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14 “钱王”存档
是去年培训调研的主要内容，后来经过几次修改，文稿大约成型，今天老师在QQ群里，说要进行最后的修改完善，近期将交付杭州出版社出版。对于出版当然也没有什么感觉，毕竟也是一种集合而成的文稿，也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而作为自己花了点精力的文稿，也是作最后的存档。
第四篇 生态文化
第十二章 钱王文化发展与研究
一、钱王文化的内涵
唐末战事频仍，天下纷争，杭州临安出身贫寒卑微的钱镠纵横捭阖，百战创业，建立“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吴越国，统一两浙，达及苏闽，把杭州从浙西偏地建成为两浙中心，其“息兵恤民”的民本思想为开拓江南鱼米之乡和长三角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以“善事中国”的治国思想反对分裂，维护中国统一，直至后世纳土归宋，保障了吴越地区的经济繁荣，也实现了吴越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一体化，为南宋建都创造了条件。钱王三代五王遵循的“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纳土归宋”所构成的钱王文化，也逐渐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创造力和融合力的区域文化标志。
（一）前瞻性
钱镠生活的时代，战事频繁，局势不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时代之一，唐亡之后的五代演变成十国对峙局面，“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至三四岁而亡”。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钱镠从草根平民成长为杭州刺史，再到吴越国国君，亲历唐朝逐步走向衰亡的过程，也目睹了时势动荡、百姓遭殃的现实，所以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有着一种少有的谨慎和矜持，这种谨慎和矜持使他作出坚决不称帝的决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而钱镠不自立帝，也一度被历史误解为懦弱，欧阳修说：“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其实，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乱世出英雄并不稀奇，很多人趁此战乱实现自己的帝王梦，而钱镠并不是不敢称帝，而是体现了钱镠开阔的胸襟和对时局前瞻性的把握，这一点难能可贵。他自始至终以中原臣子自称，不管中原朝代更迭，不管国强国弱，不管自己有无称帝的实力，钱镠始终不称帝，也反对强藩称帝，攻杀刘汉宏、董昌，劝阻杨行密便是证据。而且，他教导自己的子孙要“善事中国”：“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大之礼”、“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如此，钱镠便成为五代时期唯一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融洽的统治与臣属关系的一方统治者。正是他不僭称帝的前瞻性，使得吴越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吴越国能够大力发展经济，充实国力，最终使吴越国成为乱世中的一方福地，也正是他告诫子孙“善事中国”的前瞻性，使钱镠之后的四个国君，始终遵循这一国策，朝奉中原朝廷，而北宋立国后，钱弘俶更是践行归“附真主”的遗训而纳土归宋，将所部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一十一万五千兵尽归北宋，成为十国中唯一不事兵戈的“和平过渡”，使生灵百姓免遭荼毒之苦，使吴越国避过兵戈之灾，保障了吴越地区繁荣的连续性，最终使吴越之地成为“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朱玉之富甲于天下”的富庶之地。
（二）民本性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的哲言，是中国先秦儒家思想的精髓。而在钱王文化中，不仅保存了儒家“民为贵”的思想，还将其发扬光大，上升到了治国之道，用钱镠自己的话说，便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在这里，百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是至上的利益，他提出了“免动干戈”其实就是爱民，并通过三代五王的实践，民本思想不断凸显，使他完全区别于五代十国中近百个皇帝、国王，同时也使“保境安民”和“善事中国”、“纳土归宋”一起构成了钱王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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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镠画像 |
钱王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于钱镠贫寒的出身，贩盐谋生中，他广识民情，乱世纷争中，他深知农村疾苦，为王之后又能听从其父劝导，勤俭从事，体恤百姓，在“钱氏家训”中，第一条便是“心存忠孝，爱兵恤民”。钱王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深深影响钱镠以及子孙对国家形势、治国方略的总体思考，尤其在政权问题上，一脉相承，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钱镠坚决克制自己称帝的野心，也规劝友人切勿“闭门做天子，使九族百姓受荼毒”，他要求家人“化身为国，爱兵恤民，莫爱财而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毋持势作威，毋得罪群臣百姓。”
