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0《屎的历史》：身体作用于政治经济学
学者：你不相信化学？
我：我相信大自然。莎士比亚（原文如此）说过“在大地与苍天之间，存在的东西比学者们所能想象的多得多”。我附和莎士比亚的说法（原文如此）。
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科学的暗中排斥？这是重农学派对于土地的迷信？这是反驳马尔萨斯而构建的“循环理论”？演出开始了，一则看起来像是寓言的对话，把科学和自然对立在那个小小的喜剧里：学者为什么质疑作为诙谐人物的“我”？我又如何附和莎士比亚的说法，把大自然放置于学者所研究的科学领域之上？
在大地和苍天之间，是大自然，在大自然中，人是其中一部分，在人的组成里，身体是外在表现，莎士比亚那句话里是不是也建立了“身体=大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当我“附和”莎士比亚的说法，甚至于附和之语言也都成为不蔓不枝、毫无歧义的自然语言，它在“原文如此”的语境之下完全成为大自然的等价物，在大地和苍天之间，身体和语言同样比科学更能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意义，还要分解污物的化学家干什么？还要负责肮脏的卫生学家干什么？还要提出控制人口节约资源的马尔萨斯干什么？自身存在的东西就够了，附和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就够了，带着自己的身体回归土地就够了。
作为回答，法国社会主义先驱皮埃尔·勒鲁就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了马尔萨斯：“用您全部的财富您真的生产出些什么没有？没有，是自然在生产一切，当您深入您所有的生产手段的根本，工业再次将您送回到农业，而农业将您送回到大粪。”让工业回归农业，让农业回归大粪，这和作为诙谐人物的“我”附和莎士比亚的那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光是自然之一部分，宇宙本身也产生着属于自己的“宏伟大便”，“俗世的烂泥的神圣力量，生命的创造者从中永久地制作出所有的生命”。并非是重农学派对于土地的迷信，也不是让身体和语言拥有交易的地位，皮埃尔·勒鲁其实是建立了自己的“循环”理论：依靠自身的力量延续和保证社会大生产，而且是带着信仰，带着虔诚，带着对社会主义的崇敬认识到“人类是自己的生存资源的繁育者”，在这种生产和回归，排除污秽和制造价值的循环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缺乏的终止”：“每个人认真地收集自己的粪便来交给国家，也就是收集人，作为税收或者个人贡献。农业生产将立刻翻番，贫穷将从地球上消失。”
作为收集人，人类的个体自己是生存资源的繁育者，他为国家税收、农业生产，甚至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循环理论构筑的价值体系无疑具有再生产的重大意义，但是在收集和上交、送回和繁育的过程里，很明显需要一种联结的中介，那就是国家，“粪便，他们自己的粪便，他们不能割舍，担心有一天会缺少。”当个体在如此担忧中寻找自身的资源，并将其国有化，是不是隐含着某种“国家崇拜”？或者说，这个收集的动作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个制度意义的主人？皮埃尔·勒鲁用社会主义话语来构建大自然的循环理论，似乎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暗中排斥，因为在所谓的资产阶级体系里，承担这一切工作的是卫生学家，当他们谈论着血液、乳汁、粪便、性、尸体、精液、下水道、医院、工厂、小便池，当他们抵御着最根深蒂固的方案，当他们卷起衣袖迎击那些厌恶到难以启齿的东西，当他们负责肮脏的所在，他们就是以英雄的形象成为“资产阶级的、致命欧洲的文明的夫君”，他们所做的目的是满足需要——且满足所有需要。
不管是社会主义生产将人类看成是“自己的生存资源的繁育者”，还是资产阶级利用殖民欧洲的文明的英雄从污物处理中获利，不管是“循环”学说，还是等级观念，在关于屎尿的历史和现实中，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与身体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身体反过来作用于政治经济学。”身体的政治经济学被书写，到底从中发现了“烂泥的神圣力量”，还是建立了等级关系，是让身体回归到大自然，还是发现了“粪便-金钱”等价关系？而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最关键的是：谁来书写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是产生屎尿的本人还是制度里的主人？
