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0 不在场的端午

你可以“使用”一个文本做任何事情。
      ——安贝托·艾柯

今日端午，这是一个关于“当天”的叙事，而在这充满节日意义的指向里，时间却在自顾自的方向里分分秒秒地行走，它远离传说，远离传统，远离神话，以及远离诗歌——有时不是逆反和颠覆，而仅仅只是逃离和躲避。

像无数个此时此地的日子一样，按时起床，按时上班，按时坐在办公室里开始机械单一的动作，从早上的值班开始，到晚上的值班结束，我在被包裹的段落里，按照秩序和计划度过这一年一度的纪念日。这是一个假日的开始，而其实，连续三天的小长假丝毫不能感受到那种出去走走的诱惑，它其实是封闭的，甚至没有一个出口允许你以拂袖而去的姿态不理一切的规则。所以没有出门，没有度假，而小五也在用疏松的方式迎接小学阶段的倒数第三次大考。

没有吃粽子，只是在门前放了艾草，在屋内挂了香囊，浓郁的味道似乎时刻都在提醒这传统节日的到来，可是这被包裹的生活里处处是被动语态，甚至已经早就模糊了应该发生的种种仪式。是的，被包裹的姿势就像是一个充满了无限能指的粽子，肉身也罢，种子也好，或者被戏谑成股市涨跌的某种写照，其实都在逃离一种被食用的本质。这是一种必须发生的命名，而对于节日的背离，并非都是在世俗意义上的，那些习俗，那些传统，似乎都是一个被写好的文本，甚至在没有被解读的背景下，连文本也算不上，它是一个静态的页面，一段平面的句子，一个闭合的符号，在千年以来为传说的爱国故事里，注定有一个牺牲者变为忠诚者，注定有一个诗人以肉身书写神话。

“在他的作文本上必须写下忧国忧民有关的故事，必须写下民族情结和爱国精神，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把屈原放到一个神的位置，否则，端午对我们来说只是一次玩笑和欺骗，是多么的可悲。”在那时候的文本里，诗歌就已经死了，而现在却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所以死去和活着，都是某一个被动语态的寓言，在粽子、艾草、香囊之外，是关于屈原意义的放大，也似乎只有在“当天”，才会听到“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绝唱，那水漫过了头顶，那鱼游动在周围，那诗支撑起民族的骨头，可是不在江边的现场，任何场景都可能是伪造，任何声音都可能是拟音。无法返回现场，却注定会给更多的后来者阐释的空间，而在被怀疑的伪造诗歌和历史中，也必然出现另一种的在场。

《屈原之死：踏勘在谋杀的现场》，这是朱大可对于屈原殉难的一次反思，《怀沙》破坏了“九章”的整体格局，《渔父》变成了典型的“他者叙事”，每一个被固化的文本都是屈原可疑的证据，而一整只放逐的名义使得他跳入汨罗江，也无非是“一场象征的戏剧”，所以在这个重返的现场里，屈原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不是死于政敌，而是死于情敌：“不妨让我们来约略设想一下谋杀屈原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小舟夺路而逃，其场面惊心动魄，令人难忘。但这场水上生死角逐，最终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御用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真相的还原其实并不在现场，依然充满了某种证伪的快感，而这一切的“在场”也无非是文本的一次虚构，所以不管是对爱国主义诗人的符号放大，还是双性恋人为情而死的悲戚，都用某种“经验”来命名真相，“这意味着小说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寄生虫。”而在这寄生的文本里，谁都没能逃脱一种形而下的解构意义，文本被使用，也就意味着符号被使用，现场被虚构，意味着诗歌“绝不谈及不在场的事物”。双重的否定，双重的建构，只是为了建立属于各自的作品，当神圣者作为神圣者开启出来的时候，“奉献就是神圣者之献祭”，所以尊严和光辉，都是以一种献祭的神性而被赞美，而贬低和耗损，也必定以牺牲一种物的方式而被存在。

所以离场，不去读一篇《怀沙》，不再将那本压在最下面的《楚辞》放到最上面；不去煮一只粽子，不用剪刀剪开包裹着丰满肉身的绳子；不去写诗，不在知识的体系里告诉小五那一种伟大的爱国精神。而离场也是为了接近另一种现场，曲折转入乡村田野，在被道路挤压的村庄内部，摘取一枚成熟的李子，一个熟透的桃子，或者一颗颗细小含着酸味的杨梅。在现场，云在飘，水在流，鸟在叫；在现场，不遥望几千年来的戏剧；在现场，不去使用“文本”——我们只是在用在场的方式书写一个活着的文本，“一个世界的开端”大约就是这样的现实所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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