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30《波西米亚狂想曲》：我天生多了四颗牙
“别把我的爱交给别人，快回来，快回来！”1975年的洛克菲尔德农场，歌声里是一种挽留爱情的呐喊；“我必须得逃出去……”1976年的爱丁堡，音乐传递的是突破重围的力量；“妈妈，我刚杀死了一个人……我的一生才刚刚开始，我现在只能抛弃一切！”1985年的“拯救生命”慈善演唱会，在亿万人面前唱出的是无法舍去却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音乐、旋律、节奏，从内心深处爆发的力量，以及象征生命原始力的激情，在舞台之上成为一种传说，在舞台之下成为一个传奇，而一切似乎就把“皇后乐队”带进历史之外的独一存在，无数个声音汇聚成一个声音：“我们就是冠军。”
不是“皇后乐队”的歌迷，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一支乐队，当135分钟非记录的《波希米亚狂想曲》在这个深秋时节上演，似乎一切都是局外人的观望，但是当传奇变成影像，布莱恩·辛格的镜头里，所阐释的不是属于“皇后乐队”的辉煌和曲折，而是属于主唱费莱迪的“痛苦和荣耀”，当一个乐队的经历变成一个歌者的音乐人生，似乎所有的注解都变成了第一人称的故事，那里有“我的爱”的收获和遗失，有“我不想死”的挣扎和呐喊，有“我刚杀死了一个人”的压抑和抉择……第一人称的“我”，属于一个人的“皇后乐队”，命名、组建、辉煌、决裂，当一系列的故事都围绕一个人的中心，乐队的整体性在何处？音乐的统一性在哪里？而且更为匪夷所思的时候，当一个人主宰了乐队的命运，所有的沉浮都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就像弗莱迪当初向邂逅的玛丽介绍自己所说：“我天生多了四颗牙。”
天生多了四颗牙，这是费莱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即使之后养了那一瞥小胡子，已更为成熟的方式展现自我，但是天生多了四颗牙的源初特征从来没有被改变。“天生多了四颗牙”似乎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自我身份的确认，费莱迪家族来自印度，是帕西人，信奉祆教，祖先当初就是被驱赶出来，所以玛丽说他“具有异域风情”，从出生来说，费莱迪就是一种异域的存在，天生的四颗牙便是一种基因在现代的投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要融入英国社会甚至想要跻身英国上流社会，费莱迪的父亲希望他拥有得体的举止，优雅的谈吐，但是，费莱迪显然对这些外在的标准不屑一顾，身为希思罗机场的一名搬运工，活在英国社会的底层，他并不感到羞耻，甚至反过来嘲笑父亲，还和父亲形成了对立，而他坚持自我的“天生多了四颗门牙”，不仅不视为缺点，而且光明正大地在玛丽面前介绍自己。
“天生多了四颗牙”的第二层含义，当然是费莱迪将之视为自己音乐天才的外在特征，多了四颗牙，就是与众不同，就是独树一帜，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唱出别样的歌声。无论是第一层含义，还是第二层含义，对于费莱迪来说，这是天赐的表现，他既不想改变自己的外貌，也不想改变自己的出身，只是想在着“天生”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独一无二的存在。这是费莱迪“合理性”的第一重维度，正是由于他发挥了自身的特点，正是他不拘泥于父亲的规则，正是他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所以他在“皇后乐队”的创建中，使它成为一个辉煌。
