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秘鲁利马，一次宵禁过后，阔太太玛丽萨与好友恰贝拉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第二天，玛丽萨的丈夫，富有的矿业大亨恩里克在办公室里接待了八卦周刊《大曝光》主编罗兰多·加洛，拿到了一摞令他心惊肉跳的艳照。不久，那位作风大胆、不择手段的周刊主编被发现死于城中肮脏混乱的街区——五个街角。随后，周刊旗下主笔、年轻的女记者胡丽叶塔被带到总统顾问办公室，被告知前主编已因涉嫌敲诈而被秘密处死，由她接任主编并领受秘密任务……本书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16年，以商业名流的一桩性爱丑闻切入秘鲁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一系列隐藏问题，戏剧化地呈现了令人瞠目结舌、惊悚眩晕的“大曝光”。《五个街角》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不拘一格之作，以小报八卦切入秘鲁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一系列隐藏问题，直击当下秘鲁中产阶层家庭在政商风暴中的荒诞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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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6·2140321·1068 |
| 作者：【秘鲁】略萨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29.80元亚马逊21.90元 | |
| ISBN：9787020077427 | |
| 页数：402页 |
“那时魔鬼只在绿房子里，”加西亚神父喉咙发哑，“现在魔鬼到处都有，那个假小子的房子里有，大街上有，电影院里也有，全皮乌拉都变成了魔鬼房子。”
——尾声
到处都有魔鬼，到处都是魔鬼，而那魔鬼却在翠绿色的房子里，是躲避其间，还是化成了一种无法根除的符号？外墙上是刷过的颜色，还有阳光洒在上面，粼粼发光的存在，与孩子们哈哈大笑的神情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被装饰的世界，这是一个门被关上的世界，可是加西亚神父却拿着打开门的钥匙，他一定是看见了那些恶毒的东西，听见了淫乱的声音，闻到了一股硫磺味，就像站在对面的那个安塞尔莫一样，是被道德世界绑架的那个人，那个有着音乐生活的人。
打开和关闭，对于绿房子来说，是一个秘密。刷满翠绿色的漆，看起来像是森林的颜色，可是绿房子不在森林地区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却在这个孤独凄凉的城市，“外地人对本城的内部生活一无所知，他们讨厌皮乌拉城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孤立状态，使之与全国各地隔绝的广大的荒漠，道路的缺乏，在炙热的阳光下的骑马长途跋涉，还有剪径的盗匪。”一切的罪恶和灾害似乎都在这个小城市里上演，不是外地人对这里一无所知，而是在这里的人被一种东西隔绝着，人们在黄昏时分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上去是为了躲避令人窒息的热风，面授尘沙的袭击，而实际上这扇门是不能轻易打开的，那些荒漠、那些道路，以及盗匪，是维系皮乌拉城的集体符号，让这个孤独的城市被一种奇闻轶事的氛围所笼罩，而谈论着鬼神的农民们就像自己就是那些魔鬼，守卫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
可是，“浑身都市硫磺味”的安塞尔莫已经出现，这个一无所知的城市被一种绿色的诱惑所笼罩，而绿色转而变成红色，变成一把火，变成了魔鬼的天堂，木板、房椽、砖坯从城市的另一端拖来，还有安塞尔莫先生租来的驴子在沙地上可怜巴巴地行走着，荒漠、道路以及盗匪出没的现实都能轻易改变，“二楼分为六小间，买了六张床，六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高脚使盆”，而这一切像是另一个城市的延伸，是另一个利马？还是新的城市规则？绿房子反而成为了一种兴旺的标志，奇闻异事、硫磺味在翠绿色的诱惑下，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绿房子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不断在生长、成熟。”甚至那些原本的灾害独享不存在了，不管是水灾，还是旱灾、虫灾，“都不能阻挡绿房子日益增长的名声。”甚至，还有那种神秘的药草和香料烹制的山羊肉、兔肉、猪肉、绵羊肉，“成了绿房子招引嫖客的手段之一”。
还有女人。她们是肉体的象征，她们是情欲的代表，而绿房子里的妓女们在这个属于他们的世界里却窥见了另外的生活，鲍妮法西娅，修女出生却成为了妓女，在修道院里生活却用钥匙打开了锁，放走了两个被抓来的孤儿，“是我们养活了你，给你衣穿，给你受教育。坏坯，为什么要把女孩们放走？”安赫利卡嬷嬷曾经这样骂过鲍妮法西娅，但是在离开修道院之后，鲍妮法西娅却还有一段在教堂里的婚姻，嫁给那个叫利杜马的男人，作为皮乌拉城曼加切利亚区的二流子，他后来当上了圣玛丽亚德聂瓦镇警察局的警长，而在圣玛丽亚德聂瓦镇与鲍妮法西娅结婚后又一起同到皮乌拉。来来回回，从森林地区到沙漠地区，再从沙漠地区回到森林地区，对于杜利马来说，这是一种迁移，而回到皮乌拉之后，鲍妮法西娅却从一个妻子变成了妓女，在绿房子里只有被燃烧的肉体。
“他当然是我丈夫，我们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对上帝来说，只有这种婚姻才算数。”可是留给她的并不是婚姻，不是神圣，而是那张床，那张何塞费诺为“你”的床，把一个曾经的修女，一个曾经结过婚的女人变成了塞尔瓦蒂卡，一个“丛林里的女人”，那个自己成为丈夫的男人曾经说过再也不离开故乡了，可是却与当地富豪塞米纳里奥决斗被捕，押往利马。利马对于鲍妮法西娅来说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自己遥不可及的世界，所以即使从床上下来仍旧叫何塞费诺为“您”，命运依然不只是教堂的神圣。“他是在浪费你，塞尔瓦蒂卡，跟这个警长在一起你就是失掉自己的青春，你干嘛还要可怜他？”何塞费诺用一种诱惑将她推向了绿房子，所以那些关于爱，关于老婆的承诺就是一个讽刺，一个笑话，一个像是绿房子里的魔鬼。就像“年轻人”说的：“对我来说，妓女和修女没什么区别，我一律尊重。”
