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现实主义

编号:H21·1951205·0207
作者:柳鸣九 编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4.90元
页数:348页

现实主义,这一影响时间较长的文艺思潮的确在20世纪之后失去了其主流地位,西方“现实主义过时论”使这一创作手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现代主义”等许多文艺思潮的夹击下已江河日下,但作为一种表现方法,现实主义显然是广义的,它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中的历史使命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这本对“现实主义”进行 研究的专辑围绕它的近况作了多元的分析,其中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西方学者的论述。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探索的对象正是它自己

现实主义不只是19世纪的一场文学运动,而是渊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普遍的艺术倾向。因此,可以断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
《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从哲学和心理学看》

当时间定在二十世纪,当样式限于现实主义,是不是一种局限论?这容易造成的可能错觉是,当现实主义发展历史在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高峰之后,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是不是中断乃至凝滞了?当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不断解构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表现手法,现实主义是不是只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是,“二十世纪现实主义”这个汇集而成的书名似乎就是为了打破现实主义的尴尬处境,在回返和回顾之后,是为了面向一种未来,或者说是为了在历史的观照中重新为现实主义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这种面向未来的探索是否具有必要性?在序言里,本书的主旨似乎是明确的,对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的研究,就是要打破现实主义至上论,就是要消除现实主义绝对理念观、现实主义固定模式观,因为现实主义至上论不符合风格多样化的要求,不符合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而“现实主义绝对理念观、现实主义固定模式观,则与文学发展史、包括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丰富实际、蓬勃生机实诸多不合”。在这样的主旨之下,一个很明确的探索方向是:让现实主义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胡尹强在《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历史命运》中说:“现实主义多元化,是二十世纪人类主体意识进一步成熟和深化的表现。”只有在多元化和不断更新中才能保持和获得永不衰竭的艺术活力;而周宪在《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从哲学和心理学看》中也认为,现实主义是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普遍的艺术倾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

胡尹强将目光定在现实主义在“西方文学中的历史命运”,周宪则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看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他们都把现实主义多元化看成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而在周宪那里甚至将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说成是“泛现实主义”,“20世纪是泛现实主义的时代,这就是我们时代现实主义交响合唱的主题和主旋律。”泛现实主义是不是就是现实主义的多元化,如果不纠缠于名词的多义性,周宪当然是在一种现实主义的泛化中寻求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他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现实主义的源头是朴素的实在论,所以十九世纪发展的现实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实证主义指向的是外部世界,当第三人称“他”的视角成为一种共有视角,是和第一人称“我”的独特视角形成一种反差,正是“他”的向外性和共有性,使得现实主义在实证主义的哲学倾向中越来越走向泛现实主义。

周宪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是从现实主义具有的朴素实在论出发的,而胡尹强的现实主义多元化是从表现形式上立论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现实主义的多元化是不是仅仅是表现形式?胡尹强认为,很多评论家认为意识流是一种心理现实,所以意识流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尽管独特,但是具有现实主义特质,是一种最为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而认识了意识流和表现主义具有的现实主义特质,推而广之,存在主义、黑色幽默和新小说都有现实主义特质……如此,现实主义便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倾向,带来了永不衰竭的艺术活力。相同的观点也在陈众议的《魔幻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 心理现实主义》中得到体现,他在对拉美20世纪现实主义进行管窥之后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都是现实主义多样化发展的样式,“塞万提斯的幻觉是现实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又何尝不是呢。”现实主义中有对现实的摹拟,有对现实的再现,有对现实的反映,有对现实的表现,所以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而拉美文学呈现的这种多元化发展,一方面体现了现实主义本身具有的活泼特性,“因为现实主义并不局限于逼真”,另一方面对现实范畴的不断拓展,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形式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繁复,从死板到多样的发展路径。

