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28《我相信》：唯有依靠“位移”
堂吉诃德是一个读者。可以说，他的癫狂就在于他好读书。
——《读书》
卡洛斯·富恩特斯一定也是一个好读书的读者，他读聂鲁达的《漫歌》，读司汤达的《红与黑》，读《奥德赛》《金银岛》《一千零一夜》，在他看来，文学和书籍都是“真理的仓库”，真理不是由上帝和权力揭示出来的，而是来自想象，来自人在感觉和感悟间调解的能力，来自人在调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新现实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那么在富恩特斯看来，人类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图景，一种是如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贝尼特斯所说的，“每当一个印第安人死去，那么随他或她逝去的就是一整座图书馆。”另一种极端出现在《华氏451》中，当一个独裁政权封禁了所有图书馆、焚烧了所有书籍，却未能组织最后一批人把文学作品都背诵下来，他们用背诵的方式对抗独裁，也用记忆的方式重建了图书馆。两种极端的图景是两座人类的图书馆，一座在印第安人头脑中，是纯粹口头文学的代表，另一种在超级雅皮士的记忆之中，是在沉默与说话、记忆与忘却、行动与静止、生存与毁灭中进行选择的可能。
但不管是那座图书馆，它们都代表着书籍作为真理的仓库所在的意义，那就是语言，那就是语言的命名，“言语通过它的每一个音节决定着生命是延续还是永远消亡。”而关于读书的话题，富恩斯特自然想到了我们现在的时代，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当我们把电视的天线中看成教堂的十字架，当我们成为卧床打盹儿的土豆，我们就少了批判性、创造性的反应，我们就远离了所有的书籍和图书馆——当然也远离了和生命有关的真理，所以富恩特斯在好读书的同时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读书方式和书籍命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应该探索和挖掘更多的机会，让视听文化支持书籍文化，同样也让书籍文化支持视听文化。”书籍文化和视听文化相互支持甚至渗透，人类新时代是不是可以构建更多元的真理仓库？而富恩斯特的想法也是对于这一整理的仓库的命名，“今天，一个作家、一本书、一座图书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紧迫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命名，那么谁也不会给我们送一个名字。”
好读书的富恩特斯对《堂吉诃德》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认为堂吉诃德本质上就是一个读者，而且是好读书的狂热读者，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所有在骑士小说中读到的东西变为现实，这个现实是一个新现实，因为堂吉诃德不读书面对的是牧羊人、强盗、女仆、囚犯共在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恰恰拒绝了堂吉诃德的骑士梦想，甚至让他受罪，甚至硬要将他推进这个世界，所以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狂热的骑士文学的读者，也是发现自己被别人阅读的读者，“当时，作为文学人物的堂吉诃德走进了一家印刷作坊。这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哪个身份的读者，当塞万提斯将堂吉诃德变成一个读者，实际上在富恩特斯看来就指明了读书“解放性的本质”，这个本质指向的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命名，我们对权力的拒绝，就是我们天生需要说话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开口说话，沉默就将开始它暗无天日的统治。”
