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13《斐德若篇》：只有哲学家的灵魂可以恢复羽翼
但是那另一匹马，那匹驯良的马，却和主人站在一起，受了贞洁和理性的感召，向那匹劣马进行挣扎抵抗。
一匹马是驯良的马，一匹马则是顽劣的马，两匹马是相对于主人而存在的：顽劣的马总是不受约束，总是用好话向主人说，“劝他要在一点快活事里得到许多心血的报酬”；驯良的马却只是不作声，按照主人的想法甘心做着事；当主人和两匹马在一起，主人的态度似乎也是重要的，顽劣的马和驯良的马对于主人都是出于真心，都是忠诚，但是当主人想要对两匹马有不同的态度时，便有了分歧：顽劣的马是冲动，是疯狂，它可能会破坏主人的行为，在这个时候，驯良的马就会在贞洁和理性之下，向顽劣的马发起抵抗。
一种比喻，苏格拉底引用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向斐德若阐述灵魂中爱的意义，顽劣的马是情人，驯良的马是爱人，出于对主人的真心，情人和爱人都有忠诚，但是顽劣的马更像是一种友谊，而驯良的马却始终和主人站在一起，只有在爱面前，那个主人才会“受到无限的崇拜”，才会“像一个神”，而只有主人成为被崇拜的神，也便在爱的征服中具有真正的灵魂。“因此，每个人选择爱的对象，都取气味相投的，那被选择的对象仿佛就是他的神，就像他所雕饰的一尊神像，备他供奉祷祝。”一种爱的理想状态？苏格拉底用驯良的马来昭示理性和贞洁，实际上是在提升灵魂意义的时候，向斐德若提出一种真正的修辞术：写文章本身没有美丑，“我想写文章可丑，是在写得坏的时候。”
从马的比喻到灵魂，再到写作的美丑和好坏，实际上苏格拉底并不是真的在阐明一种“术”，并不是在驳斥“诡辩术”的荒诞，而是在方法论中寻找真理，“所谓神灵的就是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一个人如何拥有神灵的品质，又如何在灵魂意义上走向真理大草原？“这原因在人类理智须按照所谓‘理式’去运用，从杂多感觉出发，借思维反省，把它们统摄成为整一的道理。”理性、思维、哲学，都是灵魂世界走向美智善的条件，但是这个“统摄成为整一的道理”却总是在诡辩中变成了那一匹顽劣的马——就像情人，说着好话，要着心血的报酬，却让主人在坏的世界里被引诱，从而失去了研究自我认识自我的可能。
修辞术和诡辩术，驯良的马和顽劣的马，爱人和情人，美和丑，以及感性和理性，似乎都在分裂的状态下处在不同的世界，就像苏格拉底和斐德若——一个诡辩家和修辞家家的信徒，但是两个人并不是交锋，而是在“对话”中辨析灵魂、真理和美的意义。两个人相遇，两个人都不穿鞋，两个人沿着河流走，两个人来到梧桐树下，这些都是共性存在的标志，只有共性走在一起，才能展开“对话”，才能明辨是非，才能达成共识。但是先入为主一般，作为诡辩家的信徒，斐德若在遇到苏格拉底的时候，就沉浸在莱什阿斯的那篇文章里：一个美少年受人引诱，引诱他的人不是一个有爱情的人，“妙处就在这里，他很巧妙地证明应该接受的倒是没有爱情的人，而不是有爱情的人。”
斐德若称赞这篇文章是妙的，就在于它突破了一般人的理解，认为没有爱情的人比有爱情的人更有优势，也就是说，爱人应该接受没有爱情的人。莱什阿斯在文章中列举了爱情的种种毛病：有爱情的人容易得到欲望的满足，于是他们就会对所施与的恩惠感觉到后悔，于是就会计算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因为他要讨得爱人的欢心，于是得罪了全世界，而且他还会因为爱而可能抛弃现在的爱人，“如果那未来的爱人要他那样做，他会毫不犹豫地伤害现在的爱人。”有爱情的人会明目张胆追求自己的爱人，所以会招致别人的议论，而一旦爱情破裂，有爱情的人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另外，在爱情中人们更注重容貌而不是性格和身世，“因此，到了欲望已满足的时候，交情就保持不住。”
有爱情的种种弊端，都是为了凸显没有爱情的意义，所以，莱什阿斯又从没有爱情方面论证了好处：没有爱情的人施与恩惠并不受情欲的驱遣，而是一种自由自愿的行为，所以在顾得自己利益和地位的同时不会感到后悔；没有爱情也不会冒充为了爱而忽视自己的事业，不会算计自己的损失，当然也不会引起家庭的纠纷；当然，因为没有爱情，即使破裂了，也不会遭受痛苦，他们“先有友谊”，“目的达到了，友谊也不会冷淡起来，而且往事的追忆会保证来日的交欢。”
| 编号：B31·2190320·1549 |
莱什阿斯论述了没有爱情的人比有爱情的人更自由，也更应该被人接受。当斐德若在苏格拉底面前引用了这篇文章，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说出文章的毛病，而只是认为这篇文章只是在辞藻和语言方面有一些问题，比如为了显示才能将一个意思用三种方式来讲述，这种修辞术在苏格拉底看来，似乎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丟掉它们就无话可说。所以我以为对于作者，不用在这方面苛求；对于这一类题目的文章，不必较量里面的意思，只消看这些意思怎样安排。”所以，苏格拉底反而以戏拟的方式，用另一种“诡辩”来阐述这个颠倒是非的主题：作者要向一个美少年献殷勤，用“一个没有爱情的人应该比一个有爱情的人更有理由得到恩宠”的观点来说服他。