一样尊重，其实是一样不尊重，一样的女人，一样的肉体，即使是爱情，也都是“禁不住提问”的欲望。而“年轻人”说在对另一个女人说，琼加，绿房子新的主人，安塞尔莫的私生女，“安塞尔莫的妻子就是那个女孩。您不知道，床单上，地上，整个房间，都染遍了血迹，好像是刚刚砍了一个人的头。”当塞瓦约斯医生揭露出这样一个血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绿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阴谋，“不超过十五岁。”她可不是妓女，最后死了，琼加却活了，活着的琼加永远不是爱情的产物，那里有着欲望，有着阴谋，有着鲜血和死亡，那个名叫安东妮娅的盲哑女孩，却被安塞尔莫先生引诱，生下了琼加。作为女人，什么是神圣的？什么又是修女的救赎？在男人面前，她们只是可怜的人，只是用肉体换回存在的价值，她们面前永远有一团炙烤肉体的火。
而有时候炙烤的并不只是女人本身，男人在魔鬼般的肉体引诱下，却也成为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在丛林里，拉丽达像金子一样值钱。”这是伏屋说的话，对于从巴西逃到秘鲁的橡胶走私者来说，拉丽达是一个引诱的魔鬼“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她很漂亮，没有人能禁得住她的诱惑。”而那个一千索尔的价格就是把女人变为妓女的钱，而拉丽达参与其中，却像一个真正的魔鬼。而作为伏屋的情妇，拉丽达却一女人的身体又先后与阿德连、聂威斯和汪巴恰诺同居。“狗男女”这是伏屋对于拉丽达和聂威斯偷情的愤怒，而拉丽达又变成了他口中的婊子，“因为你的肉松了，你老了。只有身体结实的女人才能引男人上火。”而在那一场麻风病的侵袭中，伏屋就像是被魔鬼缠上了无处逃生，在被送到圣巴勃罗进行隔离的时候，他只能和阿基里诺回忆那些过去的岁月，“我们来往于兵营之间；橡胶工人、伐木工人和淘金者也总是叫我们下次带这带那的，我们就给他们带去，然后我们就钻到部落里去，那儿的生意是一本万利的，用小珠子换橡胶球，用小镜子和小刀子换皮毛”，伏屋被汪毕萨人当成上帝，而在拉丽达那里，却成为麻风病患者，只留下溃烂的身体，只留下“我既不是巴西人，也不是秘鲁人。”的感慨。
“我是堆可怜的粪土，一堆垃圾，老头，仅此而已。”走私橡胶发财，也获得了拉丽达的肉体，但是伏屋自己知道只不过是一堆垃圾，而拉丽达在和不同男人的勾搭中生下了那些成堆的孩子，“我也记不清有多少了，反正很多。”很多的孩子，却意味着爱情和婚姻的唯一性遭到破坏，或者那种父性被埋没，拉丽达用肉体构筑了一个女人的神话，它解构了男性的统治力，而其实，不管是鲍妮法西娅，还是琼加，都是作为丧失父性的一种存在，修道院的修女，和那些孤儿又有什么区别？琼加是盲哑女孩被安塞尔莫先生引诱而生下，又何来那种父爱？而拉丽达的一大堆孩子又在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父亲？不仅他们如此，不管在森林地区还是在荒漠地区，这些人都在丧失父性、丧失故乡的地方生存，杜利马希望不要再离开家乡，却因为枪战而被押往陌生的利马；身为巴西籍日本人的伏屋，是一个逃犯，他在亚马孙地区先搞走私，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巴西人还是秘鲁人，而最后因患麻风病被隔离是他真正失去归宿的体现。
而绿房子的主人安塞尔莫呢？来到荒漠的皮乌拉，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开创，“他不是牲口贩子，不是收税官员，也不是旅行推销员。他叫安塞尔莫，自称是秘鲁人，然而没有人能从他的口音里听出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这也是一个缺失归宿的人，甚至穿过沙漠而不遭到匪徒的袭击，成为一个悬案，在他面前只有那被刷成翠绿色的房子，那间藏有魔鬼的房子，藏有女人肉体的房子。所以不管是政客还是二流子，不管是修女还是妓女，不管是孤儿还是医生，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不管是神父还是妓院老板，不管是外国冒险家还是忍无可忍起而反抗的印第安人，都在一种被毁灭的家园、被隐藏的归宿，以及被颠覆的救赎中寻找自己的另一个人生。所以魔鬼处处都有，那绿色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种修饰，而一旦被揭开，里面就是浑身都是硫磺味的丑陋，就是患患麻风病的痛苦，以及被炙烤着的各式肉体。
“这些没良心的人，这么想女人，想夜生活的娱乐，最后上苍终于满足了他们。就这样，欢腾，轻浮，提供夜生活的绿房子，就应运而生了。”想女人只不过是一种借口，按照加西亚神父的说法，是“魔鬼，万恶而狡猾的魔鬼”出现了，他在讲经台上说：“有人正在准备败坏本城的道德。”所以作为一个宗教的救赎者，加西亚神父自觉担当起道德的维护者，拐走盲女，把她关进妓院，又使她怀孕，这是魔鬼的做法，而将一个修女变成一个妓女，也是魔鬼的做法。“就差来一场天火把皮乌拉烧掉了。世上一切灾难都落到我们头上来了。”皮乌拉是加西亚神父维护的秩序，而那场天火没有降临皮乌拉，他却用自己的手烧着了绿房子。那个小孩告诉安塞尔莫绿房子被神父烧着的时候，绿房子其实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它只是某种建筑，某种外来城市的延伸而已，“所有的人，不管是妓女还是加依纳塞腊和曼加切利亚两区的人们，都不再观看绿房子以及消耗着它的火焰；火焰已经被定时而来的沙尘扑灭，使绿房子所在的地方又变成了一片荒漠。”沙尘扑灭大火，皮乌拉又变成了荒漠，变成了原始，就像森林地区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
但是大火烧掉的绿房子只是烧掉了那刷在墙上的翠绿色，烧掉了六间房、六张床、六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高脚使盆，烧掉了那些肉体松弛的女人，而在一年之后，“河沿附近，屠场后面，开了一家妓院。”还有六个妓女，“上帝赐给你们一个丰收年，现在歉收年就要降临到皮乌拉人的头上来了。”这是加西亚神父的预言，只不过这大难临头和那场天火一样，只有自己可以点燃，“第二年棉花收成同上一年一样好。妓院不只是两个，而是四个了，其中一个还开在离教堂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奢华整洁，妓女是白皮肤的，也不太老，似乎是从首都来的。”
妓院变成了产业，白皮肤的女人代替了皮肉松弛的妓女，而琼加却成为了绿房子新的主人，这是对私生女身份的报复，还是让男人陷入无法自拔生活的陷阱？谁身上都带有了硫磺味，而安塞尔莫已经在绿房子变成灰烬的时候忘掉了自己，就像忘掉了罪恶，“从来没有过火烧事件，也没有过绿房子。”他变成了琴师，在新的绿房子里演奏。而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加西亚神父却说“绿房子就是妓院”：“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半裸着身子，还涂脂抹粉的。”掩盖无非是为了忘记曾经的自己，但是那个私生女的罪恶故事是无法洗脱的罪孽，而加西亚神父用宗教的目光给了他们无耻的定义：“我不原谅这种丑事；一百年以后，我也认为这是一种无耻的行为。”
重新建造的绿房子已经不需要掩饰，而琴师的三角琴却还是被一遍一遍刷成绿色，在被掩饰的生活里，总会有人扮演魔鬼，有人变成神父，“安塞尔莫是森林地区的人？”塞瓦约斯医生的问题对于一个死去没有归宿感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死无对证，在一种丧失的现实里，这只是一个玩笑。
