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27《弗拉德伯爵》：权力需要暴力
我用双手捂住眼睛，藏起自己的目光，喃喃自语道：“不，不，不……”
——《十四》
在弗拉德伯爵的神秘建筑里，一切都在以诡异的方式发生，我深爱的妻子亚松森说出了婚姻和爱的真相，“你的爱让我感到乏味，你的专一让我感到无聊，多年来我都在等待一个像弗拉基米尔这样的人，而我自己却不知道。这种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变成这样……”她选择了背叛和离开；女儿马格达不再喊我爸爸，不再像一个女儿那样依偎在我身边，而是选择和弗拉德伯爵十岁的女儿“米内亚”一起；而弗拉德伯爵完全露出了吸血鬼的面容，他甚至“邀请”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妻子和女儿离去，当弗拉德伯爵变成吸血鬼，当那幢建筑变成更古老的宅子，当一群可怕的瞎眼蝙蝠奔赴下一个墓场，一切都被毁灭了。
但是当我睁开眼睛看清楚发生的一切，为什么“恐惧和喜悦会同时涌上来”？当我捂住眼睛藏起目光为什么又说出了“不，不，不……”睁开眼睛而看见，看见之后是恐惧和喜悦混杂的感觉，当恐惧是对眼前发生一切的恐惧，喜悦的又是什么？而藏起自己的目光就是不看见，为什么在不看见的世界里还会选择拒绝？小说的最后一句，卡洛斯·富恩特斯无疑选择了一种看见和不看见、恐惧和惊喜的矛盾，这一矛盾之后是空白，开放性的结局背后到底呈现了怎样一种命运的安排？也许这种空白本身就是没有结局的呈现，而造成这一矛盾的就是我最后做出的动作：用双手蒙住了眼睛，藏起自己的目光就是一种遮掩，而当选择了拒绝，它是在不被看见中的再次看见——捂住眼睛、藏起自己的目光无疑构成了富恩特斯在这部小说中制造的“面具寓言”。
弗拉德伯爵无论是在没遇到之前，还是在见到之后，都呈现出一种神秘性：他是我的“年迈的领导”苏里那迦的好友，“因为战争和革命，我一个老朋友流亡在外，他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境的财产没了。”没有了代表家族历史的辽阔的土地，没有了中世纪的城堡，“战争不过是摧毁了那些本已死亡的东西……”当他决定来到墨西哥定居，意味着死去的东西的一次复活，但是苏里那迦要求我在墨西哥城寻找的住处是一个几乎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要把所有的门窗都封锁起来，因为他只接受自然光；但是要在房子和山谷之间挖一条隧道；他已经九十岁了但是有一个只有十岁的女儿……而当我和在房地产公司的妻子亚松森按照苏里那迦的意思找到了住处，开挖了隧道，当我被邀请去弗拉德公爵的住处，他就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神秘人：房子宛如现代的修道院，他穿着的是一身的黑，完全看不到脸上的表情，“情绪仿佛被封印了”，而这个不喜欢喝红酒的男人，在另一次被我撞见时，竟然赤身裸体，却没有体毛，像一尊石膏……
弗拉德的出现就是一个完全戴着面具的人，他和整个现代社会隔绝，和外界隔绝，他只活在自己的历史之中，这种历史构成了“面具”，它体现的是一种流亡者的身份，但是这个流亡者的身份活在失去的世界里，它代表的是历史的衰落，这样的衰落就呈现为一种死亡。富恩特斯将这个吸血鬼的故事搬到了现代社会，它的寓意是明显的，在衰落等于死亡的等式中，弗拉德伯爵绝不仅仅是历史的受害者。在对抗奥斯曼的过程中，弗拉德三世从苏丹穆拉德二世那里学到一条法则：“只有暴力才能维系权力，权力需要暴力。”
从奥斯曼逃脱后，弗拉德三世靠两头欺骗重回宝座，也就是说奥斯曼人和基督徒都拿他当盟友。然而，弗拉德的盟友只有他自己以及残酷的权力。他纵火焚烧特兰西瓦尼亚*的城堡和村庄。他把前来学语言的年轻学生集中到一个屋子里，然后把他们统统烧死。他把一个人的半截身子埋到土里，然后命人砍下他的头。他还把一些人像烤猪一样烤了，像宰羊羔一样宰了。他攻下特兰西瓦尼亚的七个要塞后，下令将居民像剁生菜一样剁了。吉卜赛人天性桀骜，不畏绞刑，他就下令将其中一人扔到大锅里煮熟，强迫其他的吉卜赛人吃他的肉。有个情人为了留住他的心，声称怀了他的孩子，他就拿刀把这个女人的肚皮切开，看看她说的是不是真的。1462年，他占领了尼科波利斯，下令把俘虏的头皮都钉在墙上，让他们活活饿死。他把弗格拉什‘的贵族全部斩首，然后把头煮了给老百姓吃。