意识流和表现主义是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也是现实主义,当现实主义多元化真的变成了泛现实主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现实主义?或者更具本体论的提问是:什么是现实?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和它密切相关的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前者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达到辉煌之后被取代的文学流派,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又取代了现实主义的强劲势头,钱念孙在《现实主义研究的困境》中认为,十九世纪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土德》,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笑面人》等浪漫主义作品,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并不比现实主义作品逊色,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困境其实和浪漫主义当时衰落的困境一样,但是这种衰落的困境却也蕴含着“并不逊色”的生机;而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现实主义的式微更为明显,尤其是战后西方出现了信仰危机,对现实的质疑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滥觞,从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了那个在外部呈现的现实,也解构了那个“他”的共有视角,它在主体性丧失的困境也对世界的本体提出了质疑。

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王宁引用布莱恩·麦克黑尔的阐释,提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布莱恩·麦克黑尔认为,现代主义的主旨是关于认识论的,也就是说,现代主义作品提出的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谁知道它?他们如何知道它?其确切程度如何?认识是如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可信性如何?认识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时,认识的对象是如何改变的?什么是认识的极限?”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以本体论为主旨,它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世界的本体:“世界是什么?世界有多少类型?如何组成的?不同点在哪里?当不同的世界相遇时,会发生什么?或什么时候世界间的界限受多到侵犯?文本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所设计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又是什么呢?被设计的世界是如何建构的?”而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甚至不愿回答这些问题。当现代主义追求认识论,后现代主义追求本体论,那么现实主义又是以什么作为主旨?

不管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现实主义其实关注现实,所以现实主义的问题其核心还是那个问题:什么是现实?别林斯基阐述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原则:“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复制生活,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他认为现实主义的特质就是“对现实的忠实性”,“它不改变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而契诃夫的理解更为简洁明白:“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他们提出的是一种朴素的存在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现实主义,当现实主义要忠实于现实,是对于现实的复制,是按照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这里是不是会产生误解:“生活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无边无涯的?所以它是无法认识的?另外,当要“再现生活”的时候,现实主义创作是不是只是生活的复制品,创作是不是一种机械的过程?

现实主义的机械论,似乎也是其跌入衰落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似乎就是从别林斯基、契诃夫等人提出忠实于现实的原则而引起的争论。在书中列举了关于现实主义的几场争论,一场则是卢卡契和布莱希特的分歧,卢卡契与布莱希特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几乎以毕生精力为创立和维护以现实主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辛勤劳动,但是在他们对待现实主义的创作中产生了分歧,卢卡契对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布莱希特作为戏剧家没有发展自己的理论,他只是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和政治斗争挂钩,他的美学理论的基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卢卡契认为文学应该提供关于人和人的命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真实图像,他的美学基点是人和人的解放,所以卢卡契的美学基础是“人本论”,而布莱希特的美学基础是“阶级论”,卢卡契着眼于人和人的解放,布莱希特着眼于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产生这两种对于现实问题的对立观点,其原因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卢卡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布莱希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人本论”和“阶级论”的根本分歧,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也就是这些观点本身就打上了浓重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曲解了现实主义,甚而至于误解了真正的现实?其实卢卡契认为布莱希特的理论没有发展,而对于他的创作实践则是肯定的,尤其是在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中,布莱希特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多样化的实践者,他一反统治欧洲上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戏剧观念,提出了“记叙性戏剧”的观念,一般戏剧是一种行为,而记叙性戏剧是一种记叙,一般戏剧“引观众于行为”,让观众身临于另一种境界,它面向的是观众的情感,而记叙性戏剧“置观众于旁观者的地位”,它向观众表现另一境界,它面向的是观众的理智——和一般戏剧不同的是,布莱希特给了戏剧另一种空间,它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外,布莱希特对于戏剧“陌生化效果”的追求,也革新了现实主义戏剧的表现手法,在他看来,当观众的理智保持在戏剧全过程,意味着“辩证法成为享受”,对于戏剧创作来说,布莱希特的思想具有一种时代精神。

