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18 北川之死：一部回放的灾难片

        北川，一个在5·12地震中被重创的地方，而6个月过去了，地震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房舍和家园，还有一些永远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
        11月15日，北川擂鼓镇有名的裁缝和木匠，一对夫妻双双身负刀伤，死在自家床上，当地居民的说法是：“震后产生心理障碍，先杀妻再自杀。”曾经是个幸福的家庭，曾经对生活充满希冀，而这一切，因为一场地震而彻底改变了：“地震过后他整个人都变完了！”看不到一切未来，只好在这个悲秋之际，把妻子和自己一起带走，脱离这个充满噩梦的世界。
        其实，他们的生活不算最悲惨的，家人还幸存着。而就在一个月前，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在自己单位租住的宿舍里，董玉飞是震后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地震幸存者中的自杀者，也是第一位自尽的北川官员。这位曾被同事谑称为“棍子都打不死”的壮汉在留给弟弟董卓锴的遗书上写道：“卓锴弟：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我走后，父母和嫂子只有难为你一人多加照顾了。跪别父母、岳父母。”
        北川县委首次对这起自杀事件做出官方说明，认为地震中独子遇难、工作任务繁重、抑郁症是导致其最终选择轻生的三大主要原因。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好是第1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心理专家分析，这位10月才满39岁的北川农办主任生前可能患有因地震引发的创伤后反应应激障碍(PTSD)。心理学临床经验表明，重大灾难发生后，约有25%的受灾人员会从暂时性应激状态转向PTSD。

        当四川地震在时间上越来越远的时候，这些心理上的疾病却越来越突出，到底多长时间才能消除记忆中的这场噩梦，有实践得出结论，有些诊断PTSD要事件6个月后才出现，比如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比如擂鼓镇裁缝和木匠这对夫妻，我们可以假设，在这震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一定会反复出现的侵入性痛苦回忆，反复做类似事件的噩梦，或者闪现出各种幻觉或使人脱离现实的幻想，好像事件再次发生。从而一些创伤事件某方面的内源性或外缘性暗示而导致强烈的精神痛苦。
        地震当时的死，是天灾夺取生命，而地震之后的这种死，则是无奈地告别现实的痛苦，是一种自我选择的解脱，当然是逃避。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逃避，而不能抱有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在治疗PTSD中，回避是一剂良药，比如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想法、对话和情感。回避参加有可能引起创伤回忆的活动，回避有可能引起创伤的人及情感。而选择自杀无意是最大的回避。
        有一个课题曾对亲历唐山大地震的1695例受试者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20多年过去了，唐山大地震造成的心理创伤对受害者仍然产生了持久性应激效应，长期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震后余生的人出现了一些创伤后应激性障碍，他们中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的流调数据，有的高于正常值3到5倍。
 
        似乎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有的甚至一辈子也无法忘记，我不知道，当时那种铺天盖地对震区的宣传是不是在无形之中加重了这些受害者对事件的回忆。
        可是很不幸，每次遭遇天灾人祸，我们很多媒体总喜欢用多种形式来渲染灾难中的悲情，在事件的不断回放、在受害者的不断回忆中，增加感染，增加眼泪。
        杭州“11·15”地铁施工坍塌事件中，很多媒体就是用这种煽情的报道让灾难重现，而手段几乎都是通过受害者的亲历讲述。看看这些文章：“幸运逃过一劫 他手一直发抖，烟都点不着”、“塌陷瞬间亲历者的回忆”、“工地小工曹松柏 四五米外的儿子，再也没上来”、“泥水工叶志国 半支烟功夫，他们就被埋了”……用文字的，用镜头的，似乎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还原现场，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现悲情。
        这样人道吗？为什么要刻意撕开那血淋淋的伤口让人观看？为什么要以悲情还原那种残酷？为什么要牺牲他们遗忘那噩梦般一刻的权利？

        “苦难有助于人的成长”、“会在灾难中变得更强大”，多轻巧的话语啊——灾难离我们很远，没有在我们身上留下什么伤痕，我们可以轻松地说出这句话，轻松地忘记灾难，把灾难当作振兴和发展的推动器。但对于无数被灾难夺去生命、被灾难夺去亲人和家园、被灾难夺去手臂和光明的具体的人来说，现在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是那场噩梦。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地站在个体受害者的立场看待这场苦难，设身处地体贴他们的脆弱，而不能冷酷地站在国家的宏大叙事层面遮蔽个体的悲痛。每种苦难都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每种苦难都值得诅咒，这时候需要我们与受难者站在一起承受苦难，一起在平静中抚平瞬间失去亲人的巨痛。而不是放大苦难砺志的思维，不断回放那些灾难。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