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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0421·1566 |
| 作者：【法】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2.30元 | |
| ISBN：9787020142668 | |
| 页数：256页 |
三个女人，三种生活，三个大洲，同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印度，斯密塔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贱民”，为让女儿逃离残酷而荒谬的传统，她把女儿送进学校，最后，斯密塔决定带着孩子远走他乡。意大利西西里，朱丽娅在父亲的假发厂工作，父亲因车祸陷入昏迷之际，她在恋人的帮助下决定利用网络从印度市场收购头发，拯救工厂和家人。加拿大，萨拉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律师，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投入了全部精力，她即将登上事务所最高位，却发现自己患了乳腺癌，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事务所在得知她的病情后，以让她好好休息为借口，把她隔离起来，萨拉一度消沉，之后决定积极面对困境。最终，印度女人的辫子，经西西里女孩加工成假发，戴在了加拿大女人的头上。她们原本素昧平生，却被这条辫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辫子》：她就是人格化的肿瘤
我享受这孤独的时光，双手在舞蹈的时光。
这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
我们谱写着一个有关编织和辫子的故事。
这是我的故事。然而它并不属于我。
三根尼龙绳紧绷，一只手抓住线头，然后将它们扎在一起，“接着，重新开始/反复千次”。这是“双手的舞蹈时光”，这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享受的孤独时光，但是，这反复千次的编织为何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为何“这是我的故事”，然而它“并不属于我”？怪诞却“不属于我”，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像是游离在故事之外，一个编织的作者，把三个故事变成“三股头发交叉编成的集合体”的时候，是不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自己在这个集合体之外？
女性作者，女性主角，这是一个关于女人命运的小说，当那些头发从印度巴德拉普尔、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加拿大蒙特利尔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女人的命运是不是真的被改变了？当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在题辞中说这是“怪诞”的故事，说这不属于自己的时候，她为之建立的体系其实是脆弱的，虽然她是献给“所有勇敢的女性”，虽然他引用《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的话“只有女人与轻浮女人正好相反”，但很明显，她笔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命运的女人真的不算勇敢，当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自由。
要勇敢并且自由，就是女人对于命运要进行反抗，这是基本的逻辑线，反抗什么？当然是那个男人主宰的社会。《斯密塔》的故事里，站在印度女人斯密塔前面有一个男人，他就是丈夫纳加拉简，“她属于他，是他的所有物，他的奴隶，就应该对他唯命是从。”女人是男人的一个奴隶，男人对女人发号施令，所以这种男女对应的二元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丈夫纳加拉简和斯密塔同属于“达利特”阶层，这个阶层在印度就是“不可接触者”，是“处于种姓之外，制度之外，一切之外”的存在，甚至纳加拉简和斯密塔的命运相差无几：“他是个捕鼠者，和他的父亲一样。他在贾特人的田里干活。”用田里捕来的老鼠维持生计，这便是一家人的生存下去的保证，在这种命运里，他们其实是同病相怜的，而且，在 斯密塔决定带着女儿离开这里寻找一种未来的时候，斯密塔的内心也有过挣扎：“斯密塔突然感到心里一酸。她是爱过这个男人的，也习惯了他那令人安心的陪伴。可是，她恨他的懦弱和用来掩饰他们的生活的宿命论。她多想和他一起走啊。然而，从他放弃斗争的那一刻，她不再爱他了。”
