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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7·1960728·0315 |
| 作者：苏青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5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3.80元 | |
| 页数：530页 |
说起苏青，总与另一位女作家联系在一起，两个海派的女作家在旧上海曾红极一时，但苏与张显然有着很多的不同，尽管在离开人世时一样是寂寞的。在小说创作中，苏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小说就是她自己的生活，而张则站得更高，客观一点，冷静一点，这也造成了苏青小说所表现的题材相对狭窄。形容苏青，也许那一篇小说的题目更确切：《歧路佳人》，破裂的家庭、多难的政治经历几乎将苏青以后的小说创作扼杀了。1982年，苏青离世，悄悄静静。
我的薇薇，我是要永远保护她的，假如不能够了，我希望她能自动选择一个可信托的人，永远过着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只与她的丈夫两个人–那丈夫也许不像贤，而是像其民吧。
—《结婚十年》
保护年幼的孩子，保护没有了父亲在身边的女儿，并且希望她能够选择一个可以信托的人，过一种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这是对孩子未来生活的期盼，但也是一种对自我过往的无奈。对孩子的所有爱，对女儿以后生活的向往，都是建立在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痛苦生活之上，仿佛自我的牺牲一定会换来明天的美好生活。
“我”对于孩子生活、爱情甚至婚姻的构筑，无可避免带有自己的影子，甚至“不像贤，而是像其民”的范本，就是自我错失的那种爱，两颗樱桃的故事变成记忆，沉淀为青春所有的美好，但是，两颗樱桃已不再，那个说出承诺的其民已不再，甚至自己渴望拥有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已不再，那种对孩子寄予希望的未来，也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我”和薇薇组成的母女结构，这种母女结构反衬出现实的无情，更是在女性/男性之间划出了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诉请的小说创作几乎就留下了《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和《歧途佳人》，而《结婚十年》作为一个起点，很明显只是一个女人的哀叹，对于“我”来说，对面是丈夫，是丈夫背后的公公，是丈夫、公公以及一切家庭规则背后的男权体系，在这样一种传统结构中，作为女性的我，几乎没有话语权，而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薇薇这个未来女性身上，也只是一种臆想。《后记》中苏青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宿命，或者是女人的宿命：“我相信她以后仍旧不会好的，生在这个世界中，女人真是悲惨，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这是环境逼着她如此。”
环境逼迫，女人的命运无疑呈现着一种牺牲状态，“我”十八岁出嫁，那个希望带给我幸福的男人甚至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只不过是在信件中建立了脆弱的联系，而结婚更像是一种游戏，在婚礼上甚至找不到丈夫贤，“我”只能发出“我的房间在哪里？我的新郎又在哪里呢？”的疑问。丈夫是缺失的，是作为保护女人的男人、和女人亲亲热热的男人的缺失–而且贤似乎还和寡妇瑞仙打情骂俏，所以“我”的另一个疑问是关于自己的身份，“也许他们俩要好早在我们结婚夕前吧！是她在事实上占夺了我的丈夫呢？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无论是“我的新郎在哪里”的询问，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我”都在这决定自己一辈子的事情面前被抽离了，但是，“我”却又是脆弱的，所有的疑问似乎只是在自己内心里，“我”甚至不敢张开口。
所以，“我”作为一个结婚的女人，既要忍受丈夫的缺席，又要接受妥协的命运，无论是他救还是自救，都没有充足的勇气，都没有过人的胆识，“我是个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恋爱观念来说吧，想想是应该绝对自由，做起来总觉得有些那个。”所以“我”这样一种命运，也是女人自我定义之后的宿命必然。但是“满肚子都是新理论”毕竟还是给了她一点点的勇气，在无法忍受家庭生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是离开，“好吧，我明天动身赴校以后，恐怕此生再也不会回来了，今夜就算是你们替我送行。”一杯酒下肚，便壮起了胆，离开去学校，是自由的开始，甚至想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那就是“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然后在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的融合中心心相印，而认识应其明，是“我”走向自由的第二步，即使有着“我是结过婚的人”的担忧，两颗樱桃的柔情又化解了这一切。