琴师默默死去，伏屋病入膏肓，妓女们在肉体中炙烤着灵魂和肉体，一场天火终于没有降临，而不管是城市的皮乌拉，还是“到处是苍蝇”的圣玛丽亚德聂瓦镇，一切的男人和女人，一切的神父和二流子，都变成了自己的魔鬼，“谁也不会为自已的故乡感到羞耻”，就像谁也不会为自己的人生感到羞耻，即使在绿房子的琼加，也都忘记了自己的可能出生。这是混乱的秩序，这是混乱的规则，“《绿房子》就是从这些回忆中产生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企图通过妓院的建立在皮乌拉人的生活中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乱，以及一群冒险家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所作所为及其不幸的遭遇，以虚构的方式，把秘鲁两个相距遥远、差别很大的地区——沙漠地区和森林地区——连结起来。”是的，在这些规则和秩序后面，是那个叫巴尔加斯·略萨的人，在森林地区和荒漠地区，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他解构了秩序和规则，他用“零件组合法”把那些故事拆解开来，随处乱丢，对话变得冗长，结构变得散漫，而他却在绿房子后面偷笑。
“你要是出生在皮乌拉，你就不会走路像踩鸡蛋了。”利杜马笑着说道，他的意思是：“你就会习惯穿鞋了。”只是当不习惯的生活变成强加给你的那双鞋，踩下去的可能还是一个荒漠，一个没有通畅道路的荒漠，一个随时降下天火的荒漠，一个被刷成翠绿色还有阳光照耀的荒漠，“野蛮，不许杀人”，那么就从第一页重新开始阅读：“警长扫了帕特罗西纽嬷嬷一眼，肉蝇还停在她的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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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6·2120320·0869 |
|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4月 | |
| 定价：39.80元亚马逊26.30元 | |
| ISBN：9787020083633 | |
| 页数：566页 |
反独裁是略萨大部分作品中一个雷打不动的主题，极右和极左都是他批判的对象，略萨坚信，“小说需要介入政治”，这是让小说变得尖锐而有力的重要武器之一。在《酒吧长谈》里，就反映了1948—1956 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一个是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另一个是“一生倒霉”的人，他们偶然相遇在酒吧，在饮酒忆旧中，那些被席卷的日常生活、爱情和梦想一一浮现出来。“对话波”、“通管法”、“质的跳跃”、“戏剧旁白”，这些现代新小说技巧的运用，在制造悬念上都有新的发展。这部作品也被视作是作者写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的标志。封面上是大江健三郎的一段评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高峰的标志”，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
“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我看到那一个圣地亚哥，是切实走在街上的某个拐角处，没有光着屁股，也没有大喊大叫，他只是漠然，在我的眼睛看到的范围内，他在路口寻找方向，“灰濛濛的中午”，最后却是一只狗和出租车。圣地亚哥没有喝酒，他一定是想起了卡利托斯，想起了那个恐怖的夜晚：“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其实他只是听说，圣地亚哥不在现场，听说是一个容易出错的词，圣地亚哥却当成了真实的现实一种：
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惹恼了追赶着的蚂蚁和蝎子。
蟑螂和蜘蛛，蚂蚁和蝎子，总是成对出现，在床上，在心里。那个夜晚只有卡利托斯的影子，那种恐惧感最后钻进了圣地亚哥的脑子里，成了他无法摆脱的虫子，每每出现吞噬着脑子里的想法，甚至幻觉，最后是毒蛇似的蠕虫，扭曲地爬行，最后是尖刀，扎进去了，却看不到血。圣地亚哥在自己的恐怖世界里，看到的却是卡利托斯的影子，隐隐的，虫子进入了别人的身体，光着屁股跑到街上有什么用？还大喊大叫，对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来说，逃避有时候真的变成一个幻影。
只是这个幻影对于卡利托斯来说，从“借酒浇愁”的小资活法，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身体的惩罚，“木桶般的房子”像是封闭的秘鲁，在这里，或许可以用麻醉的方式让身体遗忘，“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在卡利托斯那里，当“黏渍渍的清晨”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被沾染在那里了，即使光着屁股，即使大喊大叫，也一样是属于自己的身体，属于秘鲁的身体，“你做得对，卡利托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对于圣地亚哥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嗜酒的行为艺术，那些虫子会结队而来，没有酒，倒霉也会降临，“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某个时候倒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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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不可逃避的秘鲁，是无法避开的地理和历史，是一种内心的挣扎，圣地亚哥在小虫一些的现实面前，被侵袭，即使喝酒也只是在开启某种幻觉。街的拐角是那个叫“大教堂”的酒吧，诺尔文说：“酒能给人带来灵感”，其实只是借口，是圣地亚哥从街角拐向另一个目的地的托词，他一闪而去，狗和出租车还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在这个“灰濛濛的中午”不喝酒，我也不写关于反狂犬病的社论，我只是很平常地回家，怀里夹着一本厚度达566页的书，《酒吧长谈》。红色的封面里成长着一个酒醉的故事，以及黑色的封底，都来源于那个”黏渍渍的清晨“，之前的黑暗都在那里，仿佛入睡的梦境，横跨历史，横跨南半球和北半球。而他，身体斜转过去的一个角度，眼睛里是不安，甚至恐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是秘鲁“高峰的标志”，结构现实主义著作，散发着拉美文学特有的魅力——就这样被我夹着穿过街区。在南中国的春季，一个文本的悲欢离合，于我来说，完全变成“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的行为艺术。
