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康拉德更能代表迷茫和失落的命运，也没有人比他更善于对试图用安排和迁就来取代这种状况的努力加以反讽。”《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是萨义德在哈佛大学门罗·恩格尔和哈里·莱文指导下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修订版，是“一次对康拉德的意识的现象学探索”。这本书持续而严谨地审视了康拉德的短篇虚构小说是如何通过他的书信进行调和与强化的。这些书信由G.让-奥布里 编辑，并在康拉德去世三年之后于1927年出版，萨义德利用信件和康拉德的短篇小说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研究表达其文学作品中威胁性的模棱两可和特有的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的状况。萨义德对康拉德的八卷书信集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庶几重新构建起康拉德对其自身身份的认定：有才华的作家、侨居者、波兰人。萨义德从大量信件中看到康拉德生活的沧桑，同时还认为，康拉德与英国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始终不曾完全稳固，其心智处于一种持续的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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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6·2220121·1808 |
| 作者：【美】爱德华·萨义德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2016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42.00元当当18.50元 | |
| ISBN：9787108057327 | |
| 页数：175页 |
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代表》
知识分子的行动源于意识，知识分子的意识指导行动，这是一个互为关联的过程，但是，当知识分子建立起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当知识分子在此意识下采取行动，为什么知识分子作为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或者当个人无所遁形的时候，他所体现的是不是一种抹除了个人印记的化约式类别标签？而知识分子难道不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存在？
这似乎也并非是个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化约式类别之间的矛盾，萨义德在这里强调的是如何界定“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认为当下流行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葛兰西，他说：“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葛兰西所定义的是“有机知识分子”，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出现的，他们的标签是技术人员，是政治专家，是新文化和新法律的组织者；另一个观点来自班达，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无疑，葛兰西的观点和班达的定义有着明显的区别，葛兰西强调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涌现的群体，他们是一种多，而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而且是在哲学意义上构筑了人类的良心。
一种是普遍存在的多，一种是形而上的少。萨义德列举这两种对于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他的立场也是明确的，他更多站位于班达的知识分子定义，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应该是葛兰西所定义的“在与知识生产或分配相关的任何领域工作的每个人”，而是一小群的人类良心，他们活动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不是为追求物质化的利益，而是在艺术、科学和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但是至少我心中毫不怀疑，班达大致构思出之真正知识分子的形象依然具有吸引力及信服力。”引用《新约·约翰福音》中的那句话就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知识分子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应该是怎样一种人？
萨义德把近代的公共生活视为长篇小说或戏剧，那么其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就是巴尔扎克《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就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戴德勒斯，就是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摩罗，他们身上具有的是独有的怪异，甚至是暴戾的人生风格和社会表现。萨义德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他认为这三个小说主人公具有极端的性格，但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他们不被艰辛和诱惑包围，他们不背叛自己的职守，他们拥有的不是从技术手册中学到的固定职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向社会宣扬的理念或观念，并不意味主要为了强化自我或颂扬地位，亦非有意服侍有权势的官僚机构和慷慨的雇主。”而是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能够叱责腐败，能够保卫弱者，能够反抗不完美和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一定要处于对立，一定要造成不快。在这里，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所撇除的是个体的利益，而是具有能力“向”( 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一方面，知识分子向社会宣扬理念或观念，他在意识支配下采取的是行动本身，这是一种“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的表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行动涉及的只能是自由和正义，所以他必须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必须对抗正统与教条，必须不被政府或集团手边，在“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中献身于理性和道德判断——无论是在个体意义上采取行动本身，还是处于和权威的对立面对抗正统和教条，知识分子都代表着人类的良心。这种人类的良心，萨义德在《序言》中就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界定：”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知识分子是“流亡者，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如此界定知识分子，萨义德就是赋予知识分子在公共社会中的重任担当：“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
为什么知识分子是流亡者，是边缘人？萨义德认为，流亡者就是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他既没有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没有与就环境彻底分离，若即若离的困境使得他怀乡而感伤，又不会在精于生存之道中过于安逸，而且这种中间状态也并非是一种政治上的骑墙态度，“不愿适应的知识分子，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界定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很明显萨义德在这里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抗拒主流，“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个体在这个过程中所体验到的不是哀叹，而是自由，而流亡中的自由在萨义德看来就是一种“正面的事物”，它明显立于主流的对面，“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在权威、特权、正统和教条的主流之外，知识分子自愿被放逐，自愿成为边缘人，最终获得一种自由，这就是代表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行动本身。流亡者阿多诺书写着那些片段、突兀和不连贯的文字，也是对于主流书写的抗拒，“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惑，这对有悖常情的阿多诺来说，意味着有意尝试不轻易立即为人所了解。”