是 “社会一般人”的活动体相，这是其一；另外，旧史是为死人而作，不是为 “生人”而写，而历史要 “求得其因果关系”，就必须面对生人，而这也是 “生人本位思想”， “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其三，旧史是为写史而写史，它就是孤立的历史，所以新史学要重新规定史学的范围， “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扩展内容，连成体系，使历史成为一种 “总成绩”；其四，则需要 “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撇出主观叙述，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历史需要动态、全体、持续和面对现实地构筑方法，需要提供生人本位，需要具有客观叙述，梁启超的历史观就是要找寻历史的神理， “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而这种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有方向的历史到底如何书写？梁启超讲述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就贯彻了这样的史观。他认为，史料本身是过去人类思想和行动的留下的痕迹，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两种，当历代的革命、战争、纷乱造成了史料的缺失，面对现存的那些东西，则要以新史学的观点来搜集整理，他认为，要搜集史料，既要考察抽象史料，又要考察具体史料，既要发现积极史料，又要辨别消极史料，而唯一的标准是：为我所用。

梁启超举例说，唐末黄巢之乱，曾大量惨杀外国侨民，旧史中仅有 “焚室庐杀人如刈”等模糊记载，并无其他说明，但是在十世纪阿拉伯人所著的《中国见闻录》中却又一节这样说： “有Gonfu [ khanfu]，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 [ Banschoua ]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当欧洲人译读这一段文字，并不知道GorS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但是通过东西学者细加考证，知道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一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就是说，那时黄巢起义军正在广州，所以广州，至今称为 “广府”，Gonfu即 “广府”之译音，而Punzo便是黄巢。

这个明确之后，却可以搜集到那些湮没的史料，甚至产生 “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当时的外国人被杀十多万，那么当时中外通商何以如此繁盛？通商口岸是不是只在广州？ “市舶司”到底是什么组织？通商结果有没有影响到当时的国民生计？当时的关税制度怎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如何？……从一则史料可以思考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必可以建立各相关联的历史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可以为现今之中国提供 “资通鉴”，所以对于史料的搜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要搜集史料，梁启超认为必须要有鉴定，一是去除有误的材料，二是要辨别真伪，而这种鉴定的方法就必须要有怀疑精神，只有怀疑，才能 “新理解出焉”，而所谓的搜集，所谓的鉴定，所谓的怀疑，其实都是史学上的一种批评， “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

对历史批评，本身就是从史记变成了史学，而梁启超在自序中就说，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第一是求真，第二是求其活其全，这是构筑新史学的基础，而要真正建立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的新史学，则要寻找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从孤立变成共相，从静态变成动态。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 “因果律”，他认为，历史之水总是 “一波才动万波随”，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彼此孤立的现象，他所设立的那些史学标题就明确了这一种 “因果关系”，比如 “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比如 “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人类动作是息息相通的，不管是异中求同还是同中求异，天下古今都有着共同的通鉴意义。

但是， “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梁启超觉察到因果律之难，其实是一种迟疑，或者是一种反思，他一开始认为史学要注重因果律， “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为此他还制定研究因果态度的八个程序。但是他在第二年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演讲时所著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却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其实并非是完全的转向，在《历史研究法》中，他曾说：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但是又认为在史学研究中要注重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其实是梁启超对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妥协，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想要把史学当成一种科学，又遇到了自由意志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所以到最后因果律却成为一种争议， “完全错了”的背后也绝非是彻底的否定， “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这样说的目的，其实绕过了因果关系，而变成了 “互缘”：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 “心能”，现在变为 “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但是不管如何，梁启超立足于新史学的视野，探究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的意义，将历史从静态的、孤立的叙述变为整体性、现实性的阐述，甚至转变为一种包含着时代性、怀疑论和 “生人本位”的批评，的确是具有革命的意义，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所以真臂高呼也好，亲力亲为也罢，都在为中国历史书写救国救民的新的文本：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编号：Z58·2150725·1198
	作者：梁启超 著
	出版：东方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1版
	定价：原价35.00元现价12.00元
	ISBN：9787506046985
	页数：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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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春天，梁启超欧游归来，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开始集中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当时蒋方震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约他作序，他看后很感兴趣，却把清朝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由于梁文史功底深厚，厚积薄发，完序后篇幅几与蒋书相等，限于序文体例，遂独立成书，起名《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写作此书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是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书中提出“以复古为解放” 作为清代学术发展的总特征，不仅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重新论列，更是其对五四新文化的呼应与引导。《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全书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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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旧有思想深蒂固，是现实，外来新思想来源浅觳，也是现实，站在“现在”的这一时间节点上，梁启超审视“梁启超之辈”，是一种客体化的过程，似乎是一种超脱，也是一种淡然，而自审的态度中也隐含着深深的遗憾，遗憾是“未尝参与此运动”，是保守性与进取性的矛盾，是建设之粗率浅薄，甚至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但最为遗憾的是环境使然的被排斥被异化，所以在梁启超的自审中，亦有批判，亦有怀疑，亦有求真，亦有创新，而对于中国学术的未来，需要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看清了精神之意义，站在现实之上，才可以从时间轴线上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审视方式，一种是回溯，一种是展望，一种是纵向，一种是横向，纵向回溯的视野中，梁启超肯定的是怀疑精神，“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而在横向对比的展望中，梁启超发现的则是一种创新意义：“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所以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将清代的学术价值放在极高的位置，“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