“为何我如此美丽？/因为主人将我洗。”多米尼克·拉波特在题辞中引用了P.艾吕雅的《痛苦之都》，如此美丽是我之现状，是我之理想之实现，但是这一切的主导者是“主人”，也即是说，当我变得如此美丽，一切的功劳在于“主人将我洗”——主人已经出现了，他把“我”带入到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美丽世界不是外部的，而是和我有关，和我的身体有关，所以主人之出现，就是建立了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我之美丽，就是因为我是客体的美丽，这里就有了一种需求论的歧义：是我需要这样一种美丽而主动让主人清洗，还是主人主动把我当成客体进行清洗，一切的美丽属于主人。多米尼克·拉波特提到1539年的那道“维莱尔-科特莱敕令”，仿佛这个主人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需要一种美丽：那年的8月15日，也就是最纯洁的玛利亚的圣日，这道命令被国王颁布，其中规定凡是涉及司法、颁发户籍和公证文书，所使用的的行政语言必须是法语。
| 编号：B83·2200415·1641 |
这是用国王之“言”颁布的对语言的敕令，就像玛利亚圣日的纯洁性一样，目的就是为了营造语言的纯洁性。而在同一年的秋天，另一条法令颁布，这是关于城市公共处的污泥、粪便和垃圾的处理，法令的核心在于为了营造城市的整洁和美丽，需要每个人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一样是法令，一样为了清洁，当语言和污物都变成清洗的对象，主人就已经站在了高处，多米尼克·拉波特对历史的考察，不在于所清洁的不洁之物是否是一种“多余的那些东西”，不在于清洗之后语言和城市是否变得文明，也不在于历史上的这些法令是不是取得了实效，关键在于，当主人自上而下要进行清洗，意味着一种“话语”产生了，这是主人话语，这是权力话语，这是政治经济学话语，这是“强制性”话语：“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应当成为问题的并非肮脏的东西，而是这种对清洁的强制观念，这种强制除了是一种对自身反观的建构，它并没有实用意义的合理性。”
弗洛伊德对于文明的定义提到了三个要求：洁净、秩序和美好，这是一套非实用主义话语，它其实是对一种城市管理和语言的怀疑，但是制度在这种怀疑里并不是为了真正达到文明，当两个半世纪之后，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对于首都的描述是同样的一幅世纪末图景，污秽仍然占据着相同的地位，那么1539年的法令是不是徒有其表？多米尼克·拉波特认为，“由文明与排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兴趣，并非是沿着增长的直线转化为对秩序、清洁和美好的爱好”，也就是说，这里并不是效果论的体现，在构建的话语体系里，主人意识其实体现了一种非实用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甚至可以拆解为以权力为标志的政治体系和以商品为样本的经济体系：在政治体系中，被利用的人文主义带着文明的双重运动，既变成一种权力的征服，也变成一种获取快感的“奴役”；而在经济上，它在炼金术的历程中，在“丰富、彰扬、升华”中变成黄金，变成商品，变成从污物中诞生的宝藏：语言的宝藏、国王的宝藏、国家的宝藏。
“通过尝试确定这话语在历史上的位置，我们可以认为，这话语可以用在其他地方，至少它可以用在其他战线。”主人话语具有某种普遍性，当1539年的敕令被颁布，当语言被净化，当污物被处理，这里其实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标志，那就是废物的私有化，“清扫自家门前，堆在墙根”，这是关于粪便、垃圾处理的一个要求，当需要每个人管好自己的污物，甚至把它放在自己房子里的时候，涉及到的是一种对污物的“驯化”，而这种驯化完全是私有化，也就是让污物安置在它“正确”的位置：家里，房子里，“让每个人必须‘清扫自家门前’，其在社会实践的个人化进程中，在家庭空间内共处关系的约简化和紧密化进程中所占据的地位，或许是不可小视的。”你管你自己的事，我管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的污物和你无关，一方面，“因为这一小坨屎，是在那里，在我门前，它是与我相关的。”粪便成为和主体有关的东西，它和主体建立了紧密关系，“我的”成为一种私有化的象征，它更预示了笛卡尔所说的自我意识形态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意识反而强化了污秽感，“觉得粪便污秽，对之产生厌恶，是主体意识形成的标志。”
这种对自我意识的强化，这种污物的私有化，在去除了公共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了公私之间的对立，而其实这种对立也成为一个国家象征，当城市被美化，有条理，变得伟大，变得高尚，成为没有腐臭的公共场所，乡村则成为其对立面，它是“原初自然相对的腐败的场所”，城乡对立延伸出来，就成为资本主义话语里的对立系统，而国家在这个对立系统里永远是洁净的，“只要金钱属于国家，它便是纯洁的，只要教士为国家服务，他便是纯洁的，只要权力是合法的和神圣的，它便是纯洁的。”对立系统其实是一个权力系统，它以私有化而隐藏的方式让污物留存在那里：它是令人厌恶的事物，它是每个人的小生意，“是需要照料、维护甚至珍爱的一小堆屎”；而国家安排所有的粪便，疏导它，纯净它，委派专人来收集，准备严苛的罚款来处理违法的业主，国家即使从符号和粪便中获得财富，它也是纯洁的，“作为一个政策的对象，粪便被指定为一种私有物，每个主体、每个所有权人的物品，从此成为公私二元体的另一表述——国家、公共——在其中体现的话语空间。”
