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0《黑皮肤，白面具》：黑人是面对白人的黑人

他不仅多加练习发出[r]，而且还给它加上缀饰。他密切关注别人最细微的反应，过分注意自己说话，并怀疑自己的舌头，这个不幸懒惰的器官。
  ——《黑人与语言》

他怀疑自己的舌头，把作为自然形态身体一部分的舌头看作是“不幸懒惰的器官”，为了摆脱这种先天的不足，他不断练习自己的发音，他专注地锤炼自己的措辞，他还要给发音加上缀饰，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至少先从语言开始，自己努力“改造”，然后让别人承认。

这是弗朗茨·法农所举的一个例子，这是一种对先天器官的否定，这是对后天努力的肯定，在否定和肯定之间，他试图反抗一个由小舌音[r]引起的神话。他是谁？他们又是谁？他针对由谁制造的神话？实际上在这里有三类人，一类是他：黑人，是来到法国的黑人，第二类是马提尼克人，当来到法国的黑人发现马提尼克人发音时会吞掉小舌音[r]，于是他奋起反抗这种行为，并公开宣战，而宣战的行动就是不断练习发音，让[r]不再成为一个吞掉的小舌音——除了在发音上宣战，更重要的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他们：法国社会的白人。于是从马提尼克人到黑人再到白人，关于发音构建起了一个复杂体系：它从单一的语言学问题，变成了多元的社会问题，在他、他和他们之间形成了法农所说的“情结”。

语言是什么？语言不只是说话，不只是表达，它背后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文明，“发言不仅是采用某些句式，拥有某一种语言的形态，而且它更是接受一种文化，并承担一种文明的负荷。”在马提尼克人、黑人和白人之间，想要改变这一切的是居于中间的黑人：他来到法国，一方面嘲笑马提尼克人那个被吞掉的小舌音[r]，另一方面又不断靠近纯真法国白人的发音方式，这个来到法国的黑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在鄙视和靠近之间他如何将自己变成一个语言学的工具？语言是一种文化，那么如果黑人不像马提尼克人一样发音中没有被吞掉的小舌音[r]，那么他就是远离一种本属于自己的文化，而当他为了融入白人社会而练习发音，那么他就是要成为这种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里的黑人在法农看来，具有两种维度，一个与他的同类有关，另一个则与白人有关，语言正好是区分这两种维度最好的工具，“一个人拥有了语言，他因此就拥有了这个语言表达和指涉的世界。”掌握语言意味着拥有了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来到法国的黑人看来，就是成为了白人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所谓的力量却是黑人身上根深蒂固的情结，而这种情结的产生及来自黑人自己，也来自白人：一方面，在黑人当中存在着一种自卑感，他们克服这种自卑感的方式就是通过语言的改造、通过文化而融入，“穿上欧式服装或最新潮的破洞衣，采用欧洲人所用的东西和欧洲人的社交方式，以欧洲的表达方式装饰本地语言，以欧洲语言交谈或写作时使用浮夸的词藻，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获得一种与欧洲人及其存在方式完全平等的感觉。”这样一种平等就取消了自卑感；另一方面，是来自白人的态度，他们在和一个黑人说话时，犹如一个成年人对待一个儿童，白人说话时桥揉造作、轻声细语、殷勤体贴、呵护备至，却让黑人说蹩脚的法语，从而将黑人的形象固定住，“将他诱捕，将他囚禁，让他成为一种本体、一种表象的永久牺牲品，而对此他并不负有责任。”实际上，还有另一类现象，那就像“来到法国的黑人”对待马提尼克人一样，含着另一种歧视，而这种歧视也变成对自我的歧视——黑人的对自我语言的改造，黑人对马提尼克人的歧视，就变成了一种“位移和分裂”，它变成了“异化的黑人”，而这样的黑人完全是这个白人社会中的黑人，他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白人，而是成百上千，那些白人自然成为了法农所说的“异化的白人”。

