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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2160227·1268 |
| 作者：王蒙 著 | |
|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09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ISBN：9787530211410 | |
| 页数：354页 |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不同于刘心武的剑走偏锋，也不同于李国文的常规解读，作家王蒙对红楼的解读独辟蹊径，虽不成系统，却也灵光频现，点出了诸多疑团。《王蒙谈红说事》收录了王蒙关于《红楼梦》的文学人生评论文章。在王蒙看来，《红楼梦》首先是一本人生的大书，值得我们用一生经验细细品读，“黛玉开始很乖”、“如果你的老板是宝二爷”、“袭人算不算特务或变节分子”……王蒙认为，《红楼梦》是一个特别好谈的话题，可以借题发挥，可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作补充。所以《红楼梦》不是政治斗争史，不是宫闱秘闻，不是猜谜游戏，它只是一本人生的大书，文学的大书。
《王蒙谈红说事》：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红楼梦》果然是百科全书，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可以在《红》中找到雏形、例证，至少是可以找到类似参照事物。例如夺权——秦显家的夺取柳嫂子的厨房管理权；智力引进——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小报告与特殊补贴——袭人向王夫人报告而获额外月例；扫黄打非——宝钗劝诫黛玉不要看“少女不宜”的书与绣春囊事件；大小字报——揭发贾芹胡作非为的揭帖，等等。而且《红》中有“包产到户”——著名的探春兴利除弊的新政：——《一四〇 探春搞包产到户》
雏形、例证或者并不需要苦心去寻找，甚至在文本编辑上是显而易见的，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在封面正中央，而这无非是对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本的一次新包装，而新包装对应的是旧酒，此前的版本书名为《不奴隶，毋宁死？》，副标题是：王蒙谈红说事。虽然这次新版版权页上标注着2011年9月为第一版，而翻过那如词牌的封面，里面的篇目却是一模一样，甚至每一单页的页眉上还赫然迎着“不奴隶，毋宁死？”这几个字，加上双页页眉的“王蒙谈红说事”，当单页双页合上的时候，无非又回归到历史——从2008年6月版本到2011年9月版本，从“不奴隶，毋宁死？”到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同样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样是354页，无非是一次简单的翻版。
雏形、例证，当被改头换面的时候，它像新的一样，而回到历史的时候，那页眉仿佛就如爬行的“现实主义”，让人有些不快。还好，这只不过是文本的一个陷阱，没有读过2008年6月的《不奴隶，毋宁死？》，翻开第一页，阅读第一篇，看到第一行，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而当忽视了页眉，抛却了虚无的“不奴隶，毋宁死？”，回到“王蒙谈红说事”，却也看见了里面的人生。算是一种弥补，那雏形和例证倒不必过度解读，在内在的世界里，翻阅到的果真是一个既有阔达终极，又有诗意灵动的现实世界。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王蒙的说法也是跳出《红楼梦》文本的一次经历，从书名开始，便寻找那关于现实意义的雏形好而例证，比如各种书名里，《石头记》是最好的，“石头云云，最质朴，最本初，最平静，最终极也最哲学，同时又最令人唏嘘不已。”石头可以直击宇宙，又可以直通宝玉，既可以登高望远，又可以具体而微，登高望远的宇宙观指向的是哲学命题，具体而微的个体观，则是一个人生课题，所以由石而玉，也是找到了最原始的雏形，找到了最终极的例证。
