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一个能够自己思考的哲学家会有兴趣读我的笔记。因为，即使我很少击中目标，他也会看出我一直在瞄准的是什么。”《论确定性》是维特根斯坦对G. E.摩尔关于常识和外部现实存在的论证的回应，深入探讨了认识论的基础问题。在书中，维特根斯坦分析了怀疑的界限、语言游戏中不容置疑的信念的作用，以及这些确定性如何支撑我们的实践和生活形式。这部作品既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也是对人类理解之基石假设的深刻探究，“确定性就位于语言游戏的本质之中”，那些具有确定性的命题好像构成了一个幕后的、隐秘的、无形的框架（或枷锁），它提供了框架，但又以这个框架制约着我们。它让我们呼吸，但又让我们只能这样呼吸。本书由安斯康姆和冯·赖特从维特根斯坦去世前一年半内写下的若干个手稿选取而成，译者以安斯康姆版为底本，但与维特根斯坦原始手稿做了对照，若干文本依据原始手稿翻译。
《蓝皮书和棕皮书》是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时期小范围授课的笔记。1933-1934年，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向他的七个学生口授了一部分讲稿，并把这部分讲稿打印了二三十份，送予罗素等友人征求意见，这部分讲稿装在一个蓝色的封皮内，后被称作《蓝皮书》；1934-1935年，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又向两个学生口授了另一部分讲稿，这部分讲稿只打印了三份，装在一个棕色的封皮里，被称作《棕皮书》。这本书被学界视为《哲学研究》一书的基础材料，提出并阐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诸多主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问题或者哲学困惑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出现了问题，他细致介绍了语言游戏理论，通过学习或者使用语言游戏，他希望能找到日常语言中的初始形式或者初始语言。维特根斯坦认为，正是因为哲学家们迫切希望效仿科学，并将人们的日常语言改造成科学化的哲学语言，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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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1·2160516·1300 |
| 作者：【奥】维特根斯坦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3年06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0元亚马逊10.40元 | |
| ISBN：9787100094757 | |
| 页数：216页 |
我的材料离我远去了。只有死亡才给予生命以其意义。（16.5.9）
——《MS 103》
时间：1916年5月9日，地点：“今天或明天俄军将发起进攻”的战争前线，当时间和地点清晰，当言说和记录明了，那么“我”到底是谁？是那个叫维特根斯坦的人？是在船舰上以维护探照灯为工作的军人？是读着埃默生的《随笔集》和《尼采全集》第八卷的读者？是收到麦宁和妈妈来信的青年？还是写下了私人笔记的哲学家？而不管是被命名的人、军人、读者还是青年，我都是有着肉体的人，都是身体受到战争折磨的人，也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和动物、植物以及石头一样，“是其它的世界部分”，但是当我言说，当我命名，当我表达，甚至当我渴望上帝的救赎的时候，我又成为哪一个我？
战时笔记其实区分了哲学部分和私人部分，区分了哲学和现实，也区分了哲学的我和世界的我——哲学部分从1开始的序号，私人部分标注的年代，是一个界限，而这种界限，有时候我在我之中，我成我的对象，有时候，我却成为我的主体，在确定的时间、地点和肉体之外。在何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形而上的主体，而非世界的一个部分？在何种意义上，我又在身体的痛苦中渴望“上帝照亮我的灵魂”？
“哲学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身体，或者具有心理学性质的人的心灵，而是形而上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其一个部分）。”维特根斯坦在标注为873的段落中如是说。那么这个我首先是在哲学世界里成为一个主体，而哲学的“我”显然抛弃了身体，肉体，显然在逻辑“照料自身”中命名一个对象，言说一种的图像。一切都是逻辑哲学，它是照料自身的，它是不犯错误的，而当命题被合法地构造起来，它便有了一个意义，这种意义必须给予每一个构成成分以所指，也就是说，当事实具有“主语-谓语”的形式，我们的命名并不是在经验主义的符号中给与它们意义，而是在照料自身的逻辑中显现意义。
