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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50621·1184 |
| 作者：阿乙 著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23.80元亚马逊4.50元 | |
| ISBN：9787533932527 | |
| 页数：182页 |
“我今天不是作为上帝来告诉你或者的真相，我只是告诉你，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现实是没有诗意而飞行的天鹅，是寻找食物、躲避寒冷的猪，也是抢夺领地、算计资源、受原始的性欲左右的人，所以十九岁的我，朝肉身刺去的三十七刀也组成了一个有关“意义”的现实。一场被舆论定义为“无由杀人案”的文学演算，其实是一个关于“我”的刻意在场，从作案的筹划、实施，交代到逃亡、被捕、受审，直至最后接受死刑，第一人称完全知道真相，也希望把真相通过虚构的方式还原给现实，但是这样的意义注定是无意义，“我在逃亡时一路留好痕迹，就像猎物在路上不停地遗留带有体味的粪便，让你们来追……但最终，在这场游戏中，我执行得很好，而你们有愧于我。”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我决定跑得粉碎
我们发明了意义，就像发明内裤一样。而这些意义在我们参透之后，并无意义，就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
——《告白》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书名在红色得有些像谋杀后鲜血颜色的封面上，被分列成两行，“下面”的短语后面是逗号，停顿在极短的时间里，不是犹豫，是喘息，之后则必然是一个疑问句：我该干些什么。只是没有问号，没有问号的句子总是指向确定的目标，指向确定的方向，指向确定的结局，而这种确定必定与疑问句的表达形成对比，对比是消解，也是悖论，不是我该干些什么，是我应该干了什么，我应该干了什么，却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意义是无意义，而无意义也是意义。
从悖论开始，意义就是阿乙所命名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逃。小说的主人公在被无聊完全侵占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杀人，试图赢得被追捕所带来的充实。”因为无聊，所以寻找意义，因为无意义，所以游戏，但是这“如何充实”的动机最后以悖论的方式回到文本，是不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圈套？阿乙在里面，我在外面，阿乙写作，我阅读，在这个自然形成的互动关系里，是不是也必然要带有使命？打开一本书是进入游戏，合拢一本书也是进入游戏，前者是书页编织的游戏，后者是翻阅带来的游戏。是的，一本折价之后仅售4.20元的小说，一本我几乎不会去买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它也像一条被发明而且被消费的内裤一样，以明显的逗号和省略的问号对比的方式，赋予我一种意义。我是听到阿乙在里面回想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却也有失望，当“恐惧像大风不停地刮进空洞”的时候，阿乙完成了这部小说，他说他应该嚎啕大哭，应该在悲伤中感受死气沉沉，应该像小说中的“我”一样感受到充实，而不管是嚎啕大哭、悲伤，还是充实，对于阿乙来说，都是他的意义，而在旁观的我，如何感受那种悲伤和充实，如何像发明内裤一样发明意义？一个晚上的翻阅，这是被消费的意义，它无法抵达阿乙四年半有些痛苦的写作，或者在里面和外面、写作和阅读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同步，没有共鸣，就像书名里那凸显的逗号和省略的问号一样，用一种人为赋予的意义联结成一个杀人的游戏。
并非是一种不敬，在里面的阿乙似乎也急于逃脱那一个“如何充实”的意义，急于要成为一个旁观者在外面看见“猫捉老鼠”的游戏，所以当无意义变成意义，当意义又被消解为无意义的时候，阿乙就陷在内外夹击的悖论中，他谋杀了一个人，又想进行有限的拯救，他不想看见自己，却又必须看见另一个人，他拼命逃跑，却又束手就擒，他拒绝忏悔，却又指向社会的不公，到最后他把杀人变成了救赎，把游戏变成了启示录，把一个可以埋没在底端的人变成了站在高处的上帝。
戏谑、破坏，这是阿乙写下的那个我对于世界的态度，父亲生病去世，远离见钱眼开的母亲，寄宿在势利的婶子家里，总是遇见与狗为伴的何老头，对于我来说，生活圈里的各色人种都有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而我只是被夹在里面的一个“局外人”，所以我盗窃婶子的保险柜，我在漆黑的屋子里手淫，我恶作剧那个服装店的女店员，在空虚的生活里，寻找一种意义便成为我当下的目标。其实，寻找意义对于我来说，看起来是一种人生的突围，但却完全是一种畸形的欲望，这种畸形的欲望让我兴奋，让我有存在感，甚至让我有一种活着的仪式感，但是这样的存在是脆弱的，甚至是危险的，而谋杀孔洁是这个畸形欲望的极端计划，但是我对于这个计划的执行，却充满着一种随机性。
