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25《好兵帅克》：它有坟墓的味道
“难道你在政界没有熟人吗？”
“老爷，有。我订了一份《民族政策报》的晚刊。您知道，就是大家叫做小狗所喜欢的报纸。”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
在警察局，很多人被带进来，他们无一例外是因为在议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在这些倒霉鬼之外则是帅克，他的罪名除了叛国罪，还有污蔑皇太子和王室，而最显著的则是对暗杀斐迪南大公表示了赞许，由此又产生了鼓动叛变等新罪名，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犯的。可以说，帅克就是一个被警察认为“恶贯满盈”的人，警察问他平时和谁住在一起，帅克说和一个女佣，警察再问他是不是和政界有熟人，按照警察的逻辑，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布叛国的言论，一定是个对政治关心的人，一定是对当前局势进行批评的人，但是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帅克订了一份《民族政策报》的晚刊，这无疑就是一份关心政治、发表政见的报纸，这也是帅克犯下罪行的关键线索，可是，这份报纸在帅克这个靠贩狗过活的人身上，只是一份“小狗所喜欢的报纸”。
在警察局他是一个政治犯，警察对他的审问是要找到叛国的线索，但是当那份《民族政策报》只是小狗所喜欢的报纸，这不是戏谑，也不是帅克对自己罪行的遮掩和逃避，而是还原了他真实的身份，这种还原带来的戏剧性是讽刺：一个退伍之后的贩狗者如何成了警察眼中的叛国者？这两种巨大差异的身份之间是如何建立逻辑关系的？之所以是讽刺，之所以变成笑料，就在于它们之间根本没有逻辑。当女佣工对帅克说起斐迪南给干掉的消息时，帅克还好奇是哪一个斐迪南，是曾经把生化油喝下肚的斐迪南还是满街捡粪的斐迪南？当他在帕里威兹的店里听到萨拉热窝发生的事，帅克这才知道是斐迪南大公被暗杀了，他于是加入了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在他看来这一定是土耳其干的，因为土耳其在败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手上的时候曾经请求奥地利出兵，但是奥地利没有答应，“所以他们把斐迪南打死了。”他还问了帕里威兹，是不是喜欢土耳其这群“不信上帝的狗”。
把斐迪南当成普通百姓，认为斐迪南大公被暗杀是土耳其人的报复，这就是帅克的“政治观”，当他在帕里威兹店里的议论被便衣警察布里契奈德听到，于是他的命运就这样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从身份的改变开始的：他是一个退伍贩狗的人，平时只是为那些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血统证明书——也许这才是警察应该带走他的理由；他患有风湿病，军医审查委员会宣布他害了神经不健全的慢性病，平时他要女佣摩勒太太给他在膝盖上搽药膏；这样一个人如何会叛国？如何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鼓动叛国？就像掌柜帕里威兹一样，只是安心做自己的买卖，“可是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什么死了的大公爵，那些跟我们这种人毫不相干，除非我们找死。”但是荒诞的现实就是让帕里威兹的这句话成真，只因为随后一说“苍蝇在皇帝身上拉了屎”，帕里威兹甚至被判了十年徒刑，而帅克则因为说出了那句话“干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未来有着那么卓越的远见，这件事历史家们一定会感兴趣。”
帅克被带进了警察局，要他交代和政界的关系；帅克被带进了省立法院刑事厅，法官们在审判期间派人去买了炖肉和皮尔森啤酒，向检察官传递新的罪名；法医委员会要确定帅克的智力和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否相符，三个委员会成员形成了关于神经失常症状的三派理论，最后一致认为帅克“毫无疑问是个白痴”；帅克又被转移到了疯人院，在疯人院里他用歌功颂德的话赞美这里的生活，这里可以唱歌可以起哄，可以念祷文可以爬着走，可以蹦跳可以翻筋斗，“我喜欢待在疯人院里，而且，我在那儿度过的是一生最畅快的日子。”最后美好而自由的疯人院生活结束他再次回到了警察署，被押的时候看到了皇上宣战布告，帅克兴奋地说：“这场战争咱们的胜利是拿稳了。诸位，你们信我的话，没错儿！”没想到，帅克竟然重获了自由，他没有被那些警察送进监狱和绞刑架，也没有像帕里威兹那样呗判了十年徒刑，而是在辗转之后莫名其妙回到了家。