如何显现？或者说在符号和所表示的东西的逻辑上是否存在一种同一性，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整个哲学问题的主要方面”，主语-谓语的命题形式，“只有某一种具有那种形式的特殊的事实的存在才能显示它们”，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特殊性的命题，而所有的一切基本事态都是内在于其中的，要使内在的东西显示出来，就必须给予我们一个语言，而语言的意义只是“构造出所有可能的完全一般的命题”。命题可以是真，可以是假，但是不管是真还是假，“都意谓相同的东西”，都是一种描述，就像一幅图像把影子投射到世界之上，而这个影子就是“初像”，并非是一种存在的本质。
从逻辑到命题，从意义到形式，从符号到图像，从所指到本质，命题的言说只是这个初像，而对于“世界的一个尺度”而言，语言其实只照料自身，“我只能命名对象。符号代表它们。我只能谈论它们，我不能言说它们。”只能用符号命名，却不能用语言言说，那么言语就存在一种界限，“我的语言的诸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诸界限。”言语和命名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我？或者说，我是不是成为了主语-谓语形式的主体？而这样的我，所进入的是世界本身还是仍在世界之外？
不管是MS101，还是MS102，哲学笔记的扉页处都写着“在我死后将其……”的指示，也就是说，只有写下这个“我”的时候，他才是维特根斯坦，才是一个有着肉体而活着的我，活着的我指示了死后的现实，指示了死后的笔记归宿，而这个我言说了笔记，也命名了另一个我，那么我是主语，主语之后是不是必定有一个对象？而其实从MS103开始，另一个我并不是被命名的，甚至再没有出现“在我死后”的指示，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开始关照另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我，一个形而上的主体，一个超越身体和肉体的我。
“存在着两个上帝：世界和我的独立的我。”世界的我是一个人，有着自己的身体，有着自己的生死，和动物、植物以及注重物体一样，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宗教上的上帝，上帝创造世界，上帝主宰命运，上帝控制生死，所以世界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而人生就是一种命运，所以世界和“那个生命”是一个东西——“那个生命就是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由幸福所构成就是“幸福的世界”。但是维特根斯坦在这个世界里提出的疑问是：是不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它既不是幸福的，又不是不幸福的？也就是说，它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而不管肯定和否定，不管是真是假，和逻辑一样，是“照料自身”的，而这个照料自身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
在我的世界里，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任何事件；在我的世界里，并不是实现了生存目标的人才是幸福的；在我的世界里，我独立于被上帝控制的命运；在我的世界里，我是形而上的、超验的，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一个界限”。所谓“我是我的世界”的命题就是把两种世界，两个上帝显现出来，而我在我的世界里，依靠的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说：是意志。“对于我来说，世界是已然存在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我的意志完全是从外部面对着世界的，如同面对着某种已经完成了东西。”也就是说，世界是一种被命名的存在，而我面对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界限，而这种面对就是“意志”。
世界独立于我的意志，其实是我的意志独立于世界，也独立于命运，独立于上帝，独立于生命。维特根斯坦把人类的意志称作是“善和恶的承受者”，善与恶和主体有关，也必经主体而出现，所以善与恶的意志不属于世界，它就是世界的一个界限，而作为一种命名，它就是伦理学，所以我称作是我，就是伦理学的承受者，而我的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只有我是善和恶的，也就是说我是深奥莫测的东西，我是超验的，我和逻辑一样，是照料自身的，是“独立于命运”。也正是这种独立性，使我不成为任何一个对象，“我客观地面对着每一个对象。但并没有面对着我。”
我不面对我，是因为我独立于世界的意志，是我的意志独立于世界。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诸事物只是通过其与我的意志的关系才获得其‘意义’的。”意志是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意志不是行动的原因，它是行动本身；意志不是平等地面对世界；意志不是一种经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笔记里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的意志，找到了我的世界，而所有的命运，上帝都在另一个世界之中，那么在“我是我的世界”里，当私人笔记展现开来的时候，当我面对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个世界的时候，意志能不能和诸事物发生关系而最终获得意义？