苏格拉底首先确立了一种“公认的定义”，也就是：什么是爱情？他把爱情有关的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生追求快感的欲念，一种则是追求至善的希冀，如果是为了追求至善的希冀，在理性的控制下，就是“节制”，而在快感的欲念下违背理想就是“纵欲”，而爱情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有一种欲念，失掉了理性，压倒了求至善的希冀，浸淫于美所生的快感，尤其是受到同类欲念的火上加油，浸淫于肉体美所生的快感，那就叫作‘爱情’。”当爱情的定义明确，苏格拉底就把有爱情的人称作是被欲念控制了的“变成快感的奴隶”，为了从爱人那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快感，于是他有了心病：厌恶一切与欲念作对的东西，所以他是妒忌的，不让爱人接近其他人，也不让她接近那些思想境界高尚的人，而这条通往哲学之路被阻断，于是他不再理智：“他妒忌爱人有财产，等它损失完了，他才高兴。此外，他还希望爱人长久不结婚，没有儿女，没有家庭，因为他想尽可能地长久霸占着爱人，供他自私的享乐。”但是在爱人之外，没有爱情的情人则不然，“从前他发过许多誓，说过许多好话，允许过许多好东西，借这些花言巧语勉强达到目的，爱人所以隐忍敷衍，是希望将来能得到他所允许的那些好处。”
显然，在这个有爱情的人比没有爱情的人有更多毛病的文章是建立在一种诡辩的论点之上的：爱情是一种欲望满足，是一种肉体快感，是没有理性的行为。当苏格拉底套用诡辩术来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自己“心里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惶恐”，因为这是一种如伊比库斯所说“求荣于人而得罪于神”的罪过，这种罪过讲给斐德若听，其实是暗含了一种伏笔，于是他接着说，为了消除这种惶恐，“我也要劝莱什阿斯赶快另写一篇，证明在旁的情形相同时，应该给恩宠的不是没有爱情的人，而是有爱情的人。”
而在作这篇文章之前，苏格拉底开始论证爱情的真正意义，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爱情”是被一种“迷狂”所控制，它是一种被神力所控制的技术，为的是消灭清醒，而当清醒不再，灵魂似乎也迷失了。所以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灵魂的意义：“如果灵魂是完善的，羽毛丰满的，它就飞行上界，主宰全宇宙。如果它失去了羽冀，它就向下落，一直落到坚硬的东西上面才停，于是它就安居在那里，附上一个尘世的肉体，由于灵魂本有的动力，看去还像能自动，这灵魂和肉体的混合就叫作‘动物’，再冠上‘可朽的’那个形容词。”在这里，灵魂是一种动态过程，它需要培养一种抵达美智和善等品质的羽翼，只有理智这样一个灵魂的舵手才可以关照到它，所以灵魂需要真理，因为“那大原上长着灵魂的最高尚的部分所需要吃的草，以高举灵魂为本性的羽翼也要借这种草来滋养”。那么谁来种植真理大草原的草，那就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灵魂常专注在这样光辉景象的回忆，而这样光辉景象的观照正是使神成其为神的。”
哲学把灵魂提升到神的位置，“就像他所雕饰的一尊神像，备他供奉祷祝”，所以爱人也是一种神，她在那匹驯良的马身边，在贞洁和理性的感召下，在驱逐顽劣的马的过程中彰显爱的灵魂。而从爱到文章的美，一样的道理，只有去除了“写得坏”的文章，才能让文章充满真理的力量，甚至这个过程也是美的——苏格拉底反问斐德若：“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境界美，尽管遭遇到困难，这追求本身也还美的？”而斐德若在听了苏格拉底的论述之后，也看见了一种神力：“所说的就是我的心事，我愿馨香祷祝我能成为这样一个人。”
从成为莱什阿斯文章的读者，到以戏拟的方式暴露诡辩的问题，再到回到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面前是三篇文章，就像灵魂的三种状态，一种是顽劣的马，一种是驯良的马，一种则是那个马主人，而只有驾驭马的主人才是有真正灵魂的，才能自己选择方向和目标，才能拥有理性的力量，所以灵魂必须回到“主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研究我自己”，在他看来，诡辩术所热衷的是解释神话，“要解释的神话多着哩，一开了头，就没有罢休，这个解释完了，那个又跟着来，马身人面兽要解释，喷火兽也要解释，我们就围困在一大群蛇发女，飞马以及其他奇形怪状的东西中间。”穿凿附会而已，而苏格拉底似乎也在这个神话体系里，得尔福神谕早就有了预言：“他是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所以苏格拉底站出来让自己成为一种靶子，他认为，自己活在神话里，却不知道自己，唯一走向自己的方式就是认识自己，不穿鞋地走在水里是认识自己，坐在梧桐树下对话是认识自己，从诡辩中反其道而发现真理也是认识自己：
所以我把神话这类问题搁在旁边，一般人怎样看它们，我也就怎样看它们；我所专心致志的不是研究神话，而是研究我自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要看一看我自己是否真是比泰风还要更复杂更凶猛的一个怪物，还是一种较单纯较和善的神明之冑，呃，朋友，这不就是你要带我到的那棵梧桐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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