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叙述，被苏里那迦写在手稿里，作为“部分真相”呈现在我面前，弗拉德三世不是传说中凭空生成的恶魔，他是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暴君，他的暴力不是出于疯狂，而是出于一种精密的权力计算。他用暴力维系了权力，而权力反过来又赋予他施行暴力的合法性，这种循环在历史上不断重演，奥斯曼人、基督徒、宗教裁判所，每一个权力集团都在利用他、追杀他、冒用他的名义，最终将他活埋，使他变成了一个“活着入殓的不死僵尸”。弗拉德在隧道中对我说：“我是被活埋的啊，有些我没干过的事，人们也算在我头上，因为我之前干得太多了。宗教裁判所也追杀我，他们相信我没死，所有坏事都是我干的，可我人在哪儿呢？”它揭示了一个关键的悖论：弗拉德既是暴力的施行者，也是暴力的受害者；他既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牺牲品，而宗教裁判所所代表的秩序，甚至上帝本身，就是另一种权力的代名词。弗拉德的面具因此具有两种相互渗透的象征：他制造了权力下的暴力，秩序则制造了暴力下的权力，无论是谁，都是面具叙事的代表：它是历史，它是宗教，它是社会秩序。
而在“老迈的老板”那里，他戴着的面具指向的就是现代墨西哥的权力体系。埃洛伊·苏里那迦先生，“他的财富可是靠这么多年来对墨西哥政府的逢迎（或者叫没有道德底线）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过去六十年在历届政府任内，他始终能左右逢源，混得如鱼得水。他的策略非常简单，那就是永远不和旧日人脉绝交，因为谁也说不准将来谁会东山再起，他那带着讽刺意味的笑容，永远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礼貌和虚假的赞许。”他的住所是墨西哥城罗马区最后几栋“波菲里奥式”豪宅之一，得名于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从1884年到1910年近三十年的独裁统治，那是墨西哥的“魔幻时代”；苏里那迦的“正直”只是伪装，高效才是立身之本，在政法界弥漫的贪腐氛围中，这正是他得以存活的法宝；他戴着面具周旋于历届政府之间，用虚伪的笑容和圆滑的手腕维系着自己的权力和财富……当他委托我为弗拉德寻找住所时，他说“因为战争和革命，我一个老朋友流亡在外”，语气中带着忧伤，仿佛真的在为一位老友的不幸而感慨。
| 编号：C57·2260904·2546 |
然而，正是他将我、将亚松森、将马格达莱娜的照片交给了弗拉德，正是他充当了这场交易的中介人亚松森后来对我说：“交易是和苏里那迦谈的，他是中间人。他把马格达莱娜的照片寄给了弗拉德，然后以弗拉基米尔的名义跟我谈条件。”苏里那迦的面具之下，是现代墨西哥权力体系的腐败、虚伪和冷酷，他代表的是一种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传统，一种从波菲里奥时代延续至今的独裁逻辑，当他最后坐在炉火的阴影里，“苍白的脸上映着跳动的火苗”，“他还能喘气，但他已经是一具被恐怖掏空的尸体”，他的面具终于碎裂，露出了权力体系内部的空洞和腐朽。
在历史和社会体制形成的权力-暴力关系和“面具”叙事之外，我的个人生活也处在一种面具生活中，我有妻子有女儿，家庭幸福美满，虽然有儿子迪迪埃死于灾祸的伤痛，“四年前死于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当时他十二岁”，“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大海没有把他还给我们。他的消失是双重的，我和亚松森连对他尸体的记忆都没有”，但这种伤痛正在被渐渐遗忘，“迪迪埃的消失使他无处不在，家中的沉默听上去像歇斯底里的呐喊，而他幼时照片里的样子成了永恒。”我和妻子亚松森之间的肉体关系看上去得到了欲望的满足，“一个完美无瑕的亚松森，带着她柔软的胴体和热切的眼神，对，就像燃烧的冰”，但做爱之后，“她就闭上双眼，让我猜不透她到底是得到了满足，还是想要更多，抑或是因为太了解我的不足之处而把部分欲望埋在心里？”表面的和谐是不是也是一种面具？亚松森对传统有种痴迷，她穿着黑色修身正装、深色长袜、半高跟皮鞋，她把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她送女儿上学，她经营房地产公司，她扮演着一个完美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然而，当她在弗拉德伯爵的隧道里对我说出那番话时，这张面具终于被撕下：“你的爱让我感到乏味，你的专一让我感到无聊”，“对，我想要的就是一个会伤害我的男人，而你太好了。”她选择了弗拉德，选择了暴力，选择了那个“会伤害我”的男人。
