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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6·2130320·0968 |
| 作者：钱基博 著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05月第一版 | |
| 定价：10.00元亚马逊7.60元 | |
| ISBN：9787532562053 | |
| 页数：134页 |
5万字，加上《导读》也只有93页，这样的篇幅对于构筑中国近代史，似乎显得单薄了点。“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在近代中国遭受屈辱之后，蒋廷黻依然有着浓郁的爱国情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在这部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近百年史事之书中，用小的篇幅构筑了一个不一样的史观。该书成于1938年，沈渭滨在导读中说：“《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称号，他有“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他有“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论点，但这些都是文本的韩愈，而在这文本之外，则是“768～824”的生辰纪年，则是“字退之，河内修武人”的注解，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其全部。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如何还原一个真实、具体的韩愈，如何从“文本韩愈”过渡到一个“时代韩愈”，古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则担负起这样的使命，用史志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
对于韩愈之文和历史贡献，最著名的莫过于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评价：“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杜、姚、宋而不能捄。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地位也是在于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的现实，不管是倡导和推进古文运动，还是尊儒反佛的主张，其诗文的历史意义已经被表标注，钱基博在《韩愈志》叙目也说：“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同时他也指出，韩愈的成就是一种开创性的意义：“盖独孤诸公之于愈，如陈涉、项羽之启汉高焉！而知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这种启文章之变的历史贡献虽然有过争议，比如明代的何大复说：“古文之法亡于韩。”开启和终结，对于韩愈来说，“誉者不免溢量，诃者亦未为尤”的争论毕竟也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但是对于韩愈这样的文学标本，可能最缺少的是将其放置在一个历史的维度进行考察，所以，钱基博写《韩愈志》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寻找古文发展脉络、借此观照韩愈价值之关键所在。
这种寻找当然是要熔铸百书、别出机杼，而对于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的钱基博来说，并非是难事。他推崇章学诚“记诵者学问舟车”的观点，学而不厌，“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贯，造诣深湛。鼎鼎大名的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所以在《韩愈志》的书写中，恰好可以发挥他的治学优势。“余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亦既三十年于兹。余发如此种种矣！会心不远，写之眉间。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三十年对韩愈文集的阅读已经积累了许多，而要全面反映韩愈的时代，钱基博也是在博览群书中寻觅到诸多参考文本，这其中包括：“吕大防《文公集年谱》一卷，程俱《韩文公历官纪》一卷，洪兴祖《韩子年谱》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曰《韩文公志》五卷，莆田方崧卿增考洪兴祖《谱》，且撰《举正》以考其同异，凡十卷。”， 另有樊汝霖《志》及《年谱注》。
如此诸多文论选集，对于构筑一个全面丰满的韩愈似乎绰绰有余。但是钱基博也有选择的重点，“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也就是说，他的选择标准有两个，一是“互勘本集以验其信”，“验其信”当然是从“史”的角度来提炼，钱基博也在《叙目》中将自己的这本书定性为“史志”：“而吾志，则史之流也。”而史志的最基本标准便是“述而不造”，也就是要摒弃主观的说法，也就是“惟恐出之于己”，这也是韩愈倡导“词必己出”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对于钱基博来说，难的并不是“惟恐出之于己”，而是在这些文献和著述中寻找适合的素材，“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诚非己出之难，而镕裁之难。”所以在《韩愈志》里，钱基博似乎重点还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意义，也就是第二个选择标准：“旁涉诡闻以博其趣”。“博其趣”是为了弥补史家之文的一贯“述而不造”的标准，而是在其中寻找到真实而具体的韩愈，所以，一方面“验其信”，一方面“博其趣”，也便有了这独特的《韩愈志》：“而吾之志愈，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其文则史”是一种创新，既非“惟恐不自己出”的文，也非“惟恐出之于己”的史，两者结合，也就为韩愈的“还原”创造了可能。
