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12《河童》：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
“出去的路只有一条。”
“哪一条？”
“就是你来时的路！”
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要返回？当出去的路依然是来时的路，仿佛变成了一种循环，但是当我从沿着那个绳梯从河童国回到人类社会的时候，我却不再以返身的方式变成一个正常人，而是在精神病院里成为一个病人，23号，是我的号码，也成为我的身份——没有名字，没有家人，甚至在院长S博士面前，我只是一个“他”：他紧抱双膝，他目视窗外，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讲起在河童国的故事。
我变成他，是一种对象化的处理，在精神病院里，在S博士面前，甚至在听说这个故事的听众面前，我就是一个被示众的角色。而这种被对象化、被示众的感觉也许是返回人类的一种悲剧，而当我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挥动拳头，向每一个人大吼：“滚出去！你这个恶棍！你不也是一个愚蠢至极、嫉妒心强、琐下流、厚颜无耻、自以为是、残酷自私的动物吗？滚出去！你这个恶棍！！”我却是在用一种暴力拒绝人类的规则，大吼而拒绝，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留下了另一个进口：我不习惯人类社会，我想回到河童世界，于是在白天之后的夜晚，那些河童国的医生、渔夫、哲学家都来看望我，于是，当听说河童国的法官朋友佩普失业之后发疯了，我还想去河童国的精神病院去探望……
我到底是从绳梯回来变成了人类，还是依然活在河童国里？精神病患者的身份无疑是人类对我的排斥，就像一种梦呓和幻觉一样，河童国或者也是我希望构建的一种乌托邦，但是在河童国也有精神病院也有病人，甚至也像河童自己所说“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还要咒骂人类的自私残酷，还要渴望回到河童的朋友身边？河童比人类先进，河童却比人类不幸，似乎我的经历正以一种反向的方式让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倒退：不是越先进就越是文明，而是在先进的河童国里，我能看见更多的荒谬，知道更多的荒唐，揭露更多的荒诞，如此，精神病患者反而是一个清醒者。
进入河童国是我在三年前的一次经历，起初是个登山者，在一个人登山而行的时候，便在深山出遇见了来到人类世界的河童。这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遭遇：我登攀高山，我进入森林，我离开城市，就是为了远离人类的文明，所以远离的目标越强烈，那个如乌托邦一样的河童国就越容易出现在我面前。第一次看见河童，我的感觉是“毛骨悚然”，他们是人类之外的存在，他们只被记录在古籍里，所以当那个河童在我身后出现的时候，我喊出的是：“畜生！”甚至想要扑上去抓住他。河童在逃跑，我在追逐，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保持着人类的某种优越感，而将河童视为一种不祥的动物。但是当我最终栽下那一片黑暗之中，进入到河童王国的时候，我又变成了河童国的成员——摆脱了人类的种种习惯和规则，即使我只是河童生活的一个旁观者。
河童世界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展现出来，这里有医生有渔夫有哲学家有作曲家有资本家，这里有法律有习俗有文化有政党，这里有审查制度有法律判决有艺术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童国是人类的一个投影，或者我对于河童的观察正是体现着对于人类秩序的批判，但是河童国不同于人类之处，就在于制造了一种相异的文化，甚至它是以比人类更先进的存在方式而映射着人类可能面对的方向，“河童对人类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对河童的了解。可能是因为，比起我们人类捕获到的河童来，河童捕获过的人要多得多。”人类被河童捕获，我只是其中之一，而河童在人类世界里却是寥寥无几，我在登山过程中碰到的第一和河童，后来那些来人类世界看望我的河童，他们其实并非是被人类捕获的，他们是闯入人类世界，从而反证出人类世界的落后。
| 编号：C41·2190511·1569 |
