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4《福利》：非福利的现实

第一次观看怀斯曼的电影是在2020年12月，五年前参加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观影的纪录片是《波士顿市政厅》，那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完整观看了超过四个半小时的电影。不曾离开地观影275分钟的电影，的确可以用“凝视”来表达，这是对“怀斯曼的凝视”的凝视，而当在时间序列上返回到1975年的文本，当观影的现场是2025年的非影院环境，坐下、起身、暂停、继续，或者关闭、打开，在不断被干扰的现实里，凝视其实是缺失的，而在这种缺失了整体凝视的观影中，文本中“怀斯曼的凝视”是不是也被分割了？

实际上，作为“直接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怀斯曼的凝视从来没有真正像墙壁上的苍蝇一样，他提供的影像记录同样是片段的、断裂的、错乱的，在这样的凝视中，对美国社会福利机构的日常记录，也在一种不断被破坏、被打扰、被中断甚至没有结果中发生，在某种意义上，这反而构成了真正关于凝视的叙事。和《波士顿市政厅》以及怀斯曼大多数纪录片一样，怀斯曼用镜头记录“机构”中发生的故事，每一个单独的个体组合成了机构叙事的主题，它是一种集体的书写，却又无处不体现个体在其中的困境。怀斯曼实践着“真实电影”的理念，不仅自己亲自担任导演、制片、剪辑，而且也采用了“零采访，零旁白，绝少配乐”的纯观察式手法，但是和《波士顿市政厅》不同的是，在那部275分钟的纪录片里，怀斯曼突出的是多元中的秩序，用波士顿市长的话说就是：“我们要有真正的对话。”寻找对话是一种建构，甚至可以看做是破解那个困局的主动行为，但是这部1975年上映的纪录片却在对话中取消了对话，在秩序中走向了失序，在福利中看见了“非福利”的现实。

这像是一个悖反。“福利”无疑指向了美国1970年代的社会保障系统，它由三部分组成，一块叫社会保险，主要包括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项目；另一块则是社会救济，它主要是包括补充收入保障、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补贴等；而社会福利则主要有公共医疗保健、教育紧贴和公共住宅补贴。这三大块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是为了实现一种底线意识的“保障”，是社会秩序构建的最低层次。但是当遭遇了现实困境的人，要从福利机构获得保障，却又走向了新的困境，也就是说，申请社会福利项目是为了改变现实的困境，但是在申请过程中因为规则、制度、繁琐的程序，以及必须要求的资料证明无法获得，这反而造成了新的问题和困境，甚至被拒绝、被驱逐，现实便又回到了无法得到保障的“非福利”状态：想要获得福利改善生活，却因为对话在系统中无法展开、项目无法获得，“福利”最终导致了更加剧矛盾的“非福利”。

导演: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时期: 1975-09-24 片长: 167 分钟

怀斯曼的镜头记录下了在福利机构申请时遭遇问题的群像，在这个系统和个体制造的悖论中，有和无就构成了悖论的书写。申请福利项目需要各种证明、各种手续，这种证明就是一种系统设置的必然性的有，但是对于遭遇困境的人来说，主要的问题却是无：印第安人说自己没有有效的身份证明，因为“你们夺走了我的土地”，而且即使有身份证明，名字也不在名单之上；一对男女来申请医疗保障项目，当工作人员问起情况，女人说找不到自己的丈夫，而那个叫拉里的男人也说不知道妻子在哪里，一个是已经结婚的女人，一个是有妻子的女人，而在他们无法找到合法的丈夫和妻子的情况下，来到这里却又想以结婚的名义领取，“你们的情况太复杂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有人无法提供退伍军人的房屋契约，有人没有失业的证明，有人缺少有效地址，诸如此类，不管是谁，无法顺利领取属于自己的福利，就是因为这种无法满足条件的“无”的存在。

但是，这种“无”的现实又并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丈夫或者妻子失联了，他们也陷在这种无解的状态中，无法提供证明，是因为自己的名字早就被抹除了。但是在从无到有又陷入无的境界，这种永远后退的循环论证也折射出系统本身的问题，一个黑人妇女带着从别出来的母亲，而父亲生病在医院，他们已经来回奔波了好几个月，从医院被推到社保部门，社保部门又推到了福利机构，福利机构又认为必须从医院拿到证明，就这样谁也无法解决问题，黑人妇女一开始是沟通，是对话，但是在工作人员拿出的规章面前，她开始质问他们，甚至开始大喊大叫，后来一位主管出来告诉他们重新审理，似乎才消解了她的愤怒。但是很难说，在重新审理中，因为规则的制约，因为条件的限制，或者因为本身这个系统存在的问题，也许又是新一轮循环的开始——而当怀斯曼记录底层人民从福利重新跌回非福利现实的时候，他也将镜头对准在这里工作的办理人员，他们每天也面对着不同的客户，每天要审核不同的材料，每天要进行不同的解释，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循环的工作？

《福利》电影海报

“福利”不是对困境的消除，而是意味着新的困境，在这个充满悖论的系统里，“怀斯曼的凝视”中有一个更具时代性和社会性的样本：一名白人来到福利机构，他起先在申请受阻后自言自语，说自己是退伍军人，说这是他第四次来，然后站在那里开始抱怨，其中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野蛮人，所有人，我们没有办法像绅士一样行事。”这种对自我的否定是抱怨，更是怒火，但是当他开始和机构里那个叫瓦尔的黑人保安“对话”，这种抱怨就改变了性质，他喋喋不休说起自己曾经和黑人打架，“当他们踢我脑袋的时候，我的回报是他们的蛋蛋。”之后又数落了黑人的罪恶，而且还说黑人是“少数”，“你们应该滚回到非洲去。”而瓦尔坐在隔板的里面，也对他的种族主义观点进行了反驳，“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一切顺利，我也参加过残酷的战争……”

一个是白人，对黑人仇视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白人，但是他却在福利机构里收到冷落的人，一种种族的优越感在现实面前完全变成了自我嘲笑；而另一个是黑人，机构里做保安的黑人，有工作的黑人，甚至是维持秩序管理白人的黑人，这是不是在身份上构成了另一种悖反？最后瓦尔将他赶走，白人被锁在门外不断敲打，但是维持秩序的瓦尔没有开门，这是关系的再次颠倒，也许这和眼前的这个系统无关，但和整个国家的系统有关，也许这和种族的境遇无关，但是当被人为添加了歧视的味道，意味高高在上的自己也许才是那个弱者。而如果不涉及种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福利”社会推向“非福利”现实的存在，他们是蹒跚的老人，是茫然的女人，是无助的男人，他们的内心都在骂着那句“该死的系统”，最后那个男人瘫坐在椅子上，对系统的谩骂和讽刺也许代表着凝视的怀斯曼的观点，“这就是我所等待而永远不会得到的东西：公平，正义？现在没有阶级了，只有富人和穷人，而我只是一个穷人，但我不会退缩……感谢上帝的耐心、力量和理解，谢谢！”

坐在旁边的老妇人无动于衷，从他面前走过的清洁工人若无其事，工作人员还在忙碌地处理业务，人们还在无尽的奔波，所有人都在这个系统里，只有那两个孩子，拿着雨伞在做着游戏，他们充满童稚的笑声也许是暂时逃离了系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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