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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21·1971113·0417 |
| 作者：（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80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12.00元 | |
| 页数：332页 |
索绪尔建立的“语言学”并不普遍，但他彻底改变了语言系统，而使之成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语言的符号化以及由此建立的语言系统使19世纪的语言学影响了之后的文学和艺术的表达方式。索绪尔把语言现象和言语、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虽然他研究的是印欧语系，但在语言学之外却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语言学的唯—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
——《第五编 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结论》
一本书放在面前，“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题目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普通、语言学和教程，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词，当我们追究什么是“普通”，“语言学”研究什么，教程可以分为几章的时候，其实是在一种词语的注解中分析一本书的可能意义，而词语的注解本身就组成了意义，甚至词语之间的顺序也变成意义之一种。这或者是阅读行为最感官意义的解读，而当这一切放在索绪尔建立的“语言学”这一符号系统之内的时候，所有的句读，所有的注解，所有的意义，似乎只是一种个人习惯性的言语活动。
这或者变成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天然的对立，甚至是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含混，要返回到索绪尔的符号体系，其实需要从言语活动中去除那些暂时的、偶发的解读方式，甚至去除个人的习惯方式，回到语言本身。但是在一种被翻译了的语言状态中，“普通语言学教程”组成的汉语词组群其实和索绪尔的符号体系越来越远，即使将这一题目分解成彼此独立的七个词，也不再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因为汉字作为表意体系，并不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在表音体系里，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当语言被书写成文字的时候，并不是用文字代替了语言，他认为，文字的存在理由仅仅是为了“表现前者”，也就是说，文字只是一种对语言的记录和表现，“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在稳固的体系里，文字其实变成了一种外在形式，甚至书写形式的“威望”遮掩了语言的稳固性。
但是汉字作为一种表意体系的符号，却表达着观念，“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文字是第二语言，当汉字用来区别口说发音相同的词，是不是意味着汉字语言存在着一种歧义性？或者说在概念和音响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和表音系统不一样的结构？当口说的语言变成观念，当书写变成思想的表达，文字就不仅仅是表现前者，它甚至超越了前者，而自建了一个成为观念的有机体。这诸多的问题只是索绪尔在教程提及了一些，但是当他将汉字排除在外的时候，其实就是取消了语言的表意意义，取消了符号的象征性，“象征的特点是：它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
于是返回，返回非表意的表音系统，回到非汉语的语言系统，回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或者返回到语言浑沌状态本身，“他毕生顽强地致力于探求在这一片浑沌状态中能够指引他的思想的法则。”当沙·巴利、阿·薛施蔼等索绪尔的学生利用手头的全部资料来重新组织和综合索绪尔语言体系的时候，就是希望能找到“思想的法则”：“我们的主旨是要建立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忽略任何有助于造成完整印象的东西。”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构建，那么语言的“完整印象”又体现在哪里？
“语言学的材料首先是由人类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构成的”，首先语言学是人类言语活动的一部分，它的任务是“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是“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是“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首先当然是区分语言和言语活动，我们说话、聊天、沟通，甚至自言自语都是言语活动，我们书写也是言语活动，甚至我们的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也都是言语，而语言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当然也是“主要的活动”。当我们说话，当我们书写，当我们开展言语活动时，索绪尔认为这一种“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行为”，也就是说，言语活动的主体是个人，他是运用语言规则来表达他的个人思想，或者说，“每个人都在复制与相同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相同的符号。”这种现象称为“社会的晶化”，也就是个人的言语活动是一种社会化的晶体行为，它们是单个的，独立的。
这就很明显，当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部分和主要部分的时候，语言就带着一种社会性，“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它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同质的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甚至在索绪尔看来，是一种社会制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也正是在这个整体意义上，索绪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符号体系，而正是索绪尔在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