我给孔洁发去的短信是：“我实在受不了，真想杀掉我的婶子。”这是对于谋杀欲望的最直接叙述，看起来其谋杀的目标是自己感受到不平和压抑的”城里土著“婶子，这是一种明确的报复，“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成绩更好的爸爸作出让步，为供叔叔读大学，在煤窑里埋下肺癌的根。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婶子，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土著，便觉得我们全都是欠她的。”但是在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我却以随机的方式慈刺出了那一把弹簧刀，“我想只能随便找个人，时间不多了。”对我关心的孔洁成了我刀下冤鬼，在“院落像空坟”的军校家属院房子里，我几乎在没有反抗中杀死了同学孔洁，在她没有了呼吸之后，我甚至还在她身上补上了三十七刀，然后头朝下将她按在洗衣机里。
无辜的孔洁变成随机而被杀的人，当最后在审讯时，当被问及我和孔洁到底有什么仇恨时，我的回答是“没有仇恨”，为什么残忍杀害他？只是因为“不为什么”。这是随机的谋杀，对于我来说，是带来一种游戏的快感，当然也满足了解构的欲望。而在谋杀的随机之外，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种逃跑的随机，当我构筑起那个谋杀行为之后，我想象公安局长对于逃犯进行了必要的推论：“而局长必须拿起奥卡姆剃刀，将目标削为两处：一、逃犯在那里有着重要的利益或情感约定：二、逃犯在那里有认识的人。”利益诉求和情感约定，以及那些认识的人，是破案的线索，这是一种必然性，但实际上，我只是在走向一条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逃亡之路，它的魅力就在于“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就必然会出现“猫和老鼠”的互动游戏。我在逃亡之路使用了火车、摩托车和轮船等交通工具，经历了警察的追捕，瞎跑到T市向表姐讨口水喝，洗浴中心和小姐的肉体交易，以及用三张钱抓阄决定是继续逃亡、自首还是自杀，似乎都是没有目的，而只有在这样的无目的的逃跑中才能找到充实的感觉，所以逃亡从来不是我的目的，我的意义，当最后在上吊不成而被警察围捕的时候，我愤恨地说：“要跑我早跑了。”
归案只是因为不想再跑了，就像谋杀一样，完全不是为了报复，我只是在这样的随机中找到一种解构的办法，满足“充实”的欲望，而当一切变成一种意义的时候，我又亲手摧毁了意义。而当我被审讯的时候，这种无意义又变成了嘲弄，变成了另一个游戏。“关于我为什么杀人，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律师是他们为我安排的，64岁的市教育学会副会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用道德的方式让我交代儿童时期的变故，而那个像表姐的女记者向我朗诵了一首悲情的诗歌，“我听到 听到妈妈带血的哭泣。”这是关于道德的救赎，而我似乎并不想就此忏悔，当我被宣告因犯故意杀人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故意伤害罪、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的时候，律师希望我提起上诉，理由包括医院开具的诊断书，“上边称我颅脑外伤，伴有阵头痛，有癔症、神经官能症表现”，包括妈妈一被打的代价向孔洁母亲求得原谅，包括改变年龄变成不满十八周岁，包括有逃跑中自首
情节，包括将部分责任分摊至社会，但是这五条突围路线却都被我否定了，我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不想孔洁的母亲原谅，不承认有自首情节，也否定自己年龄作假，而对于自己放弃淘跑的理由，也仅仅是：“因为我感觉他们的追捕不行。”
我背叛了律师，当然也背叛了“合理”的理由，背叛了自我解救的努力，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游戏，一个为了充实的游戏，一个随机开展的行动，而目的也只有一个，将一个活生生的自己从现实中抹除，在传统的规则之外，在合理的推断之外，在必然性之外，或者说，我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他者”，站在外面看另一个的演出，看另一个人的游戏，看另一个人的恶作剧。所以这是一种“去自我化”的游戏，杀死随机的孔洁，选择随机的逃跑，以及完全坦白真相，就是让一切变得无意义。而对于自我的逃逸也是我抵达无意义的另一条途径。
我在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用身份证花几百元买折扣火车票，然后将机票塞进排水口；我在蓄须之前花一百元找办证广告办了一张假身份证，我变成了北京人李明。在行动之前，我还剃掉了我的胡子，看起来变成了另一个人，然后也买来了衬衣、西裤、皮鞋和公文包，如此等等，对于我来说，就是要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使自己不再是自己，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人，所以作为一个“他者”，我只有在逃亡途中的通缉布告里、镜子中、被关押时的梦中，以及我写作的小说里，我才以自己的身份出现，我是“逃走时穿人字拖和裤衩”的我，我是“眼神冷漠，无所依附，嘴角下拉，胡子拉碴”的我，我是“我梦见你死的，我也可以梦见你不死”的我，我是“在白纸上写下我的名字，然后以此为中心，添加衣着、居所、学校、街道、熟人、性格、事件、命运，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的我，这是虚构的我，其实也是真实的我，只有在被解构而虚构的地方，我才能以旁观的方式看见另一个自己，一个充实的自己。