从一名被风湿病困扰的贩狗者，到被警察抓去的叛国者，从法医委员会认定的白痴，到疯人院里度过良辰美景的自由人，再到平安回到家的市民，对于帅克来说，斐迪南大公被暗杀事件引发他个人的辗转过程，只不过是身份发生了改变，看起来他是幸运的，但是正如他莫名被逮捕、被诊断、被关押，就像他从自由到自由，完全是被一种力量推动着向前，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平安回来或许是一种表面现象，但是那种力量却开始深刻而荒诞地影响他，从此，帅克也从贩狗者、风湿病病人、叛国者、白痴、变成了“好兵帅克”，在《卷首语》中，雅·哈谢克说，“伟大的时代就得有伟大的人物出现。”他把帅克看成是伟大时代的伟大人物，这个平时在路上谦卑地走着自己的路的凡人，如果有人问他尊姓大名，他会朴素而谦卑地回答：“我是帅克。”为什么凡人帅克会成为哈谢克笔下“伟大时代的伟大人物”？为什么好人帅克还是哈谢克所说“默默无闻的英雄”？
| 编号：C38·2260818·2536 |
答案也许恰恰藏在命名的矛盾里，哈谢克把这个人物称作"好兵帅克"，可是帅克究竟“好”在哪里？他好酒，好赌，好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他给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血统证明书；他推着轮椅入伍，一路嚷着“打到贝尔格莱德去”，却连自己应当朝南还是朝北都弄不清楚；作为士兵，他几乎一事无成：给卢卡施中尉当马弁，转眼就把偷来的狗牵到了狗的原主人克劳斯上校面前，替连队寻找宿营的地方，却换上了俄军的军服，被自己的军队当作俄国俘虏抓了起来。这样一个人物，哈谢克却郑重其事地把他写进《卷首语》，说“今天走在布拉格的街上，你就会遇到一个人”，说他身上有一种使“亚历山大大帝也将显得黯然失色”的品德，这种命名与事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无疑是反讽，但反讽的箭头并不指向帅克本人，而是指向那个被反复称作“伟大”的时代，只有当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在说大话的时候，说真话的人才会显得像个白痴；只有当整个时代都在表演忠诚的时候，一个不声不响的旁观者才必须被冠以“英雄”的称号，因为除此之外，哈谢克找不到一个体面的词，来安放这个唯一清醒的人。
小说开卷第一句话是女佣对帅克说的：“原来他们把斐迪南给干掉啦！”这句漫不经心的话，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引信，萨拉热窝的枪声点燃的不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个古老王朝的葬礼。奥匈帝国，这个欧洲近代史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将在四年的炮火中分崩离析，所以哈谢克说“伟大的时代就得有伟大的人物出现”，这话一半是祝辞，一半是挽歌。这个时代的确“伟大”：它足以埋葬一个王朝，足以把几百万普通人驱赶到加里西亚的屠宰场上去，而帅克之所以配得上“见证者”甚至“掘墓人”的称号，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相信过这场闹剧，当整个布拉格为宣战布告欢呼，他作为囚犯被押着路过告示牌，脱口而出的是：“这场战争咱们的胜利是拿稳了！”这句话从警察和押解者听来是狂热的效忠，从读者听来却是对战争逻辑最彻底的嘲弄：一个连自己都管不住的帝国，凭什么“拿稳”胜利？帅克从不用揭发的姿态说话，他只是顺着自己那套朴素得近乎愚蠢的逻辑往前走，而每一步都恰好踩在这个帝国最痛的地方。