在权力之外寻找真理，在沉默中说话，在世界中寻找新现实，堂吉诃德的意义在富恩特斯看来更具深刻性在于，它是一种“位移”，在《堂吉诃德》这篇直接论述这部小说的文章中，富恩特斯就一针见血指出，“堂吉诃德自身便包含问题与答案：一度重合的事物与词语已然分离，这裂痕无法通过新的‘定位’修复，唯有依靠‘位移’。”《堂吉诃德》诞生在反宗教、宗教裁判所、血统纯洁教条与天主教正统的西班牙，但是小说的主人公却一心要复辟中世纪的荣誉、正义与勇敢的价值，堂吉诃德的确是中世纪骑士小说的忠实且狂热的读者，他沉浸在这个中世纪的幻梦之中，但是他手捧的却是古腾堡印刷术制造的产物，他却是一个现代读者，所以富恩特斯认为，《堂吉诃德》制造了一个悖论，而且是悖论中的悖论，正是这种悖论的悖论制造的张力形成了“位移”，这部小说才是“第一部现代小说”，“现代小说，便是这永久的邀约：走出自身，将自我与世界视为未完成的难题。”
《堂吉诃德》是第一部在悖论中的悖论中“位移”的现代小说，而在富恩特斯看来，这个第一具有的现代性，“它对文类、权威、言语受众的位移，为小说判下了一个开放的、永未完成的、不断被重写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这样一个命题：“小说，是位移的艺术。”在《小说》一文中，富恩特斯指出伟大小说家具备的两个条件就是想象力和语言，而这也是小说区别新闻、政治、经济等的本质，“它们为世界未被书写的部分赋予语言的现实。”所以小说的位移更深刻地体现在：“小说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现实”，之所以是一种创造，就在于和传统断裂甚至割裂的“位移”产生的张力，就在于新现实具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现代性：它是博尔赫斯创立的最高典范的历史性，他在潘帕斯草原和大西洋这“阿根廷的双重地平线”中，用《阿莱夫》的整体空间、《小径分叉的花园》的整体时间、《巴别图书馆》的整体之书以及《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令人不安的整体记忆术构建了阿根廷的历史性意义；它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西方的启蒙性“元叙事”终结之后无数“小叙事”被催生而带来的多元性；它是如帕斯所言“文学是一种价值的模型”背后体现的对未完成人性的交汇，它提供了拉美这块土地共享的源泉；它也是小说揭示劳作的真谛和作品社会维度的批判性，不仅仅是小说在批判这个世界，而且小说也在对自身进行批判，而这也是《堂吉诃德》留下的珍贵遗产。
从《堂吉诃德》到关于小说的阐述，富恩特斯指出的历史性、多元性、人性的交汇性和批判性，正是小说成为现代小说必须具备的“位移”，“小说不断宣告着一个新世界：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但是，这个“即将来临的世界”并不只属于小说，小说只是最先学会移动的文体，富恩特斯把“位移”交给堂吉诃德之后，又让它在巴尔扎克那里变成欲望的几何学，巴尔扎克和塞万提斯、福克纳一样是多面的，富恩特斯甚至说：“我也许在头脑里装着整整一个社会。”可这位装着整个社会的作家，偏偏又写《驴皮记》《塞拉菲塔》《路易·朗贝尔》这样的幻想小说，当“驴皮在缩小，而小说在增大。”小说就开始了位移：从社会占有移到神话惩罚，从现实场景移到语言建筑。富恩特斯说：“巴尔扎克给死亡起了名字。他看到，财富给予生命，最终又把生命夺走。”《驴皮记》批判社会，也批判欲望；批判占有，也批判自身叙述的魔法，位移至此，不再是堂吉诃德一个人的离家，而是整个现代小说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来回撕裂。