“《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文籀讨集》第六。”六篇“志”，从序列来看，也反映了“其文则史”的写作手法，也就是从古文运动的发源、形成入手，凸显韩愈的意义，继而归结到韩愈的个体行为，不管是“行实录”，还是“佚事状”，都是在“验其信”的基础上寻找“博其趣”的记载，而朋友和弟子的记录则是从全面性、时代性上勾勒一个“论其世”的为人，最后才在自己阅读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补充而对韩愈的文章进行“籀讨”。
对于韩愈来说，最大的标签当然是唐代古文运动，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韩门弟子之一的皇甫湜在韩愈的《墓志》中有过极高的评价：“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政，邪觚异端。以扶孔子，存皇之极。”“存皇之极”在钱基博看来，则是一种集大成的历史贡献：“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嚅哜道真，涵咏圣涯。于是萧颖士、李华始奋起崇尚古文，贾至、独孤及、梁肃相与为之左右，而集其成于韩愈。”所以韩愈的贡献就在于“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一脉而来，在韩愈身上就形成了新的风尚，而在韩愈同时代的李观、欧阳詹云、柳宗元、樊宗师，则形成了“韩友四子”，对于韩友四子，钱基博说：“於戏！文衰八代，韩愈继之。同声有应，莫如四子。曰观曰詹，虽明未融，至于宗师，乃僻益诡。规模未宏，而欲振靡。独有柳州竞爽于愈，不懈及古，而又妙造自然，足当两雄也！”而到了之后，则是韩门学子的崛起和继承，这其中包括“性诡激而能为古体诗”的张籍、史官记事“不要虚饰，但载事实”的李翱、“议论务为奇怪”的皇甫湜、诗文“神施鬼设，间见层出”的孟郊、体拗而意率的贾岛等，对于他们的成就，钱基博评价说：“韩门弟子众矣！尤著闻者：李翱、皇甫湜雄于文；孟郊、贾岛、李贺工为诗；独张籍兼能，而非其至。”同时也指出了正因为韩门遵守师道而“独盛”：“魏晋以下，人不事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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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钱基博（1887-1957） |
这种古文运动的发源、发展、集成和流变，更多是用“验其信”的方法，而“博其趣”则将笔墨着眼于韩愈的“行实录”和“佚事状”，比如韩愈“父殁，养于兄会舍”的童年故事，比如迁监察御史遭遇关中大旱的谏书：“关中，天下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敝。”又上章数干言，极论宫市之弊。以致最后“为幸臣所恶，贬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愈之去，百姓多称愈之姓以名其子。”也比如“愈素不喜佛”的生活习性，但却钻研于服食养生，而且还有一个故事：“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云可以长气益精。愈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遂婴疾。”如果说这些记载还偏于处世之道，那么“佚事状”则记录了一个另类的韩愈，比如“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比如“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比如“与柳宗元辈三人，夜坐谈鬼神变化”；甚至是：“韩愈有二妾：一日绛桃，一日柳枝，皆能歌舞。”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是活生生的韩愈，是“博其趣”的韩愈，而这种趣味在寒门弟子的记叙中也有所涉：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旰肠，从此改易。’”皇甫湜的故事则是：“又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骂且跃，呼杖不及，则擒啮其臂，血流及肘而止。”
“验其信”和“博其趣”，而最后一篇“籀讨集”则对韩愈诗文进行评析，这些诗文包括“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就是韩愈女婿陕西李汉辑录《昌黎先生集》，再加上其后“人搜其阙遗”而辑录的《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昌黎先生集遗文》一卷和《论语解》十卷，在这些诗文里，钱基博也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文本韩愈”：“自余论之：韩愈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表出班固、蔡邕。而运之以司马迁之灏气，泽之以扬子云之奇字。韩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从韩愈的文论、诗歌、杂著中，提炼出韩愈文章胜在指归和气格：“韩愈之文，所以开八家之宗，而不为伧野者，在运气以驶辞，又铸辞以凝气，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就如刘熙载在《艺概》里的评价，是当时文坛的“补虚消肿良剂”。与前面的史志对典籍引文“仍其旧录，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者”不同，钱基博在这一篇评析里，尽书其对韩愈诗文的主观感受，是积累三十余年而“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
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这样的写作手法，钱基博自评其“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也正是将史和文结合在一起，而“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这也符合钱锺书曾经对父亲著述的评论：“先君遗著有独绝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