国家是作为大收税人的国家，是作为大下水道的国家——拉康说：“文明即污物：大下水道。”大小水道排放污物，是为了实现卫生、秩序、美好三结合的文明，而当国家成为下水道，也意味着国家从它吞噬的大口中吐出神圣法律，国家就是作为其小水道上面的清洁之法被建立起来的。当国家成为文明三合体的象征，也就预示着它的对立面是野蛮，而这便有了权力国家的征服和入侵——他们的征服历程就像是在每一个野蛮之地竖立牌子，上面写着：“此处禁止便溺”。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描述道：“罗马人，就像步其后尘的英国人，所驻足之地（他不曾到我们这里），到处带来这种唯一的对于下水道的偏执。裹着长袍，他向周围看着，说道：在这里很好。让我们建一个厕所。”帝国和殖民地，白种人和黑种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权力下建立了对立，多米尼克·拉波特将之称为“社会肌体的括约肌训练”管理体系，只有下贱的人才会被要求去问那些污物，只有从粪堆里才能提拔穷人，“如果说对茅坑的制度化意味着某种舒适生活的开始，而这种舒适只能通过惩罚自己堕入私人的恶臭空间来获取，那么分配给每个人一份与其需要相称的利益则标志着公领域无限度扩张的时代，用最谵狂的方式来为社会关系消毒灭菌，以便使臣子保持在他所处的填鸭的地位不变”。
这里就明显具有主人意识，主人之清洗，主人之洁净，看起来是为了“我”的美丽，而实际上，“我”这个主体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主人，只有文明的主人，只有大收税人的主人，只有小水道的主人，只有管理“社会肌体的括约肌训练”的主人——“就是国家，尤其是极权国家，因为它更好地将这个三合体加以制度化。”这是政治上的主人意识，而当“伟大的罗马”打造“最大的小水道”，他们创立的是对尿收税的制度，之后变成了对人和动物粪便收税，污物不仅在权力体系中被纯洁了，而且，“金钱没有臭味”，“它巧妙地丰富等价物、同义语与反义语、黄金与粪便的亲近之间的游戏，黄金与粪土的亲近之中逻辑关系鲜有以如此明晰的方式在历史舞台上一环环表述出来。”1762年至1853年，全法国对茅厕消毒的手段有57种，香柠檬、柠檬与柑橘汁液、薰衣草烧酒、橙花露、丁香花蕾都成为洁净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成为粪便炼金术的象征，它们将粪便转化为没有气味的物质，在它之上又附加了治疗疾病的属性、净化或美化的效能，甚至美容的价值，“符号的胜利，可交易性的胜利直接与消除气味是共谋关系”。
当然还有粪便在医学上的运用，《粪便文库》、《论粪便医学》、《历史医学上的粪便医用》、《论利用粪便作为征兆来诊断下腹疾病》，都提供了粪便治病的功效，巴什拉尔称之为“反衬的增值”，“医生、炼金术士、香水业者通过否定粪便的气味来将它等同为最精妙的芬芳，来将粪便本身，还有尿，抬升到好东西的行列。”去除了气味，带来了价值，甚至它也具有了审美意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按照化学的法则，通过有利于形成组织的物质挥发，给予一些形状，反映出某种审美的终极性。”有传说女主人利用自己奴隶粪便来清晰自己，除了美容意义之外，还有着“恰是回归到阴茎状态的粪便”的色情意义；而不管是萨德侯爵对于粪便的变态占有，还是圣女玛丽·阿拉科克吃病人的粪便来辨识疾病，粪便都具有了某种粉饰意义；“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圣经》上的这句话具体到了爱尔兰奥德国王的行为中，当他知道洗手的水是从教士解手的厕所里流下来的，他说：“因为他解手的地方的水，对于我来说，抵得上领圣体。”于是尿屎也成为“上帝的一个片段”。
医学、宗教、审美意义上，以及在政治、经济上的体现，使得尿屎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存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和价值意义，但是无论是国家下水道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公司对立中的主体意识，无论是资产阶级“粪便-金钱”构筑的等价关系，还是社会主义“循环”理论中的资源自然化，其实都和屎尿的主体有关：这个主体既是从身体里生产出来的自我，还是被要求洁净而利用的制度主体，都代表着权力——法文“sulet”兼有“主体”和“臣属”的意思，国家话语中的主体其实也是国家的臣民，所以当作为原始意义的屎尿具有臭味，还是被洁净之后附加了价值，都无法从权力体系中剥离，因为，“觉得粪便污秽，对之产生厌恶，是主体意识形成的标志。”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87]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