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4 《死者田园祭》：时间里我无法“杀死母亲”
“我想和那个死于1943年的人说话！”那么生于何时？“出生：1935年12月10日”，那么死又在何处等待？当出生和死亡闭合成一个独立的时间，是不是就是人的一生？可是，死于1943年的人是父亲，出生于1935年的人是“我”，在交错的父与子关系里，时间又如何变成一段可以叙说的故事？而其实，当1943年指向那个死亡国度的时候，关于下一代的出生早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构，一个禁忌，一面再也走不出世界的墙。
“在垂落的暮色中，丧钟在远处敲响，我亡父的长笛啊，你究竟埋葬在何方？”那时，15岁的少年我已经爬上了恐山，在打开通往死亡之门的地方，我对着能世界高喊：“我想和那个死于1943年的人说话！”回声传来，“那个生于1910年9月4日，卒于1943年8月3日的人，你从死亡国度来，并栖身于此，早已超脱于我们的世界之外了。我就是你的父亲。”是老女人的声音，她坐在那块墓地里，在香火袅袅中对少年说：“虽然你再也见不到我，但我们仍然能在神谕中对话。”一种神谕突破了生与死的界限，在父亲和孩子之间架构起对话的通道，当父亲的出生和死亡都被说出口的时候，死亡的阴影变成了无法逃脱的束缚。
白色的脸，黑色的衣服，黑与白是我面对世界的颜色，就像我站在生者的土地上和死者在对话，还有什么能让我超然在父亲死亡的事件之外？带来神谕的是老妇人，领着我看见死亡国度的披着红衣跳舞的女子，当父亲在1843年死去，我的世界被女人包围着，红衣女子几乎赤裸着身体，她赤着脚在舞蹈，在舞蹈中她吃着鲜花，那是一种身体的诱惑，当15岁情窦初开，我如何能在舞蹈中摆脱诱惑？老妇人带来父亲的消息，对话在丧钟敲响的时候开始，这是死亡的象征，即使以神谕的方式被沟通，也只不过是另一种无望的挣扎，因为那句神谕最后说的是：“你必须服从母亲。”
于是，在我的世界里，真正无法摆脱的女人出现了，她是母亲，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一个和儿子相依为命的女人，一个经历了死亡却又制造了生命的女人，所以母亲一定是双重的角色，她制造了生者，她面对着死亡，无论是生还是死，都可能意味着一种悲剧。那个孩子蒙着脸和小伙伴捉迷藏，当他最后放下手开始找寻的时候，才发现那里是一片墓地，身后出现的人不再是小伙伴，而是早已经死去的男人和女人——墓地里的游戏，构筑了童年印象，而当死者被唤醒，就变成了一场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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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寺山修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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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儿有木匠街、庙街、米街、佛教街，但是，小鸟，这里不是有条可以买老母亲的街吗？”不管是木匠街还是庙街，不管是佛教街还是米街，所有的街都提供着祭品，而小鸟本来总是和弟弟在一起，“我的弟弟和小鸟在给家里买祭品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之外有弟弟，另一个男性，还有小鸟，但是当男性消失，当小鸟缺席，弟弟变成了我，而小鸟变成了乌鸦，那一条街变成了“葬礼”的仪式：村子里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只眼睛被黑布罩着，她们送着马拉的灵车，从街上走过——车上是死去的另一家的母亲，红木梳是陪葬品，它上面缠绕着掉落的头发。
