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01 《战时笔记》：我并没有面对着我
我的材料离我远去了。只有死亡才给予生命以其意义。（16.5.9）
——《MS 103》
时间：1916年5月9日，地点：“今天或明天俄军将发起进攻”的战争前线，当时间和地点清晰，当言说和记录明了，那么“我”到底是谁？是那个叫维特根斯坦的人？是在船舰上以维护探照灯为工作的军人？是读着埃默生的《随笔集》和《尼采全集》第八卷的读者？是收到麦宁和妈妈来信的青年？还是写下了私人笔记的哲学家？而不管是被命名的人、军人、读者还是青年，我都是有着肉体的人，都是身体受到战争折磨的人，也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和动物、植物以及石头一样，“是其它的世界部分”，但是当我言说，当我命名，当我表达，甚至当我渴望上帝的救赎的时候，我又成为哪一个我？
战时笔记其实区分了哲学部分和私人部分，区分了哲学和现实，也区分了哲学的我和世界的我——哲学部分从1开始的序号，私人部分标注的年代，是一个界限，而这种界限，有时候我在我之中，我成我的对象，有时候，我却成为我的主体，在确定的时间、地点和肉体之外。在何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形而上的主体，而非世界的一个部分？在何种意义上，我又在身体的痛苦中渴望“上帝照亮我的灵魂”？
“哲学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身体，或者具有心理学性质的人的心灵，而是形而上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其一个部分）。”维特根斯坦在标注为873的段落中如是说。那么这个我首先是在哲学世界里成为一个主体，而哲学的“我”显然抛弃了身体，肉体，显然在逻辑“照料自身”中命名一个对象，言说一种的图像。一切都是逻辑哲学，它是照料自身的，它是不犯错误的，而当命题被合法地构造起来，它便有了一个意义，这种意义必须给予每一个构成成分以所指，也就是说，当事实具有“主语-谓语”的形式，我们的命名并不是在经验主义的符号中给与它们意义，而是在照料自身的逻辑中显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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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41·2160516·1300 |
从逻辑到命题，从意义到形式，从符号到图像，从所指到本质，命题的言说只是这个初像，而对于“世界的一个尺度”而言，语言其实只照料自身，“我只能命名对象。符号代表它们。我只能谈论它们，我不能言说它们。”只能用符号命名，却不能用语言言说，那么言语就存在一种界限，“我的语言的诸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诸界限。”言语和命名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我？或者说，我是不是成为了主语-谓语形式的主体？而这样的我，所进入的是世界本身还是仍在世界之外？
不管是MS101，还是MS102，哲学笔记的扉页处都写着“在我死后将其……”的指示，也就是说，只有写下这个“我”的时候，他才是维特根斯坦，才是一个有着肉体而活着的我，活着的我指示了死后的现实，指示了死后的笔记归宿，而这个我言说了笔记，也命名了另一个我，那么我是主语，主语之后是不是必定有一个对象？而其实从MS103开始，另一个我并不是被命名的，甚至再没有出现“在我死后”的指示，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开始关照另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我，一个形而上的主体，一个超越身体和肉体的我。
“存在着两个上帝：世界和我的独立的我。”世界的我是一个人，有着自己的身体，有着自己的生死，和动物、植物以及注重物体一样，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宗教上的上帝，上帝创造世界，上帝主宰命运，上帝控制生死，所以世界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而人生就是一种命运，所以世界和“那个生命”是一个东西——“那个生命就是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由幸福所构成就是“幸福的世界”。但是维特根斯坦在这个世界里提出的疑问是：是不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它既不是幸福的，又不是不幸福的？也就是说，它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而不管肯定和否定，不管是真是假，和逻辑一样，是“照料自身”的，而这个照料自身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
在我的世界里，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任何事件；在我的世界里，并不是实现了生存目标的人才是幸福的；在我的世界里，我独立于被上帝控制的命运；在我的世界里，我是形而上的、超验的，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一个界限”。所谓“我是我的世界”的命题就是把两种世界，两个上帝显现出来，而我在我的世界里，依靠的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说：是意志。“对于我来说，世界是已然存在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我的意志完全是从外部面对着世界的，如同面对着某种已经完成了东西。”也就是说，世界是一种被命名的存在，而我面对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界限，而这种面对就是“意志”。
世界独立于我的意志，其实是我的意志独立于世界，也独立于命运，独立于上帝，独立于生命。维特根斯坦把人类的意志称作是“善和恶的承受者”，善与恶和主体有关，也必经主体而出现，所以善与恶的意志不属于世界，它就是世界的一个界限，而作为一种命名，它就是伦理学，所以我称作是我，就是伦理学的承受者，而我的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只有我是善和恶的，也就是说我是深奥莫测的东西，我是超验的，我和逻辑一样，是照料自身的，是“独立于命运”。也正是这种独立性，使我不成为任何一个对象，“我客观地面对着每一个对象。但并没有面对着我。”