帅克的谦卑是真实的，“他很谦卑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惊动”，他的全部生活不过是贩狗、搽药膏、跟女佣摩勒太太闲谈，对于政治，他和帕里威兹的态度如出一辙，“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什么死了的大公爵，那些跟我们这种人毫不相干。”帕里威兹的悲剧在于，他以为谨慎可以保命，结果一句“苍蝇在皇帝身上拉了屎”就让他换来十年徒刑，帅克的故事则是帕里威兹故事的放大版，他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他那种天真本身就成了罪状。警察问他政界有没有熟人，他答以《民族政策报》这份“小狗所喜欢的报纸”；审讯他的法官是“新时代的彼拉多”，审判间隙派人去买“炖肉和皮尔森啤酒”；三个法医各执一派神经失常理论，最后一致裁定他“毫无疑问是个白痴”。也就是说，从进入警察局的那一刻起，帅克面对的就不是对他个人的审判，而是整个帝国机器在空转：它需要一个叛国者，便制造一个叛国者；需要一个白痴，便鉴定出一个白痴。帅克没有反抗这台机器，他甚至配合它，祝福它，赞美疯人院里的日子是“一生最畅快的日子”，而恰恰是这种配合，让机器的荒诞暴露无遗，一台需要靠白痴来运转的战争机器，本身就证明了它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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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哈谢克：有一种谦卑的、默默无闻的英雄 |
接下来的经历，入伍、拘留营、当神甫的传令兵、成为卢卡施中尉的马弁、远征、开拔前线……看上去是帅克被时代裹挟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一步步深入这个帝国内脏的过程。他被卷进来，完全是身不由己：奥地利军队从加里西亚溃退下来，陆军部“忽然打算起用帅克，希图把帝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这个拯救帝国的使命落在一个双腿患风湿、需要老妇人推着轮椅的人身上，而官方报纸居然把这副景象登成“忠君报国”的榜样。帅克从来不是体制内的人，他甚至不理解体制的语言，可是机缘巧合把他安置在一个又一个权力的身边：卢卡施中尉表面体恤捷克籍下属，私下却把捷克国籍看成“一种秘密组织”，玩纸牌时把传令兵帅克当赌注输给别人，买卖人口这件事，在军官们那里轻得像一句玩笑；撒格那尔上尉煞有介事地发放《神甫们的罪孽》当作电报密码，却因上卷下卷之差让全套密码变成“on”与“bo”的荒唐对照；史瓦兹堡少将微服视察，能把整个车站搅得鸡飞狗跳；克劳斯上校对“解释”有一种狂热症，讲起“沟就是一批工人所挖的一种凹而长的坑”来，兴奋得像发明家介绍自己的装置。这分明是一整套军队权力体系的自画像：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职位上认真地做着荒谬的事，而荒谬叠加起来，就是战争的秩序。
与军队体系并肩而立的是宗教体系，这在小说里绝不是陪衬，神甫们做的是给屠杀祝福的生意：“世界大战这个屠场上自然也短不了教士的一番祝福。”前线开拔前要做弥撒，爬出壕沟流血之前还要做弥撒，那位随军神甫喝得大醉，想起自己“在这世界上是孤身一人”便痛哭流涕，转头又要帅克煮黑咖啡搁上甜酒，好“明天咱们给军队做弥撒”。当帅克问“辅祭和主持圣餐礼的人必须是同一个教派吗？”得知铸成大错后，神甫拍拍他的肩膀说：“瓶子里还剩下一点圣餐用的酒，你把它喝掉吧，就只当你入教啦。”入教靠一口酒，圣事由赌博打发，祝福的对象是开赴屠宰场的队伍，哈谢克几乎不用一句议论，就把神圣剥成了生意。还有那位拉辛那神甫，在饯别酒会上大吃大喝，“出了阵风头”，转眼又戴着宽边毡帽出现在押送帅克的队伍旁。这些人不是恶棍，他们只是清醒地、殷勤地、虔诚地服务于这台机器，而这比恶棍更可怕。
于是一路上那些啼笑皆非的奇遇，就都不再是笑料，而成了证据。帅克本应当朝南往布迪尤维斯走，却“向正西走去”，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雪，“直好像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大军碰壁折回时最后的一名卫兵”；接着他朝北走到皮塞克，被巡官写成间谍，呈文里说他“操纯熟之捷语”，内务部的忠诚等级表把他这类人划归应上绞刑架的一级。一个为帝国当兵的人，因为把方向走错，就被自己人逻辑缜密地论证成俄国间谍，这是帅克远征中最富象征意味的一笔：在帝国眼里，忠诚与叛国之间的界线，原来可以由一纸呈文随意划定，正如它随意把帅克从白痴变成军人、从军人变成俘虏，帅克每次“脱轨”，都让轨道本身显出形状，他像一颗被扔进精密齿轮的小石子，石子本身无关紧要，但每一次卡顿都让齿轮的咬合声显得刺耳。