乌鸦在叫，却没有了小鸟，弟弟消失了，只有我一个男人，我希望在仪式之后能买到老母亲这样的祭品，实际上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想要摆脱母亲的束缚。黑暗的屋子里只有母亲，母亲的身边只有不停敲响的种，钟已经连续敲了三天，声音不绝，即使邻居来修理也无济于事，而母亲却说：“如果钟从墙上取下来就会倒霉。”所以丧钟的声音就像是神谕，永远通向死亡国度。而对于独守在那里的母亲来说，钟是在消灭活着的时间，不能从墙上取下来，无法停止敲击，最后她用绳子将钟捆绑起来——“这是家族留下来的钟。”母亲是用束缚的方式不让时间在自然状态中流走，就是为了保存一种死亡的记忆。
那么时间会走向何处？每个走上恐山的孩子手里都拿着一只钟，这是集体的仪式，孩子们在丧钟声里最后都消失了，而这样命运也一定是我的写照，当我在钟声中对母亲说：“我要去割包皮。”母亲大发雷霆，“你还是个孩子。”然后打开了通往地狱之门的木板，那里是父亲离开的世界，也是一个男性主体走向死亡国度的通道，母亲这样做就是为了扼杀我成为一个男人的欲望，红衣女子启示了身体的诱惑，而在15岁的我身上，母亲的那双手将把我变成一个符号，一个她制造和虚构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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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田园祭》电影海报 |
所以，逃离成为我15岁那年的一个永远主题，我看到了躺在椅子上闭着眼睛的那个女人，她很美，就那样成为了我看见的风景，但是看见的美是不是也是一种虚构？女人想和他一起离开这个村子，以私奔的方式完成一种命名，但是在月夜，他们穿过铁轨，走向村子之外的世界的时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那个在铁轨上滑行的小车上是叠得整齐的红色棉被，像是另一种死亡的仪式，“也许私奔是被我美化了。”而现实是，我从睡梦中醒来准备离开时，被母亲发现；我在村子小店里等女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看见她的影子；我走上铁轨的时候，中间睡着的是那个疯子一样的“怪兵”——其实是一场梦，一场总会醒来的梦，一场无法离开的梦。
女人也想离开，只不过不是和15岁的我，在恐山那间被烧掉的屋子里，女人和穿着病服的男子坐在一起，“他就是我的爱人，他就是我的一切——而你还只是个孩子。”女人告诉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前家里穷，父亲入伍，母亲中风，自己家里的田地被卖掉了，她只好投奔到亲戚家，但是最后还是靠出卖肉体生活，这是战争带来的生活，而当战争结束，苦痛并没有终结，“地里长出了很多红木梳，它们是血和泪留下的伤痕。”葬礼仪式，无非是战争带来的结果，而即使最后找到了爱人，在让我去村里买米酒的过程中，两个人就这样自杀了。
那一滴血慢慢在扩散，从他们的身体里渗出来，然后成为天空的颜色，成为河流的颜色，成为死亡的颜色。邻居女人提供了出逃的一个死亡样本，但是他们之赴死，却有着对抗的味道。而那个生了怪胎的女人呢？她的身边总是有一条写着“安产”字样的狗，手上总拿着一个波浪鼓，但是女人的男人在哪里？缺席的世界里，她只是在恐山上奔跑，只是在河边发笑，有时候即使男人不在，生了孩子的女人总是有一种依靠，但是村子里那些在仪式里的人彻底毁灭了她的希望，他们说孩子的脸上有可怕的胎记，他们抱过孩子说起了恐怖的事，最后女子在疯癫中将孩子放进了那条河里，正在哭泣的孩子翻了个身，在水流中从此再无声音，而上游漂下来的那个祭坛无非是把孩子送往了死亡国度。
孩子之死亡，女人终于逃离了村子，和邻居女人与心爱的男人赴死不同，女子真正得以离开，但是当她从东京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抽着烟，穿着时髦的衣服，那个拨浪鼓还那在手里，只是永远没有孩子，而自己也永远不再是母亲。这是另一种离开之后的缺席？而缺席的故事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独立和自由，在村子的神庙里，她脱光了衣服，她把我按到在地上，任凭我挣扎反抗，最后还是脱光了我的衣服，让我失去了童贞。从东京而来，变身时髦的女人，这是一种对村庄文化的侵袭，而手上的拨浪鼓不是为了寻找孩子，而是夺走他人的童贞。