而这无非是布莱恩·辛格给予费莱迪天生的合理性，“我们四个不合群，我们要把歌声献给那些受排挤、默默退出的不合群人。”当里德问他们“皇后乐队”和别的乐队有什么不同时，费莱迪是这样回答的，而这种回答既体现了皇后乐队的特点，也展示了作为主场的自己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不是所有的乐队都叫皇后乐队。”所以皇后乐队是唯一的，主唱费莱迪是唯一的，能欣赏他们音乐的人也是唯一的——在“皇后乐队”组建和初创时期，费莱迪的天生合理性在布莱恩·辛格的镜头里就完全表现出不被取代也无从取代的唯一性。费莱迪去了乐队演出的酒吧，当有人嘲笑他的嘴巴时，费莱迪一点也不在乎，在转身中他唱出了冷人惊讶的歌声，于是在乐队主唱刚刚离开的时候，他没有任何阻碍地成为了新的主唱；一年后，正在开着卡车去演出的乐队，遭遇了汽车抛锚，而费莱迪下车后做出一个决定：出专辑，当别人问他钱从哪里来时，费莱迪很坚定地说：“把车卖了。”于是他们的专辑在毫无阻力中诞生了；费莱迪开始组建皇后乐队，纹章和图标里是两只狮子、两位小仙女、一只螃蟹和一只凤凰，这个包含了乐队成员的队徽似乎是乐队整体性的一种表达，但是取名“皇后乐队”，设计纹章和图标，以及找到里德作为经纪人，似乎都是费莱迪一个人的所为；之后乐队上了电视，被安排去日本演出，再去美国巡演，进入美国音乐排行榜，然后在歌曲中加入歌剧元素，“我们需要别样的音乐。”这一切也都是费莱迪的想法，而且轻易取得了成功；《波西米亚狂想曲》获得巨大成功，然后在“迈阿密”认为这首六分钟的歌不应作为主打歌曲，因为电台不会播放这么长的歌曲，费莱迪带领乐队成员愤而离去，他们用石头击破玻璃的方式警告“迈阿密”，以后会后悔的；离开百代公司，皇后乐队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行走，在全世界巡演，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掀起了一次次音乐的革命，而这一切得以完成最大的功臣依然是费莱迪。
| 导演: 布莱恩·辛格 |
从自己成为主场到命名为皇后乐队，从第一次出专辑到世界各地巡演，从歌曲中加入歌剧元素，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的诞生，这可以视为皇后乐队的初创和辉煌期，其中其关键作用的便是费莱迪，而且在布莱恩·辛格讲述这个传奇故事的时候，布莱恩·梅、罗杰·泰勒、约翰·迪肯几乎都是单一的配角，他们甚至没有过多表达的言语，更没有打破陈规的计划，似乎只是站在费莱迪身后为他助力，所以当皇后乐队一步步取得成功，在费莱迪“我天生多了四颗门牙”的传奇里，一切都具有了合理性——乐队在初创时期所遇到的困难，可能会出现的纷争，都被省略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一丝阻力。
而除了事业上取得成功，在爱情上，费莱迪也是一帆风顺，在去酒吧寻找乐队的路上，他偶遇了玛丽，玛丽的朋友给他的暗示是：她在碧珀服装店工作，于是费莱迪去了那家服装店，“我天生多了四颗牙”成为费莱迪介绍特立独行的自己的第一句话，在试衣中，两个人的感情似乎就从暧昧走向了明晰，当费莱迪命名了皇后乐队，玛丽就在他身边，而费莱迪躺在床上，将手伸向了后面的钢琴，这一种反常的演奏风格或许像他的音乐一样，成为不拘一格的符号，而这场从邂逅开始的爱情，和特立独行的他一起，走上了阳光大道。之后，玛丽成为了费莱迪“一生的挚爱”，那枚戒指被戴在玛丽手上的时候，他说：“答应我，永远别摘下来。”在那一刻，玛丽的脸上都是幸福的笑容。从邂逅到相遇，再到一起成为挚爱，这场爱情似乎也没有阻碍没有波折，而从“我天生多了四颗牙”也成为合理性生活的一种注解。
事业一帆风顺，爱情幸福无比，这或者为费莱迪之后的痛苦做下了铺垫，但是在之后遭遇生命的痛苦和孤独，费莱迪似乎还是那个中心，似乎还是在天生的合理性中成为主角。那次保罗在舞台后面吻了费莱迪，费莱迪似乎第一次有了某种颤动的感觉，这种颤动一方面是他接受了保罗的吻，就必须对自己的性取向重新下定义，另一方面他曾经对玛丽说“你是我一生的挚爱”，当另一个男人闯入了生活，该如何面对？1976年爱丁堡演出时唱出的那句“我必须得逃出来”似乎是喊出了一种无奈。演出歇息时他打电话给玛丽，“我当然想你了。”这句话背后玛丽已经听出了某种画外音，当他回来面对玛丽时，玛丽问他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请你告诉我。”费莱迪说：“我是个双性恋。”没有掩饰，却无法面对，尤其是当玛丽听到这句话准备摘下戒指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一生都在我的生命里。”
