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童

编号:C41·2190511·1569
作者:【日】芥川龙之介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定价:30.00元当当14.80元
ISBN:9787532767106
页数:169页

《河童》假托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在河童国内,所有观念都在嘲讽着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它们了解人类胜过了解自己。一旦掌握了它们特有的语言,接受了它们的怪异思想,离开了这个乌托邦之后,便会立刻陷入对人类产生无比嫌恶的烦恼之中。故事主人公好不容易才返回人世间,但由于已经无法习惯人类的生活,被当成了疯子。作品通过精神病院23号患者的自述,讲述了一段与人类社会既相悖又相似的河童国里的见闻与经历,准确、生动地刻画出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社会真实而本质的一面。《河童》发表于1927年3月,作品发表4个月后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该作品可谓芥川的遗世之作,更是他晚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芥川的忌日7月24日也被称为“河童忌”。本书收录芥川的短篇小说共6篇。


《河童》: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

“出去的路只有一条。”
“哪一条?”
“就是你来时的路!”

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要返回?当出去的路依然是来时的路,仿佛变成了一种循环,但是当我从沿着那个绳梯从河童国回到人类社会的时候,我却不再以返身的方式变成一个正常人,而是在精神病院里成为一个病人,23号,是我的号码,也成为我的身份——没有名字,没有家人,甚至在院长S博士面前,我只是一个“他”:他紧抱双膝,他目视窗外,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讲起在河童国的故事。

我变成他,是一种对象化的处理,在精神病院里,在S博士面前,甚至在听说这个故事的听众面前,我就是一个被示众的角色。而这种被对象化、被示众的感觉也许是返回人类的一种悲剧,而当我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挥动拳头,向每一个人大吼:“滚出去!你这个恶棍!你不也是一个愚蠢至极、嫉妒心强、琐下流、厚颜无耻、自以为是、残酷自私的动物吗?滚出去!你这个恶棍!!”我却是在用一种暴力拒绝人类的规则,大吼而拒绝,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留下了另一个进口:我不习惯人类社会,我想回到河童世界,于是在白天之后的夜晚,那些河童国的医生、渔夫、哲学家都来看望我,于是,当听说河童国的法官朋友佩普失业之后发疯了,我还想去河童国的精神病院去探望……

我到底是从绳梯回来变成了人类,还是依然活在河童国里?精神病患者的身份无疑是人类对我的排斥,就像一种梦呓和幻觉一样,河童国或者也是我希望构建的一种乌托邦,但是在河童国也有精神病院也有病人,甚至也像河童自己所说“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还要咒骂人类的自私残酷,还要渴望回到河童的朋友身边?河童比人类先进,河童却比人类不幸,似乎我的经历正以一种反向的方式让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倒退:不是越先进就越是文明,而是在先进的河童国里,我能看见更多的荒谬,知道更多的荒唐,揭露更多的荒诞,如此,精神病患者反而是一个清醒者。

进入河童国是我在三年前的一次经历,起初是个登山者,在一个人登山而行的时候,便在深山出遇见了来到人类世界的河童。这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遭遇:我登攀高山,我进入森林,我离开城市,就是为了远离人类的文明,所以远离的目标越强烈,那个如乌托邦一样的河童国就越容易出现在我面前。第一次看见河童,我的感觉是“毛骨悚然”,他们是人类之外的存在,他们只被记录在古籍里,所以当那个河童在我身后出现的时候,我喊出的是:“畜生!”甚至想要扑上去抓住他。河童在逃跑,我在追逐,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保持着人类的某种优越感,而将河童视为一种不祥的动物。但是当我最终栽下那一片黑暗之中,进入到河童王国的时候,我又变成了河童国的成员——摆脱了人类的种种习惯和规则,即使我只是河童生活的一个旁观者。

