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诗选:1948-1973

编号:S38·2160720·1317
作者:【英】W.H.奥登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一版
定价:68.00元亚马逊27.20元
ISBN:9787532770793
页数:520页

爱德华·门德尔松在评价奥登的诗歌时说:“从1948年到1957年,每年夏天他都住在那不勒斯的离岸岛屿伊斯基亚岛,期间所写的诗歌,开始试图理解风景的物理世界和人类身体的关系,其书写方式与地中海文化和罗马天主教文化保持了一致。”这部诗选包括了奥登从四十一岁到他去世的六十六岁之间所写的诗歌作品,与上卷《奥登诗选:1927—1947》正好成为合璧。随着年齿日长,奥登深信其诗歌的风格和主题必须与他本人发生同步的改变,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发现适合其年龄的新的写作方式,而无须去迎合他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时代环境。他并不纠结于这样的问题:“我在1967年应该怎么写?”只会自问:“我在六十岁时该怎么写?”而对于诗歌的读者,奥登曾经说过,他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写。即便他那些看似抽象而非个人化的诗歌,也都在尝试与读者建立某种交流;他认为他的读者都是独立个体,他可以倾吐衷言,也可以与他们面对面的交谈。


《奥登诗选:1948-1973》:所有人必然都是隐士

无需任何标点符号
他的思绪在诗歌、性事
和上帝之间不停游走。
——《页边批注》

不仅是思绪的游走,起先一定是脚步的游走,对于一个离开英国来到美国、皈依基督教的诗人来说,奥登的生命其实一直都在游走状态里,那是他必须经过的不同城市,那是他必须看到的不同风景,那是他无法安身的命运选择,甚至,作为感叹的标点,作为逗留的标点,作为终结的标点,在游走的状态中也无法以一页纸的方式去除,因为,他进入的是“后维吉尔的时代”,因为,他到达的是“城市的废墟”。

“城市被理性和背叛所割裂”,理性是知识?理性是文明?理性是人类自我的解放和自由?可是那里只有“落停在火葬场的烟囱上”的乌鸦,只有在燃烧的村庄和市镇,只有“沉入了冷漠海洋”的油轮,在城市废墟里,时间和空间无处存在,在此时此刻之前是过去,过去是士兵们在开火的过去,是镇长痛哭流涕的过去,是俘虏们被带走的过去。而在此时此刻之后的未来呢?“我们的过去已成一堆乱坟岗,而铁丝网一路向前延伸/已抵近我们的未来,直至在视线中消失”,一样被呈现为时间和空间的废墟所连接,而在指向未来的地方,探照灯在逮捕着迷失的人,扩音器在叫嚣着离开的人,很远很远的过去,很远很远的未来,都在此时此刻,呈现为一种背叛的现实。

此时此刻是1945年5月的现实,“美国战略轰炸调查”让奥登站在德国这片经历过战争的土地上,达姆施塔特、慕尼黑、纽伦堡等城市里到处留下被轰炸的城市残迹,而当城市成为废墟的时候,那些人又在哪里?他们在背后,在时间的背后,在事件的背后,在探照灯的背后,在扩音器的背后,甚至在摄像机的背后,当奥登站在城市面前的时候,对于他来说,不是看到1945年的现在,而是看见了背后的他们,甚至看见了指向了更可怕地方的未来。

“而我酷爱游赏的地方,它总会招来一大群的摄影师;/但我会死而复生,聆听对她的裁决。”世界是以某种镜像的方式存在的,一台机器仿佛在原谅和救赎,可是在罪恶之城里,背叛导致的割裂就像“一道裂开的深谷”,“任何仪式都无法超越”,分歧成为城市的常态,结论里包含了怀疑,即使爱元刘昂了恐惧,那也只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采取的忍受。城市已成为废墟,战争已然落幕,而肉身当然也早就已经死亡,而肉身死亡并不意味着消失,每一个城市都变成了精神上的背叛者,崭新之城里的圣徒,合理之城里的逻辑学家,罪恶之城里的邪淫恶徒,理性之城里的革命者,光辉之城里的传播福音者,以及意识之城里的孤独者,他们表达着《城市的纪念》,但却把人类带向了理性的反面。

