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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6·1970719·0400 |
| 作者：（美）丹尼尔·贝尔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89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14.50元 | |
| 页数：359页 |
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得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想为自己“组合型”思想寻找“内在一致性”，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即体现了他的这种努力。丹尼尔·贝尔对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体系进行继承，开创资本主义文化批评的又一领域。此书在对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这两种先天病症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如何寻找后工业社会的新宗教，即“公众家庭”式的文化崇拜，这种怀旧式的构想不如说只是一种乌托邦。
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
——《导论：领域的断裂：主题绪言》
曾经是激进，曾经是叛逆，曾经是革命，曾经甚至是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当和资产阶级的政治体系一起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文化的那只碗里还剩下什么？当丹尼尔·贝尔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他，或者用那一点点的余光，试图从碗的边缘看见里面的内容，但是他是失望的，因为他看见的是空白——虚无、沉沦、享乐，以及崇拜，曾经和资本主义一起击败传统和封建力量的现代主义，完全以阉割的方式，重新命名了自我，它变成了“后什么现代，还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其实他并不是看见一只空碗，而是那应该盛装着激进、反叛、革命和秩序的碗，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绘画回到了形象的描绘上，雕塑热衷于技巧、材料和利用传播手段打造的“概念”，戏剧死水一潭，小说专注于疯狂，大众文化成了“色请帮”控制的性和色情文学……“七十年代——我们被年代的标志绊住了手脚——文化激进主义本身已到穷途末路。”后现代主义的七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站立的七十年代，回望六十年代的文化情绪时，那只碗注定会以这样取代的方式改变时间的进程，所以在《一九七八年的再版前言》中，丹尼尔·伯尔无限愤怒地说：“假如说资本主义越来越正规程序化，那么现代主义则越变越琐碎无聊了。”因为现代主义已经完全成为了资产阶级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
从共同力量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欧文·豪说现代主义是一个“包蕴一切的否定词”，从文化的激情和反叛到文化的堕落和虚无，黛安娜·屈瑞林说现代主义者是“超出意识范围的冒险家”，而丹尼尔·伯尔尼却把现代主义在双重羁绊下的现状看成是一种“断裂”。丹尼尔·伯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合体，它是由社会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则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我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首先，它通过最低经济收入原则使人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分。其次，它基于任人唯贤原则承认个人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最后，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去创建未来。”
这或者是一种理想的结构模式，似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朝着这个理想模式的建构前进，社会体系依靠资本的持续积累进行扩大在投资，它造就了文化上的自我实现，也就是冲击感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主观意愿下的自我，而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下的品格构造，又形成了追求既定目标所需的严肃行为方式。这三个体系虽然各自独立，但是在一百五十年的西方社会发展中，却形成了紧张的冲突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最后演变成了一种对立，甚至造就了最后的断裂。“历史并非辩证体。”这是丹尼尔·伯尔提出的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的下一步延伸就是：“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
分裂是一种必然趋势？这只不过是因为丹尼尔·伯尔站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下的一种充满歧视的看法，在他看来，文化矛盾的产生归根结底在于打破了文化与社会结构呈现的统一性，古典文化通过它的理性和意志，在追求美德和谐时体现了自己的统一性；基督教文化在以天堂地狱观念复制社会等级秩序时寻求一致性，而现代社会的早期，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反对封建主义建立新秩序中维护着它的一体性。而现在，这种断裂开始打破了一直以来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一致性，这种断裂在丹尼尔·伯尔看来，是因为文化越过了自己的界限，那只空着的碗不是少了东西，而是装进了本不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那些内容。
“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但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这是那只碗应该盛装的东西，而现在，当艺术家对自我的追求超越了主客体的统一称为冒险者，当艺术追求创新成为“引路的先锋”而变成一个否定词，一切都开始颠覆了，这种完全颠覆传统的改变也变成了欧文·豪所说的“吓人的裂隙”——“横在传统的过去和遭受震荡的现在之间。”因为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于是文化变成了莱昂耐尔·屈瑞林所说的“敌对文化”。
