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特里·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仅仅是在一个词语的书写上，把现代主义留下了身后，但是在有着某种延续性的标注之外，后现代主义的“后”毕竟是一个意义含混的词，后是一种继续和发展，还是一种破坏和否定？后是前的对立，还是反的同义？而当后现代主义从历史时期的简单标注而变成一种文化，一种理论，一种普遍敏感性之后，它并不是仅仅是对于现代性的反对，它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兼收并蓄的和反讽的，它是流行的，商业的，民主和和大众消费的，它是怀疑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多元论的，它站在精英文化、真理、理性、统一性和客观性等经典概念的后面，它不喜欢纯粹的、自律的、协调的、整体的、单一的世界，实际上说，这种对于偶然的、多样的、异变的、不确定的世界的看法，并不仅仅是把现代主义留在了身后，还把启蒙主义、人本主义、历史主义、社会主义统统变成了前进的障碍，所以种种的进步、解放、信仰并不是放在身后，而是成为嘲讽和反对的目标，成为再也无法恢复的秩序。

这是合理的，历史的合理，文化的合理，理论的合理，但是在特里·伊格尔顿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合理却有着太多的谬误，有着太多的矛盾，一切的嘲讽和反对在某种程度上是陷入了一种幻象，一种存在合理性的幻象，“请黑格尔原谅，似乎目前现实的东西是不合理的，而合理的东西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于特里·伊格尔顿来说，重要的不是对已经存在的后代主义“陈腐的公式”进行解读，而是要在作为整体的后现代主义中寻找文化和背景意义上的线索，从而对那个含混的“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特里·伊格尔顿的这种整体性思考的起点依旧设置在现代主义这一理论和实践上，这或者是从历史时期的延续性作为突破口的有效方法。现代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时期，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是危机中的自救，它的某种明显特征是先锋。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特殊的时期，当现实“在坚持强调权力的桀骜不驯、我的脆弱、资本的吞噬力量、欲望的贪得无厌性、形而上的不可避免、法律的不可逃避性、政治行动难以确定的后果以及人对自己最隐密的各种希望的完全轻信的”的时候，人们需要的是一种和现有制度不同，与现有的文化概念不同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不是一种解构，而是一种“战略性的侦察或是短暂的颠覆”，是一次“对于理性要塞的迅速的游击队式的袭击”，因为解构的目的是建构，而这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却是一个悖论，因为“变成制度性的就是堕落成为被它所质疑的那一逻辑的牺牲品”。

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的自欺欺人，“创造性反制度的概念是一种同义反复。”特里·伊格尔顿很直接地指出，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创造性，用什么来反制度？必然要有一种“他者”的力量，这种他者恰恰是从制度本身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它们知道自己就是如此”才能反对它，只有在改变它的权力的时候，才会变成某种合理的中心角色，而这种从内部产生的“他者”与现存制度之间建立的二元对立是困难的，因为前者容易被妖魔化，而后者容易被天使化，也就是说，即使有了这样一种“他者”的批判，也是“阵发性，策略的或少数人的事务”，而当他者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现存主体就变成了被击败、被收编、被粉碎、被变形的主体，那么他者也就不会存在。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他者”

但是，在这种新的二元对立矛盾中，特里·伊格尔顿仍然需要一种解构式的建构，为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寻找真实的存在，是的，它必然指向一个貌似真实的未来，而且是那一个特别的过去而存在的未来，它也是政治失败的后果，只不过，“它不是强行地把这场政治失败遗忘，就是一直把它作为假想的对手进行攻防练习。”所以在政治学说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作用不是使得这些问题已经消失或者已被解决，“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此刻已被证明是难以解决的”。无论是权力，还是性，都在一种范式转移中具有了某种名符其实的革命意义——“代表了一个更早时期的憔悴、贫血、沉默寡言的政治学的无法计量的深化。”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对于政治失败，现代主义也是其可能的后果之一，但是它的毛病在于总认为存在一个关于它的全部的内在形态，这是逻辑性的革新，它带来的或者是人的平等概念，是历史的进步观念，是人的解放，以及对于理性权威的信仰，但是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指出了现代主义的这种逻辑错误，它对于大写的历史的拒绝就是取消了内在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以“一种犬儒主义品牌的消费主义的享乐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指导性范例，它在抛弃大历史的同时，以一种历史化的方式绕过了内在形态，以一种怀疑的方式打破了“统一的”主体的神话，所以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来说，提供了一种“差异”的视角，而这种差异使得后现代主义不是“历史阶段”的过渡：“它不在实证主义接替唯心主义出现的意义上接替现代主义出现的，而是在认识到这位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没穿衣服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这就是现代性的否定性真实。后现代主义无疑具有一定的建构性，但是这样一种历史化的创造也将其涂抹上了不真实的幻象。历史化是后现代主义对于大写历史的反对而建立的一种范式，也就是说，它反对的是大写历史自身的逻辑，一种具有预见性的目的论，也就是说世界有目的地朝着某种预先决定的目标运动，直到这个目标在世界内被固有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动力，而这显然是后现代主义所怀疑的，所以在大写的历史之外，后现代主义进行着历史化的努力，即把历史看成是“具有持续变动性、极为多样和开放的事物”，是“一系列事态或者不连续体”，只有使用某种理论暴力才能将其捶打成一个“单一叙事的整体”。这种单一的叙事整体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恰恰是一种幻象，因为历史化反而走向了它的对立面，连续体被消解之后，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当前事态的星系，一个永恒在场的群组，“它根本就不能叫做历史。”而且另一方面它又历史化得不足，“以它自己多元论原则臭名昭著的侵犯性抹平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而从特里·伊格尔顿自己的观点来看，历史在整体上是进步的，也没有人怀疑历史的进步，如果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而历史化，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对于现代主义的历史出现意义，取消历史而历史化，正如将自己反对普遍性的论点普遍化，是后现代主义的悖论，而要消除这种悖论，特里·伊格尔顿提出了一种出路，“只有当我们有了决定我们自己历史的制度性手段的时侯，我们才能不再被大写的历史所限定。”也就是说，既不能被大写的历史所限定，也不能被无所不能的历史化所迷惑，而是要有决定我们自己历史的制度性手段，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多元社会只有在消除与它的敌人对抗中才能获得，否则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在充满冲突的现在设想未来，只能是对未来的阻碍，只能是一个被捶打出的“单一叙事的整体”。