爱过这个男人，现在不爱他了，因为他没有像斯密塔一样选择离开，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将斯密塔的反抗指向纳加拉简显然是粗暴的。而其实，对于身为“不可接触者”，最大的命运压迫来自于其他的阶层。斯密塔决定带着女儿离开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女人，一个是决定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的女人，当比达利特更高一层的贾特人知道她要离开之后，就在她穿过田野逃跑时逮住了她，他们将她拖到一片无人的荒地，八个人把她轮奸了整整两天；另一个是斯密塔在车上遇到的一个寡妇拉克什玛，丈夫在几个月前因为流感而去世，她的婆家便抛弃了她，因为在他们看来，拉克什玛是一个“没能挽留住死去丈夫灵魂的罪人”。
身体上和精神上备受折磨，这是印度下层女人所受到的痛苦，而这两个女人之所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并非是男人所为，而是他们面前强大的阶级观，就像斯密塔和纳加拉简永远是达利特，女儿也无法改变命运成为贾特人，他们的一生都是“不可接触者”，都要在掏粪和捕鼠中度过，都会受到他人的贬低甚至侮辱。“你是一个达利特，一个清扫工，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这么活着。”所以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男人，而是特权。特权撕破了拉丽塔身上的纱丽，特权让她一个人打扫教室，特权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特权也强奸了女人，惩罚了寡妇。
对于西西里的朱丽娅来说，男女之间的二元关系也被解构了，她二十岁就在父亲的兰弗雷迪公司里做头发，在她的生命中父亲反而是让她学会了独立，当父亲在收头发的时候出事，整个公司似乎陷入了困境，走向了破产的边缘。在朱丽娅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是母亲口中可以结婚的男人：吉诺·巴塔格里奧拉这些年一直爱着朱丽娅，做梦都想娶她。但是这个男人并没有成为朱丽娅命运的压制者，他的确有钱，但是朱丽娅却反对这门亲事，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另一个男人却是她爱情的拯救者，这个来自克什米尔的男人卡玛是个难民，他是朱丽娅在游行中认识的，之后两个人产生了感情，朱丽娅抛弃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转而投向了这场来自不同民族、阶层两个人的爱情，卡玛甚至在爱情中，帮助她走出困境：用印度人敬献给神明的头发做假发卖掉。
实际上，压在朱丽娅命运之上的巨石不是男人，而是一种传统观念，“意大利人只能要意大利头发”，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兰弗雷迪家一直以来都在西西里进货，收集头发是这里一项古老的传统。”所以在这个命运中，“谁也不可能动摇传统而不受惩罚。”而从朱丽娅面临的困境又可折射出西西里岛的人的观念之可怕，无法收集到头发是因为“饱受现代生活折磨的西西里人不再保留他们的头发了”，不仅仅是头发，只要是用久了的东西就会扔掉，再去买新的。
特权的等级的存在，使得斯密塔一家都处在穷苦和丧失尊严的命运中，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使得朱丽娅的头发产业陷入困境，而在《萨拉》的故事中，作为律师事务所的一员，萨拉的确活在“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事务所里，就像她在十年前第一次踏入大厅面试的时候一样，“她面对着八个男人，包括事务所的创始人、管理合伙人约翰逊本人。”正因为要在众多男人面前出人头地，甚至要成为下一届管理的合伙人，萨拉牺牲了太多——“为了工作，她经常熬夜，还搭进去两段婚姻。”最后的结果是因为疲劳身患癌症，而为了不影响工作，不影响地位，她甚至只能一个人承受。
三个女人都面临着困境，对于他们来说，需要反抗，需要唤醒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是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当女人反抗而改变的时候，其实在部分体现了勇敢精神之外，并没有抵达自由，甚至她们的行为只是一种妥协。斯密塔无法忍受“不可接触者”的命运，在她内心来说，一直有一股弱小的力量，就像她妈妈传给她的那只用灯芯草编织的篮子，是命运的写照，“这个篮子是她的劫难。一个诅咒。一种惩罚。就像妈妈说的，她前世一定造了什么孽，需要今世来偿还。”所以斯密塔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的，她觉得要改变一切，必须让女儿接受教育。但是当女儿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她想到了离开，但是离开是为了什么？