理性的反面不是非理性,就像肉体死亡的反面不是腐朽,而是自我的吞噬,《喀迈拉》里的那头喀迈拉将“某人一口吞食”,消失而消逝,“他,这个可怜的蠢汉,/被吃得干干净净,连名字也没留下。”没有留下名字,却留下了废墟,离开了此时此刻,却影响了未来,所以当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德国离开,奥登在四年之后依然没有走出那段记忆,依然没有看见人性的希望,依然面对着喀迈拉。但是在时间的流转中,奥登还是在诗歌里留下了一个离开的标点,“城市的纪念”是一页破烂的纸,终究要在自己的时间里翻过去,而翻过去,意味着离开城市,离开废墟,离开现实的未来。

一片石灰岩,听得到海洋的低语,看得见风化的痕迹,但绝非是另一种废墟,“阳光下/斜倚在石岩上的浪荡儿,有那么多缺点,/却从不怀疑自己仍受宠爱”,却是一种爱的隐喻,抚摸、拥抱,像一个孩子,在母亲和兄弟的身边自由行走,却不走远,又要回到这个“方位明确的区域”。而其实,这是一种孤独下的自由,这是一种妒忌中的爱,“有福的人不会在意自己如何被人品评,/没有什么要去隐瞒。亲爱的,我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当我试着想象一种完美无瑕的爱/或此后的人生,我所听到的是地下溪流的/潺潺声,我所看见的是一片石灰岩风景。(《石灰岩颂》)”

“以前我并不知道意大利和我的故乡——奔宁山脉的相像。事实上我开始动笔写一首新诗,《石灰岩颂》。它的主题是,只有岩石创造了真实的人类风景。”奥登在此后回忆这一片石灰岩风貌的时候,这样说,这里的大海,这里的风浪,这里的岩石,其实都是自然的一种杰作,都是生存的和谐状态,自给自足,“我就是孤独,我不会要求什么,也不作任何许诺”,而这正是生命的本真,正是在城市废墟之外的另一种风景。所以对于奥登来说,石灰岩是一种寻找的终点,远离人类受伤而自食的城市,远离象征贪欲的平原,在孤独的异域获得一种平静和和谐的风景。这风景是石灰岩,是《伊斯基亚岛》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是《坏天气》里“战胜地狱”的人类机智,是《岛上墓地》里去除“鱼一般欲念”的平和,当告别了“哺乳动物的发情期”,当告别了“肉胎凡躯的粗粝本质”,“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好运气:/爱一骑绝尘必会抵达它的终点,/一座孤峰并不需要什么友伴。(《岛上墓地》)”

离开战争废墟,离开城市记忆,从1948年到1957年,奥登每年夏天都住在那不勒斯的离岸岛屿伊斯基亚岛,对于他来说,离开,却意味着一次重返自身的过程,岛是一种隔绝,却也是一种新生,这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这是一处人性的田园,这里的风完成的是“语言的仪式”,“大地、天空、几个珍爱的名字/也依然有形可见。”这里的树林“在祈求圣母的恩典”,“乡间漫步者与树木的偶然相逢
充分揭示了一个乡村的灵魂。”这里的山脉呈现着“一种散漫的风格”,“对一个曾误入歧途的生灵来说,/即便在这座最美丽的山上,五分钟/也已经够长、够长。”这里的平原充满诗意,这里的溪流展现自己的光彩形象,这是灵魂之地,这是信仰之地,这是生命之地,而每一处风景都在说着属于自己的话,就像诗歌,必然在远离尘嚣、远离城市中说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奥登在这里感受到的是人类最后的语言,当“蔬菜和鸟儿说不出任何字词”,当未受洗的知更鸟的“赞美诗只能自我确认”,只有人可以选择用自己的语言,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

从现实返回自然,从自然认识人性,对于奥登来说,这是一种孤独的状态,在孤独中只有语言才能抵达自我,“语言只属于那些信守诺言的人。(《孤独的高等生物》)”“说出一个句子就会让一个世界呈现(《言辞》)”,即使无言之物,也会被赋予语言,也会超越辞令,也会让时间变得丰美,而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一种存在的必须,“怀着感激,我睡到了大清早上,这并不是说/它对我解读的暴风雨的言语有多么地信任,/只是平静地将我的注意力移向收到的结果/——我的贮水箱存了那么多立方的水/足以抵御这个酷夏——正所谓要事优先:/很多人无须爱也可苟活,但没有水则万事皆休。(《要事优先》)”