我不面对我，是因为我独立于世界的意志，是我的意志独立于世界。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诸事物只是通过其与我的意志的关系才获得其‘意义’的。”意志是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意志不是行动的原因，它是行动本身；意志不是平等地面对世界；意志不是一种经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笔记里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的意志，找到了我的世界，而所有的命运，上帝都在另一个世界之中，那么在“我是我的世界”里，当私人笔记展现开来的时候，当我面对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个世界的时候，意志能不能和诸事物发生关系而最终获得意义？
1914年8月9日笔记中入伍体检的是我，被分配到克拉科夫第二炮兵团的是我，紧张地期待接下来生活的是我，1914年8月17日骂其他人是流氓的是我，感觉到甲板上很冷的是我，听人们说话和叫喊的是我……世界已经被确定了，我在其中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有着身体和肉体的一个部分，走向战场开始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我，开始出发时期盼着接下来的生活，这样的我，厌恶粗俗、愚蠢、邪恶的人群和生活，这样的我，希望接到朋友和家人的信件，这样的我，甚至还在平静的夜里手淫。实际上，在这样的世界里，对于战争并没有特别感性的厌恶，更没有所谓的恐惧，只是对自己说不要放弃自我。
自我看起来更像是那个独立于世界的意志，但是当战争不断推进，那个我似乎也开始慢慢发生了动摇，1914年9月12日的笔记中说：“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变得越来越糟糕。今天晚上要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每一个人从肉体上说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经由精神他成为自由的。”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简释》让我找到了精神的力量；1914年10月3日的笔记中说：“今天从家里收到一个箱子，里面有保暖内衣、茶叶、面包干和巧克力。因此好像是妈妈寄来的。”尽管母亲生死未卜，但大致是给人以温暖的；1914年10月11日的笔记中说：“刚才听到消息，说安特卫普陷落了！我们的军队在什么地方获得了胜利。我现在正在思考和写作。由此我享受着无以言表的恩惠。我必须对外在的生命的困难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胜利和失败似乎并未影响我的心情……
但是从MS102部分开始，维特根斯坦明显受到了战事的影响，战友死了，他见证了真实的死亡；天气冷得要命，他感受到了肉体的无助；大腿受伤了，他觉得自己的大脑也瘸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整天面对着没有工作的状态，从1914年12月至1915年6月，笔记中的内容几乎都是同样的“没有了工作”“工作了一些时间”，笔记变得简单，折射的无非是心情的沮丧，甚至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在听天由命的世界里慢慢消耗了自我。
没有了自我，如何解救？意志在哪里？其实维特根斯坦仿佛已经从哲学上的我变成了世界中的我，肉体的疼痛和折磨让他从“我是我的世界”中拉了出来，从而他开始思考宗教的救赎。上帝在那个世界里，我在自己的世界中，本身是相互独立的，而维特根斯坦在观望那个世界的时候，给了自己当时状态的一种命名：感性上要求——“只为自己的精神而活着，将一切全部交付给上帝！——。”在《尼采全集》第八卷里，他一方面对于尼采敌视基督教的态度持肯定态度，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疑问：“毫无疑问，基督教信仰是通向幸福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但是，如果一个人鄙弃这种幸福，情况又会怎么样？”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什么是体面的生活？维特根斯坦在我的世界里提出了精神的力量，是哲学笔记中说的“意志”，而其实，这种意志明显具有了基督教的“他者”救赎的意义。
需要依靠工作，需要听到消息，需要接受信件，需要自我鼓励，而所有这一切的需要，都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在这种需要中，我从自己的世界里出来变成了世界中的我，1916年3月29日的笔记中写道：“愿上帝照亮我！愿上帝照亮我！愿上帝照亮我的灵魂。”起初那个上帝并不是基督教里的上帝，是自己的上帝，而现在，自我的上帝完全被一种世界的上帝所取代，所以想起了命运，想起了生命，想起了肉体的意义，所以说到了“自杀”：“不得不自杀。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生命的图景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又想活下去了。只有当我真的想毒死我自己时，我才这样做。”这是没有标注日期的笔记，似乎在预示着维特根斯坦对自我世界的某种妥协。
曾经在哲学笔记中，他说过：“如果自杀是允许的，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了。”因为在他看来，自杀是对于伦理学善恶的背离，是一种“基本的罪孽”，是意志泯灭的象征，“自杀就其自身而言不也是这样的吗：既非善的也非恶的！”但是当翻过了哲学这一页，当不见了哲学的自我，维特根斯坦面对着肉身的自己，他甚至已经找不到自我的意志了，找不到照料自身的逻辑，找不到善恶的伦理，当然也找不到“永恒的形式之下察看的对象”的艺术。枪声不断传来，死亡不断发生，肉体不断受到折磨，被依靠的上帝不断成为精神的支柱，“只有死亡才给予生命以其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肉身的不死，就是活着的命运。
维特根斯坦并非要成为脱离于哲学的我，脱离于世界的我，脱离于命运的我，而是一切形而上的主体都被战争消解了存在的意义，我变成了形而下的我，变成了需要生存的我，变成了无法脱离世界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真切的现实考验，正是这种对意志的折磨，也正是“私人笔记”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呼唤出属于自己的上帝，言说了自己的世界的意义，也使得内在于生命的所指显现出来，“孤独，孤独！谢谢上帝：我还活着。”1916年9月12，他在离开战争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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