但是只是生命中出现的一瞬，当“我”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而且就是贤的孩子，似乎一切的憧憬都消失了，回归家庭回归丈夫，是因为肚子里怀有的是丈夫一家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对于女人来说，这是身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切断了关于自由、关于幸福的向往。回归家庭回归丈夫，其实就是回归男权，公公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或者承德或者仁德或者怀德，“德”字的世界，就是注解了孩子是“孙子”的预设，一种传宗接代的思想，一种重男轻女的传统，明显就是把女性又放置在从属的地步，“我”的命运如此，下一代的命运何尝可以被轻易改变？而“我”似乎也失去了当初离开的勇气，没有了两颗樱桃的向往，当把希望寄托在未出生的孩子身上的时候，“我”内心是有某种反抗的情绪，“归宁”的那天，母亲对“我”说：““儿呀。委曲些吧，做女人总是受委曲的，只要明年养了个男孩……”而“我”挣脱母亲的手，心中的一句话是：“我偏不要养男孩，永远不！”而且还下定决心要去找工作，为的就是“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
“我”的女性意识是微弱的，当初的离开寻找自由生活是一种追求，和其民沉浸在两颗樱桃的浪漫中是一种实践，不想养男孩要自己找工作，是一种自我的觉醒，甚至想要读书不想成为所谓的少奶奶也是一种成长，但“我”根本无法摆脱那种束缚，根本无法成为独立个体，根本无法真正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三个月的小学教员生活很快结束，在余白的鼓励下投稿又被贤指责，而当贤说要去上海自己又只好跟着丈夫，“抛别了亲生女儿，抛别了娘，抛别了一切心爱的物件，跟着一个生疏的丈夫到上海来，前途真是茫茫然的。”即使如此，也在贤“时时，刻刻，月月，年年，永远同我在一起”的承诺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在上海似乎是慢慢独立，“我”承担了家庭琐事，而贤开了法律课，之后又开设了事务所，“我”之存在，似乎还是贤的附庸，甚至在接二连三怀孕中，真正起到作用的依然是“我”的那一个身体–贤不让“我”投稿成为知识女性，甚至不让“我”和文字接触；贤不许我倾听男人谈论国家形势，“他的意思是女人应该无意于此类的，假如她越装出不懂的样子，她便越显得可爱。”
后来上海的战乱，又使得全家回到了乡下，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对于“我”来说，乡下的一切似乎都无法忍受，“乡下有的是愚蠢的男子，丑俗的妇人，脏的牛，荒凉的山以及平凡得无可再平凡了的田野……”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感觉就如飘零一般，而带着几个孩子的生活彻底将“我”的独立意识全部抹杀了，那个二十一个月的女儿最终死去，非但在战乱的局势下“母亲”这一身份变得不完整，而且让“我”对于未来更多了一种惶惑–又怀孕了，“我”几乎成了生产工具，甚至连贤也有了意见，“说我这种女人真是碰不得，动不动就受胎，下等动物是顶容易繁殖的，难道不听见人家说：好花不结子。”把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看成是“下等动物”，就是把“我”完全变成了身体意义上的存在。
“我”变成生产工具，变成下等动物，女性的独立意识其实已经荡然无存，“我”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个羞涩转过脸去叫我“妈妈”的薇薇，那个拿了手帕玩具总要跟着我的菱菱，那个眼睛乌溜溜医生拍了两记才哭出来的元元，让“我”作为母亲有了存在意义，即使贤和丽英在一起还让丽英受孕了，即使贤在愤怒时狠狠打了我，“我”最后一次站在了和男人同样的高度，“我愕然站起身来，觉得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应该结束。”终于“我”做出了离婚的决定，带着孩子，晚上写文章，学习日语，一切又像是自我的重生。但是这一切又在那个无法动摇的体系里崩解，肺结核是身体上的疾病，而“我”对于未来生活的渺茫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飘零，最后只能返回到“母亲”这个不幸的角色，而这种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我”的妥协，“我忽然起了宗教的虔诚，心中茫茫只想跪在她脚下做祷告：愿贤幸福，愿我的孩子们幸福，愿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云烟般消散了，忘记我，让我独自在永恒的光辉下悄悄地替你们祝福吧。”“我”祝福孩子和贤的家人，是因为“我”只有在这一种归宿里才符合传统，而这一种观念在《后记》里甚至成为了对命运无奈的喟叹：“希望普天下夫妇都能够互相迁就些。能过的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看在孩子份了，别再像本文中男女这般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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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一生都没有找到拉她上岸的手 |
