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8《形而上学导论》：我们让一切在者如其所是地在

因为不适时的生长

深思的上帝

就恨它。
    ——惠尔德林《提坦诸神》

万物在生长，生长构成了一种对时间的肯定，而在辩证关系里，时间也肯定了一种对万物“此在”，双向的构建便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持续的时间里，此在便是存在，它的意义是可以询问，可以采集，可以分离，而所有在时间里的存在就构成了海德格尔称之为“追问”的意义：“能够追问的意思是说：能够等待，甚至等待一辈子。”

但是在等待中，在追问里，为什么会有上帝？而且上帝还是“深思”的上帝？当上帝深思，是不是意味着时间已在上帝那头有了终结，它是造物者，万物在它的手中被创造，一种客体的存在是不是就取消了追问的权力？上帝是万物之起始，是存在之源头，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就划定了时间的界限，甚至命名了这一种成长叫做“不适时的成长”——不适时，就是将自身的追问，自身的存在都置于上帝之下，从而没有了敞开自身的意义，所以上帝“恨它”——恨不是消灭，而是将自身变成一种遮蔽状态，于是在上帝成为“此者”的绝对之中，此在永远在遮蔽状态里，没有了敞开的可能，没有了“向着问题自身反冲”的意义，也没有了“甚至等待一辈子”的追问。

因为上帝恨它，所以生长是“不适时”的，所以时间是被命名的，它以分离的方式走向了神学的误解中。但是上帝恨它，在海德格尔看来，反其道而行之，要等待，要追问，要去蔽，要敞开，就意味着恨上帝——消解神学意义上的“在”，是为了回到哲学的轨道，回到形而上学的意义，“只有在此在掌握了对事物的真知之处，命运才出现，而哲学就开放着这样的真知的途径和视界。”真知是关于真理的知识，是关于此在的存在，所以回到哲学和形而上学本身，“哲学活动就是询问那超乎寻常的事物。”——让自己成为绝对之神，成为此在之唯一。

如何让上帝“不适时”？如何去除神学的遮蔽？海德格尔所有的等待都从一个问句开始的：“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第一篇，第一句，不是引用，完全以去蔽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是自然的，甚至那背景提供的是“荒芜”，所以当它呈现的时候，便会让所有人“遇上”这个问题：问题作为问句被说出来让人听见和读到，意味着：“使问题得以成立，使问题得以提出，迫使自己进入这一发问状态中。”

成立、提出和进入，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在如何去认识这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究竟为什么在者在……”第二部分则是“而无反倒不在”。第一个问题的核心词当然是“在”，海德格尔认为这个问题是最广泛的问题，是最深刻的问题，也是最原始的问题。最广泛，是因为“她不会为任何一种在者所限制”，也就是说，在者所涵括的是“一切在者”，不仅包括现在的现成存在者，也包括以往的曾在者，未来的将在者。存在者、曾在者和将在者，是所有类别的存在者，也是所有时间里的存在者，也就是说，在者是一个“在者整体”，这便构成了最广泛的问题。而最深刻体现在“为什么”上，“这就是说，根据是什么？在者由何根据而来？在者处于何根据之上？在者照何根据行事？”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元根据”，有一个“非根据”？或者在既非此也非彼中，在不是必然也不是偶然中，是不是还有一种“渊”？而最原始的意义，就是指“任何一个在者都处于同等地位”，也就是说，在者不是特殊的，个别的，甚至不是只属于人类的问题，而这也是一种“在者整体”。而这个最原始的问题另一个意义就是回归到自身的存在，当“为什么”被问出，一种“将自身作为根源跳出来的跳跃”便发生了，“通过这一跳跃，人就从所有先前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似是而非的他的此在之遮蔽状态中完成一次起跳”，而这种将自身作为根源跳出来的跳跃，也便成为最原始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所有一切真正的，即自身向自身提问的问题的问题。”

最广泛是数量和时间的意义，最深刻是原因和根据意义，最原始是平等和从根源跳跃出来的意义，那么当这个问题被问出的时候，是不是指向了所有整体的存在？而这个整体的存在便具有了从神学走向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如果在者只是上帝自身，或者在者是上帝所造，那么它只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番凑合和一番自行约定”，约定的目的是“今后总遵循一种随便什么样的传统教义罢了”，这种约定而成为信仰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桩蠢事”，它不是哲学，甚至基督教哲学就是一个伪命名——“它是一种木制的铁器，是一套误解。”

编号：B82·2180420·1467 作者：【德】海德格尔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6年06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9.80元 ISBN：9787100017169 页数：205页

所以海德格尔的第一步就是从神学的误解和桎梏中走出来，走向哲学的道路，在他看来，哲学体现在三种意义上，一种是活动所追求的是“知”，知是知识，更是真理，是自身历史性中“绝对的在”，“所谓知就是：能立于真理中，真理是在者的坦露，因此知就是能立于在者的坦露中，坚持在者的坦露。”哲学就是让自身绽开，让自身坦露，在绽开和坦露中进入现象。而在现象之中，就需要一种“思”，“哲学按其本质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种从思的角度来对赋予尺度和品位的知之渠道和视野的开放。”面对自身，面对知，思的意义在于“愿知”，就是以决心存在的方式达到一种“在的敞开状态”，不管是发问，还是学习，其实都是一种愿知的行为，“就是向着能够立于在者的坦露状态的决断。”也正是在知和思敞开自身的意义上，这个关于“在者在”的问题就已经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而其追问的目的是在敞开状态中“展开那由在的遗忘所晦蔽和遮蔽的东西”。