会说话的诗人,也是在言语中也看到了爱,“桥上静静站着的一对恋人/对你们的思虑毫不在意:/沉浸于喜悦的力量,/这是专属他们的时光。(《谣曲五首》)”这是自我度量的世界,这是自我浪漫的时刻,而这自我其实是人类真正的本性,真正融入自然的爱,真正去除丑恶的灵魂,奥登所理解的是自然物理世界和人类身体的一种对应关系,而在这种对应关系里,他试图归于一种信仰,一种仪式,一种“牺牲者终将获胜”的救赎。

从“充满了平静的喜乐”的晨祷,到“呈献给那些敢为人先的无名英雄”的午时经,从“溪水在哪里流淌”的午后经,到“迫使我们去追忆我们的罹难者”的夕祷,从“合奏出美妙的卡萨欣组曲”的晚祷,到“上帝保佑这个王国和它的子民”的赞美经,奥登在《祷告时辰》里重新建立了宗教的仪式,而这种宗教仪式是解救,也是融合,“我最初有关宗教的记忆,是那些宗教仪式,它们充满神秘色彩,令人兴奋不已。”每一个仪式都在唤醒自我,唤醒沉沦者,唤醒迷途者,它让我忘掉了姓名和来历,它让罹难者重新拾起了希望,它让亡者的魅影得到解脱,它让我们的替身忏悔,这一切,是为了赎罪,是为了挣脱,是为了皈依,“太阳和月亮为他们提供了相似的面具,可是,在文明衰退期的这个钟点,每个人都必须以真面目示人。”而在并非是仪式本身的意义,对于奥登来说,宗教世界其实就像那岛上的风景一样,它抵达的是一种自然,一种文明,一种告别现实的孤独,一种理解人性的机会,“上帝保佑这个王国和它的子民;/上帝保佑这个绿意盎然的俗界:/孤独自处,期待友伴。(《七、赞美经》)”

自然和宗教仪式,当然是背向那个废墟世界的城市,而在1958年之后,奥登离开了伊斯基亚岛,来到了奥地利基希施泰腾的乡间小舍,对于他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三只猫、两头羊、一头猪、两只母鸡、一百七十三条金鱼,他已经告别了海岛的风,海岛的石灰岩,海岛的语言,那些动物对于来说,是构建了另一个家园,从自然到家园,其实是奥登的一种自我皈依,一种家的感觉让他成为这里的主人,引用《诗篇》说:“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是上帝的声音,而在这个家园里,奥登要让自己成为上帝,自己救赎灵魂:“世界不会如它应该的那样历久弥新,无论它/是否会消亡,仍需予以重建,/因为不管如何,我们能在窗外看到的/那个不朽的联邦/仍在眼前:它品位高雅,/从来也不乏味”。

从“请给我们以安慰”的创作洞穴,到“唤醒了我们对某个不断返回的地方的感知”的地下室,从像“—座高山城堡”的阁楼,到“所有的艺术都源自这自发的‘嗯嗯’声”的卫生间,从水流瀑布体的排列诗行的浴室,到“更深刻地改变了平凡人的生活”的厨房,奥登赋予每一个地方以诗意,普通的家园生活散发着一种浪漫的气息,而这种浪漫并非是他孤独状态下的享用,而是在自由世界里接纳诸多的朋友,这朋友是曾经迷途的自己,“它不是摇篮,/不是时钟消失的奇幻伊甸园,/也不是没有窗户的坟茔,只是/我可以自由进出的一个地方。”是逝去的友人,“身处孤独书斋中的我们,是多么需要/已故好友的陪伴,当自我变得无足轻重/虚耗在一大堆琐事上,沉闷的日子里,/请给我们以安慰”;是远道而来的同行者,“晚安!或许,你们马上就会进入/甜美的梦乡,并且确信/管之前谁在这张床上睡过/定是我们喜欢的人,/而在我们友爱的小圈子里/你们也会是独一无二。《友人专用》”