但是,当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学观变成卢卡契所说的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机械式的运用,甚至抛弃了多元化的追求,而这种对创造性思想的抹杀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在卢卡契的身上。1958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卢卡契发表了《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一方面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另一方面则反对任何背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主张,他认为“形式同样是对现实反映的一种方式”,“文学作品具有感性的直接性,而现实作为被反映的图象,直接决定着艺术表现的方式”,所以他反对“先锋派”文学,认为它们是“病态的唯我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产物”以及“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颓废美学观的必然表现”。对于这篇文章,德国的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专门写了一篇《被迫的调和》的反击文章,他严厉地批评了卢卡契把现实主义视为“天经地义、唯一合理的创作方法”的“传统主义”眼光以及轻蔑地贬斥“先锋派”文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他认为,这一切完全是卢卡契的“屈服”:屈服于官方的共产主义教条,屈服于将哲学变成纯粹统治目的服务的工具论,屈服于现实的意识形态化,“他的概念框架——他的才智成了这种理论框架的牺牲品——是如此狭窄,致使所有试图得到自由呼吸的东西在其中都遭到窒息。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才智和信念,这一理论框架仍然未被触动,卢卡契对自己早期著作的明显留恋于是带有一丝悲剧色彩。”

因为屈服而牺牲,阿多尔诺称之为卢卡契的悲剧,在阿多尔诺看来,这种带有主观性的妥协而进行的创作,已经背离了真正的现实,他所说的“反映”实际上只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美化,对意识形态的顺从。卢卡契对布莱希特的阶级论提出了批评,阿多尔诺把卢卡契“被迫的调和”看成是一种屈服式的牺牲,实际上都隐含着对现实本体论的不同理解。而针对现实和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一场“开放体系”和“无边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无边的现实主义”是法国加洛蒂于1963年提出来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是对于原来“现实主义”法则的一次修正,在加洛蒂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他曾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我为之奋斗了三十七年,现在也没有放弃,但是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而是一种具有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即对时代或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的艺术和科学,并且由此得出克服这些矛盾的办法。”

而1972年苏联《文学问题》上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形式》,则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历史地开放的体系”的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苏联文艺理论家、科学院通讯院土德·马尔科夫,他在文章中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具有丰富性,而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艺术真实性”,它需要继承也需要创造,所以,“新艺术的最重要的原则正是那种给美学观点的真正广度提供辽阔的天地的自觉的历史主义。”在之后的《真实表观生活的历史开放体系》中,马尔科夫再次强调了真实性和开放性之间的关系,真实性是客观存在,而开放性则是“内容的明确性程度”是基于认识、主题和描写手段的多样性,“认识的开放性给主题的选择,也就是说给形式和风格以广阔天地……”“开放体系”提出的背景是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发展的灵魂的体系;它的哲学基础是对世界和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列宁的艺术党性原则;体系的特点是“艺术真实的广阔标准”,真实的艺术不是封闭的,它不排斥过去和现代艺术的真实性,同时要在社会主义思想性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发展这种真实性。

艺术需要真实性,真实性需要广阔标准,“开放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和“无边的现实主义”划清界限,也和现代主义区分彼此。“无边的现实主义”提倡历史主动性,“开放体系”则提出了艺术真实的多样性,其实在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上并无矛盾,甚至它们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而它们的分歧也许正像路易·阿拉贡所说:“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这些词造成了混乱,或者至少是人们相当一致地给它们加上了一种含混的意义。”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其着眼点就在于人这一具有主观性的主体,“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是人。参与人的持续创造的意识、即自由的最高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无边的现实主义就是一种神话的创造者,“是史诗般的现实主义,是—种普罗米修斯的现实主义。”而“开放体系”从一开始所针对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是对体系的攻击者和破坏者,也就是说,是他们制造了艺术真实的封闭世界——无论是“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开放体系”,都从现实和现实主义的关注变成了对于现实主义者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现实这个本体论的偏离。