“她向毗湿奴发愿，要是她们能成功逃脱，要是婆罗门的妻子什么都没发现，要是贾特人没能抓住她们，要是她们能平安到达瓦拉纳西，坐上火车，最终活着到达南部，那么她们就会到蒂鲁帕蒂神庙去为他朝觐。”向毗湿奴发愿，奔向蒂鲁帕蒂神庙，这是斯密塔祈求命运改变的做法，实际上在宗教意义上希望结束这一切，并不是自由的表现，更不是自我意识，她只不过是改变了在自己头上的命运形式，但她爬上蒂鲁马拉山，当向卡特斯瓦拉神献祭，当终身不剪的头发变成了敬献的财物，只不过对斯密塔的内心来说，是一种安慰：“这是一个流传千年的传统：献出头发意味着弃绝自我，将自己最谦卑和原始的样子展现在神明面前。”
真的弃绝了自我？斯密塔会向何处去？她还是达利特，在她上面还有贾特人，还有婆罗门，甚至还有把她当奴隶的丈夫纳加拉简——她一定会带着女儿从蒂鲁马拉山下来，而在命运丝毫不曾改变的情况下，失去了头发的母女甚至会陷入更深的命运深渊中——仅仅是改变了头发的属性，难道就能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改变被压迫的命运？而对于朱丽娅来说，当她在卡玛的帮助下重新开始了头发产业，看起来是女性的一次解放，而她的所有举动依然是和男人有关，父亲在病床上似乎给了她孤立，男友给了她爱的力量，这样一种自食其力的方式改变了西西里人的某些传统，而当他们把斯密塔敬献给神的头发变成了商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亵渎行为：斯密塔弃绝自我，是在神性保护的自我安慰下进行的，如果她知道自己和女儿的头发变成了意大利某一个工厂的商品，怎么能心安？
头发具有的宗教属性变成了商品属性，不仅没有在信仰意义上赋予女性独立地位，而且弱化甚至取消了其中的命运抗争因素，而最后戴上这个假头套的是萨拉，更变成了一种掩饰，而考察萨拉的命运起伏，她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也当成了这个大男子主义社会的一份子：她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身份被放在了边缘地带，取而代之的是高管、职业女性、IT女孩、神奇女侠，这些标签与其说是是和男性社会抗争，不如说是融入；她的车位上写着“约翰逊&洛克伍德律师事务所，萨拉·柯恩”，她感到骄傲，“这不仅仅是一块标示着她的车位的名牌，更是一个头衔，一种等级，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她不喜欢别人称呼她“女士”，而要称呼为“律师”，是因为在这个称呼里她才感到自己是和其他男人同起同坐的。
正是因为她在乎这些命运、等级和地位，所以她付出了所有的时间，最后积劳成疾，而当癌症侵袭她的身体时，她身上的那些女性特征又慢慢消失了，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一只乳房被割除，头发掉光——而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遭受了身体的摧残，因为她想用谎言维持这样对外的身份，而揭露这个谎言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伊奈斯，“库斯特的手上连一滴血都不会沾，完美的犯罪。就像下棋，一棋子倒下，后面的所有棋子都可以前进一步。而这个棋子就是萨拉。”萨拉的这种心理活动有着太多的嫉妒，甚至变成了一种病态。
而最后她对命运的反抗，无非也只要一种结果：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位置。虽然她戴上那个头套，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自己，只有告别过去，告别曾经撒谎的自己，才能找到真实的生活，“一个尽管被生活粗暴对待却敢于带着伤疤、缺陷和伤口，坚强地活着的女人。”她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变得坚强，而坚强的意义就是不让社会看不起她——在她面前永远有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永远属于“大男子主义”，看起来是独立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当那个遭遇沦为商品的头套从印度的圣山到西西里的工厂，再到她的头上，女人和头套一样，变成了商品社会生存的牺牲品。
“她想，为了使她痊愈，整个世界同心协力地在努力。”三个女人的头发被编织在了一起，“凡救一个人，即救全世界。”萨拉想要向整个世界致敬，但是在活着看起来新生的轮回中，无论是弃绝自我找到了信仰的斯密塔，还是重新开创了属于自己事业的朱丽娅，在“然而它并不属于我”的故事中，命运依旧张开了大口，她，她和她，不能挣脱的不是女人自身的命运，是弱小的个体无法改变整个社会规则的茫然，就像萨拉，“她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萨拉成了癌症本身。她就是人格化的肿瘤。”在对本质意义的社会不做彻底的改变，她们或许永远是“人格化肿瘤”里的一部分，抗争着，却又牺牲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