如果巴尔扎克让小说在社会和神话之间位移，福克纳则把这种位移推入历史的暗夜，“美国文学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作家的批判精神。”但福克纳不止于批判，他“超越了批判，上升到悲剧的高度”，约克纳帕塔法，在当地土语中意为“分裂的土地”，那些家族世系——沙多里斯、康普生、斯诺普斯，像被时间啃噬的树根。过去、现在、将来，为我们所经历、理解、忍受，在时间的张力里，威廉·福克纳的现代悲剧成为伟大的小说，福克纳所主张的，是用对“我属于大家”的肯定来反抗分裂势力。于是，小说从南方小镇位移到种族、罪疚、记忆和时间的交叉地带，它不再是北方对南方的审判，也不是现代对传统的审判，而是所有活人和死人共同承受的悲剧。
| 编号：E56·2260904·2545 |
也许福克纳的土地还在，但是卡夫卡的土地却已被抽走，米兰·昆德拉曾问富恩特斯：“你读过卡夫卡吗？”富恩特斯说当然读过，昆德拉狡黠一笑：“那么，你读的是德文本吗？”“不是。”昆德拉说：“那么你没读过卡夫卡。”这段对话本身就像卡夫卡的门：语言、翻译、权威和理解之间横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卡夫卡所做的，便是向我们揭示在真实的权力和关于权力的神话之间存在的不对等。”富恩特斯认为，在《审判》里，就如同在《城堡》里一样，“卡夫卡描绘了一种表面上极为强大实则虚空的权力。”更可怕的是，卡夫卡为20世纪的权力之恐怖赋予了一张面孔，也许还预言了21世纪的权力。“今天，权力已学会了怎样让自己隐身不见，前所未有地让受害者自己为权力赋予权力。”小说于是位移到权力神话的内部，又从内部拆解它，它批判社会，也批判自身：人物越是追寻审判、城堡和法的来源，小说就越暴露叙述、语言和解释的无力。这种双重的批判，正是现代性最锋利的标志。
卡夫卡让我们看见权力的虚空，莎士比亚则让我们看见记忆的深渊，在《哈姆雷特》中，克劳狄斯国王中断演出，是因为戏剧开始变得太像现实，“莎士比亚揪住了词语的尾巴，令其尖叫，并证明了文学表达的幅度，不能被禁锢于狭隘或贫瘠的教条之中。”这又是一次位移：文学不守在教条划定的位置上，它偏要越界，偏要尖叫，偏要让词语在不可能处发出声音。而这种不被教条禁锢的自由，其实早在希腊人启程时就已经埋下，在《奥德赛》一文中，富恩特斯说，希腊文化“挪移”了神话，并赋予它两种生长与变革人类生命的可能，一是史诗，一是悲剧，在神话、史诗与悲剧这三座里程碑之间，自由作为一种无可回避的价值浮现了，“悲剧英雄为何逾越？因为他自由。为何自由？因他虽属自然，却已从中分离。英雄如何知晓这一点？凭借自我意识。又如何认识自我？凭借行动。”可自由不是免费的，悲剧的失落，被一种超自然的乐观与另一种过于自然的乐观所扼杀，而填补这空白的，是罪行。位移在此成了警告：人从自然中走出，却未必走向完美；自由若忘记代价，就会盲目踏进罪行之地。
希腊悲剧把自由交给行动，维特根斯坦则把自由逼到语言的边界，富恩特斯信奉维特根斯坦，是因为他能撼动一切固化的观念与既得的真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所有事物，甚至包括那些早已铸成心智框架与道德铠甲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直刺语言的心脏，因而也刺入文学的核心：因为他敢于承认“不可言说者”的存在，维特根斯坦将重心移向语言，他在语言中分辨出两条脉络，“那位严谨、苦修、身无长物的维也纳犹太富豪，在他一贫如洗、四壁萧然的陋室里恳请我们：‘区分开来吧。’”唯有“不可言说者”才具有价值，这里所谓的“不可言说”，指的是命题性话语永远无法言说之物，富恩特斯由此说：“在文学中，一切皆是多义的。诗，仰赖于多重符号而活。”
富恩特斯阐述小说是“位移”的艺术，这在他的《巴尔扎克》《福克纳》《卡夫卡》等几篇文章都体现出来，巴尔扎克所写的幻想小说，福克纳批判带来的悲剧，卡夫卡对虚空的权力的揭示，都让小说在位移中具有了批判社会和批判自身的双重意义，这就是现代性的体现；而《莎士比亚》体现了不被禁锢在教条之中的创造性、《奥德赛》里希腊文明中自我意识带来的自由、《维特根斯坦》对于“不可言明”的存在，以及在布努埃尔这位老朋友的电影中发现的“艺术革命”，都可以看做富恩特斯对于位移所代表的现代性的论述，它们构成了另一种“小说”，而它们本质上也是位移的艺术：具有历史性、多元性、批判性和想象力，而《苏黎世》一文虽然讲述了自己在苏黎世的工作生活情况，但是在和托马斯·曼错过的精彩故事里，富恩特斯把托马斯·曼看成是“幽州的名义应许欧洲”的最后一人，他如自己小说《死于威尼斯》一样被打网球的年轻人吸引，跌入到了情欲的想象之中，又被女儿拉回到一种秩序之中，富恩特斯对此产生的共鸣就将“小说”引入了一个更广的范围。
