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03《辫子、小脚及其它》：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聪明的预言家不是不知道预言的难处，因此总是把“兑现”的期限预约到遥远的将来。
    ——《论预言之难》

也是1999年集结的书，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仿佛浓郁地传来，站在20世纪末端的朱正，是站在他写作的“今天”，当今天以现实的方式发生，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无疑会以一种回望的态度凝视过去发生的事，几千年，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在时间的既定轨道中，都需要这种凝视，但是凝视的态度背后，是为历史而历史？还是从历史的某种规律中认识今天，从历史的决定论中预言未来？

不管认识今天，还是预言未来，前设似乎都是把历史发展当成是一种规律性存在，这显然是朱正所反对的——当他将预言定义成一种“难”事，无疑不想对未来做出某种预估，“要做一个好的历史家，笔下所写的颇为接近于以往发生的事，难。要做一个好的预言家，叫以后发生的事情颇为接近于他所说或者所写的，就更难了。”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讲过去的事，语言家的任务是讲未来的事，在过去和未来组成的言说中，难是一个基本特征，如果说，历史学家的难在于对已经发生的事做出评判，又不失历史本来面目，这种难需要的是保持一种客观性，而预言家的难更在于对尚未发生的事做出预测，只有当未来到来检验这样的预言，才能知晓预言有没有破产。

预言之难，是因为谁也没有生活在未来，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取消预言的言说，只活在当下？这样倒变成了一种未来虚无主义，朱正显然并不是要否定预言的意义，他所谓的难其实是给预言家提出了一种挑战，也许只有客观分析历史，只有直面现实，才能正确做出预言。但是，预言破产的例子不胜枚举，柳亚子曾预言：“再过五十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做旧诗的了。”无疑最后破产了，因为直到现在作旧体诗的也大有人在。所以对于这种难，朱正认为有一个方法可以避免，那就是把“兑现”的期限预约到遥远的将来，只有把预言推向很远很远的未来，和预言者一代的人就无法证实预言，也就避免了预言陷入破产的境地。

实际上，这种方法论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即使和预言者同一代人无法证实，那么再怎么遥远，总会有人站在未来的“今天”，可以证实预言到底有没有实现，从而可以在现实的见证中审视甚至批判先前的语言。所以，预言之南不在于它不可预言，而在于用何种方式预言，在于从历史和今天如何发现存在的规律，他就是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那个预言称之为伟大的预言：“就一切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这句话其实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对人类发展的认识论，当我们还处在历史的开端，当时间不断向前总会有后来者纠正前代的错误，总会让历史变成一种规律性的存在。

朱正把说出这个预言的恩格斯称之为“不朽的思想家”，因为他深知预言之难而说出这样“伟大的预言”，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实践。当朱正认同这样对人类发展普遍规律进行预言的预言家，其实是认同有着预言精神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只有成为思想家，才能从历史发展中提炼出普遍规律，才能看见今天和未来与历史的同一性——但是，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是真的可以解释出普遍性？“论预言之难”似乎站在未来的不可知论观点之上的，不可知论就意味着现实的发生和演变是偶然性的，但是当把预言和历史都归结在思想的领域，则让历史学家从历史的成败论中看见经验和教训，以此来指导现实，甚至对未来做出“伟大的”预言。

编号：E29·2010606·0581 作者：朱正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9年8月第一版 定价：7.00元 页数：293页

一方面，他认为，“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因为历史已经发生，而且以唯一的方式发生，所有的假设都是后事之师，甚至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它已经像人们所看见的那样发生了之后，却去假设如果不是那样而是这样发生，历史将怎样写，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历史不容假设，朱正也否定了讨论某一历史事件在当时是不是必要的哲学化思辨，他举例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底是不是必要？这个问题应该问那些儒生吗？还是要问秦始皇？显然，已经成为历史的儒生和秦始皇都不会做出另一个回答，他们已经成为历史不可更改的一部分；1957年反右斗争是不是有必要呢？朱正也认为对这个讨论不感兴趣，这就走向了朱正的历史观：“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研究它是怎样发生的，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显现出这种形态，以及它对于后来事态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等等。”历史是为现在服务的，也只有从现在走向未来，预言才可能变成一种伟大的思想。

历史不容假设，历史却需要研究，朱正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不容假设的事实发生之后审视历史的走向，于是先要回头，然后才是眺望。朱正回头看见的是秦桧，当中国史学几乎不提秦桧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朱正却说他就是一位史学家，“秦桧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并不在于他的著书，而在于他的禁书。”所以他是一位“禁人撰史的史学大家”，虽然是消极，但是却也对于后世产生了影响：“秦桧在出书方面的成绩虽然并不理想，但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还是能给天下后世很大启发的。”朱正回头看见的是孙之獬，他曾在明朝巴结权力倾天的魏忠贤，但是当清兵进入山东之后又归顺了新王朝，为了在新王朝中站稳，孙之獬嗾使新朝的君王下了一道薙发令，限定十天之内“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正是这一道薙发令和之后的文字狱，使得汉人对于清王朝一直怀恨在心，“这使全国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都感到受了侮辱，因为此举使他们感到，这已经不再是那种同他们关系不大的改朝换代，而是被征服，是当了亡国奴，想做一个中立的百姓也不可得了。”如此，朱正认为，孙之獬奏请薙发令，书写的一段历史，“不但当时害死了许多汉人，并且从长远说也给清廷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致命的损害。”他的典型性在于：“些小丑的意气用事、胡闹，有可能给予历史进程以甚大的影响，这件事大约也可以算一例吧。”