河童世界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展现出来,这里有医生有渔夫有哲学家有作曲家有资本家,这里有法律有习俗有文化有政党,这里有审查制度有法律判决有艺术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童国是人类的一个投影,或者我对于河童的观察正是体现着对于人类秩序的批判,但是河童国不同于人类之处,就在于制造了一种相异的文化,甚至它是以比人类更先进的存在方式而映射着人类可能面对的方向,“河童对人类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对河童的了解。可能是因为,比起我们人类捕获到的河童来,河童捕获过的人要多得多。”人类被河童捕获,我只是其中之一,而河童在人类世界里却是寥寥无几,我在登山过程中碰到的第一和河童,后来那些来人类世界看望我的河童,他们其实并非是被人类捕获的,他们是闯入人类世界,从而反证出人类世界的落后。

河童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从外观上,河童更像某种蛙类,他们身高一米左右,他们体重二十到三十磅,他们的头上有椭圆的圆盘,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坚硬,他们的肤色会随着身体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像动物中的变色龙,是一种随机应变的体现,而这种生理属性也构成了河童的文化特征。和人类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法律,也会戴上眼镜,也随身携带香烟和钱包,但是当我进入河童国,作为观者,却发现了河童和人类的种种不同:在风俗方面,他们与人类的习俗南辕北辙,“河童对我们人类认真思考的事情感到可笑,而对我们人类感到可笑的事情却十分认真。”比如人类所谓的正义和人道,在他们看来就是滑稽的体现。

最极端的是河童的生育,当河童在母亲体内的时候,父母必须征得河童孩子的同意,父亲会打电话一样用嘴巴对着母亲的生殖器大喊:“你到底想不想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仔细想好后,再回答我。”而河童孩子可以选择不出声,有河童就拒绝出生,“我不想出生。首先,我爸爸可能传给我的精神病就十分可怕。而且我相信,河童的存在是罪恶的。”而且河童即使出生,如果违反河童的规则,也可能意味着死亡,一个出生26天的河童因为做了关于神有无的演讲,之后便死掉了。出生可以选择,但是生出来之后便无法选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专制?否定神的存在,在河童国看来,就是一种不健全的表现,所以他们招募义勇队,号召扑灭恶行遗传因子和不健全的男女河童结婚。所以河童的婚恋方式也甚为奇葩,河童都是雌性先看上雄性,然后不惜一切手段捉住对方成为夫妻,而成为夫妻组建家庭之后,家庭习俗也是荒谬之极,生活在一起的父子、夫妻、兄弟,都以折磨对方为唯一乐趣,家庭制度之荒谬可见一斑。

这种荒谬只是河童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雌河童为什么要追逐雄河童?唯一的解释是因为在官僚体制里雌河童较少,所以雌河童有着强烈的嫉妒心,他们以追逐雄河童并占有对方来满足自己在官僚中的生存体验,所以这是河童官僚主义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荒谬的制度中,诗人特库便在特立独行中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渴望成为河童中的超人。而其实,河童的婚恋观起源于他们的宗教思想,他们对河童之外的力量身心不疑,这种神秘力量形成了宗教,在祭坛上有一棵“生命之树”,上面结着果实,金色的代表善之果,而绿色的代表恶之国,善与恶之选择,体现的是宗教对于生命的干涉,所以他们认为是神创造了雌河童,但是雌河童耐不住寂寞,神取出雌河童的脑髓,创造了雄河童,神便给他们送上祝福:“吃吧!交合吧!旺盛地生活吧!”于是他们在生命之树上就可以结出善之果。而库特的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无信仰,“决定我们命运的,是信仰、境遇和偶然,特库先生的不幸,正在于他没有信仰。”

