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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Y42·2120223·0859 |
| 作者：梁思成 | |
| 出版：三联书店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年1月 | |
| 定价：34.00元亚马逊24.40元 | |
| ISBN：9787108032546 | |
| 页数：160页 |
梁思成，这个名字包含着太多历史之外的传奇，比如梁启超之子，比如和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情缘纠葛，而再次被提及，竟是关于故居“维修性拆除”引发的舆论热点。这本《中国雕塑史》是在这些纷纭的角色后面，对梁思成个体的另一种还原：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说：“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梁思成先生认为：“艺术之始，雕塑为先。”而现实状况是，“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于是，便有了这部一代大家研究“雕虫小技”的《中国雕塑史》。上起上古、夏商周三代，下至元明清，跨越数千年，探寻雕塑之术；殷墟、始皇陵、霍去病墓、郭巨石祠、满城汉墓、云冈石窟、云门山造像、香积寺塔、乐山大佛、太原晋祠、隆庆寺雕像、居庸关砖刻……纵横捭阖，讲述雕塑名迹之精。
《中国雕塑史》：“雕虫小技”的现实困境
还是被提及有关购买及阅读的初衷，是梁思成的符号意义，这个名字背后包含着太多历史之外的传奇，比如梁启超之子，比如和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情缘纠葛……于此，也都是一个已经被书写的人，一个活在历史和传奇的人，当然是远离现实的。而此种对现实的远离除了我在阅读中的切身感受之外，还有因此带来的现实困境，是雕塑在艺术中的地位使然，是梁思成著述的时代使然，也是身后的变故使然。
在阅读中，我还旁侧地去回顾了书中提及的两处遗迹，一是在洛阳的龙门石窟，二是在四川的乐山大佛，都是亲身抵达的地方，在回忆中当然会变得具体，这也是我努力从文字和图片构筑的雕塑世界回归到现实，说不上是挣脱，但是对于文本的逸出真的是在不断地努力中，这种努力可以让我不至于在未知的雕塑史中显得无措，不至于于上古开始的雕塑历史中晕头转向，回到现实，就是让我想起洛阳伊河畔的中原春色，想起大佛脚上的那只停驻的小鸟，如此，都是鲜活的。
鲜活是历史之外的存在，而于雕塑来说，本身在艺术发展史上就是凸显出现实的困境，这是地位使然。“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谈及艺术，或者都是拒雕塑于门外，这种困境也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也就是说，对于雕塑，中国古代的艺术史基本上不做著述，而在梁思成看来，雕塑史艺术之先，是“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因为“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
这种“最古最重要之艺术”被国人忽略，而尽道书画，也是中国古代雕塑在夹缝中边缘生存的一个写照，梁思成提出的观点是：“然而艺术之始，雕塑为先。”雕塑往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反映人们的精神追求，这期间，雕塑的功用有过一些转折，最初雕塑是生存之用，充满着现实主义的情怀，比如“凿石为器”，比如上古铜鼎的“浅刻”：“盖人类因需要而制器，器成则思有以装饰之，实为最自然之程序。”这种“自然之程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天人思想的国度来说，也只是一种萌芽，渐渐，雕塑的功用就转向了最初的艺术，从人类生活的内心出发而成器。包括最初对天的敬畏，黄帝时铸鼎“以象天地人”，帝尧时“刻铸鸟状以驱魑魅”，夏代“铸为九鼎，图以山川奇怪鬼神百物，使民知神奸”，对天的敬畏，也是对鬼神，对未知的自然的敬畏，所以在雕塑的铜器、玉器，以及汉代的墓饰遗物和宫苑中的瓦当图饰，都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生存之用变为心灵的一种寄托，也是雕塑从现实主义走向艺术的一个转折。
而从汉代开始，与佛教等宗教的结缘，对于雕塑来说，则是一次飞跃，“东汉延熹八年，于宫中铸老子及佛像，设华盖之座，奏邻天之乐，亲祀于濯龙宫，此中国佛像之始也。”各类佛像艺术题材的表现，推动了中国雕塑的极大发展，从晋代月支沙门至洛阳造像供奉佛像开始，到戴逵作无量寿木像，从南北朝南朝的石狮“为门卫者”，到北朝大同云冈石窟的建造，以及龙门石窟古阳洞、宾阳洞的“多极薄浮雕，线索凌峻”的技艺和对佛像和悦、庄严的塑造，都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题材，也使雕塑艺术与现实的“生存之用”渐行渐远，唐代印度七佛像成为佛教造像标准，“技艺上已臻完善”，而武则天时期对龙门石窟卢舍那的建造，使中国的宗教雕刻达到了一个高峰，“其雕刻之精妙，光影之分配，足以表示一种内神均平无倚之境界也。总之，此像实为宗教信仰之结晶品，不唯龙门数万造像中之最伟大为优秀者，抑亦唐代宗教艺术之极作也。”超越了龙门，也超越了当时时代，而成为“宗教艺术之极作”。