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多元化还是泛现实主义,无论是人本论还是阶级论,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和“无边的现实主义”,其实现实主义必须回归到现实,回归到一种存在,一种共有,一种本体,正如罗伯-格里耶在《从现实主义到现实》的文中所说,现实世界吸引着当代小说家,而小说家的任务是创造“现实”,这种现实是小说里的现实,所以一方面他认为小说不是工具,“它不表达,它只是探索,而探索的对象正是它自己。”探索自己就是回到现实本体意义,而这个需要探索需要创造的现实就具有无限的可能,“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总有新事物产生。”——现实主义和二十世纪无关,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关,它只是自己继往开来不断更新的那一部分。

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2)

编号:X92·1951205·0206
作者:
出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版本:1991年11月第一版
定价:7.40元
页数:704页

这一卷所收戏剧被称为“象征主义”戏剧,这是一个集体性名词,它的出现并不是短时间的,甚至不是反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等创作手法的,它的主题是不确定的,恰好迎合作者对现实、对生命的独特观照。当然,梅特林克的《青鸟》在很大范围内象征着一种希望,但剧作本身的抽象性使这一解释带有很大的疑问。但这类戏剧的确丰富了作家创作方法和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本书辑录戏剧作品11部。

涅克拉索夫文集(1-3)

编号:S37·1951130·0205
作者:(俄)涅克拉索夫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2年6月第一版
定价:9.70元
页数:1078页

列宁对涅克拉索夫的诗有这样的评论:“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那种批判的激情与战斗的诗意使这些诗充满了思想与责任,他也成为俄罗斯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开创了俄罗斯庄稼人看诗的习惯,这是涅克拉索夫的贡献,但他仍然轻视了诗歌的另一种价值。本集第一至二卷为抒情诗(1838-1877) ,第三卷为叙事诗。

男向导的奇遇

编号:C42·1951128·0204
作者:(印)纳拉扬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1年11月第一版
定价:2.40元
页数:224页

“奇遇”表现出了印度特有的精神世界。仅仅只是一名导游,便被一连串的巧合奉为祭司,这种传奇式的故事带有很大的宗教危机论,向导拉朱公布身份后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这多少让主题出现了多元化。纳拉扬,被称作印度三大英语作家,专嗜于虚构场景与人物,男向导的虚构性很容易看出作者除了天生的想象力外,便是对一种文明的主观批判。

20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上、下)

编号:H74·1951124·0203
作者:蒋广学 赵宪章 编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23.70元
页数:1234页

由70多位学者编撰的这本《20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的出发点是向国人打开了解西方文艺思潮的窗口,但显然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许多名著是无法以这种方式摘录介绍的,它抹煞了著作的系统性。这本工具书共涉及哲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文学等多种领域,共介绍名著近二百部。

战后20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

编号:C44·1951122·0202
作者:苏菲
出版:暨南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3年7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274页

战后20年,即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至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1965年,这一时期被称作是马华文学的“第二阶段”。马华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直接继承,一直缺乏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此段特殊时期的马华文学则被认为是“侨民文学”走向“国民文学”的过渡,作家的本土意识逐渐加强,走向独立探索阶段。该书为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填补了一个空白,共分战后初期、紧急状态使其、反共时期和独立前后时期。

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

编号:Z34·1951120·0201
作者:(日)长谷川泉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2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156页

日本近代文学的崛起,应当认为是政治上的明治维新,导致近代西方先进文化思潮的涌进,从而改变了日本传统的人文结构。长谷川泉把近代日本文学的贡献归纳为:“痛切的发现人的觉醒,认真地探索人生。”《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表达了作者的民族自豪感。本书对近代日本的20余种文学思潮流派进行了简明的介绍,以勾画出日本文学发展的脉络。

诗品注

编号:S12·1951020·0178
作者:[梁]钟嵘 注
出版:杭州古籍书店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定价:2.20元
页数:132页