宗教意义之下的官僚主义驱逐着无政府主义,成为唯一的信仰。而在官僚主义的生活中,一样有粗暴的警察,一样有审查制度,一样有政党屠杀工人,一样有机器生产:作曲家科拉巴克演奏曲子,却被警察“禁止演奏”,而且粗暴执法;河童制造图书,就是将纸和油墨以及用驴的脑髓碾成的粉末倒入机器中,十五分钟后各种版本的图书便生产生出来了;机器生产也是简便,一个月可以生产七八百种新型机器,而且无需人力便能实现大量生产;所以工人会被大批解雇,而解雇的工人被杀掉后用他们的肉做食物;当工人反抗,以“河童利益”为标榜的库奥拉库斯用职工屠杀法来镇压;而河童国的法律也是奇特根据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不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使之发生的事由消失之后,便不得惩罚该犯罪者。”否则,只要罪犯听到罪名就会死去……

荒谬、荒唐和荒诞,河童的法律、制度、政党、道德、理性,似乎都在我的面前被一一展示,而在这个同样粗暴的社会里,出现了一批反抗者,作曲家科拉巴克、哲学家马古,诗人特库,似乎都是异己者,他们在音乐、哲学、艺术和诗歌里寻找合理性,就像库特库所说:“艺术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束缚的,纯粹的艺术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存在。”而马古更是在他的《痴人之言》的著作中写出而来河童国的种种丑态:

白痴总是相信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人都是白痴。
我们热爱大自然,其实和大自然不会憎恶我们、不会嫉妒我们不无关系。
最让我们自豪的,往往不过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而已。
任何人对于打破偶像,都不会持有异议,同时,任何人对于想要成为偶像,也都不会持有异议。
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们常常超越自己的意识。自大、情欲、多疑——三千年来,所有罪恶都源于三者。同时,恐怕所有的道德也是如此。
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因为人类没有进化到河童的程度。
我们的生活,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循环论。——因此,也始终是不合理的。
如果以理性为始终的话,无疑,我们必须否定我们自身的存在。将理性奉为神明的伏尔泰在幸福中终结了他的人生,这正是人类不如河童进步的明证。

白痴论、偶像论、自我意识论、对虚伪道德和理性的批判,其实都是为了抵达一种个性解放,都是为了打破制度束缚,所以他们无疑是一批革命者,但是河童国里这些革命者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一声枪响,特库自杀了,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别了,我将出发,走向那与俗世隔绝的山谷。”走向与世隔绝之地,是死亡存在的价值,但是河童国的灵魂协会却又可以与逝去的灵魂对话,他们问特库的是:“那会为自己的自杀而后悔吗?”特库的灵魂说:“并不后悔。如果我厌倦了冥界的生活,还可以拿出手枪‘自活’。”自杀而死,它同时预留了一条返回的“自活”之路,所以在相信灵魂的河童国,这种死亡的反抗意义却又被解构了,甚至当死后,那些所谓的诗歌评论家对他的评论是:凡庸诗人的一员。

反抗、自杀变得无意义,最后又被注解为“凡庸”之人,所以在河童国,逃离制度的反叛者并没有获得他们真正的合理性,和所有河童一样,他们生活在荒谬、荒唐和荒诞的世界里,“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这一句话概括了比人类更先进文化存在的虚无感,一切走向的目标是:不幸,那么文明为何要进步?没有爱情,没有诗歌,没有艺术,河童,这个发音为Kappa的国度提供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虚构的境遇,当身为旁观者的我从那一条绳梯返回进入人类社会,我便成为了精神病患者,在23号的数字里被驱逐出正常生活——“因为看惯了河童的面孔,所以人类的面孔在我看来有如怪物般恐怖。”

