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X37·1960711·0307 |
| 作者：（法）梅里美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5.05元 | |
| 页数：318页 |
在法国文坛上，梅里美的小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伊尔的美神》是他最出色的小说，但梅里美更是一个叛逆者，这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有最充分的体现。这本《梅里美戏剧集》其实就是他于1825年假托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的名义写的一部剧作集，内收《在丹麦的西班牙人》、《天堂和地域》、《伊内丝·门多，或偏见的失败〉《伊内丝·门多，或偏见的胜利〉、《非洲人的爱情》、《女人是魔鬼，或圣安东尼奥的诱惑》、《机会》和《圣体马车》等８部戏剧，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先声。
在她的国家，有关这个奇怪的女人的流言蜚语多不胜数，也唯有我才能从中辨别出哪些传说是真实的。
—《克拉拉·加苏尔小传》
侧面的画像，是一个端庄优雅的女人，脖子上还戴着一条项链，这是《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的作者，这也是“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当一八二五年的巴黎出版了这本戏剧集，当戏剧集的译者为艾斯特朗奇，甚至当约瑟夫·莱斯特朗热的人写作了《克拉拉·加苏尔小传》，似乎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伯父是安达卢西亚一支游击队的司令希尔·巴尔加斯·德·卡斯塔涅达学士，她的监护人是格拉纳达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弗赖·罗克·梅德拉诺神父。当一个女人写作了一本戏剧集并被翻译和出版，当她的全部资料背景都有名有姓，为什么还需要“辨别”？
因为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我”的存在：我在和瓦特维尔的瑞士军团一起在直布罗陀驻防时第一次见到了克拉拉·加苏尔，她把行李中的几本不成套的书送给我开始了我们的友谊，我把忠实于原著的译文给她看过，克拉拉·加苏尔还把一个未出版的短剧给了我让我并入这个集子，所以我是证明人。当一个证明人存在，克拉拉·加苏尔似乎就显得更加真实了，也只有我才能在良好的友谊作为基础的交往中能辨别出真假。而这其实只是一种“故弄玄虚”，所谓克拉拉·加苏尔其实完全是梅里美虚构的一个作者、一个演员，以及一个女人，那幅画像只不过是梅里美的好友戴内克留兹根据梅里美的形象绘成的–这样一种虚构作者的方式，梅里美是不是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作为浪漫派文艺青年的活泼性格？
其实，在《克拉拉·加苏尔》小传中，梅里美以约瑟夫·莱斯特朗热的名义就是在塑造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女性形象，“她还为自己随意编造了一个家谱。她压根儿没有自吹是古老的基督徒的后裔，而说自己是摩尔人血统，说自己是古典西班牙抒情曲中众所周知的多情的摩尔·加苏尔的曾孙女。”捎带野性的眼光、乌黑的长发、细长的个儿、雪白整齐的牙齿和捎带棕色的皮肤，都无限接近她所说的“摩尔人血统”，作为一个“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她出现在舞台上时唱着爱国的赞歌，让那些“serviles”为她心醉神迷，而基罗加兵团的军官把她当成了心目中的美人；作为作者，她更是带着野性颠覆了传统的戏剧规则，在《女人是魔鬼》这部短剧中，“当西班牙观众第一次看到穿着法衣的宗教裁判所法官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这完全在梅里美的预料之中，在《序幕》中他借作者克拉拉·加苏尔写道：“你们将要对之作出评价的这出喜剧的作者擅自违反了传统规矩，他第一次把我们的奶妈和女用人嘱咐我们要顶礼膜拜的某些人物搬上了舞台。许多人将把这种大胆的做法叫做亵渎神明，会感到愤慨；可是，把一位仁慈的天主的残酷的使者引上舞台，这并不是攻击我们神圣的宗教。”亵渎神明，或者只是传统卫道士眼中的规则，克拉拉·加苏尔说：“天主的传活人的错误无损于天主的荣耀，就像一滴墨水玷污不了瓜达尔基维尔河清澈的河水一样。”