而其实，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这种断裂并非是文化的独特景观，它更是三个体系从统一走向对立的一种写照。在丹尼尔·伯尔看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理性至上，讲究实际，注重实效，但是资产阶级本身的特性，又使得他在开拓自由市场的时候，就注入了资产阶级体系发生崩溃的因子，引用V.W.布鲁克斯辛辣的评论：“清教徒的酒泼翻之后，酒香变成了超验主义，酒汁本身则变成了商业主义。”丹尼尔·伯尔把韦伯的禁欲苦行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起源，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从苛刻的加尔文命定说开始，经过爱德华兹的美学启发，再到艾默生的超验主义，最后融入了“斯文传统”，新教伦理最后却沦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猖獗的个人主义和赚钱行为辩护的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靠自己赚钱，约翰．D．洛克菲勒说自己的钱来自上帝，他们把新教伦理变成了商业主义合理化的借口，变成了制约小城镇生活的法则，而之后的那些青年知识分子则在攻击清教徒传统及其乖戾的生活方式时，鼓吹享乐主义，鼓吹放荡不羁的生活，鼓吹游戏人生的道德观，而正是这种改变，使得资本主义又归因于另一个起源：韦尔纳·桑姆巴特长期遭到忽视的著作中阐述的中心命题：贪婪攫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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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伯尔：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信仰 |
当在政治哲学中“公司阶级”主动让位，当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统治文化领域，当新教教义和伦理变成讲究体面的小城镇心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便开始显露，丹尼尔·伯尔把这种文化矛盾归结三点：严肃艺术家所培育的现代主义、“文化大众”所表现的种种乏味形式的制度化、市场体系所促成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这三种矛盾表现方式共同形成了“文化言路的断裂”，也就是说文化本身的聚合力消散，文化提供的终极意义被颠覆。丹尼尔·伯尔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所坚持的理性组织起了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宇宙观，但是当现代主义用感性的自我突破了道德界限，它变成了引路先锋，变成了超越社会结构的特殊存在，而反理性的最大后果是艺术家和审美经验之间的关系分崩离析：在数字、自我、意识和未来的定向组成的感觉革命中，直接、冲击、轰动和同步的现代感具有了特殊的地位；文化经验的多样性、缺乏中心的存在感、视觉文化的泛滥，使得理性宇宙观产生破裂；角色和人、角色和象征、词汇从隐喻转向数学，导致了文化的进一步分裂，而这一切造成了美学、社会学和心理的“距离的销蚀”，“对人类来说，对思想组织来说，不存在界限，不存在经验和判断的指令原则。”也就意味着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来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宇宙观彻底被颠覆，“我们的祖先有过一个宗教的归宿，这一归宿给了他们根基，不管他们求彷徨到多远。根基被斩断的个人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
所以在文化领域，到了六十年代便出现了那只再也看不到激情、反叛、革命和新秩序的空碗：六十年代的文化情绪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对批评持怀疑的态度，把感觉融合在一起制造“天才民主化”……如此种种，而其核心则是一种“唯我独尊”的观念，“每个人都变成了他自己的艺术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客观判断的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是疯狂的自我，这是意志的自我，这是享受的自我，这是欲望的自我——当资本主义的需求变成了欲求，就变成了纯生理意义的叫喊——这个“唯我独尊”的世界，丹尼尔·伯尔甚至在卢梭身上就听到了，“我要做一件绝无前例的事情，……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忏悔录》里的那个“我”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最先的宣言。
但其实，丹尼尔·伯尔把现代主义的症结归结为自我，就是认为文化的界限被搞乱了，当文化由身份来确定，那个社会结构中的意义系统就变成了自我和世界的对话，而在这个对话中，缺少了理性，缺少了道德，就产生了某种“越界性”。而界限之说，就是丹尼尔·伯尔所要牢牢把握住的保守主义者的底线：“我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不管是经验还是权威，其内核就是信仰：“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所以为了解决六十年代出现的“空碗”问题，丹尼尔·伯尔又往里面加入了救赎的内容，而把民族的集体良知中引入注目的东西“汇集到一个强大容器里的手段”便是宗教。
丹尼尔·伯尔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意义系统，就是为了在自己和世界的联系中规定一种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他把社会分成三个阶段，一种是前工业社会，它的意义系统目的是对付自然，在工业社会对付夫人是技术世界，在后宫也社会则是处理人际关系，而在不同的阶段，宗教作为与终极价值有关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共有的道德秩序的根据”，这种共有的道德秩序不带有任何功利性质，它用神圣感建立宇宙观，但是最主要的是，它强调的是界限，也就是说，宗教把道德规范强加给文化，文化中的审美冲动应该服从道德行为。宗教是那一只文化大碗应该盛着的东西，但是当现代主义打破了界限，以“美学自治”的方式接管文化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虚无：道德被解构，经验被解构，在“帝王般的自我”中表现一切，允许一切，同时也去除了所有权威和合法性，于是那只碗真的再也看不到合理的内容了。
不是看不到，是越界而盛下了不该属于文化意义体系的东西，所以丹尼尔·伯尔认为，这一种反理性、反权威的文化情绪就是崇拜，“凡是宗教失败的地方，崇拜就应运而生。”崇拜是世俗化，崇拜是亵渎，所以对于后宫也社会的文化矛盾，丹尼尔·伯尔所用的修复手段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对超越的瞬间的醒悟，就是脱离过去——人必从那里来（也必定回到那里去）——趋向一种将自我看作是道德它体现的新观念，并自由地接受过去（而不单单是由过去来造就），返回传统，以便保持道德意义上的连续性。”力图回复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力图在理性意义上建立秩序，力图寻找人存在的神圣感，这便是丹尼尔·伯尔的建构思想。但显然，这种复旧思想是文化保守主义，他把宗教的回归看成是合成的力量，但是显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伦理并没有提出切合现实的意义系统，它所强调的信仰、道德，无非为了维护界限，维护秩序，维护保守主义的传统，“现代社会的问题就是放纵本身走过了头，到了没有界限的地步。”
现代主义曾经是一种颠覆旧传统的力量，而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中，它变成了赤裸裸的自我，变成了反理性的工具，但并不是一种亵渎，“三个浮士德”中，并不是那个“献身于实际工作”的浮士德是新教伦理的体现，而是在思考困境寻求自我实现的浮士德、沉溺自我放荡的浮士德之后的曲折转变和升华中，才能迎来最后的最后胜利，世俗化也不是亵渎，甚至享乐主义也并非是文化的沉沦，它在某种意义上以解构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的沉珂发起攻击。而丹尼尔·伯尔似乎只把问题归结为文化的越界，“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而以单一的宗教救赎方式修复文化的断裂，以返回传统的方式“保持道德意义上的连续性”，在不适合时代，不适合文化需求的今天，实际上也产生了新的断裂，尼采的那句“上帝已死”，并不仅仅是宗教意义的救赎者的覆灭，它是对旧理性进行否定的激情，是让旧秩序颠覆的革命宣言，是对旧道德进行清除的口号，就像伍尔夫所说：“一九一〇年十二逢月前后，人类的本质一举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