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25《人本政治导言》：连接到人的发展中

作为巡游的、发展的、革命的政治，它应该总是处于行进中、进步中，向那些将能使它发生革命变化的东西敞开着。
     ——《人类的危机》

为什么必须敞开？为什么必须在行进中敞开？为什么必须在革命的行进中敞开？当埃德加·莫兰为人本政治指向了一个目标，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被置换成三个关键词：巡游、发展和革命，而这也是面对现实的危机必然要走的一条路，于是三个问题就置换成了关于人本政治需要面对的三个面向：为什么必须是巡游的政治、发展的政治和革命的政治？

人本政治，法文原词为authroPolitique，它由logie和politique两个法文词拼合构成的，Authropologie一词原义为“人类学”，又有转义“人本学”，而politique一词兼有“政治”与“政治学”两义，因此，莫兰使用前一词时可以在“人类学”和“人本学”之间游移，使用后一个词时可以在“政治”和“政治学”之间转换，但是从词义学最基本的概念出发，就是人本和政治，莫兰之所以要提出“人本政治”的方向，就是因为政治本身处在一种危机中，而这种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在《补编》中，莫兰用抒情性的笔调指出了目前人类存在的危机，“我们同时生活于过去的危机、未来的危机、变动的危机之中。”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进步不再被任何历史规律“自动地保障”，变动不必然会走向发展，所以当我们提出“美好未来”的时候，浓夜和迷雾让我们迷失，当拨开浓夜和迷雾，我们其实还处在人类历史的未完成时刻，还处在人类精神的史前史，他被这个时期称为“全球纪元的铁器时代”，“我们处于一个垂危的时代，面临死亡和重生；各种威胁从未有过地汇聚于这颗行星之上，汇聚于它的生物圈、它的人类存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之上。”更为可怕的是，所有这些威胁度来自我们文明发展本身，地球-祖国之所以处在危险之中，只是因为“敌人只是我们自己”。

所以在还没有走出全球性的铁器时代，意味着我们从未日启示录的时代只是过渡到了达摩克利斯的时代，那柄剑还悬在我们头上，让我们与死亡的存在生活在一起。所以当这是一个还没走出全球性的铁器时代，还没有走出达摩克利之剑的时代，意味着“美好的未来”是一种不确定，甚至未来也处在由过去、现在的危机共同编织的现代性危机和信仰危机之中，“历史既没有到达其停滞的终点站，也没有稳操胜券地走向美的未来。它被投入未知的探险之中。”我们人类生活的地球处在巨大的未知的探险之中，地球是“流浪的天体”。而对于当前的政治来说，它被囚禁在传统的模式中，既有资本主义的危机，它又缓慢地由无政府状态的危机转变为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危机，它现在扩展为更加广泛的资产阶级阶段的世界危机；同时它也无法掩盖声称取代它的社会形式的危机，即共产主义的危机之中，共产主义的危机在深化的过程中显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缺点的危机。在过去的危机和现在的危机相互交织中，在资产阶级的世界危机和共产主义的危机共同作用下，当政治需要引入人本的问题时就会变得愈来愈肿胀甚至会发生爆裂，这就是危机的最普遍形式：破碎的政治。

“是的，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变成了破碎的。”政治变成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也演变成为了世界性的政治，而且它与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侵入，这其中包括第三世界的饥饿、健康、人口出生等世界政治的关键问题，包括技术发展、热核武器等生死存亡的问题，可以说，进入政治的东西越来越多，“虽说政治变成了问题，但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政治的。”而对于人本政治来说，“破碎的政治”就暴露了人本政治最大的困难和失败。人本政治，当然是一种政治形式，但是它一定是关于人本主义的、人类学的或人的科学的，正是因为政治处在危机之中，正是因为人本政治遭遇了最大的困难和失败，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危机孕育着新的方向：人本政治必须连接到关于人的发展的政治中，要把政治维度整合到关于人的现实的东西之上；人本政治需要把多方面维系在一之中，把一维系在多方面维度之中，也就是要用辩证的原则不致让一极摧毁另一极；人本政治要被纳入到总的运动中，不再局限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趋于和人的命运相融合……人本政治是关于人的发展的政治，人本政治是以辩证为原则的政治，人本政治是一种总的运动的政治，人本政治趋于和人的命运相融合，“它当然不是吞没人的命运！人的命运不应该被消解于政治，而是政治应该从属于人。”