这里有真正恒久的沉静,这里有鸟类管弦的歌声,有丰盛美食,有慷慨自然和圣灵恩典的创造物,一种归宿,一个家园,其实对于奥登来说,这归于“平凡生活”的地方却是爱的世界,“一间起居室,这包罗万象的区域/你和我/不敲门就可进去,离开时也无须鞠躬,/以同一种姿态、长久的信任,面对了/每一位来访者”,“你和我”是奥登和切斯特·卡尔曼,从1939年开始,两个人坠入了爱河,但是这段同性之恋最后却给奥登带来了伤害,对他来说,卡尔曼的离开也是一种背叛,所以在双重的背叛中,他最终选择的是和卡尔曼保持亲密友情关系,而不涉及肉体。从1958年开始,奥登常和卡尔曼来这里度夏,这是没有肉体的平凡生活,这是指向心灵的独立,共有的世界,共有的爱,在奥登看来,仿佛是一个奇迹,一个抵达真实的奇迹,一个创造另一种生命体验的奇迹。

但其实,这种柏拉图式的爱造成的奇迹并非是永恒状态,平凡生活与其说是一种和谐,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其实在卡尔曼离开奥登之后,在相互独立的性关系上,奥登却陷在苦恼之中,“有些时侯/你需要钱,/而我需要性。”这是奥登发出最直接的声音,他甚至一度把爱称作是一个“非常俗烂的词”,他鄙视“戴上寡妇帽”的基佬,他痛恨一个人的孤独,他甚至希望找应召牛郎来凑合,在痛苦折磨之后,奥登对于爱的疑问是:“触目所及皆荒凉,/照此类推,/我如何才能构想出/一种永不弃绝的爱?(《爱的场域》)”

所以在“平凡生活”里构筑的非肉体之爱,看上去只是奥登的自我虚构,而那个真切却残酷的现实只能放在自己身后,那三首和性有关的诗歌一直到奥登死后再发表,而在生前,在那些被生命之中的标点注明的情感世界里,岛屿、家园、自然,其实都是他在真实世界里游走之后的另一种想象生活,它们是异域,它们是另一个王国,“身处典型的异地环境/你的名声恰如自我的镜面反应”,就是在这样一种“镜面反应”的世界里,他是自己的上帝,自己的主人,自己的爱,甚至渴望在孤独的现实中留下一段空白,“你旅居某地的经历,会在你喋喋不休的/自传里留下一个无言的空白时段。(《异地疗养》)”

1948年至1957年的城市记忆和岛屿风景,1958年至1971年的乡间小舍“平凡生活”,对于奥登来说,这些时间标记清楚地成为一生中的标点符号,而诗歌、性事、上帝之间的游走之后,他终于在最后的时光里,开始感悟生命,开始了哲思,你和我在矛盾中和解:“手掌平伸表示了欢迎:/看!因为你/我已松开了拳头。”人和人在斗争中失去自我,“在舞台上,剑、战马/部是神圣的,而人呢,/又穷又蠢的乡巴佬。”诗歌和诗歌在游戏中死去:“天生就能把轻体诗写着玩,/他死于行刑人的刀斧下,/死得很勇敢。”那些暴君,那些屠杀,那些没落王朝,那些篡位者,在奥登的世界里获得即失去,活着便死去。而当这些感悟当成为《页边批注》的时候,对于奥登来说,一本厚厚的人生之书终于合拢,没有了战争,没有了废墟,没有了背叛,没有了逃离,世界就是一座“没有墙的城市”:“今天,所有人必然都是隐士”。1973年8月,成为诗歌世界隐士的奥登在最后一首诗里,终于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善恶,超越了肉体,“事实上,正是我们/内在的恶创造了它:/善是超越时间的。(《尾声》)”

奥登诗选:1927-1947

编号:S38·2160720·1316
作者:【英】W.H.奥登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5月第一版
定价:88.00元亚马逊35.20元
ISBN:9787532764198
页数:560页

“更离奇的今天/更离奇的今天,我们忆起了同样的暮晚,/并肩漫步在一个无风的果园,/在那儿,溪水漫过砾石,远离了冰川。”1927年12月,奥登写下了这一首诗,对于今天来说,成为一种充满回忆,却远离过去的存在。W.H.奥登,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自1927年初出茅庐到1973年魂归诗国,近半个世纪里,奥登的作品从政治写到宗教,从城市写到乡村,华美词章俯拾皆是,街谈巷议亦可入诗。本书是奥登自愿保留的诗歌全集的上卷,文本获得过他本人的首肯。此书连同尚未出版的诗选下卷包括了此前各版奥登诗集的全部内容,并且涵盖诗人后期的所有短诗集,可以说,奥登诗歌的精华已尽数裒辑于此。纵览书中篇什,令人不禁赞叹奥登诗艺之精巧,情怀之广博,而古老的西方文学传统,更是在他笔下,一次又一次重现往日的荣光。