用作者之口说出这出戏对传统规矩的“违反”，似乎还不够，在《在丹麦的西班牙人》这出“发生在三天内的喜剧”中，梅里美还设置了一个“楔子”，克拉拉·加苏尔自己出场，她和一个贵族、一个诗人和一个船长在自己的住所里讨论这出戏，当贵族问她：“谁是作者？”的时候，克拉拉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而诗人问她的是“那么……三一律呢？”克拉拉·加苏尔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评价一个剧本我不会去打听事件是不是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人物是不是都来到了同一个地方，他们之中有些人在阴谋策划，有些人让自己被谋杀，有些人让人在自己尸体上扎刀子，就像在比利牛斯山另一边惯常做的一样。”诗人希望作为一个西班牙戏剧作者，能够学习一下法国，但是克拉拉·加苏尔似乎在违反三一律中针对的就是“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的法国传统，甚至对这部违反传统规则的戏剧充满了期望：“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剧本会慢慢好起来的。”
一个写作了《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的作者，一个在舞台上演出了剧本的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作为梅里美的虚构人物，其实也是他的代言人，对“这个奇怪的女人的流言蜚语”，那些伪君子聚集起来大声斥责这种伤风败俗的丑闻，甚至那些基罗加兵团的军官们把她当成心目中的美人，都是克拉拉·加苏尔作为代言人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些所谓的贵族、诗人和船长在剧中站在传统的守旧派立场，对克拉拉提出了异议，而这正是梅里美所要反对的，也正是由于此，站在克拉拉·加苏尔这一边，“也唯有我才能从中辨别出哪些传说是真实的。”“故弄玄虚”把自己的画像变成了克拉拉·加苏尔，充满浪漫主义地虚构了和她的相识，也在打破陈规的剧本设计中让克拉拉·加苏尔发声，这是梅里美的创新之举，这是梅里美的大胆变革，和每出戏剧结尾“作者谬误之处，尚请多多原谅”一样，构成了新的戏剧结构，而在《戏剧集》里，真正的文本意义就是打破陈规，就是追求自由，就是体现真性情–和克拉拉·加苏尔这个坚持自己不是基督徒、身上有着“摩尔人血统”的女人一样，戏剧也需要这一种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对于自己理想的坚持。
剧情发生于1808年的菲英岛的《在丹麦的西班牙人》，着力表现的是政治和爱情的矛盾，拉罗马纳将军是西班牙侯爵，他出生于马略尔干岛一个显赫的家庭，因为反抗拿破仑军队，“他的同胞，甚至法国人，都对他的勇敢、他的才干和他的忠诚给予公正的评价。”但是在1808年的菲英岛，他其实也成为法国殖民的对象，借用法国驻扎官的话说：“而且这些见鬼的西班牙人又是那么……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君主非得派他至尊的哥哥给他们做国王才能给他们幸福……”当时拿破仑就是委任其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所以侯爵的最大愿望是离开这里，“我宁愿千百次处在战场上的弹雨之中，也不愿意在这个房间里等候这条船，又不能稍许加快一些它的到来。”而他手下的副官唐·胡安也表现出追求独立的自由精神，“喔！西班牙，西班牙！什么时候我才能看到你的巴斯基纳，你美丽的浅口薄底皮鞋，你的像宝石般闪闪发光的黑眼睛！”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就是“把自由的旗帜插到加利西亚”。
一个女人的出现既带来了爱情，也带来了阴谋，库朗热夫人，这一支“巴黎的玫瑰花”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监视他们，“我是受警察局雇佣的；他们派我来这儿勾引您，从您这里探听您朋友的秘密，把您送上断头台。”最后的库朗热夫人面对唐·胡安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此时，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跨越国界的爱情，库朗热夫人“跌坐在一只长沙发上”是某种无力和无奈的表现，而在爱情和自由中，他们会选择什么？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和被殖民，这是渗透了政治阴谋的关系，而爱情似乎也在这里变成了一种隔绝，因为唐·胡安奋勇跳进激流中救出了一个英国军官，库朗热夫人大受感动，把他称作英雄，这种对于英雄的崇拜开始了他们隐秘的爱情，但是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任务，他们的爱情其实就像两个人唱的抒情歌里的人物一样，好心的骑士阿尔瓦尔·德·卢幼回到了祖国，把财富分给了穷人，最后在圣洁的气氛中死去，而他爱着也爱着他的索贝伊特也在爱情中伤心而逝，“因为索贝伊特是摩尔人，而他是基督徒。”