这部通过从A到Z26个字母构建的散文集，涉及最多的是富恩特斯对文学、艺术的感想和阐述，但是其核心还是在“位移”中如何构建现代性，而《友谊》《爱》《家》和《儿女》构成的系列，则是生活本身，这其中最感人的还是《儿女》一文，富恩特斯亲身见证三个儿女的降生，塞西莉娅的降生是音乐性的，“听见新生命的声音，就是听到了万物之源的回响，就像是一阵激昂的歌声。”娜塔莎生于华盛顿，活泼开朗、想象力丰富又颇具幽默感，名字取自《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罗斯托娃，也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儿子卡洛斯·富恩特斯·莱慕斯，则是痛苦的象征，因为某种基因突变，卡洛斯患上了血友病，但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把精力凝聚在了语言的艺术、音乐和美术上，“那是一种超越直觉的悟性，仿佛他的早熟是死亡的先兆，是他艺术生命的加速器。”他生命的最后一夜，卡洛斯还告诉朋友自己计划要拍一部电影，出一本诗集，办一场画展，但是第二天的清晨，他死于肺梗死。“我们的儿女是从我们身上出来的幽灵。华兹华斯说得好：孩子是成人的父亲。”这句话在《儿女》里不再是浪漫主义的格言，而是带血的真理，卡洛斯在病痛中位移到艺术，在死亡临近时位移到创造；富恩特斯则在丧子之后位移，从父亲变成被儿子教育的人，从保护者变成记忆的守护就像在《西尔维娅》中所说，“我的命运，是遇见西尔维娅，并将我的命运，化作她的。”这就是生命中的位移：死亡没有取消爱，反而把爱移到另一个维度。
但富恩特斯从不把爱锁在私人领域，爱若不能走向城邦，就会变成另一种自我沉溺，于是位移再次扩大，进入社会与政治。在《全球化》中他批判了娱乐至死的“全球化”之后，也对这一现实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在公民社会的多样性中重建秩序；在《历史》中他则指出了历史性的真正意义所在，“历史性因此不是怀旧，而是对未完成性的承认。”在《伊比利亚美洲》中他则认为美洲的明天就在于文化的融合，就在于重新认识自己；《墨西哥》一文里更是将目光聚焦在国家的未来上，历史性、多元性和批判性依然是墨西哥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墨西哥意味着温柔的堡垒、残酷的同情、致命的友谊、须臾的生命。它所有的时间都是一个：过去的现在、将来的现在和当前的现在。”而政治无疑就是富恩特斯作为读者面对的另一个文本，无论是墨西哥还是拉丁美洲，都需要在这个现实的困境中寻找新现实，都需要在传统小说中创造现代小说，也都需要在不断批判和突破中实现位移，“我忧虑一个没有证人的世界。我忧虑一切危害生命延续的事物。所有这一切，皆是政治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是城邦中公民身份的一部分。”
富恩特斯相信友谊、爱、美、家、儿女、西尔维娅，相信巴尔扎克、布努埃尔、福克纳、卡夫卡、莎士比亚、维特根斯坦，相信上帝、耶稣、历史、全球化、伊比利亚美洲、左派、墨西哥和政治，这些“我相信”并不是并列的条目，而是一次次位移：从家到世界，从现实到想象，从权力到语言，从死亡到爱，从全球到地方，从身份到多元，从批判到自我批判。小说是位移的艺术，人生是位移的艺术，政治也是位移的艺术，堂吉诃德从拉曼恰出发，把骑士小说读成现实，又在别人的阅读中成为文学；富恩特斯从墨西哥出发，把欧洲读成想象，又把拉美读成世界。对于富恩特斯来说，字母所组成的世界，是文学，是历史，是家庭，是死亡和爱，只有在悖论中继续位移，在困境继续想象，就能相信那个“即将来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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