这种爱民恤民的思想不仅成为钱氏家训，同时也付诸社会实践，扎扎实实贯彻“保境安民”的治国方略，吴越国息战休兵，积极治理，充实国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所以，钱镠的保境是发展中的保境，安民是建设中的安民，使吴越国在两浙80余年的统治中，成为五代十国中国运最长久，社会最稳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最安宁的国家，“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戏嬉，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钱镠曾自我评价说：“余理政钱塘，五十年如一日，孜孜兀兀，视万民三军并是一家之体。”也正是这样的治国方略，吴越国最终以杭、越、福、苏等十三州纳土归宋，维护了国家统一，防止了战争灾难，造福了黎民百姓，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
（三）实用性
五代前中国大都市都在长江以北，西京、东京称为“两京市”，是全国最大的商贸中心。而钱王利用吴越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杭州的都城建设，积极发展吴越国经济文化，成为“中世纪城市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者。
吴越王钱镠建国初期，便对当时落后的杭州城进行大规模扩建，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他还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他还置“撩湖兵”，疏浚保护西湖，使西湖不被葑草淤塞。
发展经济中，钱王还审时度势，紧紧抓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一农业的命脉，重点整治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从而把吴越国建成了江南鱼米之乡。另外，钱王还十分重视晒盐、制茶、制瓷、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农桑经济，并进一步发展丝织业，使吴越之地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之府”。
“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在吴越三代五王共80多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吴越国时期，城市的扩大，移民的增多，交通的便捷，往来交流的方便，商品交易的广泛，直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据史料记载，隋末唐初杭州户籍仅一万五千三百八十户，至五代吴越盛时人口激增至十万余家、五十万人，增速之快，为其他九国所难以企及。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四）开放性
钱镠的吴越国一军十三州，具有相对自足的地理环境，这为吴越国建设城市、发展经济提供了条件，而其东濒大海的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又一个突破口，而海上贸易的发展也造就了吴越文化中更具有开放和开拓的精神。
从原因来分析，在整个五代十国期间，吴越国都排除万难、不辞辛劳地保持了对中原朝廷的贡输，但是中原战乱使得纳贡的陆路交通中断，吴越国不得不寻找新的通道，而海路的开拓，不仅将贡品辗转通过山东半岛输往中原，而且也促进了吴越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海运业的发展，使吴越国和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都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吴越国的商船却频频造访日本博多港，运去了产于吴越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和诗文、经卷、历书等文化用品，而运回的则是砂金和木材，“从这些进口货物的结构上，可以看出吴越国‘发达国家’的地位”，据记载，吴越国商船最远抵达过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从那里带回了石油，吴越也成为当时第一个使用石油的国家。
同时，吴越国加强和促进南北贸易，钱镠在沿海各地设立一种专门的管理机构—博易务。《十国春秋?拾遗》中说：“梁时，江淮道梗，吴越泛海通中国，于是沿海置博易务，听南北贸易。”
钱王文化开放性格还体现在对于教育的重视，海纳百川，广收贤才，钱镠虽为行伍出身，为推动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钱镠从过去的重武轻文，逐步认识到人才对治国重要性的认识。他仿效周公“吐哺握发”，重视人才选拔，大胆起用仗义执言、貌不出众的罗隐。他改进了讲求奢华的陋习，重视居安思危，不求表面华饰，筑城垣，修堑壕，使徐、许作乱时，无法入城，吴越国免遭覆亡的危险。他深知文治的重要性，他强调“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他在松江口设立“智能院”专门招徕南下的北方士人，后来钱元瓘即位后，也设置了“择能院”，故吴越国人才济济，由于钱镠的礼贤下士，使江南人才荟萃，获“满堂花醉三千客”之美誉。
（五）融合性
吴越文化，在春秋时期其实是以越州为中心的越文化和以姑苏为中心的吴文化，报仇雪耻，“卧薪尝胆”，这些极富戏剧性的基因渗透在两种文化的对立上，而且吴文化和越文化长期割裂，特别是地理上以钱塘江为界，各自发展，无法实现融合。随着时间推移和历史的演变，已完全找不到特有的文化属性，而且远远落后于中原文化。