《奥登诗选:1927-1947》:呈现一支肯定的火焰

但那些家伙可不是孩子,不会睁着
我们已失去的不加辨别的大眼睛,
他们占据了我们狭小的空间
伴随着无政府主义的肆意妄行。
——《他们》

他们不是孩子,他们占据了空间,他们带来了怨恨,他们肆意妄行,而他们却始终站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用畸形的翅翼袭击了我们,他们将自己的仇恨对准我们,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哭泣。在我们每一次的恐惧中有他们,在我们每一次的感受中有他们,在我们每一次的流浪中有他们,他们和我们如影相随,却几乎把我们带进绝望的深渊,我们是门徒,而他们却是敌人。

但是,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来自何方?1939年的天空中,到处是恐惧,到处是敌人,曾经那里是故乡,曾经他们是朋友,曾经他们和我们一起漂泊,但是当森林以盲聋,当牧场已贫瘠,当我们已哭泣,当流浪中刻下了怨恨,还有什么是我们皈依的终点,还有什么是我们最后的归宿?过去不存在,而未来呢?站在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站在已远离故乡的异域,奥登看见了“而我们作为其门徒/已然失败”的现实,看见了无政府主义的肆意妄行,看见了漂泊生活的可耻标记,一种被他们影响的生活,一种找不到自己的困境。

“危机,即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也就是说,理性与心灵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低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野蛮而实际的煽动者之间的分裂。”奥登写给好友道兹夫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而《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就是《危机》,他们制造了危机,我们承受了危机,在分裂的状态里,1939年似乎在奥登的个人世界里,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转身回到由他们存在的过去,一种作为门徒被他们保护的生活,而另一种则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的泪水从我们未曾放弃的/爱里涌出;我们的城市比我们的希望/预示了更多;甚至我们的军队/也在被迫表达我们对宽恕的需求。(《他们》)”

爱、希望和宽恕,当然是一种精神的需求,当然可以弥补裂痕,可是未来对于奥登来说,仿佛只是一个虚构的词,那种寻找的主题看起来更像是在神话故事里,金羊毛或者圣杯,远离了一切的战争,远离了城市和工业,远离了他们,是精神最后的归宿,当那扇未来的门打开,里面或者有彼此拥抱的朋友,或者有重新拾起的母语,或者有闪烁的日光,或者有乡村的美景:“到了午饭时分/会在太阳底下围着喷泉排排坐,/见了进城的乡下孩子就嘲笑取乐。”但是那扇门里面的也都是和未来一样遥远的“神秘物事”,一样不可捉摸的规则,一样走向错误的道路。未来是对于现实的否定,可是这插入的否定是不是就是真理?那允许自己虚构的瞬间会不会就变成真实?甚至,当出现“他们”的时候,是不是还会让我们甘心成为门徒?

其实是逃离,“他满腹疑虑,瞪看愉快的官僚/在那串名单里写着自己的名字”,在未来的探寻中,他们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当神秘、惶惑的那扇门打开,或者将会发现“他们的意志中枢已转移”,而更为不安的是,连我们也不见了,我们中的我也没有了名字,甚至我就变成了他,他大声惊叫起来的时候,说出的就是那一句:“这不是我,”依然是否定,却依然不是真理,而我只是“抬脚跨过了一位前辈的头盖骨”,我“只不过写了一首无聊诗歌”,所以当我变成他,没有了名字,没有了身份,没有了诗歌,甚至会慢慢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和他,是客观和主观,却也是危机和迷失,而在这样一组踏上美国土地之后的《探索》组诗里,奥登仿佛看见了已结束的旅程:“希望和负累已终止:/某个老处女的孤寂时常萦绕盘桓,/玫瑰褪尽了华美如丢弃一件披风”。结束是一种终结,被终结的未来里,奥登看见了双重否定的世界:“乌鸦飞来的时候,知更鸟不见了。”“钥匙能开门,也会生锈。”