南北朝诗风式微,钟嵘站出来抨击永明诗人“伤其真美”的弊病,对以流畅露情的诗歌进行了复古,这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本诗论专著。钟嵘注重诗歌的比兴、风骨、词采和滋味的评品,评析了两汉至梁的122位诗人,并分为上、中、下三品,以形象的语言概括诗人的独特诗风。诗评专著五言,并附诗人代表诗做,对后世诗论、诗话有重大影响。注本为民国陈延杰注,1927年开明书店影印本为底。

南方与北方

编号:C37·1941211·0085
作者:(美)盖斯凯尔夫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7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707页

与简·奥斯丁、勃朗特一样,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也同样沾染上了19世纪英国宫廷式的陈酸气味,其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上仍透出“小家碧玉”式怨叹。背景的宏大与主题的世俗使其无法获得与《乱世佳人》相匹敌的影响力。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恋爱无疑在宫廷女子的宗教虔诚与心灵开放的矛盾中,正如第一章所引用的苏格兰民谣:“有人钟情,出了阁,生活下去。”

纸项链

编号:C29·1940730·0061
作者:崔京生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5月第一版
定价:12.70元
页数:410页

“纸项链”是一种诱惑,崔京生拿着这条纸项链作欢迎状,我们进入其中,才发现项链背后是我们无法表现的同情与软弱,谁为谁挣扎?谁为谁消灭,文章的至高标准在只言片语中瓦解,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信仰,城市把人贬到一个最低境界。浩浩荡荡的“布老虎”充其量也只是一些“纸老虎”,让我们的阅读没有任何的呻吟。

诗魔之歌

编号:S45·1940723·0059
作者:(台)洛夫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0年2月第一版
定价:22.40元
页数:195页

洛夫,《创世纪 》诗刊创始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代表 ,被誉为“诗魔”。与他的外号一样,洛夫的诗歌中有着中国当代诗人对词语的遣造能力,散发迷人的魔力。这位从西方诗论中吸取营养的诗人在表现主题上与本土性格一脉相承,“诗人首先必须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后糅进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人的生命与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天人合一” 的思想使洛夫的诗作处处散发智慧的光芒。本书共分《抒情篇》、《探索篇》、《回归篇》、《生活·禅趣篇》、《乡愁篇》、《故园之旅篇》等六辑。

说唐

编号:C25·1940719·0057
作者:[明] 如莲居士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26页

清代长篇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说唐》,后与《说唐演义后传》、《说唐三传》合刻,改名《说唐全传》。《说唐》以瓦岗寨群雄风云际会为中心,铺叙自秦彝托孤、随文帝平陈,到唐李渊削平群雄、李世民登极称帝为止的故事,着力描绘了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尉迟恭等传奇人物,以主要笔墨描叙瓦岗寨聚义英雄劫王杠,劫囚牢,反山东,起马取金堤,三斧取瓦岗,建立起义政权的故事。本书为曲艺理论家陈汝衡改写的六十六回本。

现代主义

编号:H42·1940709·0056
作者:(英)彼得·福克纳
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本:1988年8月出版
定价:1.10元
页数::173页

彼得·福克纳在介绍“现代主义”这一世界范围的文学运动时,更热衷于对英国作家的介绍,这种介绍脱离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潮,他认为现代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从而放弃了这一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毕竟,T·S·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庞德、乔伊斯、D·H ·劳伦斯代表着现代主义得一个高峰,而不是全部。

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

编号:E98·1940626·0055
作者: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3月第一版
定价:5.60元
页数:399页

如何以直接的方式深入作家的内心生活,让他们发表对作品创作、人生的看法?《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进行了尝试,本书采用采访的方式对20世纪的著名作家艾略特、傅克纳、辛格、加缪进行了访谈,对了解本世纪的文学变革给予了参考。

双城记

编号:C37·1940626·0054
作者:(英)狄更斯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388页

朴素的、带有19世纪英国绅士风度的小说家,狄更斯将富于惊心动魄的题材描写得干枯无聊 ,巴士底风云而掀起的法国革命掩饰了这位传统作家应有的天才创造性,尤其是语言上的拖沓,浪费了对18世纪这场大革命的批判。狄更斯的失败是太追求纪实,而忽视了悲剧性的内在结构。