传统文化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更新，也不会随着空间组合而自动融合，必须从深层次上寻找构建适合文化更新和融合的机遇和机制。钱镠所建的吴越国，所辖一军十三州，包括今浙江全境、江苏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依托于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沿岸的天然屏障，依托于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的地理环境，对于塑造吴越文化的独特性格，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而钱镠建国之后，即以杭州为中心，治江浚湖、兴修水利，筑坝建堤，发展生产。922年，钱镠整修苏州城，原为吴国阖闾的土城变为砖砌之城，其子钱元璙为苏州刺史30年，建设了颇具特色的苏州园林，杭州和苏州的城市建设不仅对吴越起到了保障作用，而且为苏杭成为“人间天堂”奠定了基础。另外，吴越对杭州“五水”的整治，推动了两浙各地的水利发展，尤其组合了苏、杭、湖、秀、越各州，形成大批鱼米之乡，使“以钱塘江为界相对独立发展的两种文化实现了大交流、大融合。”而两浙中兴的吴越文化已经超越了春秋时期的吴文化和越文化，特别是随着吴越经济的大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大发展。佛教文化、印刷文化、园林文化悄然兴起，形成了杭州、越州、苏州、秀州等城市中心，“江南以山岳文化为主体的越文化和江北以平原文化为主体的吴文化水乳交融，创造出一种阴柔与阳刚兼备，宽容与坚韧并举，谦和与自信相谐的崭新文化——一种更加理性、开放、进取，更具有现代精神的吴越文化”。
二、钱王文化的现实意义
吴越国虽存世百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容易被湮没和遗忘，也曾引起过误解，但是在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能成为当时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最富足的“乐土”，的确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道风景线。钱氏三代五王通过富有前瞻性的治国思想，求真务实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的民本实践和开放开拓的创新精神构筑了极富内涵的钱王文化，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需要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不断突破，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而钱王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在千余年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对于时代的指导意义，使之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展现其文化的引领作用。
（一）钱王文化与和平统一思想
钱镠出生在唐末战乱时期，自小生活疾苦，对于战争的危害触及心灵，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渴望着社会的安定，渴望着国家的稳定，他从军之后，便把自己对于和平世界的追求外化成对于战乱的不断平息，并把升迁后以天下和平统一为己任。而家庭教育中，父亲钱宽的和平思想也对钱镠的人生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钱镠衣锦还乡，钱宽避而不见，他对钱镠说：“吾家世代田渔为事，未曾有贵达如此，至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父亲的教诲，对钱王之后对于“善事中国”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扬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吴越立国之后，钱镠却连自己的年号钱都未曾铸行过，有一个故事，当时有一农民在田里得国玺献给钱王，钱镠拒绝了，他说：“此天子所用之宝，非臣下所宜留”，马上将国玺献于朝廷，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钱镠内心强烈的和平思想，盼望民族统一不搞分裂的可贵精神已经深入钱镠骨髓。而钱王“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之礼”的临终遗嘱更为后代各王所遵循，形成了一脉相传的和平统一思想。公元978年5月4日，钱弘淑遵照祖上“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审时度势，纳土归宋，使当时吴越国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免遭破坏，人民免受涂炭，为北宋最终稳定和巩固统一政治局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纷争不断、天下大乱的五代时期，钱王三代五王能以“善事中国”为治国方略，舍弃自我利益，坚持一统，在当时的社会中难能可贵，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反分裂促统一的光辉典范。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统一始终是主旋律，也是历史的前进方向，正是对于国家统一不懈的追求，才促使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二）钱王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原浙大教授、著名史学家邹身城认为，钱王能在五代十国时期避免战乱、发展生产，使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并“开江浙文化之先声，人文蔚起”的吴越文化格局，是其文化内涵中具有“和”的思想精髓，外交上“保境”，内政上“安民”，治家上“和睦”，处处体现着以温和、谦和、和谐的处世宗旨，及至“纳土归宋”，实现一统，是为和平统一的垂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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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雷峰塔 |
（三）钱王文化与浙江精神