双性恋，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费莱迪承认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认知的挑战，无疑他依然是一个制造合理性的人，在演出时他甚至开始追求“穿制服”的吉姆，即使“已付诸脑后的黑暗正慢慢追来”，费莱迪似乎也不在乎，他和保罗一起，和玛丽分居——对窗和玛丽一起将台灯拉黑开启，似乎是一种挽留式的呼应，但是玛丽的眼泪，玛丽的谎言，似乎正把这种呼应变成了仅仅存在的形式，而之后玛丽和男友大卫的出现，让费莱迪终于失去了这份爱情，但是在保罗那里，在吉姆那里，费莱迪依然在找寻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保罗的欺骗，让他终于说出了“你出局”，在最后的时光里，吉姆是陪伴他的爱人，就像他参演的“拯救生命”慈善演唱会，他一生的最后时光就是用音乐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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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海报 |
双性恋，以及艾滋病，对于费莱迪来说，是生命遭遇的一次挫折，而这也成为他和皇后乐队产生分歧的原因。但是，在这个因为个人感情起伏和身体原因出现的波折中，那种天生的合理性似乎都在被解构，但是费莱迪一个人的中心依然没有改变，甚至他将自己的不幸转嫁到乐队身上。他终于决定一个人“单飞”，当乐队的其他人员无法理解的时候，费莱迪说：“我受够了巡演，我要停歇下来。”停歇不是调整，而是将乐队踢出去，“我必须长大”也变成了借口，而费莱迪做出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是：他无法面对他们，“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们有妻子孩子，我有什么？”明显是一种自私的表现，而当和保罗在一起发现他瞒着自己拒绝了慈善演出，费莱迪终于离开了保罗，而离开之后他又想到了皇后乐队，通过经纪人他和乐队成员又坐在一起，“我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他求得他们的原谅，他告诉他们自己的病情，而皇后乐队的成员似乎也需要他这个核心，于是他们重新出发，再造皇后乐队的辉煌。
起初一句“我需要长大”而选择单飞，之后遇到困难又求得原谅，费莱迪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就像他当初说的那样：“我才是乐队的一切。”乐队可以随时解散，因为费莱迪需要解散，因对可以随时组建，因为费莱迪需要这一个舞台。而在这个过程中，乐队成员似乎都成为了棋子，即使生气即使争吵，但是最后都选择了原谅，而他们的心路历程都在费莱迪的故事里被省略了。甚至，在这个以费莱迪为中心的故事里，即使费莱迪遭遇了种种困境，那种天生合理性依然成为他表达自我的优势，甚至最后变成了丧失道德感的攻击：1982年伦敦演唱会之后，记者们对费莱迪提问，关于音乐，关于同性恋，而费莱迪似乎无法安然面对这样的发问，他开始愤怒，开始害怕，甚至开始编制谎言，“我的父母死于火灾。”“我不过是音乐的男妓。”他无法面对自己，无法回答自己私生活有关的问题，但是无法面对最后变成了谎言，变成了攻击；而当玛丽和大卫在一起，终于离开他的时候，他甚至在背后说了一句：“我确定大卫是同性恋。”——一句话，完全暴露了费莱迪的狭隘思想，即使自己成为同性恋恶饱受争议，即使自己失去了一生的挚爱，对于玛丽，却并不是祝福。
他在《一锤定音》里唱道：“我已付出了代价，次次如此，从未犯过罪却已刑满释放……”歌声里传递的就是一种不甘心，但是当这种不甘心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变成对于自我的坚守，其实天生的合理性变得有些可怕，费莱迪说：“我天生多了四颗门牙。”费莱迪说：“我天生只做一种人：歌者。”天生的世界似乎不容改变，天生的传奇似乎不容怀疑，天生而必然，“我们就是冠军……”他也永远活在自负而孤独的英雄主义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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