如果可能，我还将细致地描写有关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比如封面上那句“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大江健三郎语。在酒杯的构图上面，也是黑色，和下面三分之一的红色，一起夹着那些东倒西歪的酒瓶，是葡萄酒，不是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在“大教堂”的酒吧里喝的啤酒，也不是圣地亚哥的爸爸堂费尔民给安布罗修喝的加了药粉令人兴奋的酒，是简易画，没有商标和文字，显得散漫，看上去像是被大江健三郎冠以“暧昧的日本”的那种情愫混合物。把这个日本作家的评价放在最上面，也许是在强调“高峰的标志”，而这个“高峰”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应该是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成为拉丁美洲继马尔克斯之后的又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作为1994年的诺奖得主，对新得主进行褒奖完全符合一次正常的出版计划。而这并不是全部，或许也是某种凑巧，书签被我抽出来，是赫塔·米勒的作品集书签，《心兽》有关，是关于仇恨、践踏、割爱等，作为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罗马尼亚“祖国”和之后的德国国籍给了这位女作家有关政治隐喻的一个身份标签，或者，被驱逐的感觉更是身体背叛的一个标记，这种“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对于大江健三郎和略萨来说，或许是不存在的，大江健三郎的“变异的现实主义”是在强调自己那种“暧昧的日本”的民族情感，而对于略萨来说，秘鲁更是一个“暧昧”：“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和狂热。”疑惧、迷恋和狂热的感情像是封底的那种眼神，既有不安，也有不屑。
大江健三郎、赫塔·米勒和略萨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面前的相遇，完全是偶然，是对于“高峰的标志”的个人解读，也完全成为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瑞典皇家学院201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略萨，就是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而这种精致描写完全可以用《酒吧长谈》作为标记，这部再现1948-1956年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时期秘鲁社会现实的反独裁小说，完全是一次非诗意的解构，庞大、深邃和喋喋不休的酒吧“对话波”组成了小说的宏大图景，而夹在我的身体某处，那种厚度会让我感觉解读的劳累，我想如果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哄哄的大街上打开小说，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略萨的圈套中，那种对于圣地亚哥般被小虫、毒蛇和尖刀折磨的感觉，完全以文字的形式吞噬我，589千字的规模真的抵达了我阅读的“高峰”，是的，我必须在这样泛着红色光泽的时候，安全地从观察者的位置退出去，从略萨“暧昧的秘鲁”退出去，从“教权主义和造反精神”的阿列基帕退出去，从“斗牛和军事独裁”的利马退出去。是的，在四个小时“借酒浇愁”的醉态里，圣地亚哥完全成为一个倒霉的无信仰主义者，那些虫子开始折磨没有力量的个人反抗，身体太软弱了，世界太广阔了，酒是戒不掉的迷药。
回到那里，一定是个强大的现实主义，结构只能抛在背后，所谓立体小说、全面体小说也是略萨寄予的那种复杂的“通奸关系”，交媾着肉体的迷恋和放弃的痛苦，如酒喝进嘴里，是幻觉，是逃避，是醉意，也是不可逃避的矛盾，“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这种特殊的祖国情结让略萨在面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个人情感，“寻找秘鲁”成为了这种情感表达的直接方式，圣地亚哥、安布罗修、卡利托斯、费尔民都在秘鲁的这个特殊时期发现了那些存在着的改革或者革命的暧昧，甚至贝尔穆德斯的个人生活转变，也完全是对于政治生活的一次误读。而这种暧昧和误读，其实完全是一种信仰的缺失，从个人信仰到政治信仰，都没有那种归宿感和牢不可破的制度保证，所谓的迷失，也是一种“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作为资本家费尔民的儿子，圣地亚哥也曾有过理想，比如当律师，比如写作和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单纯”。所谓单纯，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冷漠的积极反应，作为新闻记者，他目睹了一些社会现实，但也只是灵光一现，单纯更多只是某种逃避，在大学期间，圣地亚哥参加反政府运动，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讨论大学体制改革，大学同学
阿伊达、哈柯沃等，也都积极面对动荡的社会局面，他们甚至提出了“要想彻底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怀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哈柯沃“是个起来背叛自己的肤色和阶级的人，也是个起来背叛自己和秘鲁的人”；阿伊达则“连走向坟墓，到了竞技场投身于凶狮的爪牙之中，都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而圣地亚哥则在所谓的单纯面前，“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别人来踩，来割自己的头。”等待和冒险的“单纯”其实就是信仰的缺失，是撒谎的生活，最后变成了处处逃避的胆怯者：。
小萨，如果那天你入了党，情况又将会如何？党会不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牵连得很深？会不会把你的疑问一扫殆尽，而使你在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单纯的无名英雄？