但是随机的谋杀，游戏的逃亡，虚构的自我并不总是以游戏的方式远离存在，那个在外面的我其实一直有一种走进去的冲动，即使这个游戏看起来是我占据了上风，甚至赢得了胜利，但是我还是急于给这种无意义赋予一种意义，急于从“局外人”的角色定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说，我所有无意义的欲望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意义，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甚至悖论的处理中，我的所有谋杀计划都变成了预谋，我的所有游戏都是为了答案，我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赋予意义。
“如果我谋杀的不是这样一个不允许谋杀的人，谋杀又有何意义？”这是谋杀孔洁的意义，必须杀一个人的随机变成了必须杀孔洁的必然，“我选择孔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既轻信别人，又不懂得反抗，最重要的是，她活在你们内心的最高处。我当着你们的面将瓷器一般的她摔碎了，你们便会涌现出空前巨大的同情及仇恨。你们咬牙切齿，恨不能将我五马分尸、凌迟处死。”不是因为她无辜，而是因为她值得杀。而我没有在现场强奸孔洁，也是一种目的论，“为了一种纯粹。”当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关于人生存的宏大意义，这个从父亲病逝而引发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着太多的沉重感，“人世间所有的事情，行路、劳动、战争、求欢，都是阻挡肉身与时间直接接触的屏障，但在我这里，在这间无所事事即使有点事也会很快办完的狭小牢房里，我总是清晰地看着时间张大手臂走过来。”而当律师希望将个人的罪恶归结为社会时，我以否定和嘲笑的方式保全了自己的游戏态度，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却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对社会现象给予了批判：“我今天不是作为上帝来告诉你活着的真相，我只是告诉你，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我早已不相信一切。很早时我就知道天鹅和诗意没有关系，天鹅为什么总是在飞？因为它和猪一样，要躲避寒冷、寻找食物。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之所以高级于动物，不是我们不干和它们一样恶心的事情，而是我们有意识。”
律师所说的高考压力，所说的地域歧视，所说的外乡人身份，所说的农业户口待遇，所说的奴隶般的命运，都是一种浅层次的社会问题，而其实，我所说的没有诗意的天鹅，和猪一样的生存，也都是关于人的生存挣扎，律师和我只不过站在社会的不同面，而指向的其实是一个目标，所以我制造这样一个游戏，看起来是无意义，实际上是普遍意义，看起来是解构，实际上是建构：“我依靠这样的互搏游戏，打发走不少时间。有时我想在我们人类背后，在那看不见的另一维度，存在一个久睡的人，他生产我们。我试图用性来否定这种繁殖程序，很快发觉性也是梦出来的，他说要有性，于是人类便有了性。”
而当无意义变成重大意义，当游戏变成启示录，我其实在这一个悖论里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出来是为了想进入，进入却被赶出来，“而我早想终止这场游戏，我感觉法庭上的我己不是我，他只是供大家维护自己谎言的工具而已。”所以在真正的谎言面前，我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或者枪决，或者注射，死刑是在消灭一个人，“他们会找到合适的一条向社会宣布。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一个人仅仅因为无聊想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便杀了另一个人。”而我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个只有四句话的计划，只有“目的：充实；方式：逃亡：手段：杀人：资金：一万”的游戏真正变成了无法逃脱的牢笼，“我想说，在你们的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个人。再见。”
另一个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这是我的计划，也是阿乙的目的，而一个纯粹的恶棍最终被阿乙抹去名字的时候，他不是虚无，而是变成了所有人，变成无法逃避的主人公，“我既想你们看见作品，又想你们忘记它。”看见作品不是完全的意义，忘记作品也不是无意义，就像念出那个书名一样，“下面”后面的逗号不代表犹豫，“我该干些什么”不必重设一种问号一样，它只在写作的过程里成为阿乙的表达，我站在外面，最后什么也没有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