河童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从外观上，河童更像某种蛙类，他们身高一米左右，他们体重二十到三十磅，他们的头上有椭圆的圆盘，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坚硬，他们的肤色会随着身体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像动物中的变色龙，是一种随机应变的体现，而这种生理属性也构成了河童的文化特征。和人类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法律，也会戴上眼镜，也随身携带香烟和钱包，但是当我进入河童国，作为观者，却发现了河童和人类的种种不同：在风俗方面，他们与人类的习俗南辕北辙，“河童对我们人类认真思考的事情感到可笑，而对我们人类感到可笑的事情却十分认真。”比如人类所谓的正义和人道，在他们看来就是滑稽的体现。
最极端的是河童的生育，当河童在母亲体内的时候，父母必须征得河童孩子的同意，父亲会打电话一样用嘴巴对着母亲的生殖器大喊：“你到底想不想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仔细想好后，再回答我。”而河童孩子可以选择不出声，有河童就拒绝出生，“我不想出生。首先，我爸爸可能传给我的精神病就十分可怕。而且我相信，河童的存在是罪恶的。”而且河童即使出生，如果违反河童的规则，也可能意味着死亡，一个出生26天的河童因为做了关于神有无的演讲，之后便死掉了。出生可以选择，但是生出来之后便无法选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专制？否定神的存在，在河童国看来，就是一种不健全的表现，所以他们招募义勇队，号召扑灭恶行遗传因子和不健全的男女河童结婚。所以河童的婚恋方式也甚为奇葩，河童都是雌性先看上雄性，然后不惜一切手段捉住对方成为夫妻，而成为夫妻组建家庭之后，家庭习俗也是荒谬之极，生活在一起的父子、夫妻、兄弟，都以折磨对方为唯一乐趣，家庭制度之荒谬可见一斑。
这种荒谬只是河童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雌河童为什么要追逐雄河童？唯一的解释是因为在官僚体制里雌河童较少，所以雌河童有着强烈的嫉妒心，他们以追逐雄河童并占有对方来满足自己在官僚中的生存体验，所以这是河童官僚主义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荒谬的制度中，诗人特库便在特立独行中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渴望成为河童中的超人。而其实，河童的婚恋观起源于他们的宗教思想，他们对河童之外的力量身心不疑，这种神秘力量形成了宗教，在祭坛上有一棵“生命之树”，上面结着果实，金色的代表善之果，而绿色的代表恶之国，善与恶之选择，体现的是宗教对于生命的干涉，所以他们认为是神创造了雌河童，但是雌河童耐不住寂寞，神取出雌河童的脑髓，创造了雄河童，神便给他们送上祝福：“吃吧！交合吧！旺盛地生活吧！”于是他们在生命之树上就可以结出善之果。而库特的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无信仰，“决定我们命运的，是信仰、境遇和偶然，特库先生的不幸，正在于他没有信仰。”
宗教意义之下的官僚主义驱逐着无政府主义，成为唯一的信仰。而在官僚主义的生活中，一样有粗暴的警察，一样有审查制度，一样有政党屠杀工人，一样有机器生产：作曲家科拉巴克演奏曲子，却被警察“禁止演奏”，而且粗暴执法；河童制造图书，就是将纸和油墨以及用驴的脑髓碾成的粉末倒入机器中，十五分钟后各种版本的图书便生产生出来了；机器生产也是简便，一个月可以生产七八百种新型机器，而且无需人力便能实现大量生产；所以工人会被大批解雇，而解雇的工人被杀掉后用他们的肉做食物；当工人反抗，以“河童利益”为标榜的库奥拉库斯用职工屠杀法来镇压；而河童国的法律也是奇特根据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不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使之发生的事由消失之后，便不得惩罚该犯罪者。”否则，只要罪犯听到罪名就会死去……
荒谬、荒唐和荒诞，河童的法律、制度、政党、道德、理性，似乎都在我的面前被一一展示，而在这个同样粗暴的社会里，出现了一批反抗者，作曲家科拉巴克、哲学家马古，诗人特库，似乎都是异己者，他们在音乐、哲学、艺术和诗歌里寻找合理性，就像库特库所说：“艺术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束缚的，纯粹的艺术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存在。”而马古更是在他的《痴人之言》的著作中写出而来河童国的种种丑态：
白痴总是相信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人都是白痴。
我们热爱大自然，其实和大自然不会憎恶我们、不会嫉妒我们不无关系。
最让我们自豪的，往往不过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而已。
任何人对于打破偶像，都不会持有异议，同时，任何人对于想要成为偶像，也都不会持有异议。