语言问题折射的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背后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归根到底则是一个殖民主义的问题，“我们真正想做的，是要帮助黑人摆脱在殖民情境当中产生的各种情结。”《黑皮肤，白面具》书名就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殖民主义的情结：当一个天生具有黑皮肤的人，要戴上白皮肤，它就是活在被社会规定、被自我命名的情结里，这种情结所表现的就是艾梅·塞泽尔《论殖民主义》中的那句话：“我要谈论的是数百万的民众，有人曾向他们巧妙地灌输恐惧、自卑情结、胆怯、屈服、绝望和奴性。”它出现在法农这本书的引言里，所以法农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将他们从这种情结中挣脱出来，“黑人就是黑色人种；也就是说，鉴于一系列的情感紊乱，他们已经栖居在这个世界，但必须要将他们从中拽出来才行。”如何拽出来？这就涉及到黑人世界种种情结是如何产生的？这个社会缘何成为了白人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

说到黑人，似乎很本能地将他和白人联系在一起，不是黑人和白人在肤色上的区别，甚至不是一种天然的对立，而是黑人如何成为了面对白人的黑人，“对黑人来说，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白人。”当白人是黑人世界中无法抹去的存在，黑人对此采取的态度，或者是漂白自己想成为白人，或者是宣扬对白人的仇恨，或者让白人认为自己比黑人优秀，或者想向白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和精神更为强大。黑人是面对白人的黑人，黑人是在白人面前自卑的黑人，黑人是仇恨白人的黑人——不管什么样的态度，无可逃避的一种关系就是基于黑与白的构建，这种二元对立是一切情结的出发点，也是自我束缚而丧失自我定位的原因，所以法农说：在黑白关系的阐述上，“白人禁闭在他们的白色之中。黑人禁闭在他们的黑色之中。”要将处于情感紊乱以及各种情结中的黑人拽出来，法农的方法就是提供了一个答案：人想要什么？黑人想要什么？“冒着招致自己黑人兄弟怨恨的可能，我要说黑人并不是人。”

编号：W13·2240320·2074 作者：【法】弗朗茨·法农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3年04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8.00元 ISBN：9787208181731 页数：290页

人和黑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当冒险说“黑人并不是人”，法农是不是想取消一种天生的差异？“黑人并不是人”不是对人的否定，而是对人的还原，或者说，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是人的一种，只有以人的标准定义去除黑人和白人，才能完成最终的目的：“我们意欲在此自我定位。”在构建自我定位中，法农必须剖析黑人和白人这种二元对立背后的社会现象学，必须解构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他从“有色女人和白种男人”“有色男人和白种女人”“被殖民者的所谓依附情结”和“黑人的生活经历”四个维度的现象学入手，探讨了根深蒂固情结存在的本质原因。“有色女人和白种男人”与“有色男人和白种女人”，是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问题是所谓“爱的活动”，但是在这个被白人和黑人定义的爱的活动中，其本身就取消了真正的爱情背后的平等性。

有色女人和白种男人，这样的结构凸显的是白人和黑人完全不同的自我心理：对于白人来说，他认为自己代表着美德，“我是白天的颜色”，而对于黑人来说，“我确实是地下的一缕阳光”，于是所谓有色女人爱上白种男人，变成了自我的漂白，变成了自我的拯救，这种漂白和拯救背后就是一种自卑情结，“确实，仁慈善良的上帝不可能是黑人，他是一位面色红润的白人。”有色女人渴望被白人世界接纳，在这种渴望的促使下，她求助于“情感亢奋”，于是，她将自己置身在情境神经症当中。有色男人和白种女人呢？有色人种的男人被白种女人爱上，在他内心会油然升起一种“成为白人的欲望”，“我不想被人认作黑人，而想被人认作白人。”所以和白种女人在一起，就是“将白人的文明和尊严变成自己的文明和尊严”，不仅如此，因为白种女人爱自己，所以我配得上白人的爱情，人家也把我当做白人来爱。