《双城记》: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

这酒是红葡萄酒,它染红了巴黎圣安东区那条狭窄的街道上它倒出的地方。它也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和许多木鞋。
——《第一部·第五章 酒店》

不同的时代写着不同的词语,纪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时代写着“罪恶”两个字,而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旗帜上写着“革命”两个字,但是不管是罪恶还是革命,时代的土地上总是流下红色的东西,那是伤痛,那是鲜血,那是葡萄酒,那也是爱心,而对于红色的救赎,有时候需要力量和权力,有时候只需要自我牺牲,而当那么多的“雅克”用红色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和许多木鞋的时候,那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上却永远有无法更改的死亡印记,在圣安东,在巴士底,在巴黎,以及在欧洲的时代中,成为再也清洗不净的污点。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狂热和革命是新的时代,而在旧的时代里,却写满了苦难和罪恶,那是一把剑对身体的伤害,端庄、贞洁的姐姐被可耻的特权玷污,而用正义复仇的弟弟却被刺倒,站在姐弟农奴眼前的是贵族老爷,在他们眼里,姐姐或者弟弟只像一条普通的小狗,只有在鲜血流进的时候走向死亡。痛苦和绝望,是被马内特医生看见,在那个夜晚,在巴黎的街头,他便成为罪恶的见证人,但是在这样的痛苦和绝望中,医生已经无法拯救,甚至他会成为另一种罪恶的牺牲品,未经审判被关进巴士底狱,这便是那个时代对于拯救的惩罚。

“马车却把我送到这儿,把我送进我的坟墓。”巴士底狱的监狱是“北塔楼,一百零五号”,是折磨,是压抑,是另一种痛苦和绝望,是被埋的十八年,而在这从来没有申诉,没有自由的地方,那生锈的铁尖,那蘸着血的烟灰,那木炭调制的灰浆,写下的是对于那个时代那种苦难的控诉,唯有用笔才能写下真相,写下罪恶,写下控告:“我,亚力山大·马内特,不幸的囚犯,谨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夜,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向这些罪恶都要抵罪的那个时代,控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直至最后一个子孙。我向上天,向人间控告他们。”

这是被监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这不是终点,对于马内特来说,世界只剩下一个“北塔楼,一百零五号”的狭小空间,而外面的一切都离他远去,妻子的死亡,女儿的降生,都在自己之外发生,而对于他来说,十八年留下的是活着的力量,留下的是文字的文稿,留下的是被救出的命运。这个写着“起死回生”暗语的夜晚,他离开了监狱,离开了苦难和绝望,也离开了曾经仆人德法日酒店的那间锁着的阁楼:“为什么!因为他锁着门过了这么多年,要是让他的门开着,他会吓得,说疯话,把自己撕碎,死去……我不知道会得到什么不幸。”为了不把自己撕碎,他整天修补着鞋子,不闻窗外的一切,长期生活在淫威下,“他还是那样驯服地吃喝他们给他吃喝的东西,穿上他们给他穿的斗篷和其他披的围的东西。”而当“起死回生”的时代降临的时候,对于马内特来说,只有那活着的微弱回声:“它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发出的声音的最后的微弱回声。它完全丧失了人声的活力和共鸣,使人觉得它像一块原来很美的色彩,后来黯淡失色,成了一抹污迹。”甚至在女儿马内特小姐看来,也只是一个“幽灵父亲”。