1914年8月9日笔记中入伍体检的是我，被分配到克拉科夫第二炮兵团的是我，紧张地期待接下来生活的是我，1914年8月17日骂其他人是流氓的是我，感觉到甲板上很冷的是我，听人们说话和叫喊的是我……世界已经被确定了，我在其中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有着身体和肉体的一个部分，走向战场开始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我，开始出发时期盼着接下来的生活，这样的我，厌恶粗俗、愚蠢、邪恶的人群和生活，这样的我，希望接到朋友和家人的信件，这样的我，甚至还在平静的夜里手淫。实际上，在这样的世界里，对于战争并没有特别感性的厌恶，更没有所谓的恐惧，只是对自己说不要放弃自我。
自我看起来更像是那个独立于世界的意志，但是当战争不断推进，那个我似乎也开始慢慢发生了动摇，1914年9月12日的笔记中说：“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变得越来越糟糕。今天晚上要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每一个人从肉体上说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经由精神他成为自由的。”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简释》让我找到了精神的力量；1914年10月3日的笔记中说：“今天从家里收到一个箱子，里面有保暖内衣、茶叶、面包干和巧克力。因此好像是妈妈寄来的。”尽管母亲生死未卜，但大致是给人以温暖的；1914年10月11日的笔记中说：“刚才听到消息，说安特卫普陷落了！我们的军队在什么地方获得了胜利。我现在正在思考和写作。由此我享受着无以言表的恩惠。我必须对外在的生命的困难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胜利和失败似乎并未影响我的心情……
但是从MS102部分开始，维特根斯坦明显受到了战事的影响，战友死了，他见证了真实的死亡；天气冷得要命，他感受到了肉体的无助；大腿受伤了，他觉得自己的大脑也瘸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整天面对着没有工作的状态，从1914年12月至1915年6月，笔记中的内容几乎都是同样的“没有了工作”“工作了一些时间”，笔记变得简单，折射的无非是心情的沮丧，甚至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在听天由命的世界里慢慢消耗了自我。
没有了自我，如何解救？意志在哪里？其实维特根斯坦仿佛已经从哲学上的我变成了世界中的我，肉体的疼痛和折磨让他从“我是我的世界”中拉了出来，从而他开始思考宗教的救赎。上帝在那个世界里，我在自己的世界中，本身是相互独立的，而维特根斯坦在观望那个世界的时候，给了自己当时状态的一种命名：感性上要求——“只为自己的精神而活着，将一切全部交付给上帝！——。”在《尼采全集》第八卷里，他一方面对于尼采敌视基督教的态度持肯定态度，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疑问：“毫无疑问，基督教信仰是通向幸福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但是，如果一个人鄙弃这种幸福，情况又会怎么样？”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什么是体面的生活？维特根斯坦在我的世界里提出了精神的力量，是哲学笔记中说的“意志”，而其实，这种意志明显具有了基督教的“他者”救赎的意义。
需要依靠工作，需要听到消息，需要接受信件，需要自我鼓励，而所有这一切的需要，都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在这种需要中，我从自己的世界里出来变成了世界中的我，1916年3月29日的笔记中写道：“愿上帝照亮我！愿上帝照亮我！愿上帝照亮我的灵魂。”起初那个上帝并不是基督教里的上帝，是自己的上帝，而现在，自我的上帝完全被一种世界的上帝所取代，所以想起了命运，想起了生命，想起了肉体的意义，所以说到了“自杀”：“不得不自杀。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生命的图景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又想活下去了。只有当我真的想毒死我自己时，我才这样做。”这是没有标注日期的笔记，似乎在预示着维特根斯坦对自我世界的某种妥协。