编号：W53·2260818·2539 作者：【法】埃德加·莫兰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0年07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当当7.50元 ISBN：9787100065610 页数：182页

所以从政治的危机开始，埃德加·莫兰提出了危机之下人本政治的构建，而这种构建首先就是清点政治的各个维度：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多维度的政治，从有关生存和可持续生存的“生物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社会政治学的“准政治”，到关于生活意义的哲学问题的超政治，准政治、超政治和政治的所有途径需要相互渗透；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发展的政治，也是一个处于世界上的人的政治；这是一个古典政治和革命政治等因素都进入人本政治的引力场，这也是同时存在着追求某种激进性的古典政治的危机和激进政治的根本危机……在清点了政治应具有的各个领域之后，莫兰从危机中看到了构建人本正式的可能，这就是“重新提出人的问题”，而这个重新审视和构建就是莫兰所说的“革命”问题。

当莫兰提出“重新提出人的问题”时，他并没有直接跳入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呼吁，而是首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内部，去审视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总体的人”。马克思把“总体的人”的概念奠定为他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构想了一个能够取消剥削和消除异化的人本政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在莫兰看来，马克思的确正确地提出了人本政治的目标即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但他没有全面说明人类不平等现象的根源，马克思的“总体的人”拥有许多人类学的维度，但是这个人的核心却由于贫乏而是简单的：马克思看待人的目光中缺少的是对于人类状况的惊异；在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中，一切都围绕着生产的核心连接起来；马克思的总体的人缺少第二个核心——心理的核心。这个心理的核心本应与制造工具的人这个核心并肩而立，在它之中汇流着感情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二者时而和谐时而冲突，但马克思没有深入到情感心理的深渊中去寻找任何根本性的东西。于是，在总体的人那里，焦虑缺席了，超人意志从未显露，诗意、疯狂和神秘也无处容身。“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狭隘的人类学，它需要被扩充。”莫兰一阵见血地指出。

这种扩充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理论上的欠缺，更因为实践中的后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凝固为对马克思主义神话的信仰，党内被异化的人便宣称自己是脱离了异化的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胜利于是同时成为它在人类事业上的倾覆，它被自己恶的方面所战胜。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缺陷曾经被其救世的期许所填补，过分的承诺来自理论的欠缺，而教条主义又凝固、僵化了这种救世的期许，使信仰变成了宗教，于是，“必须同时弥补马克思思想的不足和克服马克思主义的自负。”莫兰求助于弗洛伊德这个“马克思的爆炸性补充物”，因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配合将同时炸毁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把弗洛伊德连接于马克思，就是使心理的核心与制造工具的人的核心相结合，灵魂因此不是一个最终的既成物，而是一个处于难以确定的变动中的复合体。两个核心构成人类现象围绕它们组织起来的两极，它们建立了两个基础，其中一个产生工具，另一个分泌梦想。

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批判性扩充，使莫兰把人本政治引向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任何人本政治从加强其进步性或激进性时起都变成革命的了。但这里所说的革命是人的革命而不是制度的革命，生活的意义将作为根本的因而是革命的问题被提出，“革命的问题只能在双重批判中真正再生：一方面彻底批判自称革命的思想，那只是革命的魔幻观念；另一方面批判自称现实主义的思想，那只是现代主义的浅薄观念。”在此，莫兰指出，“革命的要求已经被以否定性的形式强有力地提出：根除人对人的剥削。”而消除人对人的剥削不仅需要实现总体的人，而且需要对人类的族类进行改造，这事关的与其说是人类化不如说是超人化，事关的是解决人的自然构造的缺失和不平衡，改进人的自我调节机制，换言之，革命作为消除人类关系中根本弊端的事业，涉及对人类存在本身的改造。那么，这场涉及人类存在本身的革命，它的根基和顶端究竟在哪里？

莫兰的回答是爱情与科学，爱情是人类存在最基本的积极经验，它是对焦虑和死亡的唯一反击，它和偶像无关，不是自我的占有欲，而是感受到的交流和真诚、诗歌和真理；科学是社会运动在辩证旋转过程中连续地推动，它不仅趋于决定人类的命运，而且趋于与人类的存在本身相融合，它是一个探险的产物。莫兰努力开采马克思主义这个根基中的生产、弗洛伊德主义这个根基中的心理、基督教这个根基中的爱情、科学这个根基中的新科学主义，它们可能构成人本政治的几个根基，而在二十世纪，他认为，已经有过一个运动预示了人本政治，这就是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趋于联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它构想了经济与心理这两个基础以及它们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它使改变生活的情感革命和改造世界的实践革命统一起来。”