言语活动的研究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语言为研究对象，另一个则是对个人的言语进行研究，所以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也是言语的产物，在工具意义上，语言就是将“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而在产物意义上，就是在个人的、暂时的言语活动的研究中找到心理·物理的内在规律和固有秩序。这个内在规律和固有秩序，就是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的“一般原则”，他认为，语言符号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概念，另一部分是音响系统——在这里，索绪尔否定了语言是由事物和名称构成，这是一种对于传统的颠覆，根本没有事物，也没有名称，它只有一种事物的概念，以及纯粹物理的声音：“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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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绪尔：语言是一个符号体系 |
当语言被两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语言就是一个符号体系，就是一个整体，他用所指代替那个概念，用能指代替音响系统。而语言符号的第一个原则便是：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所指是概念，能指是音响系统，当两者建立起一个整体的符号的时候，它们只是联结在一起，所以是任意的——就连汉语中，这种符号也是任意的，那个叫“狗”的东西，当它被叫做“gou”的时候，就是任意的命名，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叫它“Mao”，或者叫它“shui”。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命名，它的任意性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而正是这个任意性，可以延伸出符号的另两个特征，一个是不变性，一个是可变性。
起初命名的时候是任意的，而且这种任意是不可论证的，但是一旦它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一旦进入到社会体系里，那么它就是不自由的，它就是强制的，这也使得语言成为一种“存在于集体中”的体系。在这里，其实索绪尔强调它的不变性，更是在符号学体系里进行考察，也就是当人们把名称分派给事物，就是在概念和音响之间定了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是稳固的，“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一种已经构成的语言的、正常的、有规律的生命。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正是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符号为什么是不变的，即拒绝一切任意的代替。”
但是在不变性之外还有可变性，“符号正因为是连续的，所以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这是语言时间意义上的性质，但是这种可变性并非是能指或者所指孤立地改变，而是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转移，是整体的可变性，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就变得不自由了，“因为时间将使对语言起作用的社会力量可能发挥效力，而我们就达到了那把自由取消的连续性原则。”不变的语言符号体系是一种静态语言学，索绪尔命名为共时语言学，它是对语言在同时轴线上的研究，而变化的语言体系是演化语言学，是语言在连续轴线上的研究。
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当语言在时间轴线上演变的时候，它其实是非语法的演变，或者说，这种变化不会涉及到语言符号的整个系统，它只是涉及到某个要素，“每个变化都会对系统有反响，但是原始事实却只能影响到一点；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历时语言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了另一个要素，它是一种事件，而并非是对符号体系的改变和解构。语言的符号体系是一个整体，所以在研究共时语言学的时候，就是要研究语言符号，研究这些现实的客体，在共时中，它们具有同一性、现实性和价值的特点，语言在系统中表现为观念和声音，“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区分为思想和声音，这就形成了语言的“形式”，语言的形式不是它的实质，这是符号任意性的表现之一，而正是这种任意性可以解读语言在集体以一种的价值：“为什么社会事实能够独自创造一个语言系统？”所以在语言的共时性的语法中，包括句段关系还是联想关系，都从关系中给予符号一种整体关照，从而形成一种现实性的语言，形成一种有价值的语言。
语言的共时性其实就是在拓展符号的任意性特征，也就是在语法意义上研究“内在语言学”，不管在时间维度上如何变化，也不管原始事实会做什么改变，要素会发生什么事件，在符号体系内部，它是自足的，“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任何关系都在这个系统的连带关系中存在，所以，“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而在历史语言学中，演化就必须建立在时间维度上，必须是一个要素代替另一个要素，“彼此间不构成系统”，这种非系统的变化涉及的仅仅是某个元素，比如语音，它有类比创新，有粘合等变化，但是它不对系统构成威胁，甚至没有意义功能，“语音学的历时特性很符合一条原则，即语音学上的一切，就广义来说，没有什么是表示意义的或语法的。”
在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之外，索绪尔还提出了“地理语言学”，也就是着眼于语言现象和空间关系的研究，这包括语系之间的差异、统一语系内部的差异、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的并存、自然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差异。看起来，这是从内部语言学转向外部语言学，是空间差异引起的语言学，但是索绪尔仍是将它看成是历史语言学的一种分支，“但是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尽管涉及到环境、气候、地形、风俗等差异，但是地理意义上的改变，根本显示差异的却还是在时间维度中，“但是变化本身，撇开它的特殊方向和特别表现，简言之，撇开语言的不稳定性不谈，那只是由时间引起的。”所以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上，有两种展望，一种是以回溯的方式，找寻最古的语言，以及语言的原始形态，另一种则是前瞻的方式，即在比较的基础上重建。
寻找最古的语言，比较基础上的重建，这些都是历时语言学的研究目的，但是当语言建立在时间维度上而被改变的时候，不管是语系还是语言类型，都存在着一种不可知论：“一成不变的特征是没有的；永恒不变只是偶然的后果；在时间的进程中保存下来的特征，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所以他认为，“语言学的唯—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也就是重返语言的本体论，重新回到语言本身，回到符号体系，回到整体：“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