曾经在哲学笔记中，他说过：“如果自杀是允许的，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了。”因为在他看来，自杀是对于伦理学善恶的背离，是一种“基本的罪孽”，是意志泯灭的象征，“自杀就其自身而言不也是这样的吗：既非善的也非恶的！”但是当翻过了哲学这一页，当不见了哲学的自我，维特根斯坦面对着肉身的自己，他甚至已经找不到自我的意志了，找不到照料自身的逻辑，找不到善恶的伦理，当然也找不到“永恒的形式之下察看的对象”的艺术。枪声不断传来，死亡不断发生，肉体不断受到折磨，被依靠的上帝不断成为精神的支柱，“只有死亡才给予生命以其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肉身的不死，就是活着的命运。
维特根斯坦并非要成为脱离于哲学的我，脱离于世界的我，脱离于命运的我，而是一切形而上的主体都被战争消解了存在的意义，我变成了形而下的我，变成了需要生存的我，变成了无法脱离世界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真切的现实考验，正是这种对意志的折磨，也正是“私人笔记”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呼唤出属于自己的上帝，言说了自己的世界的意义，也使得内在于生命的所指显现出来，“孤独，孤独！谢谢上帝：我还活着。”1916年9月12，他在离开战争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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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7·1970502·0367 |
| 作者：（奥）维特根斯坦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96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18.00元 | |
| 页数：358页 |
作为分析哲学的代表，维特根斯坦始终致力于对语言本质的探究，与他的《逻辑哲学论》一样，维特根斯坦以片言只语的形式深入到语言的内部：如何使用语言、如何发挥语言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研究》只是一部西方语言学的著作，它在更深层意义上探讨了语言的哲学意义，一种充满游戏式的形式主义。”
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装着某种东西的盒子：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甲虫”。谁也不能窥视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盒子，而且每个人都说他只是通过看到他的甲虫才知道甲虫是什么。
盒子一定是封闭的，它属于每一个拥有的人，在不被打开的时候，在无法窥视的时候，和每个人有关的盒子当然呈现出一种私人性，但是关键是，这样一种设定是不是为了公共性上被说出？维特根斯坦显然已经表明了这个游戏的用意：让大家知道甲虫是什么？在每个人可能侵入私人化的盒子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是“说”：“每个人都说他是通过看到他的甲虫才知道甲虫是什么。”说是关键的行为，在他看到甲虫并知道甲虫是什么的时候，他才能说，而说的对象便是他们——从他看到并知道并说出，到他们知道他人的甲虫是什么，似乎这个游戏才会终结。
但是私人性和公共性在这里是矛盾的，当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窥视看见别人盒子里的甲虫，当自由通过每个人的说知道甲虫是什么，这种公共性依然可能只存在于甲虫的私人性中，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出了一个可能：“盒子甚至是空的。”也就是被他们知道的甲虫在说的过程中可能是一种阙如，因为盒子里的东西可以完全被“约简”了，无法它是什么，在说的过程中都在可能性里变成了没有的“甲虫”，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盒子里的东西在该语言游戏中根本没有位置。”甲虫在语言游戏中没有位置，恰恰就在于它是私人经验，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指称，也恰恰在于它是以“对象和名称”的模式来解释感觉表达式的语法，因为，“关于私人经验的根本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范本，而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其他人有的也是这个还是另外的某种东西。”
它是经验意义上的感觉表达式，就像说“红”的时候，只是指称一种私人的东西，它无法帮助我们把握它的功用，一部分人对红有一种感觉，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则有另一种感觉，在这里没有判断，没有判断上的认同，也没有逻辑，没有逻辑里的命题，它只是一种经验，一种对经验的描述，所以它是有特定用途的工具，而无法成为事实的“词语图像”，它是“看上去是怎样的”一种表达。所以当盒子属于每一个人，当“甲虫”是被每个人描述的，其中导致“致人迷误的因素”就在于那个“说”，那个称之为以“对象和名称”模式来揭示感觉表达式的语法，因为，在这个“说”的语法中，“对象就会由于不相干而不被考虑。”