然而到了小说后半部，这颗石子的处境开始变味。第三卷里，先遣队被“塞进敞车”，“每四十二名士兵搭八匹马”，奔赴加里西亚前线，帅克见证了尸首掩埋坑里吹来的“腐烂的臭味”，听人转述赫鲁布中尉那番"教诲"，士兵埋进田里，“大地母亲反正也是把你们拆开，连人带皮靴都吃掉的”，从骷髅上长出新麦子，再做成别的士兵的配给面包，笑声到这里渐渐笑不出来了。哈谢克的讽刺始终含着笑骂，但越接近前线，坟墓的气味越浓，这让人想起帅克初到拘留营时说的那句话，他闻到看守长伸到鼻子下面的拳头，说“它有坟墓的味道”，拳头有坟墓的味道，战争有坟墓的味道，这个“伟大的时代”通身都是坟墓的味道，帅克依然是天真的、和善的，可他不再是一个可笑的老好人了：他是要被赶去烂在田里的那个人。
也正是在这里，小说戛然而止，帅克出于好奇换上路边那套俄军的军服，在塘水边照一照自己的尊容，就被当作逃出来的俄国俘虏抓走，跟一批真正的俘虏关在一起，派去修理铁道，第二天他才在教室墙上用木炭写下那句话：“第九十一联队第十一先遣队连队传令兵约瑟夫·帅克（原籍布拉格）在此睡觉。他出来是替连队找宿营的地方，却在费勒斯丁附近误被奥地利人俘虏。”这大概是整部小说里最悲凉的幽默：帅克一生被各种身份误认，叛国者、白痴、间谍、逃兵，最后他试图用语言自证身份，郑重其事地写下自己的部队番号、职务、原籍。可是他忘了，正是在这个帝国里，语言早已失效：帕里威兹一言一语都那么当心，仍被判了十年；军法官勃尔尼斯劝他认罪，说承认之后“刑罚也会判得轻些”；在这样的世界里，墙上的一行木炭字如何能让人相信他是帅克？他从自由到自由，从牢房到牢房，从“我”到“传令兵约瑟夫·帅克”，名字本身就成了一个需要辩解、需要证明、却注定无法证明的东西，这是帅克被剥夺的最后一层身份，连做帅克的资格都悬置了起来。
一九二三年，哈谢克写到第三卷，刚写完第三章便因心脏麻痹和肺炎去世，不满四十岁，这个未竟的结局因此带上了一层命定的色彩：帅克被囚禁在俘虏营里，正如这部小说被囚禁在未完成的状态里，据说后来朋友卡尔·万尼克把全书续完，给帅克安排了一个结局，但“文笔有显著差别”，近年的版本多删去不用。读者宁可让帅克的命运悬而不决，这绝非执拗，而是直觉到了艺术形式与历史内容之间那种神秘的对应：一个崩塌中的帝国，本来就配不上一个交代清楚的结尾；一个被时代弄得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本来就不该被一句话安顿。悬置，是这个伟大时代应得的句读。
在中国读者这里，这种悬置感又被翻译放大了一层，我们读到的萧乾译本是一个节译本，“略去了原作借用天主教繁琐教规或捷文双关语一些费解的笑料，保留了原作的精华”，萧乾的话说得诚恳，可问题恰恰在于：对《好兵帅克》这样一部以繁文缛节、陈词滥调和语言错位为讽刺对象的小说来说，那些被略去的部分恐怕不是可有可无的笑料，而正是小说的肌理本身——那些被抽掉的双关语里藏着多少对帝国官话的戏仿，那些繁琐教规的段落里又埋着多少对神权体系的拆台，更何况，抽去主干之后，故事的跳跃陡然加剧：帅克仿佛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被抛进下一个场景，许多遭遇尚未充分展开便戛然而止，未及发酵就已被略过，整部小说的推进因此显得急促、断裂，像一列不停靠站的车，而帅克的慢、他的啰嗦、他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过分认真的劲头，恰恰是对速度时代的反抗，删节无意中让帅克也快了起来。
不过即便如此，这个节译本依然把小说最坚硬的核心保住了：那个推着轮椅高喊“打到贝尔格莱德去”的人，那个在疯人院里度过“一生最畅快的日子”的人，那个对着拳头说“它有坟墓的味道”的人，哈谢克没有写完他的小说，但他完整地写下了这个时代的病症——强横、昏聩、虔诚而嗜血。帅克被误认了一生，而正是这一连串的误认，让他成了奥匈帝国最忠实的记录者：一个帝国如何在它最后的岁月里，把每一个爱它的人和不爱它的人，都变成了陌生人，伟大时代需要伟大人物，于是历史派来了帅克，不是拿破仑，不是亚历山大，而是一个风湿病患者，推着轮椅，举着拐杖，在布拉格的街上喊着一句他其实根本不相信的口号。这大概就是哈谢克留给后人最辛辣也最沉痛的遗产：当宏大叙事要求一个英雄时，生活给出的往往是一个白痴；而当人们终于承认他是白痴的时候，坟墓的味道已经飘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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