钱王建立的吴越国，辖一军十三州，以杭州为中心统一两浙，开拓苏闽，不仅把杭州建设成两浙中心的“地上天宫”，也使两浙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江南鱼米之乡，正是钱王其治理浙江的清晰理念，揉和并逐渐融合了吴文化和越文化的精神特质，形成了稳定安宁、和谐发展的格局，从而也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2006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中对“浙江精神”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浙江精神得以凝炼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得以成为“浙江精神”最生动的注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千年前的钱王，作为历史上首位统一两浙的执政者，勇于创新，善于创造，始终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其全球意识、世界胸襟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品质对浙江精神的不断形成奠定了基础。习近平认为，“吴越钱氏是浙江历史上最重要的杰出人物之一，其保境安民，纳土归宋，造福一方……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临浙江以北脊，壮沧海之宏流。”浙江精神宛如钱塘江水，藏珍纳景，激波扬涛，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继承和大力发扬的优秀传统，但其生命力又在于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创新，钱王文化是浙江精神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建设中，需要我们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作为文化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智慧、活力和创造精神，进而让浙江的经济更富强、生活更富裕、精神更富足、社会更和谐。
（四）钱王文化与以民为本思想
民本思想，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传统观念，“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意识，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但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很多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只是产生了重民、贵民的思想萌芽，并没有真正具备“以民为本”的思想内涵，也没有在政治统治中得到体现。其理想目标是使统治者成为 “民父母”，把君民关系由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转化为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而老百姓始终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
而五代十国的钱镠，却保存了儒家“民为贵”的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的治国理念，据史料记载，钱镠治下的杭州，西湖曾发生葑草蕃长现象。有一方士力劝钱镠填平西湖，在其上建造王府，说若这样做，可以有千年王气。但钱镠却说“否”。钱镠不但反对填湖，还成立了“撩湖兵”，专司疏浚西湖事宜。钱王一以贯之民本思想，最后纳土归宋，“民之易姓而不知易国”，实现了和平过渡，是民本思想的最高体现，而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思想一脉相承，都是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当下中国，我们党适时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要坚持以民为本，始终紧紧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根本要求，紧密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搞建设、谋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五）钱王文化与家和观
唐末五代时期，是中国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与别朝别国兄弟阋墙、互相残杀的现象相比，吴越国的政权却没有丝毫动荡，不但钱镠与第二代的政权交接实现了和平过渡，就是以后连续四王的交替也相对平稳，没有起大的波澜，这不能不说是钱镠教子有方的功劳。“在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的政局最为稳定，享国的时间最为长久，被人视为父子兄弟保国的典范。”
钱氏政权在纷乱的战争年代的确创造了奇迹，这和钱镠治家理念是分不开的，他强调“兄弟相同，上下和睦”，同时要求“化家为国，爱兵恤民”，钱王子孙一直秉承并实践着这一理念，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12月，将领胡进思趁吴越王钱弘倧夜宴将吏，发动政变，钱弘倧被软禁，钱弘俶被胡进思迎立为吴越王。当时，外放台州做地方官的钱弘俶没有急于登上王位，而是提出条件：若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当避嫌。“事后，钱弘俶果然把被废的兄长送到临安老家妥善保护起来，后来又根据他的意愿迁往越州，直至善终。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钱王遗训对于家和观念的效用，避免了一场兄弟阋墙的悲剧发生。
钱王遗训一共只有千余字，但治国平天下字句玑珠。钱氏家族世代的家和观还体现在重视教育上，临安市钱镠研究会副秘书长陶福贤认为，钱王家族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修谱、立祠、设义庄三部曲上，“义庄”也叫“义田”，“在民国以前，姓钱的人家都有‘义田’，‘义田’上的收成全部集中起来，家族内部勉励上进或救济穷困，有点像今天的助学金或者扶贫资金。”上海钱研究会首任会长钱镇国说。有人量化了这一说法：“每家要出300亩‘义田’，‘义田’所收相当于今的教育基金。”