语言到底是什么，说的过程意味着什么？维特根斯坦从儿童学说话时使用原始形式的语言这一例子开始，指出语言的教学是一种训练，它是一种“实指教词”，也就是说，它是在指向实体的过程中训练成一种原始语言，在这里没有“说明”，这种“实指教词”的语法是“……表示……”，比如工具箱中的工具，锤子、钳子、锯子、起子、尺子、熬胶的锅、胶、钉子和螺钉，它们首先是可以被指出的实体，然后变成了训练中的词，但是在词和实体的对应关系里，“表示”的训练只是一种标出，一种把被表示的对象用该指号标出，在这个过程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当我们说：‘语言中每个词都表示某种东西’时，我们还没有说出任何东西；除非我们已经确切地说明了我们希望作出的是什么区别。”
但是，当对象被标出，语言中的词表示了该对象，有人通过标记把工具拿出来了，这其中是不是有变成了行动的断定？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叙说是一种活动，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和动物一样，“命令、提问、叙述、聊天如同走路、吃、喝、游玩一样，是我们的自然史的一部分。”甚至这种实指也可以指向颜色，指向种族，指向方位，“在每一个场合中，对实指定义都可能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在这个行动的断定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个人若要能问及一个东西的名称，他必须知道某种事情，那么这个“知道”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命名，而且是对东西的命名，是在名字和被命名的东西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这关系很可能就存在于下面这些事实中：我们在听到该名称时便在心中唤起被命名的东西的图象；把名称书写在被命名的东西上；或者是在指着那个东西时发出那个名称的读音来。”
命名一个东西名称，在名字和被命名的东西之间建立关系，这似乎就是“对象和名字”模式的建立，但是这个模式在唤起了东西的图像，在指出了名称的读音之外，其实也使用了意义，而意义之出现，不是作为名称的承担者，而是名称的意义，就像“X存在”，X在这个句子里，X是作为名称的承担者出现的，当X不存在，只是名称的承担者不存在，而不是意义的不存在，意义还在，它就是这个句子的使用状态中，不是随着名称承担者的消失而消失，所以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它是一种“只在自为地”存在，由此，这个对象和名称的模式就超出了感觉表达式的语法，而具有了哲学性，“当语言休假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在这里，我们可能真的会幻想命名是心灵的某种奇异的活动，好像是对一个对象施行的洗礼。”“X存在”也从名称承担者的存在描述变成了有关“X”这个词的使用命题，由此，维特根斯坦引出了语言的本质这一问题，那就是要寻找语言游戏的共同点。
要找出语言游戏的共同点，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东西找出相似之处，类比于人的体形、相貌、眼睛、步姿、性情，只有在家族成员之间找出这些东西相互重叠和交叉的东西，那么相似性便凸显出来，所以维特根斯坦从“家族相似性”出发将语言游戏纳入到一个家族中，它需要研究的是功能和结构，研究的是命题和思想，而且是要把本质看成是“某种处于表面之下的东西”，因为，“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当我们问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命题，它们都不是一劳永逸地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也不是依赖于任何未来经验可以从中得出答案的问题，只有从内部透过去才能看到，只有将被分析所挖掘出来的东西找出来，那么语言的本质才会显露出来，而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哲学的意义所在。
如何从内部透过去，如何分析而挖掘？语言哲学涉及的不是“对象和名称”的感觉表达式，也不是经验主义的图像模式，而是命题，是思想：命题不是一般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思想的本质是逻辑，是一种先天秩序，这种秩序到底如何产生？维特根斯坦说“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但是只要存在意思的地方，就一定有完美的秩序，即使意思是通过含糊的语句表达出来的，也有完美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存在就在于有逻辑，在于是一个命题，“逻辑所处理的命题和词被认为是纯粹而又明确的东西。”所以在分析哲学中就没有假设性的东西，就必须抛弃说明，就必须解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是处在“我不知道出路何在”的疑惑中，但是正是这种疑惑而将思想带入到光明之处，所以，“哲学的成果是使我们发现了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胡说，发现了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也就是说，这个隐藏着的本质，这个疑惑中的光明，是通过哲学发现“胡说”、撞出了肿块中获得的，“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