对于圣地亚哥来说，“革命、书籍、博物馆，这些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所以在现实面前，圣地亚哥矛盾而无法摆脱，离开“亲政府”的父亲而选择独立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成长的选族，但也仅仅是对于某种单纯的追逐，也没有最后的归宿，“我笑我自己这幅知识分子面孔”成了圣地亚哥自我的嘲讽，内中的苦涩也只有自己能品味。在理想不断泯灭，现实又强加在自己身上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所谓的“倒霉”也成了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黑色幽默，就如卡利托斯对圣地亚哥所说：“小萨，使你这辈子倒霉的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甚至被父亲讥笑成“浪荡哥儿”：“我倒宁可你加入共产党，而不是成为酒鬼，浪荡哥儿。”
没有信仰、撒谎的个体其实也折射出那个独裁时期秘鲁的现状，改革是死路的时候，革命会风起云涌，但是奥德里亚分子上台，清洗阿普腊分子，甚至奥德里亚失去总统宝座，也都是一种政权更替另一种政权，一种独裁转换成另一种独裁，“在秘鲁，只要拿出一千万索尔，就没有不成功的政变”，这便是现实，罢工、镇压、集会、监狱，在这样的政治生活面前，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刚刚得宠的堂卡约成为内政部长，又顷刻在革命中“被赶下了台”，而已经被捕的埃斯皮纳，又在革命中成功翻身，被任命为大使……“有了国家机器和忠于政府的领导集团的支持，奥德利亚倒是可能再次当选。” 就如贝尔穆德斯自己所说：“他们今天支持你，明天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在变化的局势面前，谁还会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谁还会在诗歌中寻找伟大？作为喉舌的“报纸就像沼泽”，在意识形态面前，这样的现实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讽喻。
没有信仰，是个体的现实，也是政治的讽喻，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残酷而无奈的生活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总是虐待老百姓。”卡约·贝尔穆德斯最开始的妻子，是乡巴佬的罗莎，但随着他自己政治地位的节节攀升，他抛弃了所谓的爱情“自从卡约进了政府，夫妇俩就没在一起生活过，也不见面。”在所谓的“荒唐的婚姻”背后，是“会跳舞”的缪斯，是奥登希娅太太，是情妇，是性感，是放荡，是腐朽，也是生命的一次玩笑，缪斯最后却被安布罗修刺死，因为在卡约·贝尔穆德斯政治生活终结和堂费尔民“羞耻”的个人生活被曝光之后，必然的下场。而作为目睹种种丑行的安布罗修，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谁给他好处就给谁做事，他是司机，是打手，是酗酒者，也是凶手，在独裁政权中，他也是一个牺牲品，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在羞耻地被“同性恋”中不能反抗忍气吞声，甚至没能光明正大娶自己的女人，当阿玛莉娅怀孕难产而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钱付给医院：“人死没死都得付钱，可我拿什么付啊，少爷！“这种悲戚的反问是挣不脱的命运枷锁，而那个死去的阿玛莉娅，一生都是别人的佣人，在爱情中不断地被抛弃，最后死了的时候，是一种幻觉样的呼唤：“在下沉，她感到自己在往下陷，急剧地落了下去，她内心越来越痛苦，她明白，自己听到的事情将要留在上面，她明白，在她下沉、陷落之际，她带走的，只能是内心的痛苦。”
还有被捕而因脑溢血死亡的特里尼达，有享受虚荣的妓女凯妲，有怒斥“本应做他仆人的女人结婚”的索伊拉太太，都是“被虐待”的百姓，都如阿玛莉娅，不断下沉，不断看到死。下沉是因为没有拯救的力量，是因为信仰等于零，当沉醉的幻觉可以自我欺骗地实现一种逃避的时候，酒实际上成为一种精神的鸦片，“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也是一种消灭那些毒虫的最好办法，如此，在沉醉中发现了生活的惬意，发现了存在的合理解构，所以在略萨的结构计谋中，“对话波”便成为他的一个标记，和通管法一样，实现着现实之外的虚拟对接，安布罗修父子、贝尔穆德斯和萨瓦拉、以及贯穿始终安布罗修和圣地亚哥“酒吧长谈”，三层关系的对话逐一展开，有时甚至是横冲直撞进来，一下子把结构摆在面前，不管是直接对话还是间接对话，斜体字里分明是一个弥漫着酒味的世界，那里有回忆，有叙述，有想象，也有虚构，但是在酒味中甚至呈现了现实以外的另一种真实，不断消融着“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而对于略萨来说，这个特殊时期的秘鲁现实活生生地展现了一幕悲喜剧：“转瞬之间，生活显得很惬意，充满醉态。”
醉却要醒来，却是逃避不了的无奈，是“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的发疯的现实，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阿列基帕还是利马，不管是和自己经历有关的圣马可大学、卡魏德活动、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闻记者等个人标签，略萨所要展现的就是自己“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巴尔扎克《夫妇纠纷》里的那段话明白地写在书页里，“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而对于秘鲁的爱恨情仇完全融进了略萨的血液里，“虽然我恨秘鲁，但是这种恨，正如塞萨尔·巴耶霍的诗句所说，总是浸透着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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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6·1961005·0331 |
| 作者：（秘鲁）巴尔加萨·略萨 | |
|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元 | |
| 页数：358页 |