这是《童谣》里的悲观,这是返回原点的哀叹,1940年的《探索》里其实更多是寻找一种精神的归宿,寻找一个只有我的王国,所以探索也是回归,而精神的故乡,爱的怀抱到底在哪里?那在1927年至1932年的诗歌里,是明明有一个鲜活的我,“今天,/蹲在羊圈后面,我听到/一只突然掠过的飞鸟/迎着风暴大声呜叫,且发现/年岁之弧已连成了一个整圆,/而爱的陈旧电路再度运转,/永无休止再不会逆向改变。”而在我的身边也是一个“你”:“你的信已寄到,如你一贯的口吻,/说了那么多,人却不来此处。”即使不来此处,却还有散发着你的温度的信,所以在那时,奥登生活在一个“信史时代”,信里讲述思念,信里表达情感,信是沟通,信是交流,即使“总担心说得太多而词不达意,/也不会如这般欲言又止。”却也是像手指一样“未麻木”。

信史时代是今天,有暮晚散步的果园,有溪水漫过的砾石,有鸟儿带来的自由,有黎明时的安宁,有“脸颊贴脸颊,/情话对情话”的爱,而对于奥登来说,这一种没有距离的爱却是走向自我世界的一种寄托,“而爱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望见的惟有他自己的田地。”《谣曲》里有自己的田地,根本不是那知更鸟不见、钥匙生锈里的“童谣”,而是看见了只有自己的那个世界,所以,“爱,你应如他—般/成为真正的传奇。(《传奇》)”爱的传奇里,是一个人格化的对象他,克鲁爵士中了魔咒,却为为恢复原形而陪伴主人一同冒险。所以这个他是自我原型的外化,而“爱“也成了信史时代奥登拟人化的精灵,同时也变成倾诉的对象。

W.H.奥登:爱赐予了力量,却带走了意志

自己的田地,为什么要用最大倍数的望远镜?为什么在眼前的自己不被看见?其实这种爱明显带着一种乌托邦的色彩,里面传递着一种幻灭的担忧,在奥登成长过程中,他获得了父母的爱,家人的爱,身体之爱和精神之爱,但是显然,爱对于奥登来说,远不止是简单的肯定状态,在那种呵护的背后,在信使的虚构中,爱反而变成了一种束缚,一种成长的烦恼,“而全部的感情终于一吐而尽,/重又拼合了那个古老意象:/对爱的渴望化身为一头元鹰”,那是明显刻着“家族幽灵”的意象,庞大而静默的岁月,其实是一个冰河期,四季更迭变化,起初是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但是在出生之后,在时间的流逝中,当知识充塞其中,当自我逐渐成长,当经历了白天和黑夜,爱却像“只是过去某个庞然大物/的一个衰败残余”,甚至在某一种死亡里,那些欢笑和亲密,都已经变成了岁月的另一副面孔,所以青春期的反叛,也变成了一个否定句,乡村的仪式里有“懦夫”和“骗子”的谩骂,母亲的仪容里找不到家族姓氏的由来,而在父亲为代表的体系里,奥登的质疑完全变成了对于父权的否定:“毋宁说,毋宁说,/要出人头地,我们推定/一个人应该没有父亲。(《圆满结局》)”

没有父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否定一种被带走的爱,“人们已停止了相互的指责攻击,黄油和父亲重又回来了;我们和母亲度过的假日已远逝,那山顶的带家具房间,那荒野与沼泽;夏日周末的夜晚也已离去,当沿着海岸大道,一阵古怪的喧闹声渐行消散,‘永恒的天父’,三个小男孩又唱又喊。”在1936年7月-10月奥登《致拜伦勋爵的信》中讲述了自己好而父亲的关系,同样是一封信,奥登写给《唐璜》的作者拜伦,其实是寻找属于自己用来反叛的英雄,因为现实的自己,“我们是跟屁虫,是堕落、乖离的那一代人的某类穷亲戚,成长于父辈们参战的那个年代,为‘爱’这个词平添了新的光彩。”父亲在一战是加入皇家军医部队,两个哥哥被送去寄宿学校,在乡下的日子里,奥登其实缺失了很多,而在缺失的岁月里,“永恒的天父”也在精神世界里成为一个虚幻。所以当奥登喊出“一个人应该没有父亲”的时候,他其实正式从精神世界的那个起点出发,关于爱,关于家族,关于工业,关于精神,关于战争,进入到那扇被打开的门,进入那个用望远镜最大倍数看到的田地里。

自己的田地里真的已经找不到我了,那里有废弃的冲积矿床,有锈迹斑斑的铁轨,有故障频仍的信号灯,有来自钢铁丛林的警讯,这是工业社会到来的标记,曾经是奥登最喜欢去的阿尔斯顿,却只有颓废而冰冷的一切,童年的记忆找寻不到,文明也正在一步步远离自己的田地:

这片土地已被割裂,再不会传情达意,
对人们来说,已没有什么额外助益,
而离开这里,他们的面容会更加地茫然;
你的汽车射出的光柱或会穿透卧室的墙壁,
却唤不醒睡着的人;你或会听到
从无知海洋刮来的海风
自顾自地撞着窗玻璃;而榆树不会喊叫,
它毫无阻碍地焕发了生机,因春天已至;
但未必如此。在你近旁,高过了草尖,
芒穗在决断前镇静如常,已察觉了险情。
——《分水岭》

这是记忆的分水岭,这是文明的分水岭,这是爱的分水岭,一个自由人在哪里?他早已经从直立状态而“横躺地下”,一场游园会里有什么?只有穿裘皮大衣、穿制服的陌生人,流浪者“在荒野上喁喁独语”,眺望者“只是得了病”,流亡者“在人堆里就忘了抽屉里的手枪”,见证者必须远行“去面对危险与痛楚”,而那一个他,“开始爱上了/废弃染缸上长出的苔藓”。从信史时代到工业时代,是奥登精神沉沦的转折点,而当告别了童年记忆的铁矿,奥登走向更广阔世界的时候,这个时代给他带来的迷惘阴影已经深深笼罩在他的世界里,1933年至1938年的专辑里,奥登从乡村走向城市,在那里到处是饥饿城市的奠基者,是消失的童年嬉戏的海滩,是殒命于山峦的“那么多人”,“医院、街道和广场的规划图/为思乡的孩子们提供了慰藉,/而我,他们的创造者,站在梦境之间,/任何一处都无法选作家园,/你期许的爱从未来到卧榻前/午夜时不会枕上你的臂弯。”

但实际上,看见这样饥饿的城市,看见这样沉沦的现实,奥登似乎还有着某种的寄托和希望,他甚至喊出了“我们将重建城市,而非梦想海岛”,甚至在梦里还看见了自己,甚至设想水流会重新涌出和奔泻的山峦和谷地,他把这样的寄托看成是一种“减数分裂”,正如生物细胞一样,在减半分裂中保证物种染色体数目的稳定,而且也在适应环境中不断进化:“美好的谎言无法遏止爱的潮水,/所有人都因之而变,也乐意追随。”而在具体行动中,奥登开始走向寻根之旅的北方:“每一座港口都因海洋而得名,/那伶仃之海,腐蚀之海,悲伤之海,/而北方意味着‘拒绝’一切。(《冰岛之旅)》”

奥登的父亲一直宣称家族有着冰岛人的血统,所以奥登的冰岛之行一方面是从烦扰的欧洲大陆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找到另一个自己,“欧洲已缺席:这只是个岛屿,它应该/也是个避难所,在这儿人们可以赢得亡者的爱/当他们在梦里控诉着满怀怨恨的/私人生活,而软弱者会摆脱/过度热情的吻,在它的荒漠里体验纯真。”但是冰岛之行对于奥登来说,也只是一种虚构,“它的希望只是个希望,传说中的/公正国度依然遥远。”遥远的虚构,冰岛之行只是让奥登暂时离开了缺席的欧洲,而大海对于他的诱惑,终于让他开始离开欧洲,去往另一个国度——美国, “然而,他和他的到来总如所期待:/当走下轮船,海港会触动他心弦,/温柔,甜蜜,敞开了胸怀;/座座城市令他如迷狂者般痴爱;/人群为他让出道来,毫无抱怨,/只因大地对人的生活尚能忍耐。(《旅行者》)”不是逃亡者,而是旅行者,不是寻找归宿,而是开始新生,三十年代末,他定居纽约,他皈依基督教,这一切似乎都结束了奥登身上具有的欧洲元素,实际上也改变了他思想的走向。

实际上,奥登离开欧洲来到美国,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没有了父亲,奥登身上所激发的就是反叛的光芒,“再见,客厅里节制有礼的呼吁,/再见,教授合乎逻辑的推测和依据,/再见,身着礼服的外交官的沉稳风范,/现在要解决问题须用到毒气和炸弹。”不断地再见,是因为,“他爸爸曾把这个叛逆天使/扔到井里,如今那弃儿已得势。”撒旦率领众多叛逆天使反抗上帝,“他爸爸”不是“父亲”,因为这是一种双关,“爸爸”就是罗马教宗。所以在奥登开启的叛逆时代,他要用利斧砍倒他们,要将魔鬼驱逐,要与死神告别。