朱正回头还看见了袁世凯，剪辫子而成为现代人，对于袁世凯来说只是一种表相，“头上没有了辫子的袁世凯依然是袁世凯。”在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复古派，还是在维护封建帝制，当最终在众叛亲离中走向末日，便成为了一种不合时代的必然；朱正回头也看见了姚文元，从反胡风开始，到“右派初露锋芒”，从评《海瑞罢官》一步登天，到《评“三家邨”》登峰造极，最后却落得一个被打倒的下场，“我以为，姚文元是属于已经过去时代的历史人物，今后是不可能出现另一个姚文元的了。”朱正回头看见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人物，也看见世界的历史，罗曼·罗兰是他看见的一个历史样本，从《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中，朱正看见了一个对“苏联历史”表达自己观点的罗曼·罗兰，尽管他对苏联怀着友好感情，尽管他是斯大林的朋友，但是当他进入苏联的现实，却看见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本来他希望它完美，但是当斯大林用1小时40分钟的时间与他长谈，罗曼·罗兰却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无法说服自己就更无法说服别人。这种无法说服的状态一直到另一种历史的终结：当他的日记被公开的时候，苏联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连同那些任务，连同他的良好祝愿都落空了，当历史成为最终的过往，朱正说：“他其实应该想到：如果不存在一种克服那些消极东西的机制，这种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

从秦桧到孙之獬到袁世凯到姚文元，从中国历史延伸到外国历史，朱正似乎在不容假设的历史中，在唯一的史实中寻找线索，秦桧的禁书对现实产生的启示，孙之獬的薙发令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袁世凯根深蒂固的帝制思想对历史的阻碍，姚文元的刀笔造成的历史倒退，以及罗兰·罗兰说真话的追求，都是历史最宝贵的财产，但是在这些对历史的解读中，似乎充满了历史偶然性，如果孙之獬不是作为一个小丑而意气用事，那么清王朝可能不会颁布薙发令，如果不颁发薙发令，满汉之间就可能不会形成历史恩怨，“清朝本来也应该能够像这样在满汉之问相安无事的。可是，一道薙发令立刻使这一切改变了。”同样对于袁世凯，朱正认为，他的失败是因为“不幸晚生了一百年”，而且朱正假设袁世凯早生一百年，“在一个封闭的大帝国里当一名大臣，人们都没有听说过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些事情，没有听说过民主自由等等邪说，如果在那时，有机会让他取代满族皇帝当一个汉族皇帝，他也许可以做一个圣明天子。”

当另一个袁世凯在早生一百年的历史中成为了汉族皇帝，甚至成为了“圣明天子”，朱正是不是又推翻了自己所说的“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观点？或者只是对历史的一种戏谑，但是把袁世凯想象成一个圣明天子，历史不会这样发生，但是历史是不是反而提供了可能性？就像孙之獬和薙发令，当一个小丑的举动变成历史大事，它的偶然性背后是不是就是可能性——历史很有可能会朝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前进？如此说来，历史就是可以假设的——朱正似乎处在一种充满矛盾的历史观中，历史事件的偶发性带来的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让历史不容怀疑，但是历史却似乎朝着它决定论的道路前行：如果不是孙之獬和薙发令，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小丑？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法令？所以为了化解这种矛盾性，朱正又认为历史存在着普遍规律，他在《为什么有二十四》中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在阶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为什么朝代的更迭如此频繁？“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有二十四？”从《帕金森定律》这本书中，朱正找到了答案：“一个王朝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积累的速度和积累的总量，决定了这个王朝的生存周期。”或者是农民战争，或者是军阀混战，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宫廷政变，因为王朝自身的矛盾累积在那里而无法解决，所以朝代必然被更替，这就是一种历史规律，而这个历史规律可以得出另一个逆规律：“一个王朝的稳定性，取决于它自我调节解决矛盾的能力。”

历史又走向了必然，历史又具有某种决定论。在偶然性、不可知论和必然性、认识论的摇摆中，朱正其实只是看见了历史，他的回望并没有一种走向未来的预言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很难成为一个思想家。在《自序》中朱正谦逊地否认自己算不上是思想家，只能算作是思想者，“因为我对于看到过的、听到过的、读到过的、经受过的，总喜欢想一想。”但是对历史只是“喜欢想一想”并不能成为一个思想者，他引用王尔德在《评论家也是艺术家》中的一句话：“是的，一般人对于究竟什么是思想了解得大少了，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他们说那种思想是危险的，就等于给那种思想定了罪，其实正是这些思想才具备真正的才智价值。大凡不危险的思想都是根本不配叫做思想的。”似乎证明自己是一个思想者，但是王尔德很明显强调的是需要“思想的危险”，显然，在这方面，朱正“喜欢想一想”的东西都不危险，无论是秦桧、孙之獬、袁世凯、姚文元，还是关于罗兰·罗兰和斯大林，都只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了“安全”的解读，即使是进入了历史深处，也只是在知识层面提供了一个角度：比如他从唐纵日记中读出了“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一种重要材料”；他发现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奸首领”罪处死的白坚武和李大钊其实是朋友；他提出郑超麟是个共产主义者，“大革命失败后，追随陈独秀逐渐转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并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从史料中发现真相，或者是发现真相的另一面，朱正其实还是把自己放在历史之中，历史不容假设，他只是戏谑了可能；历史需要研究，他只是发现了偶然性，历史藏着秘密，他只是有限揭开了隐秘的一角，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冒险，也没有危险的思想，于是，在回头之后他没有眺望，历史只是历史，现实和未来完全在历史之外发生，没有预言，当然也没有预言家，或者在“辫子、小脚及其它”的世界里，传来的只是一声叹息：历史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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