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们常常超越自己的意识。自大、情欲、多疑——三千年来，所有罪恶都源于三者。同时，恐怕所有的道德也是如此。
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因为人类没有进化到河童的程度。
我们的生活，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循环论。——因此，也始终是不合理的。
如果以理性为始终的话，无疑，我们必须否定我们自身的存在。将理性奉为神明的伏尔泰在幸福中终结了他的人生，这正是人类不如河童进步的明证。
白痴论、偶像论、自我意识论、对虚伪道德和理性的批判，其实都是为了抵达一种个性解放，都是为了打破制度束缚，所以他们无疑是一批革命者，但是河童国里这些革命者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一声枪响，特库自杀了，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别了，我将出发，走向那与俗世隔绝的山谷。”走向与世隔绝之地，是死亡存在的价值，但是河童国的灵魂协会却又可以与逝去的灵魂对话，他们问特库的是：“那会为自己的自杀而后悔吗？”特库的灵魂说：“并不后悔。如果我厌倦了冥界的生活，还可以拿出手枪‘自活’。”自杀而死，它同时预留了一条返回的“自活”之路，所以在相信灵魂的河童国，这种死亡的反抗意义却又被解构了，甚至当死后，那些所谓的诗歌评论家对他的评论是：凡庸诗人的一员。
反抗、自杀变得无意义，最后又被注解为“凡庸”之人，所以在河童国，逃离制度的反叛者并没有获得他们真正的合理性，和所有河童一样，他们生活在荒谬、荒唐和荒诞的世界里，“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这一句话概括了比人类更先进文化存在的虚无感，一切走向的目标是：不幸，那么文明为何要进步？没有爱情，没有诗歌，没有艺术，河童，这个发音为Kappa的国度提供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虚构的境遇，当身为旁观者的我从那一条绳梯返回进入人类社会，我便成为了精神病患者，在23号的数字里被驱逐出正常生活——“因为看惯了河童的面孔，所以人类的面孔在我看来有如怪物般恐怖。”
河童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类世界，而人类追逐的未来进步都在河童那里提供了样本，如此说来，进入和回来的同一性正是无法走出困境的永恒意义：它禁锢着自由的灵魂，它取消了个体的存在，它压制着独立意识。而芥川龙之介在《河童》之外，以虚构的方式看见的那些故事，一样在无法突围的束缚中走向荒谬：《掉头的故事》里，那个在街头剃头店里死去的河小二，似乎穿越了历史曾经活在日清战争里，战争中被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也是精神，“他并非仅仅因为肉体上的苦痛而呻吟，而是在为经受精神上的苦痛——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奔涌着的无数复杂的情感而呜咽、哭泣。”个体意义来说，他想像所有人道歉，也想宽恕每一个人，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却成为了无赖，最终在所谓的不修品行中被人打死在酒楼；《南京的基督》中的私窝子宋金花，被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吸引，对于命运的某种救赎，她渴望基督拯救自己罪恶的肉体和灵魂，当她把那个男人当成了基督而投身于他的时候，全然不顾自己身上的恶性杨梅疮，最终，“基督”离她而去，她像心灵被治愈了一样，感觉到了自由，只是，一个睡在她身边的男人怎会是基督？只是，一种肉体的疾病如何能靠信仰治愈？“我到底是应该为她开启蒙昧，还是保持缄默，让她永远沉浸在西洋古老传说一般的梦境之中呢？……”知道真相的日本旅行家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或者让她永远活在自我编织的谎言中也是一种存在的合理性意义；《湖南的扇子》中被砍头的土匪做成的人血饼干，据说可以除病消灾，迷信？迷妄的存在，“这只是因为有斩首这回事，在日本也有吃烧焦的人脑的呢。”肉体死了，灵魂当然也早就不存在了。
人类之生存已经够荒谬了，河童是另一个人类世界，走向前依然是一种复制的副本，所以芥川龙之介以一种阴郁和悲观的方式构建的河童国，映射的当然是现实的压抑，精神的迷失，看不见一点希望和光亮，所以即使行为意义上的等待，最后也如《窗》和《尾生之信》里一样，跌落到最后的虚空里，“我再也不会搭理她了，而只是眺望着薄暮中的街道，等候着不知何时会来到我家门前的远方的客人。像以往—样，寂寞地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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