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08 《清代学术概论》：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旧有思想深蒂固，是现实，外来新思想来源浅觳，也是现实，站在“现在”的这一时间节点上，梁启超审视“梁启超之辈”，是一种客体化的过程，似乎是一种超脱，也是一种淡然，而自审的态度中也隐含着深深的遗憾，遗憾是“未尝参与此运动”，是保守性与进取性的矛盾，是建设之粗率浅薄，甚至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但最为遗憾的是环境使然的被排斥被异化，所以在梁启超的自审中，亦有批判，亦有怀疑，亦有求真，亦有创新，而对于中国学术的未来，需要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看清了精神之意义，站在现实之上，才可以从时间轴线上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审视方式，一种是回溯，一种是展望，一种是纵向，一种是横向，纵向回溯的视野中，梁启超肯定的是怀疑精神，“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而在横向对比的展望中，梁启超发现的则是一种创新意义：“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所以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将清代的学术价值放在极高的位置，“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
为什么在清代学术中会出现此种怀疑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什么会在现实之后会有“无穷希望”？为什么会和欧洲文艺复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看来，中国学术在清代走向的是一种“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的环境论，就是在一脉相承的发展中，体现了最可贵的进步思想，从顾炎武到黄宗羲，从戴震到段玉裁，从康有为到梁启超，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学者的人格”，这种人格以学问为目的，而不是以学问为手段，不仅接近学问的本质，也体现了学问的终极意义，“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所以在指向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克服浅显与功利，克服“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上产生出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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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Z58·2150725·1198 |
清代思潮的启蒙人物，不管是颜元、李塨一派“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还是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推之于当世之务”，还是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反对宋明理学，就是以“复古”为职志，虽然梁启超将这种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实际上也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性，正是因为晚明理学“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所以在清初，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观点，什么是经学，什么是理学？虽然以经学代替理学有一种“推翻一偶像而别供另一种偶像”的嫌疑，但是顾炎武提出这个论断的意义在于建设一种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在于“贵创”，在于“博证”，在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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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审视“梁启超辈” |
贵创、博证、致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蹈古人的求实精神，“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而《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中也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而在启蒙各派中，这种求实精神也一脉相承：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就是针对东晋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孔安国的《尚书传》，用考证的方法指出他们皆伪书；黄宗羲提出了”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的观点，并以《明儒学案》开创中国“学术史”的先河；王夫之的“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开创了科学治学的方法；颜元的“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盖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则提出了学问应当从日常行事中求得的观点；在启蒙期，还有以天文算法、地理学等著作，这些自然学科的发达也是体现了科学精神，“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谈论，考核异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是一种实践论的体现。
所以，在反对宋明理学的过程中，清代学术在启蒙期已经取得了“极复杂而极绚烂”的成绩，而究其原因，梁启超着重提到了“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也就是在这种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学术思想在还没有规则建立之前，是有着极大的自由空间。但是这种自由空间在启蒙时期只是“一部分势力”，到了全盛期，则显示了其强大的动力，他们对准的矛头就是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的态度，其代表人物是戴震。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记载，戴震在十岁的时候就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当问及关于《大学章句》里“右经一章”中，戴震问塾师，“周去宋几何时？”塾师说：“几二千年。”那么朱子在二千多年后“何以知其然？”这是一种怀疑论，而在戴震看来，种种学问最可怕的是“蔽”，蔽就是保守，就是闭塞，就是尊贵而不怀疑，所以他提出了“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观点，所以梁启超说：“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戴震就是以这双重的标准来建设自己的“戴氏哲学”，而其集大成的著作便是《孟子字义疏证》。“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提出的“情欲论”就是“情感哲学”的一种，而在梁启超看来，以情感哲学代替理性哲学，已经具有了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本质，也就是唤醒人的欲望和本性，就是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而当清代学术进入蜕分期之后，却有了某种分裂，这种分裂的导火线是“今古文之争”，而其争论的中心就是《公羊》，“‘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一种是尊古，一种是疑古，而不管是尊古还是疑古，都容易跌入专制的窠臼，而这种专制，无非是对于实学的误解：“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在今文学的运动中心是康有为，其在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中，直指西汉末刘歆所注的“《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其实不管是之后的《孔子改制考》，还是《大同书》，康有为对于清代学术蜕分期的影响主要在于怀疑态度，梁启超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而怀疑的目的是建设，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欲建立一种理想社会制度，“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身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也同样有一种质疑：“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
对于社会道德，对于政治问题，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在小康和大同的理想世界里欲建立一种规则，但是即使之后转向社会改良，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甚至是极不彻底的，所以审视另一个梁启超，在自审中却也闪现了一种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他认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虽然批评时政，虽然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观点，虽然发表“民权论”，但是总处在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阶段，“未敢昌言”的背后是一种保守和进取的矛盾。“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是梁启超大胆质疑自我的精神，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却走向一种妥协，“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而之后甚至绝口不谈“伪经”，不谈“改制”，所以他认为，这是他在思想界的一种罪过：“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敢于自我批评，敢于正视现实，也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精神，而他对谭嗣同的推崇，就在于他在“冲决罗网”中有一种可贵的探索和献身精神，甚至将这种精神和西方的“打破偶像”相提并论。实际上从蜕分期走向衰落期，清代学术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也就是说在中西流转影响中何去何从的问题，而这也是中国思想的最终出路，梁启超看到了社会的变革，看到了西学的渐进，看到了新思想的欲求，但是现实来说，仍是一种“学问饥荒”，甚至走向一种“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的歧路中，而这正是中国学术可能遇到的最大失败。
其实无论是启蒙，还是全盛，无论是蜕变还是衰落，在梁启超看来，最可贵的是存在一种科学精神，一种怀疑品质，而这些精神和品质就是“学者的人格”，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方法，对于构建真正的中国学术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站在“现在”的节点上，梁启超对于未来，其实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在乐观中，他预言：“用科学精神，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未来的中国，是“佛教哲学必复活”的中国，是经世致用观念对于“国计民生”最好体现的中国，是“文学美术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的中国，“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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