为什么在清代学术中会出现此种怀疑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什么会在现实之后会有“无穷希望”？为什么会和欧洲文艺复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看来，中国学术在清代走向的是一种“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的环境论，就是在一脉相承的发展中，体现了最可贵的进步思想，从顾炎武到黄宗羲，从戴震到段玉裁，从康有为到梁启超，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学者的人格”，这种人格以学问为目的，而不是以学问为手段，不仅接近学问的本质，也体现了学问的终极意义，“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所以在指向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克服浅显与功利，克服“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上产生出真正的价值。

学术不是个体的研究，而是一种有思而成潮的运动，“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摆脱了个体精英主义的书斋式研究，梁启超将思潮的基础定义为一种“群众运动”，这种运动“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分“谁主动、谁被动”，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只有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其历史的内在需求，才能适合时代的发展，也才有“文化昂进”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形成思潮的有四种：汉代的经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和清朝的考证学，而对于清之考证，梁启超借用佛说的“生、住、异、灭”，将思潮之流转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个时期。

清代思潮的启蒙人物，不管是颜元、李塨一派“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还是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推之于当世之务”，还是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反对宋明理学，就是以“复古”为职志，虽然梁启超将这种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实际上也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性，正是因为晚明理学“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所以在清初，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观点，什么是经学，什么是理学？虽然以经学代替理学有一种“推翻一偶像而别供另一种偶像”的嫌疑，但是顾炎武提出这个论断的意义在于建设一种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在于“贵创”，在于“博证”，在于“致用”。

梁启超：审视“梁启超辈”

贵创、博证、致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蹈古人的求实精神，“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而《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中也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而在启蒙各派中，这种求实精神也一脉相承：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就是针对东晋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孔安国的《尚书传》，用考证的方法指出他们皆伪书；黄宗羲提出了”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的观点，并以《明儒学案》开创中国“学术史”的先河；王夫之的“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开创了科学治学的方法；颜元的“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盖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则提出了学问应当从日常行事中求得的观点；在启蒙期，还有以天文算法、地理学等著作，这些自然学科的发达也是体现了科学精神，“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谈论，考核异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是一种实践论的体现。

所以，在反对宋明理学的过程中，清代学术在启蒙期已经取得了“极复杂而极绚烂”的成绩，而究其原因，梁启超着重提到了“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也就是在这种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学术思想在还没有规则建立之前，是有着极大的自由空间。但是这种自由空间在启蒙时期只是“一部分势力”，到了全盛期，则显示了其强大的动力，他们对准的矛头就是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的态度，其代表人物是戴震。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记载，戴震在十岁的时候就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当问及关于《大学章句》里“右经一章”中，戴震问塾师，“周去宋几何时？”塾师说：“几二千年。”那么朱子在二千多年后“何以知其然？”这是一种怀疑论，而在戴震看来，种种学问最可怕的是“蔽”，蔽就是保守，就是闭塞，就是尊贵而不怀疑，所以他提出了“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观点，所以梁启超说：“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戴震就是以这双重的标准来建设自己的“戴氏哲学”，而其集大成的著作便是《孟子字义疏证》。“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提出的“情欲论”就是“情感哲学”的一种，而在梁启超看来，以情感哲学代替理性哲学，已经具有了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本质，也就是唤醒人的欲望和本性，就是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而当清代学术进入蜕分期之后，却有了某种分裂，这种分裂的导火线是“今古文之争”，而其争论的中心就是《公羊》，“‘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一种是尊古，一种是疑古，而不管是尊古还是疑古，都容易跌入专制的窠臼，而这种专制，无非是对于实学的误解：“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在今文学的运动中心是康有为，其在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中，直指西汉末刘歆所注的“《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其实不管是之后的《孔子改制考》，还是《大同书》，康有为对于清代学术蜕分期的影响主要在于怀疑态度，梁启超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而怀疑的目的是建设，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欲建立一种理想社会制度，“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身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也同样有一种质疑：“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

对于社会道德，对于政治问题，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在小康和大同的理想世界里欲建立一种规则，但是即使之后转向社会改良，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甚至是极不彻底的，所以审视另一个梁启超，在自审中却也闪现了一种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他认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虽然批评时政，虽然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观点，虽然发表“民权论”，但是总处在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阶段，“未敢昌言”的背后是一种保守和进取的矛盾。“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是梁启超大胆质疑自我的精神，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却走向一种妥协，“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而之后甚至绝口不谈“伪经”，不谈“改制”，所以他认为，这是他在思想界的一种罪过：“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敢于自我批评，敢于正视现实，也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精神，而他对谭嗣同的推崇，就在于他在“冲决罗网”中有一种可贵的探索和献身精神，甚至将这种精神和西方的“打破偶像”相提并论。实际上从蜕分期走向衰落期，清代学术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也就是说在中西流转影响中何去何从的问题，而这也是中国思想的最终出路，梁启超看到了社会的变革，看到了西学的渐进，看到了新思想的欲求，但是现实来说，仍是一种“学问饥荒”，甚至走向一种“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的歧路中，而这正是中国学术可能遇到的最大失败。

其实无论是启蒙，还是全盛，无论是蜕变还是衰落，在梁启超看来，最可贵的是存在一种科学精神，一种怀疑品质，而这些精神和品质就是“学者的人格”，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方法，对于构建真正的中国学术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站在“现在”的节点上，梁启超对于未来，其实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在乐观中，他预言：“用科学精神，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未来的中国，是“佛教哲学必复活”的中国，是经世致用观念对于“国计民生”最好体现的中国，是“文学美术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的中国，“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