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玛依塔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仿佛是唐诘科德向风车宣战，那种虚幻的激情最后只能被悲剧所淹没。巴尔加萨·略萨，一个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最合适的人选完成了对政治“自我崇拜”最有力的一击，小说运用新颖的采访录形式将一个冒险的悲喜剧形象进行了“拉丁美洲”式的剪裁，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只不过略萨在小说中对政治进行了另一种图解，其中包括人性、罪恶等主题。
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
—《第七章》
狂人玛伊塔不是上帝，是革命者。站在他对面的是阿德莱达，作为一个女人，她主要的身份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玛伊塔曾经的妻子，现在孩子的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围绕着关于能否见一面孩子的讨论中，最后却走向关于个人信仰的矛盾和冲突。那一场婚姻被夹在在革命和宗教之间，无论是对于玛伊塔来说，还是对于皈依的阿德莱达来说，都面临着谁来拯救的问题。“我怀的那个孩子是玛伊塔的。”阿德莱达即使承认在婚姻和欲望有关的生活里，她和玛伊塔的关系无法被轻易抹去，但是已经明显带着阴谋论，“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妻子、孩子、婚姻，在这些标签相关的传统伦理世界里，玛伊塔却有着另外的身份，而这样的身份将使他痛苦地生活在同性恋的阴影里，所谓耻辱，所谓偏见，所谓病态，让玛伊塔终于以一种革命的暴动方式为整个人生寻找注解。
可是，阿德莱达“一次也没有亲过我”的自省和懊悔却将玛伊塔感到了那个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自己的尴尬角落里，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冲动的欲望，认识三个星期就结婚的事实成为关于革命的一种阴谋，“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突然提出和我结婚。而我呢，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这是自找的，我谁也不埋怨。”阿德莱达把身体给了男人，却像是在上帝面前的仪式，没有亲过和三个星期就结婚本身充满着巨大的悖论，而对于玛伊塔来说，异性婚姻和同性癖好也像束缚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将他赶出了那个革命的理想国。起初或者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自我救赎，在萨莱西亚诺学校唯一有着印第安名字的玛伊塔从贫穷的世界里走来，卷发、平足、“牙齿的缝隙很大，走路甩着外八字”，这些身体上的病态特征使得玛伊塔成为一个异类，那个印第安名字和女人名字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去除的标记，刻进他的世界里。
但是，他的反抗一开始就是质疑，质疑出生，质疑身份，质疑贫穷，以及质疑平等：“神父，为什么有穷人、富人之分？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孩子，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异类的标记，那么在玛伊塔的世界里，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玛伊塔，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这是人人平等的社会观，但是在利马，在秘鲁，这无非是一个幼稚的梦想：“昔日这些充斥流氓、无赖、妓女的街巷，而今又增加了大麻、古柯这类毒品。”这是社会的写照，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玛伊塔无非是一个典型，当社会病集中在玛伊塔身上的时候，他所想要的就是解除身上的那沉重的枷锁，“一个人住在利马就得习惯于贫困和肮脏，否则就会变成疯子或者被迫自杀。”而在不信仰上帝的世界里，玛伊塔只有创造另一个上帝。
上帝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当脱离了萨莱西亚诺的神父体系之后，玛伊塔遇到了陆军少尉巴列霍斯，这是玛伊塔革命的启蒙者，在一次偶遇中，玛伊塔似乎找到了他心中的革命理想。“现在古巴发生的这事没法和我们秘鲁将要发生的相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只要安第斯山一动，全国都会震动起来的。”这是巴列霍斯对玛伊塔灌输的理论，在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中，他看到了那个推翻旧体制的凯撒，“属恺撤者就归恺撒”，这句古罗马的经典语录成为巴列霍斯的座右铭，原本是谁的就归谁，凯撒是主人，自己也是主人。“真正的秘鲁曾经在山区，而不在海边，在印第安人之中，在神鹰中间，在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利马，利马已经变成了一座懒散的，外国化的，甚至与秘鲁背道而驰的城市。”巴列霍斯所要返回的王国在印第安人中，在山区，在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被异化的利马，所以这种革命是一种重起炉灶式的革新，但革新的背后却是对现实的逃避。巴列霍斯是美洲革命联盟党人？是红萝卜党人？或者都不是，他只是另一个凯撒。
而在巴列霍斯的引领下，玛伊塔看到了革命的潜力，看到了上帝的光芒，但是他却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撑，那就是穷人，这是他身份的一个归宿点，也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他节制饮食，他希望和穷人同甘共苦，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或者出于基督教义，但是他最终是要寻找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其实并不是穷人，当他节制饮食而被送进医院后，他把他的同盟叫做阶级，“不论怎么样，首先不能依靠他。首先得依靠工人，其次是农民，知识分子在最后。”工人和农民，不会轻易上当，而“只要把奶头放在他们嘴里，他们就咂”的知识分子，只要经过改造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的改造理论也指向巴列霍斯，他的革命是不停的斗争：“一个革命家决不能象圣马科斯大学的那些文学、历史、哲学教师那样，关在书斋里。一个革命家不应忘记，生活就意味着斗争，不停顿地斗争，直到献身……”他的革命是阶级觉悟：“如果你认为他们贫穷，贫民窟就顺里成章地蕴藏革命潜力，那你就搞错了。他们不过是流氓无产者而已。他们没有阶级觉悟，因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甚至连什么是阶级斗争也不懂。”他的革命是抛弃无政府主义：“从理论上讲，革命自发主义是不好的。没有学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冲动常常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革命需要学说，需要知识，需要指导，需要阶级觉悟，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当人类被迫以革命的形式消灭掉非正义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宗教。”