如果说，上帝作为在者是一种遮蔽，那么让哲学从神学的影子里走出来是其中的一种努力，还有一种努力就是要消除“在的遗忘”，而这种遗忘便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其实在“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凸显出来，那就是“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部分看上去像是一种附加，在转折的语气中，无甚至看上去只是无而已，甚至，“无”变成了空泛的词藻。这便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凡是既蔑视有其基本规律的思而又破坏创建意志与信仰的就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它以故意遗忘的方式对询问在者的问题“不理解”，所以海德格尔要恢复无的意义，要继续追问在者的在——通过对“无”的克服，使在者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无”不是多余的附加，反而是整个问句的本质性成分。

为什么无可以在克服中让在者进一步敞开自身？为什么无的问题变成了本质性成分？那就是它使得“每一在者都在其自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拥有这一在者的可能性”，在者的在是一种可能性，它是非现实的，不可把握的，非真实的，“它的含义是一种非现实的迷雾。”迷雾意味着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境遇就是被遮蔽、被遗忘，所以海德格尔说到可能性是为了给在留下一个哲学的位置，在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群众化等现实意义上，世界似乎趋向于一种灰暗，那一团迷雾就笼罩在在者之在上，所以“在是怎么回事”其实带着某种历史性意义，那就是在开端意义上再次寻找“西方精神命运”，所以海德格尔发问的目的，就在于“要把人类历史的此在，同时也总是我们最本己的将来的此在，在规定了我们的历史的整体中，复归到有待原始地展开的在之威力中去。”

恢复在者的哲学和形而上学意义，不仅要消除“在的遮蔽”的神学和“在的遗忘”的虚无主义，还要从所谓的科学中解救出来，回答“西方精神命运”的母题，从而让在者在思中、在愿知中，在敞开自身中回答“存在与时间”的追问，引用《校长就职演说辞》中的那句话，就是：“精神既不是空空如也的机智，也不是无拘无束的诙谐；又不是无穷无尽的知性剖析，更不是什么世界理性。精神是向着在的本质的、原始地定调了的、有所知的决断”。

那么，在者如何敞开自身而存在，如何在存在中寻找西方精神命运？这一切的核心是“在”，在是在者之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也不是动词、不定式、名词等语法形式，它是一种自有，一种自立。自有而自立，是因为在是常住者，是“在者之在”，“这个在者的在才使在者成为一个这样的与非在者有别的在者。”在者之在，就是自获其界，就是完成，就是达到“完满现实”。正是因为在者具有这种自有的在，所以才能从有蔽的状态中破门而出，“通过世界，在者才在起来。”于是，你在，我在，他在，我们在，我曾在，我们曾在，一切的在都是“我在”。

存在就是我在，我在就是此在，而在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让一切在者如其所是地在。”什么是“是”，什么是“在”？回到最广泛、最深刻和最原始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尤其是后半部分的“无”成为一种本质性问题，其指向的是可能性，所以海德格尔说，“在”所表明的自身，其实是“一个最高度确定的完全不确定者”，最高度确定是因为“在”是“世间所有最惟一无双的事物”，在任何时间，任何人都“曾在而且现在而且将在”，但是它却是一个不确定者，因为人能在此的一个必需条件是“人领会在”，“在”必须是不确定的，才能确定起来，这是辩证的，所以海德格尔说：

只因为这个“在”始终是自在地不确定的而且在其含义中是空的，它才可以备如此纷然杂陈之用而且“随遇而安”地充实自身与确定自身。

在哲学的历史中，在其实被一些公式化的说法所限制，在与形成，在与表象，在与思，在与应当。海德格尔就是要从这些在的限制中去除那种遮蔽，从而在方法论上完成对此在的命名。在与形成，在不是已经形成之物，也不是把形成之事抛在了后面，而是在是常住的在，所以它本身也是形成，“一切皆‘在’形成。”在与表象，表象似乎是一种现象，但是表象是属于作为现象的在本身，也就是它指向的也是真理的本质，“表象就在在者本身中和在者本身一同出现。”所以表象就和在是同一回事；在与思，思似乎是一种计划，一种图谋，是逻辑，甚至是逻各斯之本质，但是，思只有在人之思的意义上，才在区分中和在成为同一种事物，“思着的只是：正确地被思着之际经受得住一番正确地思的东西。”也是本真的所见者，甚至，“形成与表象也是从思之视线来规定自身。”而在与应当，是把在从思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那就是道德高度，应当的最高处便是最高理念——善之理念。

在与形成，在与表象，在与思，在与应当，海德格尔破除公式化的限制，就是一种去蔽，就是回到在者的自身，当神学、虚无主义、科学对在进行了遮蔽和遗忘，恰是一种“无”，当追问到无的边缘，一定会从这个边缘返回自身，并在自身的敞开中规定着自身，“此处诸力起着作用，此诸力对在者，对在者之敞开与成形，对在者之封闭与破相，都控制着而且有魔力。”不确定的在，无的在，在“在者之在”的自身敞开中回答了在的本质问题，而追问在的本质问题，便成为追问人的本质：

人就是在这个敞开中的此在。在者就站到这个此在中来并进行活动。因此我们说：人的这个在，就字的严格意义说来，就是“此在”。要察见在之敞开的视线，必须原始地植根于作为在敞开的此处的此在之本质中。

很明显，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意义上将人的存在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并在此在的本质回归中构建起整体的存在，这种整体不是特殊的、个别的，不是局部的、静止的，而是“一切在者如其所是地在”，它通向自身的无限，又在无限中返回本质，所以在“在的敞开状态中”，时间里没有上帝，存在永在追问：“能够追问的意思是说：能够等待，甚至等待一辈子。”甚至比一辈子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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