河童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类世界,而人类追逐的未来进步都在河童那里提供了样本,如此说来,进入和回来的同一性正是无法走出困境的永恒意义:它禁锢着自由的灵魂,它取消了个体的存在,它压制着独立意识。而芥川龙之介在《河童》之外,以虚构的方式看见的那些故事,一样在无法突围的束缚中走向荒谬:《掉头的故事》里,那个在街头剃头店里死去的河小二,似乎穿越了历史曾经活在日清战争里,战争中被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也是精神,“他并非仅仅因为肉体上的苦痛而呻吟,而是在为经受精神上的苦痛——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奔涌着的无数复杂的情感而呜咽、哭泣。”个体意义来说,他想像所有人道歉,也想宽恕每一个人,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却成为了无赖,最终在所谓的不修品行中被人打死在酒楼;《南京的基督》中的私窝子宋金花,被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吸引,对于命运的某种救赎,她渴望基督拯救自己罪恶的肉体和灵魂,当她把那个男人当成了基督而投身于他的时候,全然不顾自己身上的恶性杨梅疮,最终,“基督”离她而去,她像心灵被治愈了一样,感觉到了自由,只是,一个睡在她身边的男人怎会是基督?只是,一种肉体的疾病如何能靠信仰治愈?“我到底是应该为她开启蒙昧,还是保持缄默,让她永远沉浸在西洋古老传说一般的梦境之中呢?……”知道真相的日本旅行家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或者让她永远活在自我编织的谎言中也是一种存在的合理性意义;《湖南的扇子》中被砍头的土匪做成的人血饼干,据说可以除病消灾,迷信?迷妄的存在,“这只是因为有斩首这回事,在日本也有吃烧焦的人脑的呢。”肉体死了,灵魂当然也早就不存在了。

人类之生存已经够荒谬了,河童是另一个人类世界,走向前依然是一种复制的副本,所以芥川龙之介以一种阴郁和悲观的方式构建的河童国,映射的当然是现实的压抑,精神的迷失,看不见一点希望和光亮,所以即使行为意义上的等待,最后也如《窗》和《尾生之信》里一样,跌落到最后的虚空里,“我再也不会搭理她了,而只是眺望着薄暮中的街道,等候着不知何时会来到我家门前的远方的客人。像以往—样,寂寞地等待着。”

罗生门

编号:C41·1991005·0503
作者:(日)芥川龙之介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9年2月第一版
定价:15.50元
页数:349页

鲁迅对芥川龙之介的评语是:“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这位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用现实的笔触反映现实的矛盾与苦闷,用浪漫的情调营造社会的软弱与无助。芥川龙之介用自己的生活证明了这些时代的弊病,甚至在无能为力中看着自己死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与自己一样找不到一种解救的方法,沉郁、绝望笼罩了小说,《地狱图》、《烟草和魔鬼》、《某傻子的一生》,芥川龙之介复活了日本另一种文学创作手法。本书为“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一,内收小说27篇。


《罗生门》:我也可以用手枪“自活”

 

仆人当然不知道,老太婆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所以,从“合理性”来说,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应该属于善还是属于恶。
——《罗生门》

仆人面前是没有变成尸体的老太婆,是罗生门上没有熄灭的那颗火苗,仿佛是死尸遍地世界里的唯一生命,仿佛是照亮灾难生存的唯一一盏明灯,但是这看似希望的一切却只是为了寻求“合理性”,合理性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内心挣扎出来的借口,所以即使是划分为善与恶两个世界,仆人也不是站在道德的最低点,也不是以最卑鄙的行为求得自己的存在。“合理性”变成了一个说服自己的借口,变成了拿起刀执行的意志,变成了不选择饿死而当强盗的理由。

在地震、旋风、火灾、饥馑灾难接连不断的岁月里,人已经单纯变成了一种是否活着的存在,东京的罗生门的堆积如山、没人认领的尸体,无非是人最后沦为和狐狸、盗贼一样丧失了尊严的物,所以“为了摆脱毫无指望的困境,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选择什么手段了。”但是没有时间考虑选择什么手段对于一个还活着的仆人来说,却依然要面临选择,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这是仆人对于善恶的一种本能判断,饿死而不做强盗,虽然说不上是善,但也绝不是恶,而做强盗,当然可以凑延残喘地活下来,但是在这个没有食物的困境面前,做强盗就意味着要盗取别人的东西,要损害别人的利益。