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这种立场，其伟大的原型就是18世纪的哲学家维科，维科认为，了解社会现实的适当方式，就是把它当成由原点产生的英国称，而这个原点总是被置于“极卑微的环境中”——维科看到了那不勒斯教授的寂寞，看到了他们与教会和周遭环境的不合，看到了自己勉强度日的现状，这些极卑微的环境构成了原点，也正是从这个原点产生的社会现实，成为了知识分子抗拒主流、保持独立的内在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成为放逐者和边缘人的知识分子身上，并非要自我毁灭，而是在不被训化中回应现实：“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为什么知识分子又必须是业余者？业余者所对应的是专业人士，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要建立属于知识分子的专业系统，但是萨义德认为，专业意味着专门化，专门化则意味着越来越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历史意识；专业意味着其追随者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甚至通俗地说，专业就是把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一种谋取利益的行为，“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在当今世界，这种专业化和专门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团体越来越多，他们是经理，是教授，是新闻从业人员，是电脑专家，是权威人士，是专栏作家，当知识分子成为专业人士，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乔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样独立、孤高的人和作为社会定见反叛者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所以，萨义德提出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个业余者，只有是业余者，才有权对技术性、专业化的行动提出道德的议题；只有是业余者，他们才能让精神进入并转换大多数人的专业做法；只有是业余者，才能对为什么做这件事发出质问……就像萨特所说，知识分子必然应该待在大学之外，必然在被社会包围、劝诱、围困和威吓时“更成其为知识分子”——1964年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萨特拒绝成为“专业人士”而甘愿成为独立业余者的生动体现。
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所以他们能够不断前进，不断改变；知识分子是业余者而不是专业人士，所以他们能够于权威、特权相对立，寻找自己的独立品格。在流亡者和业余者身份之外，萨义德还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反对任何种类的政治神祇，“我几度说过在理想情况下，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从不是要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衹。”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那些神祇总是失败”，这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拒绝偶像崇拜，一方面在这种拒绝中在心灵保有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怀疑，有警觉，更有反讽，另一方面，在没有神祇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必须代表穷人，代表下层社会，代表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
知识分子是抗拒主流的边缘人，知识分子是不陷入形式主义的业余者，知识分子是不树立神祇的解放者和启蒙者，如此界定知识分子，就是要让知识分子成为独立的存在。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会不会成为非社会化的存在，是不是在纯粹中变成一种自我封闭？这其实是一个矛盾，萨义德也认为，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的时候，根本无法舍弃知识分子所指涉的特定国家、宗教和大洲的不同情况，知识分子具有某种地方化的特点：他生活在某一个国家和地区，他讲着那国的语言，他保持着宗教传统和生活习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然属于社会社群，而社会社群具有一种宰制力量，“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现状，并确保事情能够平稳、不变、不受挑战地进行。”
如此，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现实是不是构成了二元悖反？当知识分子被习惯、习俗、语言、宗教甚至民族情感所影响、所宰制，他如何能保持所谓的独立性，如何能体现边缘性和业余性？而且在萨义德看来，宰制的准则尤其和民族密切相关，而民族一向唯我独尊，一向要求忠诚与服从，这种忠诚和服从无疑为知识分子建立了边界和藩篱，无疑解构了他的独立性。在这个问题上，萨义德认为，这关涉的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扩张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并不需要重新定位，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贯的边缘性和业余性，而他所要做的仅仅是“绝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在批评之上中才能消除民族主义，才能超越那些宰制的准则——很明显，萨义德是期望在人类普遍意义上定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是肯定一个民族被剥夺、迫害、屠杀、取消权利、否认政治存在，而不同时把那些惨状与其他人的相似苦难相联系，这是不够的。”超越民族和国家，超越宗教和政治，“防止在一个地方所吸取的受迫害的教训，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被遗忘或违犯。”
很明显，在化解这个矛盾的时候，萨义德把知识分子从一种和主流观念分庭抗议的独立者形象，转变为一种超越民族情感和社会社群的公共人物，只有知识分子具有公共性，他才能站在普遍意义上成为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中，知识分子还是那个流亡者？还是那个边缘人？还是那个业余者？还会保持其独立性？知识分子形象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没有被置换，无论是独立形象还是公共人物，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但是，在这里，或者萨义德并没有解决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尴尬，一方面他坚信知识分子不能与政治权力挂钩，“我根本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成为我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并且拥有一官半职。”但是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意义，就是对政治的介入，那么这种介入会不会成为潜性的权力？
萨义德论知识分子，他自然把自己当成流亡、边缘和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萨义德1993年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瑞思系列演讲，他当然也是站在公共场合说真话。萨义德无疑是在一种实践中阐述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当面对这个现实问题的时候，出生于巴勒斯坦受教育于西方的萨义德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如何对待权力问题？“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顾任何艰难险阻。当然，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我们有层层的检查制度，知识分子很难坦言无讳，但至少那本书出版一年后能引发辩论。”这便是萨义德遭遇的最现实问题，也是知识分子无法保持其独立性不断被宰制的写照。而在政治问题上，萨义德认为自己不直接涉入政治，只是选择知识分子的计划，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流亡者，是不擅与人打交道的孤独者，不善于和政治妥协，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他又不断接近政治，甚至在希望更健康的时候，“我一定会更认真参与政治”——的确，当萨义德坚持主张巴勒斯坦建国，当萨义德成为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成员，当萨义德因奥斯陆协定而与阿拉法特决裂，他早已经不是一个边缘人，一个业余者，甚至不是单纯对政治的介入。
民族和国家总是成为人知识分子难以拒绝的一种设置，作为像康拉德那样“自觉的外国人，以异国的语言撰写隐晦的经验”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显然发现了经验与语言，经验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只不过作为人类的良心，萨义德在化约式的类别中把知识分子放置在了经验的高处，在高高在上的俯视中，知识分子永远对着权势说着真话：“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