钱王文化中的家和思想，不但看到钱镠个人开启性的作用，更可从史实中发现钱氏宗族群体性的作用，邹小芃、邹身城认为，父子相承，兄弟协作，“祖武是绳”，代代相传，从缔造“地上天宫”实施“保境安民”到“重民轻士”、“纳土归宋”，前后脉络相承，始终体现出高尚智慧的宗族文化。
而正是有作为“两浙第一世家”的垂范和继承，历代钱氏家族的子孙，因业绩辉煌而载入史册，数不胜数。时任临安市市长的王宏认为：“这种家风正是当今中央所提倡的，也是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如果我们全社会所有的家族都能像钱氏家族那样的家风传承，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
三、钱王文化的发展现状和对策建议
吴越国虽定都杭州，但是临安是钱王文化的发祥地。钱镠出生于临安，逝世后又归葬于临安，在他执政过程中，也曾多次衣锦还乡，可以说，钱镠身上有着临安人特有的执着与务实精神，有着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理想，有着开放开拓的精神和国家大局意识，其子孙繁衍而产生的钱王文化也深深植根于临安这块土壤，同时，在临安还有大量钱王文化的历史遗存，所以，在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注重特色、重在创新原则下，如何在弘扬钱王精华，发展先进文化，提升城市品位上做好传承文章，是新时期摆在临安面前的新课题。
（一）确立钱王文化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地位，用好历史赐予的“金名片”
临安是钱镠的出生地和归葬地，钱王文化是临安不可多得的资源，正因为此，钱王文化具有不可复制性，传承钱王文化必须突出其地域性和唯一性，必须尊重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应有的价值和地位，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和提炼，并加以实践，使钱王文化能够更好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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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安功臣塔 |
习近平在《两浙第一世家——吴越钱氏》序中说：“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 可见，研究钱王文化并确立其文化遗产地位，是增强临安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抓手，是为实现现代化生态市建设服务的，是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全市人民的共同事业。确立钱王文化的历史地位，深层次的挖掘钱王文化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作用。
（二）保护和开发钱王历史遗存，继承文化的“生产性”意义
临安作为钱王文化发祥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物蕴藏量非常丰富，古城墙、古街道、古民居、古寺庙遍布全市。1978年11月，西墅街砖瓦厂在烧砖取土时发现了钱钱镠之父钱宽墓。1980年6月，钱镠母亲水丘氏墓中的稀世珍宝又与世人见面。钱宽夫妇墓和水丘氏墓出土文物均为我省出土文物中所罕见。临安市现有钱王墓、功臣塔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处，市级文保单位21处，馆藏文物2000余件，其中国宝级3件，占全省总量的1／5，文物国宝精品贮藏量居全省第一，这些文保单位和文物大多与钱王有关。
历史遗存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如何保护钱王文化的历史遗存就显得尤为重要，临安在文保工作中坚持“封存、修缮、立标”的6字方针，先后对钱宽墓、水丘氏墓和康陵等古墓进行了封存，并在十一五期间钱宽水丘氏墓、康陵进行环境整治，对功臣塔等文物建筑进行了修缮，对市级文保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点进行了立标，同时对新发现的文物进行保护，2008年锦城街道青柯村喻家头发现了五代吴越国时期同茔异穴紫光禄大夫夫妇墓和湖塘下被盗墓葬，临安立即实施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墓葬80余座，出土文物近百件。2010年在钱王陵又发现墓表，这些墓表的发现对研究钱王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2010年，临安对钱王陵园进行第三期扩建整治，钱王陵园环境整治工程规划用地6000多平方米，其中拆迁面积2700多平方米，扩建整治将对确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和遗址进行局部修复，再进一步恢复历史原貌、增加景点绿化、扩大园区范围，将钱王陵园建成一个以纪念钱王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区。在博物馆建设上，临安博物馆已选址在玲珑山脚，《临安市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到十二五期末，初步建立起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各类民营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
为加快临安的对外开放与旅游发展，在保护历史遗址、遗迹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临安将建设以功臣山为主体，南至吴越大街；西北至锦溪，东邻东入城口，项目占地1200亩的吴越文化遗址公园，这是临安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吴越文化遗址公园以吴越文化为主导内涵，以功臣山生态环境为骨架，对此区域进行保护，整治和开发，突出吴越文化遗产和钱王历史贡献，突出临安生态环境及山水风光。