新的宗教就会有新的上帝，就会有新的凯撒，就会有新的主人，“这条路通向不断的革命，通向列·达维多维奇，朋友们称他托洛茨基。”彻底的革命，彻底的斗争，使得玛伊塔成了托洛茨基，而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下，本来是领路人的巴列霍斯却反过来成为玛伊塔的信徒，产生新的宗教是玛伊塔的理想，可是在他看来，新的宗教却不是天主教的皈依，“坦率地说，革命与天主教是抵触的。”这是玛伊塔对巴列霍斯的姐姐华妮塔说的话，实际上就是玛伊塔想走一条和天主教不一样的救赎之路，而在这样的救赎中，巴列霍斯成为无神论者，成为献身革命的托洛茨基，但是玛伊塔却在无形之中让自己成为了偶像，成为了另一个神，“因为革命高于一切”在巴列霍斯的生活中，成为了对玛伊塔暴动和革命无限崇拜的一句口号。
但是贴上标签的革命在没有真正开始斗争之前，却遭到了宗派主义的排挤。向工人们兜售《工人之声报》、翻译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文稿、出席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切并没有让玛伊塔成为一个新的领袖，“尽管他变来变去，可从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他不够稳重，冒冒失失，信口开河，然而，他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我再给你说一点，在他身上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一种叛逆、造反的性格……”折中主义者莫伊塞斯认为，玛伊塔的悲剧就是在“左派幼稚病”中人为地制造矛盾，“极左病，最革命，最左，最激进……玛伊塔一生就是持这种态度。……”叛逆和造反，以及彻底的革命和暴动，让他脱离了共产党，脱离了红萝卜党，而在她加入了托派革命工人党后，党内的霍阿金又认为巴列霍斯是社会主义革命情报部门派来搜集工人革命党情报的一个军官，是被派来打进内部的人，尽管玛伊塔极力否定，但是这样的怀疑并不能消除宗派主义的斗争，甚至最后使玛伊塔也成为牺牲者。与布拉克盖尔接触，把暴动的秘密告诉他，最后被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说成是私通斯大林分子，所以开除叛徒成为玛伊塔一生走向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步。
而其实，对于玛伊塔来说，困扰他的不是宗派主义，不是叛徒的罪名，而是被割裂的双重生活，是关于道德被界定的那种耻辱。在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在玛伊塔的斗室过夜的时候，面对年轻的阿纳托里奥，玛伊塔“身体的一个部位硬邦邦的”，即使赶忙想着哈乌哈的革命，也无法分散注意力，“我们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从洞穴走到外面，从搞秘密活动的库房、咖啡馆里走。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去打击敌人。我们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阿纳托里奥。”在玛伊塔对阿纳托里奥灌输暴动的必要性，灌输“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理想时，他却陷在了无法走出去的道德“洞穴”里，这是和身体有关的欲望，“他的脸紧贴在年轻小伙子的肩上，皮肤味直冲鼻底，令他陶醉，如痴如狂。他那蜷缩着的膝部，紧挨着阿纳托里奥的腿。”然后是行动，“他把右手轻轻地伸进阿纳托里奥的裤裆里”，然后是勾引，“让我给你泄泄精吧！”
不管玛伊塔向往着怎样的革命，无论玛伊塔需要重建怎样的宗教，但都无法根除同性恋的道德谴责，阿纳托里奥那一声“我要向党报告，把你开除出党”的警告到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成了组织之外的革命者，他成了鸡奸者，而那场有关阿德莱达的婚姻也被看成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借口：“他们利用结婚作掩护，结婚只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他的婚姻是个悲剧，没过多久就散伙了。”就像阿德莱达对孩子的父亲玛伊塔的定义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
同性恋，婚姻，孩子，对于玛伊塔来说，一切都变成了个体道德的污点，也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转折点。当理想没有泯灭，对于玛伊塔来说，只有更彻底的暴动，而哈乌哈事件成为玛伊塔人生的最后转折。“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玛伊塔面对不肯让他见孩子的阿德莱达，说出了关于同性恋不是病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不是说给阿德莱达听的，而是给整个社会开出的一个药方，这是偏见，这是戒律，这是病态，这是腐败，所以要打碎这一切，就需要一场革命，彻底的革命，没有宗派的革命，“是的，在政治斗争中，严肃的行动是治愈宗派主义的灵丹妙药。”