所以罗生门城楼上那点着的灯火无疑变成了仆人看见“合理性”的一个希望,而这个希望看上去是老太婆自己成全仆人的,不如说仆人自己说服自己而变成了一种正当的理由。“矮小、瘦弱、白发、像猴子似的老太婆”无疑也是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她却以拔死人的头发来维持生计。很显然,老太婆的世界里也有过对于善与恶的选择,“说实话,拔死人的头发,也许是缺德的事。可是,对这些死人这么干,那倒也活该!现在我拔头发的这个女人,她把蛇切成四寸来长,晒干了拿到带刀的警卫房去当干鱼卖呢!要是她不得瘟病死了,大概现在还在干这买卖呢。”似乎是一种关于命运的类比,女人虽然死了,但是如果活着,她也会和老太婆一样做一些缺德的事,所以按照这样的推理,女人死了,老太婆当然可以没有道德约束下拔她的头发,这就是一种“合理性”——“所以,现在我干这个,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坏事呀!我要是不这么干,那也得饿死呀!”

因为没有选择,所以任何选择都会在自我意志里找到合理性,正是老太婆的这种“启示”,才真正打开了仆人关于合理性的选择,仆人如果不干强盗的事,也只能饿死,所以真正变成强盗,按照老太婆的解释,“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坏事呀!”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是正当的,因为是正当的,所以最后反倒充满了一种勇气,一种不饿死要当强盗的勇气:“那末,我剥了你衣服,你也用不着恨我了吧!我要是不这么干,我也就饿死了!”一盏灯光,一个活人,支撑起了频死的仆人一种活下去的勇气,女人因为做过坏事死去之后被老太婆拔去了头发,老太婆因为做过坏事而成为仆人建立“合理性”世界的一个借口,在这个只有活下去的意志里,善与恶的分解到底存不存在?或者说,在死亡边缘人的存在是不是因为“合理性”而取消了道德意义?

道德的善与恶似乎总是被截然分开的,《蜘蛛丝》里的犍陀多,本来是一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大强盗,是站在恶的这一边,但是因为他有一次没有杀死一只蜘蛛,所以释迦牟尼想要将他从地狱里拯救出来,而拯救的方式就是用蜘蛛丝。但是当犍陀多紧紧拽住蜘蛛丝,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时候,他发现底下有成千上万的罪人跟着他一起往上爬,而这微弱的蜘蛛丝似乎不能承受众多人的解救,所以犍陀多害怕要重新坠回地狱,“喂,你们这些罪人,这根蜘蛛丝是属于我的!是谁允许你们向上爬的?给我滚下去,滚下去!”而当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本来的善又荡然无存,他又变成了一个自私的恶人,“犍陀多只图自己一个人逃离地狱,他没有慈悲心,于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又重新堕入地狱。”

善与恶在犍陀多身上有过转变,没杀蜘蛛是善举,所以有了用蜘蛛丝爬出地狱的机会,但是把众罪人踢下去的时候,他又丧失了慈悲心,重新沦落,不管如何变化,似乎在这个充满寓意的故事里,善与恶是泾渭分明的,这或者也是一种“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似乎更多在绝对意义上,在现实里,道德到底体现了多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呢?或者说,在合理性意义上,道德是不是只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甚至合理性超越道德而成为个人意志的理由?

