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30 作为他者的金庸

“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神雕侠侣第四十回:华山之巅》

良晤而言欢,相逢而别过,江湖世界,当拱手辞行的时候,总是带着离别的无奈,也总是有着再聚的期盼,而今晚刷屏而成真的消息,终于让别过真正变成了哀伤:一代大侠金庸在香港病逝,享年94岁。

消息似乎在一瞬之间从震惊变成了哀悼,从悲痛变成了追忆,2010年12月9日金庸“被去世”似乎还历历在目,但是当八年过去,终究不再是那个充满了谣言的“微博元年”,终究不能在不舍中变成一个假新闻,94岁的金庸告别了他的江湖,意味着以人文为核心的武侠小说时代的终结,而那段提前拟好的墓志铭真的把他带向了另一个不再相见的江湖:“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曾有人问金庸,人生应该如何度过,他简简单单说了八个字:“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自30岁左右创作《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的《鹿鼎记》正式封笔,他创作的15部长、中、短篇小说便是“大闹一场”的文本见证,那一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不工整的14个字对联,却是几代人青春共在的文本,但是当他最后以“悄然离去”的方式告别尘世,“大闹一场”最后也成为他不再看见的江湖喧闹,变成了文本之外的他者记忆。

我一定是这个他者之一。2015年萌发了购置金庸全集的想法,最后一套《射雕英雄传》却出乎意料地曲折和跌宕,甚至辗转从贵州到杭州再到宁波的漫长历程,当最后终于被放置进书橱的时候,和那已经整齐排列的32册图书站在一起,它们才成为最后的整体,甚至成为最后的仪式,那时候,我的感慨是:“似乎只有走过充满曲折的道路,最后看起来才叫珍贵。”但其实,当我购置了金庸的全部小说,当我读完了这些文本,却并没有涌现最初的激情和感动,甚至有些空乏地当成了任务——本来想用阅读全集的方式来阅读金庸,想以读者的体验来审视他的文本,甚至想以论文的方式研读一个不一样的武侠世界,但是总体来说,是让人失望的,我只不过以一种想象的方式闯入了他的领地,最后却以安然的方式转身退出了他的江湖。

十二套文本,36册图书,就像这独立而分散的书册一样,似乎构不成一种让人血脉贲张的整体,这仿佛就变成了金庸的一个尴尬。从最初投稿于报社,到后来为了报纸发行,他从事武侠小说创作本身就带有偶然性,甚至带有某种消费性,所以他不曾有过对于自己创作的整体规划,而在几十年的书写中,也出现了某种断裂,如果把这种断裂叫做转型,似乎也是对于金庸神话的一种安慰。的确,金庸构筑了一个武侠江湖,那里有《笑傲江湖》的波诡云谲,有《天龙八部》的义薄云天,也有《白马啸西风》里简简单单的儿女情长,“金庸的江湖再远都有一座庙堂”,这一说法的背后,则是把金庸放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层面上,他具有的士大夫情怀使得笔下的江湖人物一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是郭靖真正对于英雄的阐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在历史架构的意义上,这样的理想主义却最终变成了器物主义,甚至变成了虚无主义,“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是从“射雕三部曲”的国家主义走向了英雄主义,而最后这种英雄主义也因无法最后落脚到救国救民的崇高情怀。而实际上,这种断裂在金庸最初的作品中就得到了体现,《书剑恩仇录》中,“浩浩愁”的情感纠结,“茫茫劫”的民族冲突,本希望在“佳城”和“碧血”的理想构建中实现,但最后还是灰飞烟灭,当个人归宿披上了民族复兴的外衣,变成了大义的牺牲品,所折射的无非是以传说僭越历史的空无感,在矛盾中无论取舍都陷入了一种怪圈。而在《碧血剑》中,这种矛盾更加明显,他用《袁崇焕评传》来再现英雄事迹,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历史的书写,而这种旁离于小说的注解也只是让袁崇焕这个父亲始终处在空位子之上,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半部传奇,而袁承志作为一种虚构,根本不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始终是国家大义的一个旁观者。

郭靖殉国,陈家洛远走大漠,袁承志漂泊海外,都成为英雄时代的隐者,而在金庸后期作品中,这种矛盾、断裂的心态更为明显,甚至最后演变成了避世主义,《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就是那动荡诡谲、人人为权力奔忙的江湖中,唯一的、真正的隐士,但是隐士最终在传统世界里就变成了无名者,在《侠客行》里,就有了“我是狗杂种,狗杂种便是狗杂种。这名字虽然难听,可是,我的的确确是狗杂种”的无名者,最后一部《鹿鼎记》里发出的则是“我的老子到底是谁”的疑问——这一疑问正是封笔的金庸自身无法解开的一个谜团,也成为他退出这个虚构江湖的真正用意。

无论是武侠世界的建构,还是人物的塑造,故事的拓展,金庸都是一个通俗文学作者,但是当金庸成为一代人的回忆,当故事成为一个个经典,恰恰是因为我们“虚构”了金庸,并把这个虚构的作者变成时代的神话。金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消费时代的杰作,当被改编成电影、电视,以及游戏的时候,它们已经脱离了金庸体系,在IP式的喧闹里另建了一个江湖,这个江湖把一种自足、严密、生动可感的幻想世界完整地植入了每一位读者的心底,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电影在大陆各个层次的电视台、电影院和录影厅里播放,进一步加速了金庸作品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层级。

我作为一个他者,也完全是在这个江湖里看到了和现实完全不同的波诡云谲,仿佛是一种隔离,兀自滋生出许多的想象,而这些想象又沉淀为记忆。记忆里有“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的铁血丹心,有“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的东邪西毒,有“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的华山论剑,也有80年代黑白电视的观看体验、90年代越墙而出寻找英雄梦的经历,无论是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打狗棒法、蛤蟆功,还是全真七子、江南七怪、丐帮、铁掌帮,无论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还是是荒漠、大海、孤岛、高山,在纵横捭阖、出神入化的武侠世界中,它们都丰富了一种视觉化的阅读经验,而这一切,似乎都在影像的消费中离金庸越来越远。

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和作为寓言的《侠客行》,是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关于金庸的两个文本,当记忆一次一次被唤醒,它们已经不属于那个写作者的金庸,也正是在这个成为个体记忆的重温意义上,我才会以迟到者的心态来阅读他的小说,才会返身到最初的文本世界。但是最后的失望已经无法真正找回记忆,或者说,记忆本就不在金庸的文本里,就像那个侠客岛,当所有人都不再回来,意味着一种他者想象的世界,而他者的世界无论如何就是一种虚构,它在自我之外,在真实之外,在发生之外,在已知之外。

金庸逝世,又把他者世界拉回到现实,真切的现实,无奈的现实,而那些哀悼、悲痛,都变成了我们对于消费了自我情感的那个时代的追忆,它和94岁的老人无关,和36册的全集无关,唯有记忆还在笑傲江湖,“从今而后,世上再也无此琴箫之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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