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8《嘉年华》：女性主义的悖论视角
12岁的小文受到性侵的案子终于沉冤昭雪，15岁的小米终于砸碎了锁住电动车的锁链，在公路上自由骑行，两个女孩的命运在最后时刻终于出现了转机，在得到正义和追求自由的路上，终于不再有眼泪和痛苦，似乎这一结局也使得印在电影海报上的那句话“救救孩子”得到了一种社会式的回应，但是在导演是女性、受害者是女性，善良者是女性所构筑的女性主义视角里，女性这一群像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一种制度上的救赎？
片尾的场景似乎为这种女性主义视角埋设了一个隐喻：当小米开着电动车飞驰在公路上的时候，她几乎是骑行在汽车行驶的区域上，当身后的汽车疾驰而过的时候，充满了危险，但是小米似乎不见这种危险，当超车的汽车驶过之后，她继续占据那一条超车道——这是电动车和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对于强权的一种对抗和挤压？后面一辆卡车也慢慢超越了她，她转过脸，看到火车上装着的是沙滩上曾经自己注视过的那尊玛丽莲·梦露的塑像，当梦露性感的雕像被拆解、被运载，女性的存在，即使在物的雕像意义上也已经不存在了——这是权力体制对于女性的另一种霸权？就像小米，在没有合法身份证明的情况下，她永远是一个“黑户”，即使自由疾驰在属于自己的方向上，她也找不到自己该有的落脚点。
一种逃离，一种对抗，在小米面前展现了离开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正是玛丽莲·梦露最后消失于未知的地方，也就是说，小米为代表的女性依旧活在未知里，依旧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依旧在强权社会里成为没有归宿的存在。那么，“救救孩子”的意义何在？文晏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本身带有的女性主义视角已经做了一种预设：女性的反面是男人，弱势的对面是强势，没有身份的反向是有身份，所以女性处在被审视、被欺负、被消解甚至被压抑的位置时，在她上面的秩序制造者一定是男人。12岁的小文和同学张新新被带到那个旅馆里被性侵，这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叙事，当替莉莉值班的小米要求所有住店的人拿出身份证登记的时候，没有露脸的“刘会长”说：“他们还是孩子，怎么会有身份证？”于是，没有身份证的女性，在一个有身份证的男性面前，自然失去了话语权。
| 导演: 文晏 |
刘会长没有进入到文晏的镜头里，他就是一个幕后的人，而幕后的意义是操控者，作为商会会长，他当然拥有权力，他把两个不想回家的孩子带到了旅馆，还性侵了他们，以一张身份证的优势凸显了自己的权力，当事情暴露，他一方面派人让小文的父亲不起诉他，让他在承诺书上签字，另外一方面，他答应张新新的父母，为他们提供进入贵族学校的钱，所以在权力的施与和高压下，张新新的父母选择了妥协，“你把他送进监狱又怎样？要为孩子着想。”而小文的父亲在事后，当然站在了维护女儿合法权利的立场上，但是一个没有权没有钱家庭生活一团糟的男人，根本无法挑战权威，而整个过事件似乎就是从他无权的懦弱开始的：在事件发生之后，医院对小文进行检查后发现有伤痕，母亲一个巴掌打在小文的脸上，在用暴力打她，用粗俗的话骂她的时候，质问小文的父亲：“把干爹叫来我照打，他真是个畜生。”而小文的父亲一样没有露脸，他隐没在暴力背后，不是操控者，而是被刘会长的权力操控着——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巴结刘会长，屈服于权力之下。
刘会长拥有权力，警察“王队”也拥有权力，在调查案件中，当旅馆老板说监控过了48小时就覆盖了，他也没有提出异议，当郝律师将小米提供的视频给了他，案件似乎可以有新的突破，但是他却以指证为借口，带着小文去医院做第二次检查，而第二次检查之后瞬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却宣布：小文下体无损伤，无性行为痕迹。当初旅馆老板的几条鱼打发了他，而这次他也一定是因为刘会长的幕后指使，在贿赂中又利用自己的权力让事件性质完全被颠覆。拥有权力的当然还有旅馆老板，他在没有身份证的小米面前，在打工的莉莉面前颐指气使，利用手中的权力威胁他们不要说出真相。还有莉莉的男友“健哥”，在莉莉面前他当然是强权者，而在小米办理身份证的需求面前，他也虚构了自己的权力：“只要一万元，改名字改生日，什么都可以。”男性因为有特权而成为霸权，因为霸权而篡改事件性质，修改名字和生日，而看起来处于弱势的小文父亲，在女儿出事之后，态度发生了转变，父性的回归是一种爱的回归，但是在整个事件的起始阶段，他在家庭中也扮演着一个强权者的角色：让小文认刘会长为干爹，便是将其当成了一种交易品，为此事发生夫妻争吵并非是家庭解体的原因，但是小文父亲在其中的纵容，对女儿的无视，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小文失去了被爱的权利。