芥川龙之介:在自己的罗生门里看见了合理性

《疑惑》里的中村道玄在地震过后幸存,但是当他看见妻子被压住的时候,在他面前的选择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那就是竭力去抢救,这是道德上的善,但是在充满矛盾的时候,善的唯一性似乎就会发生动摇,地震造成的火灾似乎正在靠近不能动弹的妻子,虽然妻子声嘶力竭地呼救中村道玄,但是在个人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村道玄似乎面临着救援无果的结局,甚至他担心即使救出了妻子后面的大火也会重新将她拉向死亡,甚至是两个人都不会活下来,所以在妻子最后无望的呼救中,他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竟然顺手捡起地上的屋瓦,朝妻子的脑袋狠狠砸下去。不是意志驱动着他这样做,而是他在丧失希望中无理性的选择,似乎在叫“你就死吧!”又似乎是在叫“我也将死!”这是现场的迷惘,而当重新活下来失去妻子的时候,对于中村道玄来说,似乎依然不能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与其被火活活烧死,我想还是动手杀死她。”这是一种合理性的解释,所以他一方面认为自己会得到一些人的同情,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自己早已对妻子有了杀意,只不过是这一场地震造就了机缘,所以在这样的合理性面前,中村道玄给出的解释是:“即使我不当场杀死妻子,她也一定会被火烧死。这么看来,杀死妻子一事也构不成我多大的罪恶。”但是合理性在道德的纠葛中,在清醒之后却又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妻子是被屋梁压住了,但我是不是怕她万一有得救的可能而砸死她的呢?要是我不砸死她而听其自如,也许妻子会像备后屋的老板娘那样遇上机会而九死一生。可我却用屋瓦惨无人道地将妻子砸死。”

在中村道玄的讲述中,似乎合理性一直成为那场杀妻行动的原则,但是正是合理性更多变成了借口,所以才有了内心的谴责,才有了无法摆脱的痛苦,所以合理性有时候是不彻底的,它仅仅是借口,仅仅是逃避,仅仅为了某种目的。《地狱图》里的良秀“以本朝第一画师自居”,傲慢自尊,目空一切的他似乎有着某些道德的恶癖:吝啬、冷酷、无耻、懒惰、贪婪。但是在他内心也有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护,但是在堀川老爷家做侍女的女而却和良秀骨肉分离,实际上,在良秀的善之上有着另一种权势的恶,这种恶让他无奈,甚至让他的善泯灭,而当老爷让他画一幅地狱图的时候,他作为惩罚提出的要求是在一辆烧着的蒲葵车里,捆绑一个贵妇人,让贵妇人在火焰中痛苦死去,这样才能真正画出一幅地狱图。老爷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当他准备作画时,才发现车里的那个被捆住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一方面是老爷代表的恶,一方面是自己最高画艺表现的地狱图,良秀的痛苦是在合理性面前而成为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车子点着了火,女人在里面无法逃脱,在熊熊火焰中痛苦挣扎,最后被活活烧死,这是真实的地狱图,对于一个毕生追求艺术最高技术的良秀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但是身为女儿却要做出这样的牺牲,对于良秀来说,无疑是另一种无法宽恕的恶,但是在这合理性面前,为什么不能放弃?为什么在恐惧、悲哀、惊吓中无法退出?地狱图的合理性是让良秀真正成为第一画师,“恐怕不论是谁看到了那幅屏风,哪怕是平时多么憎恶良秀的人,也会被不可思议的庄严之心所打动,而真实地感受到烈火炽腾的地狱里的大苦大难的缘故吧。”艺术的最高境界,或者是尊严的最高实现,但是独生女儿临终的痛苦却把良秀从合理性带向了道德的最低处,甚至比不上那一只冲进火焰里的猴子,所以完成了合理性而沦丧了道德的良秀第二天夜里选择了自杀,“使独生女儿先死去了的良秀,大概是不堪在悠闲的生活里活下去的吧!”

合理性是一种习惯性的自我安慰,《鼻子》里的禅智内供因为对于自己超长的鼻子的痛苦而选择了各种方法来缩短鼻子,最后是成功了,但是却招来了另外的嘲笑,“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又不知怎地觉得若有所失了。”所以禅智内供又恢复了长鼻子,并且以为“这样一来,准没有人再笑我了”;合理性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父》中的能势当看到自己落败的父亲来看他的时候,他竟然对同学说,“那家伙吗?他是个伦敦乞丐。”合理性是一种盲从的心理,《龙》里那块“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的告示牌是无中生有的骗局,但是众人却都说在那天傍晚看见了黑龙从水池里穿过云彩升上天去;合理性也是对于真相的遮蔽,《竹林中》不管是旁观的樵夫、云游僧、老媪,还是当事人的多襄丸、女人和丈夫,也都在自己各自的述说中,说出了故事的“合理性”,但是那个死亡案件里到底是谁杀死了女人的丈夫,却一直是个悬案,或者说,无论是谁,都在制造着属于自己的合理性,每个人的合理性又建立了善与恶的世界,不管是背叛还是谋杀,不管是软弱还是罪恶,都在这种各自的合理意义上逃避了惩罚。