所以邻居女人和失子女子提供了两种女性命运，一个是和所爱的人赴死，这是一种回归爱的反抗，但是死亡变成了她难以逃脱的宿命，这是经历战争痛苦的个体无法超越现实的无奈，而失子女子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勇敢地走了出去，但是当她回来，却变成了另一种侵占者，这是一种报复，一种毁灭，她亲手制造了苦难。所以当这两个女性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是该逃离还是该留下，是该在母亲身边还是该寻找自己的自由？“春天，我会逃出这个家。”曾经这是唯一的方向，但是当私奔变成虚幻的梦，当在神庙里失去童贞，是不是变成了一种被阉割的象征？就像那个犬神马戏团，里面有充气的女人，有抛弃妻子的侏儒，有围观的男女，他们以魔幻的方式让现实找到了一个出口，但是滤镜里的世界，同样伴随着背叛、伤害和死亡。
其实，当时间以捆绑的钟为隐喻，已经走向了“去历史化”的虚拟状态中，1943年的父亲已死，而1935年出生的我何尝还活着？乌鸦、葬礼、灵车、红木梳，都在死去的时间里，而“怪兵”之存在，就是提供了一个病态的时代背景，战争发生在1943年？其实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无时无刻都在敲响丧钟，所以逃离无果，所以虚幻致死。但是在这样的死亡国度里，是不是必然会失去希望，失去自我？1935年的初生、1943年的死亡之外，是1974年的现实，当我成为电影导演，是不是可以用返回的方式审视那段历史？我的手上戴着一块手表，它提示着正在发生的时间，但是这手表和那些种是不是还是时间畸形的符号？
关于电影中如何处理母亲的镜头，导演和制片发生了分歧，导演认为生命是建立在最初体验中的，也就是说，必须让电影回到那个童年回到恐山回到死亡的世界中，“当梦变成了现实，决不能倒头睡下。”这是一种正视现实的勇气？所以戴着手表，导演回到了村里，寻找20年前的自己，而且以梦境的方式和15岁的我对话，一起买米酒，一起看见死去的邻居女人和男人，甚至一起商量着该如何面对母亲。这像是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在双重时间里重建一个摆脱死亡的世界，甚至想到了用极端的方式“杀死母亲”，但是他们却是错位的，导演回忆自己16岁时读过的那本小说，可是少年却说，那时我只有15岁，回忆被架空了，所以当导演说可以杀死母亲的时候，少年的我问的那个问题是：“那么，你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又回到了宿命的轨道上来，我之生命来源于父亲和母亲，当父亲在1943年已经死去，“墓碑上的手印消失了”，当母亲和我相依为命，母亲变成了我之存在的唯一背景，那么杀死母亲就是在杀死自己，所以导演之外的制片所强调的是：“如果谁不从自己的记忆里解放出来，那他就不能算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要体验，不要回去，而是让自己从梦境中完全挣脱出来，“如果在梦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作者。”导演讲述了一个故事，但是少年之存在只是一个影子，他在电影里，而电影的作者就是戴着表走在自己时间里的自己。“这正是我想要的，我会变成了另一个人。”从无法挥去的梦境，到成为作者的电影，这是一种主宰命运的转变，“母亲和我都是创造的角色，不能让电影里我的杀死电影里的母亲，在电影里没有我。”
我只不过是一个电影的作者，当我以这样的方式命名“死者田园祭”，是不是变成了一种真正彻底的逃离？15岁的我无法完成逃离，20年后从电影中逃离，但是这种的改变却带来更大的问题：“那么，我又是谁呢？”抽离了出生，抽离了梦幻，抽离了战争的苦痛回忆，抽离了死亡的生命体验，我才是真正缺席者，当那块木板倒下，当和母亲共进晚餐的场景从村子小屋变成了东京街头，那些来来往往的行人是邻居女人，是红衣女子，是失子女子，是怪兵，他们是匆匆行走的人，他们是经过历史的人——当他们用观望的方式看见我，看见母亲，我又变成了一个无法逃离的人，那里清清楚楚标注着属于我的存在信息：出生：1935年12月10日，地点：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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