所以面对这种隔绝的爱情，两个人发出了“让抒情诗见鬼去吧！”的呼喊，不再重演抒情诗的悲剧，就是为了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即使两个人在抒情歌曲中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即使库朗热夫人告诉了她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唐·胡安说：“我不能没有您，我只能爱您……”但是为了自由牺牲生命的革命中，在戳破了政治阴谋的反抗中，爱情也只能以永别的方式成为一种遗憾，“永别了，法兰西，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你了！”库朗热在胡安追随侯爵前去保卫祖国时，说出了伤心欲绝却心有所寄的话。这是政治和爱情的矛盾，无疑，当胡安踏上西班牙国土追求自由，作为政治阴谋牺牲品的库朗热夫人，无疑也在这场爱情中失去了所有，而《克拉拉·加苏尔》的这本戏剧集中，梅里美以克拉拉·加苏尔的角度，更多是一种女性视角，她们遇见了爱情，她们追求幸福，但是几乎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
 |
|
梅里美：让克拉拉·加苏尔成为“她者” |
《依内丝·门多》的戏剧实际上分为两部，第一部是“偏见的失败”，第二部则是“偏见的胜利”–失败和胜利，关于偏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也把戏剧带入了截然不同的喜剧和悲剧结局里。依内丝的父亲曾经是个杀人的刽子手，地位低下又沾着罪恶的血，所以他向神父忏悔，“天主是我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为了保护女儿要将她送到修道院去。但是依内丝却爱上了贵族的儿子唐·埃斯特万，而埃斯特万也爱上了她，甚至他不在乎两家人的门第差距，“虽然我是伯爵，可是我对我的爵位，就像对我的破靴子一样漠不关心。”爱情让他们感觉到幸福，但是在爱情的道路上，却也充满了冒险和未知，在一个山谷里，埃斯特万遇到了同是贵族的唐·卡洛斯，而卡洛斯觊觎于依内丝，于是在两人的对打中，埃斯特万杀死了卡洛斯。埃斯特万被抓进了蒙克拉尔监狱，并被判决要处以斩首。面对死亡，埃斯特万抛却门第观念，把遗产留给依内丝，并且希望自己的坟墓上刻上“门多萨家中的一员，因无视社会偏见，娶了一个刽子手的女儿”。而在行刑的广场上，曾经作为刽子手的门多立下“我不再做刽子手了”的誓言，并且用斧子将自己的右手斩了下来，而依内丝为了爱情也走上了斩首台，高喊着：“我们一起死吧！您把您的女儿跟他一起杀了吧！”
生与死，门第观念，在爱情面前似乎都不值一谈，这便是所谓“偏见的失败”，而最后国王特赦免除了埃斯特万的死刑，并封他贵族，而依内丝也成为了他的妻子。这或者就是一出喜剧，但是在第二部“偏见的胜利”中，依内丝的命运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埃斯特万开始在他看不起的末等贵族面前“摆摆架子”，而对于依内丝，似乎也感觉她失去了曾经的美丽，不再可爱不再天真，“在这个荒僻的小城堡里，我无法对付这些习俗，我感到非常羞耻……”当曾经的恋人蒙塔尔万公爵夫人打破了他的生活，他甚至跟着她去了葡萄牙，“我不再离开您！您的自由，也许是您的生命，眼下都受到了威胁；当我知道您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候，我怎么能安心地生活下去呢？”抛弃了依内丝，让她一个人忍受痛苦。而当埃斯特万来到了葡萄牙，才知道公爵夫人是谋反集团的人，而且还有很多相好，“职责应该胜过爱情”，公爵夫人的这句话彻底将埃斯特万的爱情变成了泡影，当他最后见到依内丝的时候，他喊着“我亲爱的依内丝”像是一种忏悔，但是依内丝想要把他的手和父亲的手握在一起，最后门多的手抽了回去，而依内丝在说出了“埃斯特万，拥抱我……再见”之后跌入他的怀抱后死去。
