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3 《电话亭》：合理化才是最残忍的开始
最后的最后，是黑暗的隧道，是冰冷的机械，是无人生还的现实：男人看到了一个个的红色电话亭，像是一个个的棺材，里面装着再无法逃脱的人，他们都曾经呼喊，都曾经挣扎，都曾经绝望。有的用电话线勒住了脖子，面部呈现出死亡到来时的惊恐；有的已经半坐在电话亭里，毫无声息地死去；有的已经变成了骷髅，在黑暗、寂静之地变成了死亡的标本：男人被囚禁在红色电话亭里，当他看见这一切，已经死亡、正在死亡和即将死亡，形成了从生到死的三种状态，当无可逃脱的生命轨迹出现在他面前，唯有绝望，绝望地喊叫，绝望地求救，终于剩下那一只绝望的手，在电话亭的玻璃门上一点一点下沉，直到失去了最后的挣扎。
最后是死亡，这是这一趟旅行的最终归宿，男人无法接受，男人充满恐惧，是因为自己不是罪人，不是恶人，不是犯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一个父亲，一个男人，当命运以这样的方式降临，最残忍的不是让他看见别人的死亡，也不是自己将要经历最后的死亡，而是那个起点设置的时候是如此的合理，如此的正常。马德里某一个小区，四个电信工人下了工程车，将一个红色电话亭放置在小区中央，然后固定好。这是人人可见的白天，似乎抹除了黑暗世界的阴谋论，甚至是一种造福百姓、方便人们联络的服务举措。
这是合理化的起点，在电话亭旁边，有正在浇水的园林工人，有戴眼镜上班的男人，有经过这里的修女，一切都是正常的，所以当男人把孩子送上校车，他便来到了电话亭旁边，然后走了进去，拿起了电话，准备和别人联系，就在那一刻，电话亭的门关上了。电话亭当然是为了打电话，打电话的人走进电话亭，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甚至男人在送孩子上学之前还看到孩子的球被踢进了电话亭，孩子从里面捡了出来，那门并没有关上，但是当男人为了打电话走进去，那扇门却被关上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这个合理化的存在就慢慢走向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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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安东尼奥·梅尔塞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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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亭里有电话，电话是为了和别人取得联系，但是男人走进去试打电话，却变成了悖论，因为电话不通，因为门被关上，他再无法打开——他成了一个隔绝的人，成了一个被禁锢的人，这是对电话亭本身共用的一种消解，正是这样的消解，进门打电话变成了一种引诱。电话亭四周都是玻璃，顶上也是玻璃，男人狠命地想要开启，却无济于事，在透明的世界里，他看到围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议论着，嘲笑着，当然也有人为他着急。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场景，当有人被莫名困在电话亭里，人们一定会议论，一定会围观，当然也有人前来帮助：两个陌生人走过来，大力地拉动门外的门把，不想门把脱落，门依然没有打开；有个伟岸的男子见状，从远处集聚力量冲过来，试图将玻璃门撞开，但是一次次也是无功而返；有工人准备了工具，用力撬着玻璃门，但最后也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有人陷入困境，周围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也是一种合理的现实。但是，在这个合理的场景里，因为隔阂，所以被围观的男人开始感觉到一种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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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亭》电影海报 |
一种怪异是被囚禁的困境，他在里面说话，喊叫，但是隔着玻璃，人们只看见他的动作而听不到他的声音，男人的喊叫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出来，另一方面是他看到有人在偷吃小贩的面包而提醒，但是不管何种目的，外面的人都无法获知具体的信息。隔阂让他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当外面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而来，也并不都是为了结束这种尴尬，他们的围观让男人处在一种示众的位置上，有人甚至搬来椅子坐在那里，他们冷眼旁观，他们窃窃私语，他们嘲笑起哄，而在这个意义上，男人和电话亭已经结合在一起，甚至变成了奇怪景观的一部分。
而这正是残忍的“物化”的过程。当人们无法打开那扇门，意味着分散的、个体力量的无助，而当警察、消防等代表体制的力量到来，似乎也无法化解困境，两个警察过来，极力想打开门，却也是把门把转了下来；消防开着消防车过来，还架起了梯子，一名消防员拿着大锤站在了顶上，但是正准备敲击下去的时候，电信的工程车来了，这是一个信号：电话亭是电信人员安装在此的，当他们过来，意味着比警察和消防更多的办法，也正是这种合理的逻辑，消防放弃了最有可能破除禁锢的办法——而这也象征着体制力量的退场，让问题又返回到了起点。
当电信人员解除了电话亭的固定装置，搬上工程车，男人和电话亭被当成一个物，合理就走向了再也无法返回的残忍之路。男人的心理或许还存在着某种希望，当他被搬上了车，他期待着用电信工人特有的工具解开封闭的门。但是他却被带着走向了未知之路：他看到路上看着这个奇怪电话亭的行人，他们也是议论纷纷，也是充满了讥讽和嘲笑，他用力捶打着电话亭，但是无济于事；工程车经过了正在建设的大厦，经过了废弃的停车场，经过了郊区，那些杂技团的人看到这一幕，脸上显出奇怪的表情，而那个小丑手上正拿着禁锢了帆船的瓶子——像他的命运一样，再也无法逃离；车子经过了一个葬礼现场，悲痛的人们正向躺在透明棺材里的死者哭泣，而这一幕像极了无法逃离的男子；车子还经过了一所房子，一个抱着篮球的孩子追逐着，最后用招手的方式和他告别，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在坐上校车时也是这样的动作，于是他拿出了一家三口的合影，回忆着曾经的美好；车子停在路口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样的工程车，一样的电话亭，一样被困在里面的男人，命运一样，是一种复数的存在，而正是这种复数的存在，使他真正感觉到命运的残酷：这不再是个体事件，不再是偶合事件，它是一种必然。
他看到了正疾驰而过的火车，看到了头顶上的飞机，任凭他如何呼喊，没有人看见他，也没有人解救他，当工程车从城市到乡村，到热闹之地到寂静之路，甚至最后驶入一个黑暗的隧道，那些合理的东西正在一一解体，没有了帮助者，没有了亲人，甚至没有了旁观者，就像自己的处境一样，隔绝在封闭的世界里，再无人能够打开。而当最后他被吊车吊上轨道，然后放置在有许多电话亭的地方，他仿佛进入到死亡的坟墓里，一种种死正义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而最残忍的是，自己也必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无声的呼唤、无力的反抗，无助的困境中，变成死亡流水线上的一个样品。
走向必然的死亡，却没有任何的预设，看上去一切都是合理的：合理的电话亭，合理的帮助者，甚至合理的运输，也正是这些不容怀疑的合理性，使得最后的命运变得极其残忍，而这无非是一种隐喻，电话亭被安装在那里，它只是人们预设的一种物品，所以有人会走进去，会拿起电话使用，但是，正如一种诱惑，那红色的门像一张血盆大口，只有充满好奇的人，只有自认为世界合理的人，才会进入其中，从此，被囚禁在那里，便成为一个无法逃离的死亡样本，没有声音，没有工具，没有希望，没有可能，生生地变成了一场灾难，一次事故，一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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