而实际上,在合理性上建立的秩序,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对现实的逃避,不管是盲从还是谋杀,其实都指向了精神的沦落,都面临着一种人生的困顿,就像《戏作三昧》里的马琴,陷入到的就是一种无法自我认同的痛苦,而他把这种痛苦转移到对于“死亡”的向往中,“但是这个‘死亡’却不像过去威胁过他的那样有恐怖的因素;犹如映现在桶里的天空,它是那么宁静亲切,有一种解脱了一切烦恼的寂灭之感。倘若他能够摆脱尘世间所有的劳苦,在“死亡”中永眠,像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似的连梦也不做,那他将会多么高兴啊。”在生活里精疲力竭,在精神中空虚颓废,在灵魂里痛苦挣扎,所以在这样的人生中,似乎需要寻找一种合理性,而《水虎》世界里仿佛就是一个远离人类的存在,这里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制度,“我们人类当作正经的,水虎却觉得可笑;而我们人类觉得可笑的,水虎却当作正经。比如说,我们人类把正义啦,人道啦,奉为天经地义;然而水虎一听到这些,就捧腹大笑。”

但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寓言意义的异域社会,却并非是一个乌托邦,这里也有战争的威胁,也有痛苦的人生,也有荒唐的制度,作为对于现实的一种超越,水虎诗人托喀似乎在一种“社会主义者”的世界里为艺术而艺术,甚至把自己当成是凌驾于善恶的超人,这是一种合理性,自我构建的合理性,但是在社会面前,这种合理性却是脆弱的,政府对音乐禁演,每月发明新机器从事生产,而解除饿死和自杀也需要通过国家来解除,所以水虎国无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哲学家马咯所写的《傻子的话》似乎正是对于当时日本社会的一种映射:“任何人也不反对打破偶像。同时任何人也不反对成为偶像。然而能够安然坐在偶像的台座上的乃是最受神的恩宠者——傻子、坏蛋或英雄。”“矜夸、爱欲、疑惑——三千年来,一切罪过都由此而生。同时,一切德行恐怕也发源于此。”

所以在这样一个道德普遍沦丧、个体意识泯灭的社会里,水虎国的不幸甚至比人类更甚,虽然有作为宗教的生活教,有“生命之树”的神,有寺院里供奉的各种人文主义者的神像,但是在水虎国的合理性里,依然有痛苦,有异化,有挣扎——合理性最终让诗人托喀举起了那把枪,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水虎国里变成刺耳的手枪声,响彻天空。为什么自杀?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超然,不是死,而是一种活,“如果魂灵生活过腻了,我也可以用手枪‘自活’。”

自杀是为了自活,生与死,善与恶,其实在不同的合理性里找到了理由,但是在没有绝对的合理性社会里,任何的行动都会变成借口,任何的意志都会走向罪恶,就如《某傻子的一生》中所说:“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所以在痛苦的现实里,自杀变成最具合理性的方法,“他只有在幽暗中捱着时光,直好像是将一把崩了刃的细剑当拐杖拄着。”是的,在这个不是发疯就是自杀的时代,在这个处处是合理性却荒谬的社会,命运的毁灭才是最接近自身的合理存在——1927年7月24日,35岁的芥川龙之介在他的卧室里服下致死量的巴比妥自杀,枕边放着圣经和留给这个合理性世界的遗书,在那一篇《给老朋友的信》中他说:“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