这些钱王文化历史遗存是我们的文化财富，我们应该加强保护和开发。但显然，对钱王文化挖掘的系统性、完整性、深入性都还不够。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钱王文化本身，还要发挥他的生产性意义，服务于临安市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
1、制订钱王文化历史遗存保护规划：遵循“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格局、保护历史遗存原真性”的原则，坚持文化保护的可持续性，按照物质形态的保护和非物质形态的保护两个方面的内容制订保护规划，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管理、合理布局，保护其历史环境和历史价值，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妥善处理好新城开发和古建筑、古街道的保护，实现城市空间历史形态的结构性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要让“非遗”回到原有的生态中，我们在“非遗”保护过程中，要努力恢复人文内涵，要充分地把握生产性保护中的人文内涵，而不仅仅是经济内涵。
2、借助钱王文化特色，融入商业功能，实现临安三产服务业的拓展和升级：钱王文化历史遗存是不可再生的，同时也是不可替代的。临安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通过钱王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再融入商业功能，不仅体现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促进商贸经济的发展，引发连锁反应，实现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在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可持续性。要尽可能的保留历史文化遗产的原貌，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和延续性。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改造，要将时尚和历史相结合，体现出先进的现代文化理念，培育具有文化理念的产业，在临安市发展服务高端的餐饮、购物、娱乐、金融和文化的综合商业，定位于现代生态经济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
（三）提升城市建设的文化个性，合理规划硬件设施建设和文化吸引物
文化个性建设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有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临安是钱王文化的发祥地，在城市建设上必须充分体现文化个性，树立钱王文化形象，确定钱王文化品位。
在城市建设上，要以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繁荣文化为历史使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坚持人人参与、人人享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真正让人民群众在生活富裕的同时享受文化的魅力，切实增强幸福感。在塑造城市个性上，要不断增强创新意识。临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提升文化软实力，关键是要塑造城市文化个性，钱王是我们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所以必须寻找到城市建设中文化属性，加以放大和提炼，融入到具体细节上，体现文化的吸引力。同时，要大力推进文化吸引物的建设，通过对于钱王有关的图书、影视作品的创作宣传，扩大钱王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要将钱王文化和生态旅游相结合，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临安市的人文景观，着力发展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将临安悠久的文化，特别是钱王文化融入到旅游产品中去，进一步促进文化休闲旅游业。
作为钱王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2009年，临安启动了钱王文化广场建设项目，钱王文化广场位于衣锦街、天目路、城中街与塔山路之间，紧邻锦城新天地商业中心，北通市政府和钱王陵园，南望功臣塔，位于钱王历史遗存的中轴线上，作为城市综合开发空间，是集市政广场、商业购物、历史文化、行政办公、居住和市民活动为一体的公共空间体系，在建设上必须体现临安浓厚的钱王文化氛围，当以文化为核心内涵，成为钱王文化的展示区，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形式、手段，把钱王文化充分地展示出来并发扬光大。
（四）以钱王文化为基础，重视民间文化的挖掘与创新
民间文化是一种“自娱自乐型”的文化，它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的具体背景，以一种通俗活泼的形式，所自发创造出来的用以娱乐民众自我的文化形态。出身于农民家庭，奉行“保境安民”政策，钱镠是历史上不多的草根国王，正是其身上特有的民间性，钱王文化也深深植根于民间，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近几年，临安在发扬和传承钱王文化上，重视对钱王文化民间形态的挖掘与创新。