依内丝之死是偏见的胜利，曾经砍掉了一只手的父亲门多还是把她送到了修道院，曾经疯狂爱着他的丈夫埃斯特万背叛了她，最后她只能以死亡的方式祭奠着偏见，这是门第与爱情的抉择。《机会》中，女修道院的寄宿生唐娜·玛丽亚暗恋修道院年轻神父弗赖·欧亨尼奥，这使她感动痛苦，一方面是宗教的禁锢使得这种爱无法表达，另一方面在痛苦她又无法选择自杀，所以她只能感慨：“不过，一定得逃，我一个人逃……是的，我要逃离这个世界。”但是她却得知弗赖·欧亨尼奥和另一个寄宿生唐娜·弗朗西斯卡在暗处交往，当神父在他面前说“我一定在您的眼里显得十分有罪”时，唐娜·玛丽亚终于选择了另一种罪恶，她毒死了弗朗西斯卡，自己也跳入了修道院的井里。同样和宗教禁忌有关，在《天堂和地狱》中，宗教裁判所法官弗赖·巴托洛梅希望唐·巴勃罗能皈依宗教，他也希望唐娜·乌拉卡能够忏悔，“您必须禁欲苦修，我的女儿，您必须禁欲苦修！”保护唐娜·乌拉卡是因为他害怕巴勃罗是一个反政府人士，甚至是一个想推翻西班牙政府、刺杀国王的人。而其实，巴勃罗和唐娜·乌拉卡一直相爱着，但是在宗教和政治中，爱情变得脆弱，而作为女性的唐娜·乌拉卡在宗教裁判所监狱里，勇敢地拿起了匕首，将宗教裁判所法官弗赖·巴托洛梅刺死，“来吧，巴勃罗，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以后永远也别再拌嘴了……来。”
《机会》中的唐娜·玛利亚为了爱情选择了杀人和自杀，《天堂和地狱》中的唐娜·乌拉卡为了心爱的人勇敢地刺死了宗教法官，她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其实，在巨大的宗教机器面前，在无可逃避的政治斗争面前，她们都是脆弱的，都滑向了悲剧的深渊，而在《女人是魔鬼或圣安东尼奥的诱惑》中，梅里美借用玛丽基塔的口，喊出了颇具讽刺性的“女人是魔鬼”的口号。为什么女人是魔鬼？戏剧引用了卡尔德隆《杰出的魔术家》里的一句话：“魔鬼。/我要这样做，使你为这个绝色美人所迷惑，忘记任何教训。”把女人等同于魔鬼，就在于她具有迷惑性。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格拉纳达，一座宗教裁判所里，来了一位新的上司安东尼奥，他要审判一个女人玛丽基塔，在他的认识中，玛丽基塔是一个“女巫”，和魔鬼串通一气，所以他对那里的法官拉斐尔和多明戈说：“据说，魔鬼给了这个无耻的女人一种超乎自然的能力。可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戴的十字架可以抵挡魔鬼的毒手，即使它能穿透圣职部的赐福过的墙壁。”
一个除了《圣经》什么书都不看的法官，一个每时每刻都在祈祷“天主！别让我受诱惑”的审判者，一个把女人看成是女巫的男人，正是在“序幕”里所说的那种“被顶礼膜拜的人”，是仁慈的天主的使者，当梅里美用克拉拉·加苏尔的名义将他们引向舞台，无疑颠覆了那些伪君子的所谓道德观，而安东尼奥似乎也成为了伪君子，尤其是当玛丽基塔被带上圣职部开始审问的时候–安东尼奥闭着眼睛开始审问，却忍不住睁开了，那一刹那，一个新的世界被打开，拉斐尔和多明戈感慨：“天啊！多美的姑娘！”而自认为不受诱惑的安东尼奥声音颤抖：“我认出你来了…..我就要被你带进地狱……你脱去你那新婚的连衣裙，我看到你被魔鬼烧焦的皮肤……那么我已经在地狱里了……所有的弥撒，连圣安东尼奥本人，也救不了我啦！”
把自己送进地狱，是因为甘愿被诱惑，不想再是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不再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刽子手，而是深深爱上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情人，情人！是的，你的情人！我们永远相亲相爱。”为了爱情，他自己沦落到地狱，为了爱情，他抛弃了信仰，为了爱情，他甚至刺杀了阻拦他的拉斐尔，“在一个小时以内，我成了奸夫，违背誓言的人，杀人凶手。”当玛丽基塔最后说出“女人是魔鬼”的时候，她自己其实已经变成了悲剧性的牺牲品，“女人是魔鬼”是男人的评语，是威权者的贬低，是伪君子的辩解，就像安东尼奥，“三十年的祈祷、苦修就这么完啦”，却将罪恶怪罪于女人的诱惑。
政治与爱情、自由与爱情、门第与爱情，以及宗教与爱情，在任何选择中，女人都是被动者，都是牺牲品，“让抒情诗见鬼去吧”或者真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在隔阂面前，在伪善面前，在强大的制度和陈规面前，爱如何变得可能？自由如何能实现？所以在痛斥当时的道德观对人性的束缚中，梅里美虚构了克拉拉·加苏尔，正是用她对身份的背叛，对秩序的质疑，对作品的创新，以及那一身桀骜不驯的性格，否定“女人是魔鬼”–女人是作者，是演员，是美人，是具有“摩尔人血统”的奇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