那块玉，当变成宝玉身上的关键性部件的时候，它是一种重构，构筑的是一个符号，一条主线，一种哲学，一些情节，而最主要的是构建了另一个“自我”，在王蒙看来，宝玉生而衔之的那块玉，就是其物格化的标志，他的命运似乎就是玉的一种象征，而当宝玉戴着这块玉，它又在相反的过程中完成了人格化，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物件的玉和作为个体的贾宝玉之间形成了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来源于石头，归宿于石头，“贾宝玉的平安祸福都反映到了那块玉上面”，无论是丢玉还是送玉，无论是贾宝玉还是甄宝玉，互为主体，也互为反射，看起来是一种象征主义，甚至魔幻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现实主义，“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爬行当然是呆板，甚至是静态，它总是缓慢地走上一个统一的路线，走向一种规定的结局，但是在王蒙看来，《红楼梦》的通灵宝玉的意义是开启了一种关于人生的哲学，它是发生学，它是未来学，它是终极关怀，而每一种发生、未来和终极关怀，都和人有关，它是具体而微的，它是平静本初的，它是有雏形有例证的，它也最令人唏嘘不已。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安排一个刘姥姥？进来而出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过客类型，实际上在家族兴亡的大历史中，刘姥姥其实是一个另类的段落，而这种另类在《红楼梦》的家族变迁中，扮演了一个“进步与可爱”的类型，在“越来越有本领、越来越不动声色、越来越尖刻——越来越讨嫌”的主体线索之外，刘姥姥是“越来越可爱”，而这种可爱在宿命的结局中，自然是一种“进步的可能性”。
所以在个体人物的分析中，王蒙着眼于那些另类的个体，比如他说妙玉带着极其明显是变态特点，她是排他的，孤独的，居高的和震慑性的，是一种“雅妙逼人”的态度，雅的反面自然是俗，所以她对于俗的痛恨变成了一种变态，“她的变态的特点是自己受虐后变本加厉地施虐于人，干脆仇视一切俗人尤其是劳动人。”而这种变态在王蒙看来，却也是令人同情的，两个世界彼此隔绝，彼此痛恨，到最后却像大家族一样换来宿命的悲剧结果。所以，无论是“宿命地不可理喻地疏离着他人、疏离着家族、疏离着主流意识形态与体制的一个”的惜春，还是“过分强势为自己掘了坟墓”的晴雯，都映射着某种现实的宿命感，而殉主拒嫁的鸳鸯，被很多人认为是抗击封建婚姻观的精神体现，为她大唱赞歌，而其实，鸳鸯的拒绝是为了为主子服务，甚至要一身殉主，这何尝不是封建时代的最生动注解，其身上的荒唐和残酷对于那一个现实来说，则是一首无声的挽歌。
这是最现实性的一种体现，所以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雏形和例证所对应的就是一个放大的社会，在事件上，有夺权之争，有智力输出，有特殊补贴，有扫黄打非，有大字报，有包产到户的新政，无不是现实的一种反映，而在情节的演进中，既有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非一日之寒，露出了下世的光景”的长期性结局，也有如金钏投井自尽这种天有不测风云的突发性事件，更有自四十回起“不祥之风渐渐起于青苹之未”的渐进性发展，所谓人情世情，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没有大决战，没有高潮，没有全景的世界里，却依然有命运和现实的大转折，王蒙认为，《红楼梦》真正具有现实主义悲剧意义是从七十四回开始的，傻大姐捡到了一个涉嫌淫秽的荷包，于是便有了搜检大观园，晴雯遂死、司棋自杀、宝钗迁出、芳官等人全部被逐，“这是一次扑杀青春的歼灭战”，当青春不再，便在铙钹齐鸣、鼓号皆响、天翻地覆、雷电交加中开始了大转折，“由吉而凶，由福而祸，由开端与发展而走向结束，由制高点而降落，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而走向下世、没落、分崩离析。”而到了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一个乐极生悲、盛极而衰的过程便已经有了最终的结局，“你甚至会想起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王蒙按照黄金分割点的美学理论，将七十四回放在了分界点上，虽然有些对于数字的过度解读，但也明晰了《红楼梦》大结构的衰败没落。一个家族的盛衰，是现实的折射，而王蒙认为，真正折射的是关于青春自由和放诞的终结。