我在那次做爱之后听到了他人的声音，“我摸到了另一只手，就在床底下。一只冰冷的手，细长的指甲如玻璃般平滑”，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咕哝道：‘睡吧，睡吧。还早，不急。睡吧，睡吧。’我感到有人离开了房间。”我梦见自己坐在卧室里，然后有人离开，“这意味着那并不是我的卧室，如果有人从那离开，说明那是个陌生人的房间。”我其实已经变成戴着面具的人，我已经被赶出了所谓的伊甸园，我的家不再是家，我的妻子不再是妻子，我的女儿不再是女儿，我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面具，而我自己的面孔也在这些面具之间变得模糊不清。
所以从权力体制，从历史上发生的暴力战争，从私生活中他者的状态，都表明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面具生活。富恩特斯通过一个吸血鬼的死亡和重生得以揭示这层在每个人身上的面具：它是宗教意义，是信仰意义的，是爱情意义的，是政治意义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吸血鬼，衰亡等于死亡，而死亡复活是更大的衰亡。弗拉德伯爵从历史的坟墓中复活，带着他的暴力、他的权力、他的面具，来到现代墨西哥，他不是一个外来者，他恰恰是这个社会本身的隐喻，他的别墅是“一座现代社会的修道院”，“线条笔直，视野开阔”，但“整座玻璃建筑都被窗帘遮住”，所有的窗户都被封死，阳光被拒之门外。这座建筑就是现代社会的面具，外表光鲜亮丽，内部却是一片黑暗，他在隧道里对我说：“我找到同伴了，我不是造物主，纳瓦罗我只是另一个这样活着的生物而已，您明白吗？我以前和您一样活在时间里，也该像您一样，走向死亡。那个女孩把我从时间里拯救出来，带我走向了永恒……”他所谓的“永恒”，不过是一种不死不活的僵尸状态，一种被历史和权力反复利用、反复冒用、反复迫害之后留下的空壳。而米内雅，那个十岁的女孩，那个“尚未完成的小上帝”，才是他真正的力量源泉，“孩子的力量是纯粹的，与生俱来的”，“我们的活力就有一部分存在于孩子身上，然而我们暴殄天物，非让他们不当孩子，让他们长大成人，去工作，‘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弗拉德等待着马格达莱娜长大成人，等待着她成为他的女朋友，然后成为他的妻子，学习如何做吸血鬼。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暴力，一种在时间中不断复制的权力关系，一种永远不会终结的面具游戏。
当我看清楚这一切的时候，恐惧和喜悦同时涌上来，恐惧的是，我看到了真相，看到了妻子和女儿的命运，看到了自己可能的选择；喜悦的是，我终于看见了，终于从面具的迷雾中走了出来，终于明白了自己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捂住眼睛，藏起自己的目光，看见之后的拒绝，是在明知无法逃脱却仍然选择拒绝的拒绝，这个拒绝本身就是一个面具，一个在绝望中保持尊严的面具，一个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的面具。富恩特斯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结局，因为结局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无论我选择什么，面具都已经揭开了，真相都已经看见了，而看见真相的人，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无知之中。这就是《弗拉德伯爵》最深刻的寓意：在权力与暴力交织的世界里，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在面具与真相的边界上，每一个人都面临着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一种面具的戴上或摘下。富恩特斯将这个古老的吸血鬼传说移植到现代墨西哥，不是为了制造恐怖，而是为了揭示恐怖背后的真相：权力需要暴力，而暴力最终会吞噬一切，包括权力本身，弗拉德伯爵不是别人，他是历史的幽灵，是权力的化身，是暴力的象征，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个不愿承认却无法摆脱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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