然而，当人本政治拥有了生产、心理、爱情、科学这四个根基，当它通过超现实主义的预示把情感革命和实践革命统一起来，它仍然面临着一个道路问题：如何在时间中行走，如何在空间中展开，如何在危机四伏的现实中不迷失方向？莫兰提出的方式是“巡游”。巡游希望充分地生活于时间之中，这个时间不仅是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体，而且意味着行动——亦即现在——和可能性、超越——亦即未来。巡游拒绝救世主降临说和救赎的观念，但它用救世主降临说和救赎观念的酵素——作为期盼——来滋养自己。巡游拒绝任何建立起来的宗教，但用所有宗教的酵素——作为使人归属于世界的本体存在的意识——来滋养自己。巡游涉及到生存的“真正”时刻的重新升值，以及目的和解答观念的相对贬值，巡游的态度显然牵连到期望，“期望作为所有宗教、所有幻想的酵素，在生命的深层有其根源。”

而巡游一旦被理解为一种在时间中的行动和超越，它就必然导向“发展”这个概念，莫兰认为，“发展是一个关键概念，但它也不会把人本政治的所有其他概念都吞没在它里面。”发展的过程本身只含有人的实现——发挥其潜能——的一个方面，而人类还有其他一些看来一直存在的方面，如最穷困和最落后的文明也可能经验的东西——痴迷，换句话说，如果所有涉及人性的东西都可以被纳入巡游的范围，那么追求发展并不能穷尽一切。在此，关于发展的意识要求着意识的发展，人本学的发展意味着既联合又矛盾地对个人有更多的肯定，又有更多的协作，有更多的自我，又有更多的友爱，人本政治的眼界必然是整个地球，它必然是关于处于全球统一体中的人类发展的政治。从危机到革命再到发展，莫兰的人本政治其实已经着眼于现在，着眼于地球，着眼于全球统一体重的人类发展，由此他更为明确地指出正规的政治学领域就是中观政治，在空间上呈现出西方、东方和第三世界这三极，在时间上呈现为当前的政治、中期的政治和长期的政治——“中期的规划将是一个规范性的规划，它应该从对现实的进展的分析出发建立发展的标准”。

着眼于中期政治，莫兰分析了中期政治的逻各斯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也阐释了中期政治的规范，在规范中，他特别强调了将政治连接于现实，把自己浸入现实主义之中，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应该从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社会演变的普遍的和特殊的逻辑之间的对照中得出。”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全球政治的“人本政治”方向，指出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三条支路，无论是东方逻辑还是西方逻辑，还是第三世界逻辑，重要的是多维度的融合，“新的发展模式将是柔性的和多元主义的模式。它的独特性不在于它将借用的那些要素，而在于这些要素的组合。”当莫兰说真正的革命时，他既没有想到暴动的英雄主义，也没有想到伟大的胜利之夜，而是想到了社会主义的原始观念：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的现实进行调查，力求把政治连接于这个现实。作出上述探讨之后莫兰指出根本之点：世界上的人本政治是由二十世纪人类发展的总体的和普遍的现实决定的，“世界的形势在其整体上有利于人本政治意识的觉醒。因此这种意识的觉醒能够在任何善意的人身上发生。”

但是很明显，在莫兰看来，中期政治是当下的，是对于化解未来危机来说是基础性的，“不是努力征服世界，而是相反地致力于奠定基础。”他最后提出的是“为了走进混沌”的想法，通过引用俄裔美籍作家阿西莫夫的“奠定基础”的含义，他指出人本政治在当下如何走出困境，“今后幸存将与重生相连，进步将与自我超越相连，发展将与根本转变相连。”这就是莫兰在人本政治中真正的辩证原则，它不是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也不是一种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坚持行动、在破碎中坚持连接、在危机中坚持奠基的辩证思想。，所以，辩证地人本政治是“作为巡游的、发展的、革命的政治”，是“总是处于行进中、进步中”的政治，是“向那些将能使它发生革命变化的东西敞开着”的政治，这种敞开，恰恰是因为人本政治始终连接到人的发展中，不是抽象的人，不是被生产所穷尽的人，不是被制度所规定的人，而是既制造工具又分泌梦想的人，既焦虑又期望的人，既需要爱情又需要科学的人，既生活在过去的危机中又生活在未来的危机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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