佛教题材在艺术上的日臻完美，对于中国雕塑来说，似乎是在艺术、宗教的信仰之路上行走，但是作为存在于现世的艺术形式，也必定是难以逃脱现实的侵袭，一方面在物质构成上产生了一些破坏，“龙门造像 自王公以至庶人，莫不以造像为超度之捷径而竞塑造也”，而卢舍那虽然精彩，但是也是建立在现实的风雨飘零和人力摧敲的的反面，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从当时开始，对于这些雕塑艺术的破坏也愈演愈烈，“已将其近邻之各小像毁坏无一完整者”，这就是现实的困境，人类的伎俩毁坏了雕塑的宗教和艺术表达。另一方面，雕塑技术上越来越多“写实之风”，“雕塑技术之自由”较近自然，包括宋代观音像从“象征之雕像，变为和蔼可亲之人类”也是一个偏向现实的转变，而观音女性美的塑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宗教的造像。这些雕塑风格的转变也都是和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唐代雕塑后期为何死板无生气，就是因为国祚日衰，社会动荡使雕塑艺术的物质基础受到打击，而到了宋代，书画艺术的再次发达，也使宋代雕塑在整体上向世俗靠拢，风尚盛，但“不如唐代之春潮澎湃，且失去宗教信仰，亦社会情形使然也”。而到了元明清，梁思成只用了短短一页就做了简单介绍，“明清雕塑一道，或仿古而不得其道，或写实而不了解自然，四百年间，殆无足述也。”
雕塑命运多曲折，技艺的变化也折射出艺术、宗教和现实的微妙关系，雕塑最开始作为“雕虫小技”，为国人所忽略，就是在现实中的尴尬，到后来佛教造像和雕刻艺术不断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品，实际上是超越现实，而最后在融入世俗社会中没有更好的创新发展，而使之“死板无生气”，也是社会动荡的结果，艺术终究是在现实中生存，边缘性导致其最后只能走向另一种尴尬。而在梁思成看来，雕塑被视作“雕虫小技”，除了历史的误读之外，还有现实社会对其的不尊重。
此书为《中国雕塑史》，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而只是简史而已，甚至在梁的著述之外。1928年，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国外对古建筑的保护，对比自己的国家，梁思成的忧戚马上显现出来，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梁思成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民族的耻辱，所以他希望中国人写出自己的建筑史，从1931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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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与林徽因 |
而如此雄心的写作计划，并没有在这本”简史“中得到体现，他也提出“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但是作为当时现实，”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也就是社会动荡使他难以实现“百闻不如一见”的证据著述，陈明达在考察此书后推断书稿作于1930年，书稿简略，实际上是梁思成在东北大学讲课的提纲而已，因为“当时国内调查工作尚未开展，考古工作刚刚开始，所以文中实例多引自外人书籍或国外博物馆藏品。”所以这本《中国雕塑史》只有文字是梁思成的，而其中大量的图版，则是后来由林洙选进去的。对于梁思成来说，对于这个遗憾，“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甚望日后战争结束，得畅游中国，以补订斯篇之不足也。”
此为现实的第二重困境，而在著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量的雕塑文物流失海外，梁思成在书中只能引述欧美美术馆之收藏进行讲学之用，或者在他内心，也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耻辱般的煎熬。当然，1930年的现实困境和社会动荡有关，和民族保护有关，而对于梁思成身后事，现实又像是对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而此玩笑在21世纪的今天发生，也是对梁思成所说的“能无有愧”的一次现实发问。结束东北大学的教学，梁思成和林徽因就住在北京进行研究，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现在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2011年，被列为普查文物的梁林故居最终未能幸免，近年来先是被拆毁近半，2012年更是爆炸性地有了“维修性拆除”，立刻引起了舆论的哗然，这个名称骨子里就是暴利蚀骨，有人说：“城墙的拆除是第一次文化死亡，肉体的消失是第二次死亡，梁林故居拆除是第三次死亡。”
死亡对于生命和肉体来说，是必然，而对于艺术来说，则是不幸的悲哀，面前这薄薄一册“简史”，在千百年来，雕塑或许一直没有在艺术的大殿里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所谓“雕虫小技”的现实困境，是对艺术的不敬，也是对艺术家的无耻绞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