哲学依赖的逻辑所处理的是纯粹而明确的东西，那么关乎的命题和词就指向了“事情是这样”的形式，命题不管是真是假，它都是一种真值函项演算应用，都是和真概念相吻合，我们可以不说“事情是……”而说“这是真的”。而在语言意义上，从这个命题出发，我们在真概念里就能做这样的事：“好像我们在一刹那就能掌握一个词的全部使用。”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理解一个语句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门技术。要理解一门语言，要掌握一门技术，就必须要有一种规则，那么，规则又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规则是一种代替，是一种表达形式代替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代替不是建立在“遵守规则”的私人性意义上的，因为私人地遵守规则意味着它的不可替代性，而是建立在人类的共同行为方式上，就如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国度，他听不懂那里的语言，无法理解和服从规则，所以必须有一种基于可代替的规则，必须有共同的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
共同的行为方式指向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是两个事物像一个事物的同一性，而是把一个事物显示给我的东西应用到两个事物中去，“我们有一种正确无误的同一的范例即事物自身的同一。”所以同一性是事物与其自身的同一。在这里，同一是一致，是相同，但是所谓的一致和相同只是同一性的权宜手段，其本质则是事物的自明性，“只有在一个规则的所有结果于我而言都是自明的情况下，就像我把这种颜色称为“蓝色”是自明的一样，在我看来它才能预先就产生了它的全部结果。”所以通过语言的沟通，不仅要用定义的一致而且还有有判断上的一致，自明性才能指向内在经验，才能从内在中透出其本质，才能超越我的私人性而成为一种逻辑规则，而这才是语言游戏的开端。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感到痛”这个被使用的语言，当他说到痛的时候，如果只是在描述个人的感受，就会变成盒子里的“甲虫”，它可能在语言中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痛在这里仅仅是一种对痛这一名称的“指称”。痛必须成为一种痛的范型，必须传递思想，必须表达一个命题，“在‘他感到痛’这句话的语言游戏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行为的图画，而且也有痛的图画。”行为之外的语言，语言建立的范型，范型带来的图画，这就是在命题中表达了思想的哲学，它在语言的基础上，所以，“本质就表达在语法之中。”由此，维特根斯坦说，“当你学会语言时你就学会了‘痛’这个概念。”
但是不管是概念还是命题，不管是规则还是逻辑，不管是自明性存在还是思想中的范型，当语言不再是死的记号，即意味着它被赋予了生命，而语言的生命就在于“它的使用”，而这也是让哲学从形而上学意义回到日常生活的一种必然。但是记号被被赋予生命而成为语言，是因为它本身就含有生命之源，还是使用才是它的生命之源？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使用意味着和现实发生接触，意味着实现尚未满足的东西，“期待是尚未满足的，因为它是对某种东西的期待；信念，意见是尚未满足的，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意见：某种实际的、仅在于意指过程之外的东西是事实。”所以意指就是“向某个人走去”，“它们表达我们的兴趣并且指引我们的兴趣。”这种表现为愿望、期待和疑虑的语言生命，就能改变“哲学之病”，“哲学之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人们只用一种类型的例子来滋养他们的思想。”
让哲学回到日常生活，让语言在使用中被赋予生命，当我们说：“这书是我的书吗？”“这只脚是我的脚吗？”“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吗？”“这个感觉是我的感觉吗？”每个问题不仅都是实际上的应用，而且在自我意识产生的疑惑中，在日常生活忽视而产生的晕眩中，其实已经具有了改变“偏食”的意义，它在你心中发生，却使人懂得了我们所使用的表述，就会成为被使用的图画范式，“我们感到好像我们已用思想把实在捕捉到我们的网中了。”在这个捕捉的过程中，它不再是那个盒子里的“甲虫”，它从盒子的内部爬了出来，它变成了有意义的存在，在说出而成为了实在的一部分，由此思想便和实在建立了同一性：“如果我错误地说某物是红的，那么不管怎么说，它就不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