法农：让我永远成为一个质疑的人

有色男人和白种女人，有色女人和白种男人，看起来置换了男女关系，甚至置换了主动性和被动性，但是殊途同归，都是有色人种基于人种、文化、地位之差异而构建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症”，法农对这一问题的解剖，是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方面，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来自于白人社会，毋宁说，这是一个种族主义的问题，而种族主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殖民主义，“只此一次，我们提出以下原则：一个社会要么是种族主义的，要么不是。”在这样一种白人社会里，黑人因为不是白人而遭罪，因为白人对我强加歧视，所以我沦为了一个殖民者，所以我要加入白人社会，“我竭力让自己变成白人，也就是说，我迫使白人承认我的人性。”从这方面来说，黑人的这种自卑情结反而助推了殖民主义，正如萨特所说，“正是反犹太人主义者制造了犹太人。”反殖民主义同样制造了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在一个殖民化的社会里，黑人“为他人而存在”，他们之所以是黑人，不仅仅是人种意义上的黑人，“因为黑人不单是黑人，更是面对白人的黑人。”白人定义了黑人：他们是牲口，是顽劣的 ，是恶毒的，是丑陋的；在白人的凝视中，黑人被固化了，黑人感觉自己被出卖了，黑人的意识不是被抹除了而是附着在自我之上，他强烈地表达着：“我是个黑人，我是个黑人，我是个黑人。”这不再是一种自卑感，它变成了虚无感，“我是个有罪的人，却不知因何有罪，但我感到我是个可怜的人。”

从这些现象中，法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的医生，从精神病理学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白人的心理过渡到黑人的心理时，存在着一种“辩证法上的替代”，或者说，从黑人心理完全可以解读整个过社会的白人心理：黑人是让人畏惧和焦虑的对象，这就是“黑人恐惧”发生，它表现为将黑人定义为具有“致幻的性能力”的存在，当涉及升职层面，厌恶黑人的白种男人会处于性无能或性自卑的心理，而将黑人看做具有绝对的生殖力，这即使对自己不足的自卑，也是通过对黑人的想象然后施以私刑实现一种性报复，“对黑人有恐惧，就是害怕他的生物属性，因为黑人只是生物的。这是些畜生，他们赤裸着生活。只有上帝知道……”这就演变为“谵妄性的善恶二元论”，它是一种欧洲无意识，“等欧洲文明开始接触黑人世界和这些野蛮人群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些黑人是邪恶的根源。”

所以从现象到本质，从面对白人的黑人到白人无意识中的黑人，法农认识到黑人问题不再只是“生活在白人中间的黑人的问题”，而是遭受殖民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社会剥削、奴役、蔑视的黑人问题，而这恰恰因为这是一个白人社会。通过与萨特的存在主义、黑格尔的自我意识、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对话，法农驳斥了西方文化中以黑-白、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激发出一种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只有这种自我意识才不会成为“他者”，才不会被他者定义，所以真正要结束恶性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武器而进行斗争，“在残酷的斗争中，我同意感受死亡的震撼、不可逆转的解体，还有不可能的可能。”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说：“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死者埋葬自己的死者，革命弄清自己的内容，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革命，所以这里没有所谓的理性感召，没有所谓的对人的尊重 ，只有展开反对剥削、贫困、饥饿的斗争，才能去构想自己的存在——法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反对和斗争的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我把资产阶级社会称为一种封闭社会，那里生活并不自在，那里空气已经污浊，观念和人们都在腐败。”所以他让黑人成为革命者，让面对白人的黑人成为革命者，让剖析了“黑皮肤，白面具”的自己也成为了革命者，“身为一个黑人，我只求一件事情：那便是工具绝不支配人类。”——于是在《黑皮肤，白面具》出版的第二年，法农结束了自己的医学训练，赶赴阿尔及利亚卜利达精神病医院担任主治医师，1956年他更是辞去了自己的医生职务，成为法国民族解放阵线报纸主编，投身到阿尔及利亚独立革命斗争中，在随后的五年中，法农又辗转到突尼斯和加纳。

他是一个有黑皮肤的人，但是他却拒绝戴上白面具，革命是行动，革命是人生，但是革命的背后是被激活的自我意识，“我最终的祈愿：啊！我的身躯，让我永远成为一个质疑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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