寻找到了后现代主义在历史观中的幻象，也发现了以制度的方式实现历史的突破，而特里·伊格尔顿的下一个目标是关于主体的。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主体其实已经变成了身体，受伤的肢体，遭难的躯干，被炫耀的或者被囚禁的身体，受抑制的或者有欲望的身体，从巴赫金到妓院，从利奥塔到紧身衣，身体变成了后现代思想关注最多的事物之一。身体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主体，一方面是对于激进政治学说的深化，另一方面则是对它的大规模替代，而另一方面，身体满足了后现代主义对大叙事的怀疑，因为“我在任何个别时刻都无需使用罗盘就知道我的左脚在哪儿”，身体是没有方向的方向，身体是局部之中的全部，而身体学也完成了一种“他者”的命名，身体超出自我，又看见自我，从而形成了互动，具有了“非自我的身份设置”，但是这种设置的二元论却是一种幻象，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当身体从“有”变成“是”的时候，我制造出了另外一个身体，我可以使用这个身体，从而得到无穷地延续，但是这种身体对于灵魂的取代，却像取消了语言一样，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变成了一种异化，而主体当然也变成了一个空心的欲望储存器。

从斯宾诺莎的主体功能论，到大卫·休谟的主体经验论，从康德的道德主体是自主的和自我决定的理论，到克尔恺郭尔和萨特所认为的自我是一种极为痛苦的非自我同一，主体的认识论始终在一个人本主义的神话里，而后现代主义既认为主体是自由的，又是决定的，它是一些列松散的力量组成，又是自由流动的、偶然的，所以这样的主体也是悖论，充满了幻象，而特里·伊格尔顿在这种悖论中提出了关于主体的解决方式，即以语言的方式在人体的意义上制造出某种东西，因为语言是“一个不断产生不可预料事物的赠予”，这是自由的，也是决定性的，既是个体化的，也是集体化的，既是对自由主义否定性自由的解救，也是对于人本主义单一自决主体的纠错。

除了历史和主体的幻象之外，后现代主义也对一种等级制度的、本质主义的、目的论的、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人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后现代主义鄙视等级制度，否定本质主义，反对目的论，也解构作为普遍主义的人本主义，而这些观点不仅是幻象，更是一种谬论。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反精英就是取消等级制度，而实际上，消除一切等级和差别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只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因为“一个真正不做辨别的主体根本不是人的主体”，而对于本质主义，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它只是一种相对主义，一件事物的所有属性并不等同于基本属性，而一个种类的本质特征也并非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真正的本质是变化的，而后现代主义执着于本质主义的恒定性和物体化特性，当然是一次误解。而目的论的反对其实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于大历史叙事的抛弃，而其实，“存在着使得人类能够持续的两种基本活动，其中一个涉及物质的再生产，另外一个涉及性的再生产。没有这样两个故事，人类的历史就会中止，而后现代主义也就无从说起。”所以超历史的历史化是不存在的。而对于普遍主义的反对，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悖论，“它的问题是，一种没有等级制度的差异如何免于解体成为纯粹的无差异，这样也就变成了一种它所批驳的普遍主义的颠倒镜像。”后现代主义无非是在破坏普遍主义之上建立一种多元论，而实际上，“多元性本身是好的这样一种意见是空洞的形式主义的和惊人的非历史的。”反对一元论设想多元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教条主义。

而最后一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到底是激进还是保守？不论是激进还是保守，其实涉及到资本主义特殊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现实背景，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这些社会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权威主义的，既是享乐主义的又是压抑的，既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这是市场的逻辑造成的，也就是在一种快感与多元性的逻辑，短暂和不连续的逻辑，某种巨大的失去中心的欲望之网的逻辑之中，“个人仅是这种欲望的稍纵即逝的效果而已”。所以在这样的制度形态下，它是自我解构的，而后现代主义挖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逻辑，又转而用它来反对精神基础，“在这个时代里，形而上学的事物像某些骚动的幽灵一样，既不能使自己复活，又不能高贵地死去。如果它能够设法自行消失不再存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也将和它一起死去。”

它没有死去，反而“奇怪地视作一项值得颂扬的事业的前途”，所以后现代主义是和政治现实相符合的，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它指向的是一种问题的最后部分——不是为了解决，而是为了展示，它甚至并不是政治失败的证明，而仅仅是提供了一种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参考，所以当特里·伊格尔顿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时候，他指向的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而是一种不合理的现实：“更多的是一种稳定的崩溃、一种神经的逐渐衰弱、一种渐进的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