|
《嘉年华》电影海报 |
在男人的权力面前，女人普遍是缺少自我身份的，小文和张新新当然是直接的受害者，12岁的孩子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秩序之外，她没有在家的安全感，没有在学校的位置，到旅馆里过夜是一种逃避，在没有身份可以证明的夜晚，她被有身份的男人侵害；小米三年前从老家逃出来，似乎和小文一样，找不到家的安全感，不知道具体生日的她当然没有身份证，跑过15个地方成为她求生的写照，所以在这个她喜欢的城市，她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身份的人，而不是连站前台都没有资格的“黑户”，所以为了保住月薪不足600块的工作，选择了沉默；而莉莉，有自己的身份证，也有所谓的男友，还有前台的位置，看起来她比小米好许多，但是她一样只是牺牲品，和所谓的老板陪酒是她爱情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当流产的时候，她对小米说的是：“下辈子再也不做女人了。”小文、张新新和小米，构成了没有身份的女性群体，但是在她们之外，还有小文母亲，她整天只知道跳舞，夜不归宿，而当小文被性侵之后，骂“刘会长”是“畜生”，却将气全部撒在小文身上；张新新的母亲更是弱势，当女儿也遭受了损害，她竟然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有而忍气吞声，而和小文受到伤害承受的巨大压力不同，处在这样家庭中的张新新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还问“处女摸是什么？”她一样上学一样生活。
男人的强势和女人的弱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救救孩子”成为电影的主题，谁来拯救？郝律师无疑是一个救赎者，她奔波在受害者和旅馆之间，她积极调查案件寻找线索，当然，她更像一个母亲：当小文被叫到公安局里，王队还让她回答喝了几罐啤酒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小文便跑开了，郝律师在厕所旁边的储物间发现了小文，于是她安慰她，给她披上衣服；当小米因为敲诈刘会长而被毒打，身无分文的她到了医院给郝律师打了电话，郝律师为她出了住院的钱，虽然看上去这些钱也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线索，但是在她关切的目光中，小米也体会到了一丝温暖，所以当王队问她为什么十多年了还做这类案子，郝律师回答：“我需要做这类案子。”——从纯粹职业行为变成了使命担当，所以律师的身份在事件中演变成了母亲和朋友。甚至在王队召开记者通报会说性侵不成立之后，小文的父亲大喊：“你们都在撒谎。”似乎案件在强权面前永远无法水落石出，但是最后却传来了案件的转折性结果：刘会长、王队以及所谓的省级专家，都因受贿收贿而被起诉，也就是说，这个转折的结果是猝然而至的，但是很明显，这一定是郝律师各方奔走继续努力的结果。
郝律师成为一名“救救孩子”的拯救者，她的多重身份成为一种象征：律师之于法律意义，母亲之于家庭意义，朋友之于信任关系，都在女性受到伤害之后得以构建，而作为女性，郝律师几乎以一人之力扭转了强势掌控的畸形社会，所以当受害者是女性、解救者依然是女性的叙事中，女性主义成为文晏表达的视角，即使她无意于如此明显吐出性别意识，但这也成为了一种预设。但是女性主义的自我解救又无法彻底走出问题怪圈，甚至可以说，最后的正义还是呈现为一种单一的正义：小文所遭受的性侵行为已经发生，她的心理阴影如何消除？小米逃离了那个小镇，骑着电动车行驶在路上，她又该去何方？他们依然处在一种没有方向的生活中，而造成这一切的困扰和困难，似乎又回到了男权主义的原因上，就像那尊梦露的雕像，从最初被安装，到后来被贴上广告，再到最后被移走，完全是女性命运的一种隐喻——她是一个被男性审视、切割的物，她是一种对象化存在，即使小米曾经拍过照片感觉到她的景观意义，即使小文在夜晚靠在她身边睡觉找回家的感觉，但是在有限的依存之外，她是被置于男性世界的物，甚至从安装到运走，也都是男人在干的事。
男人制造了事件，男人缺席了正义，所以女人只有在自我解救中才能带来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依然是暂时的，在无处不在的男权秩序中，在不断被审视的目光中，“救救孩子”依然是一个无法破题的虚构，如此，陷入到没有方向中的何止是小文和小米，还有文晏。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541]
顾后：资治通鉴·汉书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