是的，被孤立的玛伊塔或者只有那微弱的信念，只有巴列霍斯的支持，“透过繁星闪烁的天空，玛伊塔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热带雨林草木丛生，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人迹罕至：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林中艰难地行进。”而这一幅革命的景象也只是一种臆想，闪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最后却是残酷的现实。他是孤家寡人，却怀揣着一个暴动的美梦，在第一次到哈乌哈的时候，玛伊塔就变得无比的激动而幸福，“因为暴动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他实施的计划里除了用武装宣传的形式占领这个地方外，还要攻打警察局，夺取宪警队的哨所，使之成为革命的一个据点。但是这一切无非是宗派主义的又一个陷阱，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哈乌哈起义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把玛伊塔分裂出去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是些大运动员：清洗，分裂，宗派活动；驱逐出党。”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说出了托洛茨基的阴谋，实际上，在那样的现实里，革命无非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玛伊塔来说，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者和同性恋是他无法去除的个人身份，而这种双重生活的悖论也成为革命的写照。当玛伊塔看见了哈乌哈的行动，就像看见了理想实现的曙光，急不可待，热情洋溢，“希望通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地奋斗得到补偿”，补偿什么，补偿他被污蔑的道德和人性，补偿他所遭受的误解和打击。他看见前面的理想，看见新的宗教：在那里，农民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工人们将成为工厂的主人；在那里，官员们将懂得他们不是为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酋长或某个地方的党派而工作；在那里，种族歧视、剥削现象将被消灭，财产的继承将被取消；在那里，私立学校都将国立化，企业、银行、商业、城市的不动产等都将国有化……
而这样的革命理想却只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剧，十四支步枪，一千二百发子弹，这就是玛伊塔从事革命的装备，而那些发誓要参加革命的三四十个人，却没有露面，他们成了孤家寡人，即使有“秘鲁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呼号，即使挥舞着拳头高呼唱《国际歌》，乌丘巴木巴的年轻领导人依然临阵退却，而他们被军事委员会界定为“祖国的罪恶阴谋”，那一场革命暴动最终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可怜的高潮：“总共经历了不到十二个小时，黎明时以占据监狱开始，黄昏之前以巴列霍斯和孔多里之死以及其他人的被捕而告终。”孔多里死了，巴列霍斯死了，“巴列霍斯是用一匹马驮回来的，身子用一条被子裹着。把被子拿下来可费了好大的劲，因为伤口流出的血把被子粘在身上了。进盖罗时，他人已经死了。”巴列霍斯之死并不是个体死亡的孤立事件，在谁把他杀了成为永远谜团的历史中，他实际上成为一个象征，“公报私仇，理想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对立，以及暴动分子和当局的对抗，这些是符合我们人民的浪漫主义幻想的。”
而玛伊塔，没有死，她却在巴列霍斯之死中见证了暴动最后的熄灭，见证着革命理想的溃败，而可悲的是，这甚至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抢劫：“暴动是作为一场革命开始的，而最后竟落得以争执盗了多少钱，谁把赃物装进了腰包而告终。”但是，对于玛伊塔来说，即使最后被不同的监狱关押，他也在这样的失败中获得了意义：“尽管失败了，犯了错误，失之莽撞，但他（玛伊塔）感到自豪。他第一次感到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推进了革命。”推进革命，或许依然是玛伊塔的理想，在哈乌哈暴动失败之后，在出狱之后，玛伊塔心中的那个“新的宗教”理想是不是泯灭了？
实际上，不管是曾经与穷人站在一起节制饮食，还是走上革命加入托派革命社会党，不管是被认定是同性恋而开除，也不管是最后落入陷阱，对于玛伊塔来说，始终有人站在他的对面，他是被命名的人，是被定义的人，印第安名字、穷人、同性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犯人，独处在在一种“非我”的状态下，处在“他者”的历史中，而这样的人生需要一种信仰来改变，需要一个新的上帝来统摄，“半个世纪前，在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他虔诚的信奉上帝；以后当他心中的上帝死去的时候，便以同样的热情信仰革命，信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再以后是哈乌哈暴动。或许过去常年累月的无谓斗争把他的这一信念削弱并磨灭殆尽，还有什么其它的信念取而代之呢？”所以革命和暴动，在玛伊塔看来，“这并不是我抛弃了政治，确切地讲，是政治拋弃了我。”但是在救赎意义上，谁是真正的上帝？谁又是上帝平等对待的孩子？
理想或者只是被湮灭在历史中的一个可笑词汇，为什么玛伊塔被投进监狱又放弃了审查，为什么同性恋的他在获释期间又结了婚？为什么在维多利亚区抢劫之前征用“银行”的钱？当一个复杂、矛盾的玛伊塔出现的时候，如何在历史中寻找和还原一个真实的玛伊塔？是的，玛伊塔永远是一个“他者”，他曾是我在萨莱西亚诺学校的同学，而在姨妈何塞法、前妻阿德莱达、巴列霍斯姐姐华妮塔、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调解官欧亨尼奥的叙述中，玛伊塔甚至成为一个背离“熟悉玛伊塔”的人，“在这部小说中；编造的部分总比真人真事多，一部小说从来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我做的这调查，这些会见，不是介绍在哈乌哈发生的真实事情。确切地说，是为了编造而编造。”他在不是历史的小说里，在逃避的现实外，所以“熟悉玛伊塔”的意义就是陌生化，“我所调查的是四十多岁时的玛伊塔，而现在的玛伊塔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是同一个人吗？”这种陌生化模糊了历史和现实，模糊了真实与编造，而像那个革命理想和新的宗教一样，上帝始终无法真正出现在现实面前，它是虚幻，也是逃避。
理想而疯狂的玛伊塔，熟悉而又陌生的玛伊塔，终究会在这肮脏而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一个被埋没的符号，这里没有历史，没有革命，这里只有城市，只有垃圾：“明天早晨我出来跑步时，将会看见–如果伸长脖子，沿着陡峭的海岸看去；成堆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大海。于是乎，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开始虚构的这部小说，那就用日益吞噬秘鲁首都市区的垃圾作为本书的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