而在说出“再见”的同时,他也喊出了“爱”:“你该去爱你驼背的邻人/用你那颗扭曲的心。”扭曲的心期望爱的唤醒,“我爱你,亲爱的,我将爱你/直到中国和非洲彼此会合/直到河流跃过了高山
而鲑鱼跑到街上唱歌”。他也希望在诗歌的世界里寻找信仰,小说家可以“默默隐忍人类的所有过失”,作曲家的“音符才是纯粹的新发明”,在兰波的世界里,他看到了“童年时的地狱:他必须再试一次”的勇气。

解构也是为了建构,彷徨是为了探寻,所以在流浪和旁观者之外,奥登也走进了现实,甚至走进了战争,1928年他开始了中国之行,之后又返回英国,在这个过程中他写下了《战争时期》,战争是对于真实发生的战争的描写,更是对于人类精神战争的思考,理性和救赎,爱和自由,为什么会逐渐失落,为什么会被自我禁锢,杀戮来自何处,狂乱走向哪里?“每一个人类的弱点都在其中映现,/他看到了自己,凡夫俗子中的一个。”人类之罪,个体之罪,其实就是他们和他之间的从属关系,所以当庙堂成为恐惧和贪婪的中心,当殉道者看到了刽子手困惑的表情,信仰的失落何处去寻找那个“走失的孩童”?“一个时代已结束,最后的救赎者就此/在床上死去,无用且不幸;他们已安全:/巨人那硕大的脚掌,再不会在傍晚/冷不防落下阴影,踏过他们外面的草地。”欧洲时代,欧洲文明在战争中结束,那么西方就变成了虚伪的词,女人,犹太人,富人,所有的人都成为牺牲品。

但是战争和危机,对于奥登来说,却并非是精神真正的崩溃,他更多将这种罪恶归结为人类自己,也就是说,战争一方面带来的毁灭,另一方面却也是重新开始的起点,“战争单纯得如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意义在于为人类重新界定一个坐标,在他看来,战争最后所建立的就是诗人居住地慕佐:“今夜,在中国,允许我纪念其中一个,/历经十年的默默耕耘和期冀,/直到在慕佐,他所有的才能显露,/而一切就此尘埃落定”慕佐即慕佐城堡,是里尔克最后的居住地,这是奥登向里尔克致敬,在那里,种子紧挨着我们,在那里,我们被唤醒和成长,在那里,我们赤裸而平静,在那里我们生活在自由中——人在迷失之后,在徘徊之后,是可以在自我选择中为自己设计一个未来,“我们必须生活在自由中,一个山里的部族要住在群山之内”,他用强有力的自证逻辑重建了信心。

战争是洗礼,战争是重建,战争是机会,所以在对战争的见证之后,奥登仿佛看见了另一种力量,另一种信仰,“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诚实的天性,/只有诚实的人才会关切正义的实行,/只有正义的人才拥有意志力去赢得自由。”而最终建立的正义人类:“由爱和尘土构成、/被同样的否定和绝望/困扰的我,能呈现/一支肯定的火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肯定的火焰在燃烧,而在诗歌里,关于时间的标题却又把奥登带向了另一场战争:1939年9月1日,正是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二战由此拉开帷幕。

毋宁说,奥登构筑的乌托邦却是一个异托邦,诗人和他的诗篇分开,死者和活人分开,甚至爱也和罪恶分开,那么带来“肯定的火焰的战争”到底要和那一个奥登分开?当那相差十四岁的爱发生,奥登说找到了完整的生命,但是一枚婚戒在手上,最后的O却萎缩成了空洞的零,意志被肉体击败,“忘了一切已时过境迁”的感叹中,爱只是变成了两个男人的回忆。所以在异托邦的无奈、煎熬,甚至麻木中,奥登其实慢慢看见了那个正在消失的我,那个被指代的他,而以一种门徒的身份感受到失败,对于未来来说,也只有“他们”制造的那些危机:

我们是贫瘠的牧场,他们带来了流浪者的
怨恨;他们在我们身上炮制出自己的
绝望;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哭泣,
作为他们漂泊生活的可耻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