为了孩子，相互迁就，这是“我”的婚姻观，当“我”真正从这个世界里抽离了独立品质，我又成为“真是悲惨”的女人，成为被男权控制的女人，成为无法逃离环境的女人。《结婚十年》之后呢？苏青对于婚姻的认识似乎有了不同的观念，它们呈现了两条相异的道路，一条是《续结婚十年》中向上超越的路，一条则是《歧途佳人》向下沉沦的路。在《续结婚十年》的“代序”中，苏青陷入在一种求生的欲望里，孩子还小，自己离婚，所以她希望用写文章的方式换取生活必须的开支，在她看来，艺术家应该“爱惜羽毛”的，当时她却只能求得“果腹”，也就是在“吃饭第一”的生存中，“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即使遭遇了讥讽，甚至文章被诋毁，但是苏青认为自己“是一向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所以在《续结婚十年》中，“我”在遭遇了家庭变故和婚姻解体之后，积极寻找一条自食其力的女性知识分子道路。
“夜是如此寂寂的，我的前途也黑暗，没有儿女，没有丈夫，没有职业，没有钱–什么可靠的东西都没有，我就是仍想活，又将如何活下去呢？”写文章让她逐渐走上了一条上行的路，因为写文章结识了电影公司、报社的文化人，甚至慢慢认识了金总理、潘长官、谢上校等一批达官显贵，自然，“我”在这样的圈子里得到了认可，而我的理想是：“我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不惯受拘束。我只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安心写作，可以自由进出。”但是当“我”逐渐上行的时候，一个无法改变的体系是：他们都是男人，他们都拥有权力，无论“我”是一个写出了多少好文章的人，“我”无法改变的一个现实是：我是女人。十万元的支票，做秘书的职位，以及出入派对沙龙，“我”似乎转变了，但是命运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上，“一切荣华富贵都如镜里月？水中花，是可望而不可触的，我要摆脱一切虚荣，只要一个可靠的归宿，然而……人家可肯相信你呢？”
“我”似乎有了一种自我意识，甚至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但其实，在这个被物化的世界里，“我”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我”羡慕那些靠敲竹杠获得上位的女人，“没有爱情，给人玩了还可以有金钱补偿，心里总可稍安慰一些”；“我”想要成名，即使最强烈的渴望是死得轰轰烈烈，也必须在成名之后；“我”瞧不起乡下人，“真的，乡下地方太贫了，看起来连树木鸡狗都是没精神的。乡下人也真是太蠢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同他们万万谈不来，而且他们也并不善良。”在得不到男人依靠的生活里，在找不到归宿的命运中，在迷失了自我的世界里，“我”其实真的成为了牺牲品–也只有在孩子的身边，只有在“母亲”的身份中，“我”才能得到一点安慰，而希望孩子找到称心的丈夫或者妻子，看起来也只是对自我命运失败的喟叹，所谓的宽恕最后也已变成了自我安慰，“我宽恕一切对不起我的人，也希望我所对不起的人们能够宽恕我，人生是如此……如此有意味呀！”
向上之路，一样掌握在男人手里，而向下呢？《歧途佳人》中那个自述的小眉无疑从身患肺结核的姐姐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而这种高脆弱也被带上了女性无法自立的无奈，但是她希望自己走上另一条路，认识元泰钱庄老板黄鸣斋，和他的儿子承德结婚，似乎并没有如《结婚十年》里那颗樱桃的浓浓爱意，甚至只不过是男人喜欢漂亮女人、女人寻求物质满足的一种套路式生活，而应酬，吃花酒，热恋上一妓女，把母亲抛弃的父亲就是小眉心里的一道阴影，父权依然强有力的控制着一切。在和承德离婚之后，小眉的人生之路急转，本来想找到一个归宿，说喜欢她的史亚伦却是一个赌徒，不仅仅是出入赌场，而且也把人生看成是一种运气–被抓进保安司令部，之后又转移到了法院，小眉用十八根金条疏通关系，而其实整个司法、政府体系都是这样一种赌博状态。史亚伦更大的赌博是人生，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技术问题，要想成功一个办法是抢，第二个办法是骗，“至于’求’是没有用的。”他甚至让小眉参与赌博，在交际世界里为自己的成功带来好运。
史亚伦被宪兵队抓走，被称为靠山的窦先生消失，“拼命用功或拼命找求刺激都不能使我满足”，小眉走向了一条沦落的路，她没有自我，没有归宿，没有正当的收入，就这样在男人的欺骗中活着，所以当一切变成虚无，她内心只有等待死去的想法，“但是，近年来我渐渐悟到了一个道理，即是怜惜自己，愈会使自己苦，倒不如索性任凭摧残、折磨而使得自己迅速枯萎下去，终至于消灭，也就算是完结这人生旅行了。”在六个“？”的强烈疑惑中，小眉已经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路，她就像自己患了肺结核的姐姐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甚至姐姐在感叹生命的时候，她内心强烈的渴望反而是活着，是“生”，而不被疾病折磨的小眉却在慢慢走向死亡。
《结婚十年》，是一个女人结婚成为母亲却最终选择了离婚的故事，尽管最后是妥协，但至少选择离开不爱自己的男人，选择将孩子抚养成人，而《续结婚十年》中女人选择上行之路，《歧途佳人》中的小眉选择赌博和交际的下行之路，似乎最后都在命运的质疑、惶惑、迷失中，完全失去了女人独立的一面，“我只像一个溺水的人，要求他首先伸出援救的手。”那只手始终没有伸过来，于是如自溺一般沉入其中。而苏青自己呢？也许在文章之外，在现实里面，在向上和向下的不同道路上，多舛的命运也成为她文本的一部分，成为女性迷失的集体症候，“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飘浮在海面上，随波逐流的，忽上忽下荡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