青春和爱情有关，和自由有关，甚至和诗意有关，而青春的代表自然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生活在女性世界里的贾宝玉说出了“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实际上是将青春做了一次定义，这里是平等，是交合，但是宝玉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虽然他对于封建主流价值体系和教育体系有一种逆反心理，甚至率真、任性、贪玩、笃情，但并非如评论家所说，他是反封建的斗士，“宝玉的反抗性有限，大多以孩子淘气、刁钻、撒娇的形式出现，似不能评价太高了。”实际上这种性格正是青春的典型，唯美主义、同性恋倾向，甚至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淫偶像”，都使他具有了某种自由和放诞的特点，而在这种自由之外，宝玉的“兼容性”也体现得很明显：“他可以规规矩矩地去谒见北静王；他可以乖乖地作贾母的好孙子王夫人的好儿子；他可以与花袭人或不止是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同时乖乖地听袭人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训，像对待自己的姐姐；他可以与黛玉互为知己，心心相印并张扬另类叛逆情愫；他可以与秦钟一见如故，发展准同性恋的关系；他可以与晴雯共同任性而为，胡闹一番；他可以与茗烟一起大闹书房；他可以与众姐妹一起结社吟诗；他也可以与薛蟠、冯紫英、伶人蒋玉菡和妓女云儿等为伍去吃酒鬼混，与蒋玉菡交换贴身汗巾，与他们一起唱艳曲。”
而黛玉，有着强烈的个性，重感情、轻功名，一方面显示其清高，孤独、痴情是其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却恃才、多疑，而这正是将她列入了弱者的范畴，她脖子上没有所谓的玉，她总是和诗歌、泪水、哀愁相伴，她是众姐妹里最单薄的人，正是这种弱者的形象，她“对于某某人出现、居住、享用于这里的合法性问题、资格与身份问题最为敏感，最为在乎”，说刘姥姥是“母蝗虫”便是一个例证。在这种弱势中，她唯有抓住那根爱情的稻草，“她一爱上宝玉就只能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了。”但是，在《红楼梦》里，爱情似乎并非都和青春的自由有关，在黛玉葬花之后，宝玉欲与黛玉交谈，黛玉不理他，而后来宝玉对她说的话却不像是青春的宣言，看起来更像是生活的叹息，什么陪着顽笑啊，好吃的千干净净留下来呀，亲不亲谁谁是外路呀，“完全是低水平语言：无诗情画意，无浪漫情怀，无激情浪花，无火焰喷射。”而这“不像宝玉说的”的表达在王蒙看来，却是爱情世俗化的注解：“呜呼，爱情使人超凡脱俗，使人如人仙界，飘飘然，飒飒然，云里雾里，乘扶摇而上九天，逐星月而迷五色；但爱情也使人变得现实，变得想过好日子，想过董永的而不是七仙女的生活，一句话，爱情使人如此地热爱生活，平凡的生活。”
而最后爱情在惊天动地之外，终落得悲剧下场，其实在彼岸世界里就注明了这种非世俗性的宿命性，子啊太虚幻境中，绛珠仙子和神瑛侍者之泪的奇绝故事就已经写好了结局，所以黛玉在婚姻问题上深感痛苦，对环境与自己的运气总是唉声叹气，从个性意义上，就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主义，就是弱势者的最无力挣扎。但是在黛玉的孤独和痴情之外，在某些诗作里却有着关于政治的见解，元妃省亲时，代宝玉题诗中说：“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如果说，在王蒙看来，这是黛玉的应景文学代表，那么在“幽淑女悲题五美吟”中，却以古代政治风云中的女性为题，表达了另一种见解，《西施》中说：“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白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这是对于效颦东施的理解与同情，《虞姬》中说：“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把虞姬与汉室被诛功臣的命运放在一起比较，流露的是一种胜败得失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明妃》《绿珠》《红拂》里，也都有关于哲学、政治的观点，所以王蒙发问：“林黛玉怎么了？《红楼梦》怎么了？曹雪芹怎么了？”
或者并非是反抗，只是哀叹，或者并非是政治，只是人生，女人，悲剧，何不是历史在自我身上的投影？何不是情感最终缺失的悲剧预见？何不是青春被歼灭的宿命表达？而在诗歌中寄托情怀终究无法逃脱所谓的现实主义，雏形也罢，例证也好，现实就在那里，绝非爬行，也在伤心、疑惑、悲哀中一步步走向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