最具代表的是“临安水龙”，“临安水龙”相传吴越国初期，水患、蝗虫成灾，为祈求平安，吴越国国王率领大臣，投金龙简于太湖、钱塘江、苕溪，并筑海塘，疏浚江湖，拓展杭城，百姓为感谢钱王恩德，就借钱王绰号“海龙王”制作而成。在传承传统基础上，临安民间艺术家进行了大胆创新，在道具和设计上有所突破，装上喷水装置，在表演中做到“新、奇、美”，特别是在水姿上做好文章，突出水龙的效果，突破绣珠戏龙传统套路的束缚，在龙眼、嘴、鼻、腹、脊等部位采用了多种表演手段，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水龙精气神，寓意深刻，创意独特，节节跳、龙头窜螺旋、夹尾戏龙珠在我国舞龙表演中绝无仅有，为我国民间舞龙表演新添了一个品种，填补了民间舞“水龙”的空白，丰富了绚丽多姿的民间舞龙文化。2003年，“临安水龙”应法国尼斯狂欢节组委会邀请，赴法国参加尼斯狂欢节，成为杭州13个县（市、区）首支赴国外表演的民间艺术图团队，2004年“临安水龙”在中国第七届艺术节中，凭借精彩绝伦的出色表演，赢得了民间艺术表演类群星奖金奖，同时，该节目还应邀参加了浙江省第三届广场民间艺术节、中国绍兴黄酒节、中国龙井开茶节、中国首届森博会、钱江观潮解、中国海宁开游节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 2010年8月，临安水龙、五凤朝阳等民间艺术节目参加德国27届欧洲民间艺术节，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另外，以钱王文化为基础的“吴越风情广场文化艺术节”被评为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钱王传说”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为与钱王文化渊源有关的村落文化建设上，也处处体现其民间性，相传钱王贩盐时歇脚的锦城街道的钱王铺村，2010年5月以来，多方调查有关钱王故事，挖掘钱王文化，村里的围墙上绘上了钱王画像和有关钱王铺来源的漫画，在“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中突出钱王文化特色。钱王后裔聚集的板桥上田村，发扬钱王文化中的武术特色，2009年村里的十八般武艺被列入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弘扬武术和钱王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临安市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期间，临安将以钱王文化为依托，围绕钱王文化的内涵，深入挖掘钱王文化的内容，扩展钱王文化的表现形式，开展“钱王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打响“钱王文化艺术节”品牌。
（五）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在钱镠建立吴越国后，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高度统一和繁荣，钱镠不仅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奠基人，也是整个长三角地区繁荣的奠基人，因此钱王文化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地域文化，与长三角地区的共同繁荣息息相关。钱王文化的传承不应仅仅局限于临安，而应放眼于长三角甚至更远。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客观现实，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临安作为钱王文化的发祥地，应该重视文化的传播，致力于钱王文化对外的交流和交融，促进临安和周边县市及其他地区的沟通和联系。
抚今追昔，同根同源的长三角地区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2008临安接轨上海活动周期间，召开了“吴越钱王与‘长三角’繁荣主题报告会”，临安市委书记邵毅在报告会上说：“挖掘和弘扬吴越钱王文化，促进长三角地区繁荣和发展，是临安人民的良好愿望。临安有责任与长三角其他城市一道为繁荣吴越文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率先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举行‘吴越钱王与长三角繁荣’主题报告会，就是一个共同繁荣吴越文化、促进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载体。相信随着吴越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一定会给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繁荣发展带来不竭的动力。”
2006年底临安就提出了“融入大都市，创新大发展，全面构建杭州西郊现代化生态市”的战略部署，特别对于与杭州的无缝对接、上海等长三角城市的融入融合指出了发展路径，而钱王文化作为这一战略思想的载体，应该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由此可见，临安作为钱王故里，是钱镠的出生和归息地，钱王文化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历经千年之后，钱王文化越发显出其现实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更应该明晰其思想内涵，通过对钱王文化的现状分析，应从深度挖掘其时代性和创造力，特别是从政府定位和民间文化的传承上做好文章，使钱王文化更好地发挥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地位，提升城市建设的文化个性，促进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交融。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2．诸葛计、银玉珍：《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葛伟：《吴越钱王》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
4．陶福贤．吴越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和谐”．钱镠研究，2009，（18）：89
5．邹小芃、邹身城．钱镠创建吴越国1100年礼赞．钱镠研究，2008，(16)：35
6．陶福贤：《枝繁叶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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