但毕竟走出了监狱,走出了阁楼,走出了巴黎,对于仆人,对于女儿,对于一切的人来说,马内特代表着一个苦难的过去,一个幽灵的生活,所以对于他来说,世界就是一个秘密:“每个人,对别人来说,生来就是个秘密,那么深奥,不可思议。”那里只有夜的阴影,而这样的阴影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所有背景,“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治安和人身保障,可以证明国家那样自吹自擂有多大道理。”而在法国,“总的来说,虽然在降神通灵上不如她的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姊妹那样受惠,却一边造纸币一边挥霍,极为顺利地走着下坡路。”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神权已经幻灭,而基本的人权却又无法保障,所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一切呈现的是“最高比较级”: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甚至当年有些大发议论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无论说那一时代好也罢,坏也罢,只有用最高比较级,才能接受。

狄更斯: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

最好和最坏,智慧和愚蠢,信仰和怀疑,光明和黑暗,以及希望和绝望,在矛盾中呈现出苦难,在矛盾中保守着秘密,对于拥有神权的大下巴来说,只有高压手段进行的镇压,而伐木工人、农民都成为小人物,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历史中,“沿着展现在他们前面的条条道路前进。”而对于马内特医生来说,即使离开巴士底离开巴黎,也并非是按照前面的道路前进,那修鞋的箱子似乎是他生活的写照,但是在女儿马内特的爱中,他似乎渐渐从十八年坟墓般的生活中醒了过来,只是秘密依旧在内心深处,甚至在达奈对马内特小姐表达爱意要娶她为妻的时候,马内特医生也以保守秘密为条件,对于他来说,那一切都已经埋入了内心的坟墓。而只有当女儿的爱,别人的照顾渐渐汇成一种力量的时候,马内特才慢慢从患病的生活中走出来,“我沉浸于幻想时,我是一个人,而且我想象这些脚步,是要进入我的生活和我父亲的生活的那些人的脚步。”这是马内特小姐对于父亲的关爱,只有隔绝那段苦难,才是拯救的唯一办法,而和达奈结婚对于马内特小姐来说,是最伟大的爱的降临,“今晚上我感到很幸福,亲爱的父亲。我为上天如此祝福的爱:我对查尔斯的爱,查尔斯对我的爱,感到深深的幸福。”而她把这样的幸福献给了遭受苦难和不公的父亲:“她怯生生地把手放到他的胸口上,作祷告,她要像她的爱所渴望的那样,永远孝顺他,这也是他所受的痛苦应得的报偿。”

但是这个时代根本没有远去,像鲜血一样的红色呈现的是酒的颜色,但是却染红了更多人的手和脸,更多人的脚和鞋。那城里的爵爷是朝廷掌权的显贵,“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我。”虽然经过几代人的穷奢极侈,大量挥霍,已渐渐坐吃山空。而他依旧把妹妹从修道院接出来,像一个奖品一样嫁给出身贫寒但很富有的税收承包人,在爵爷的生活中只有金钱,只有财富,只有权力,而当那飞驰的马车把穷人的孩子撞到在地的时候,他却反而咒骂孩子的父亲:“你们这些人,照顾不了自己,也照顾不了你们的孩子,真让我惊奇。你们总有人挡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怎么知道你们把我的马伤得多重?喂!把这给他。”随手扔出的钱像是对于穷人的施舍。而乡下的爵爷却也像穷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老爷,请听我说!老爷,请听听我的要求!我的男人死于穷苦;许多人都死于穷苦;还有许多人会死于穷苦。”农民的唯一希望是在死去的男人坟头立一块写着名字的石头或木块,而这小小的要求竟也不能满足。

“饥饿无处不在。饥饿被赶出高楼大厦,呆在晾在竿子和绳子上的破烂衣服上;饥饿、和干草,破布,木屑,纸片一起,补缀在那些衣服上。”这便是时代的图景,而在这形形色色的看客里,“即使各显自欺欺人的本事,对他们的兴趣无论怎样粉饰,究其根源,那仍然是吃人恶魔的兴趣。”正是这“吃人恶魔”的兴趣,总是游戏般地把“耶稣纪元”说成是安娜·多米诺的克伦彻以钓鱼为名进行盗尸的勾当,而那个被称为爱国者的巴萨,却是一个受雇佣的暗探和卖国贼,“一个厚颜无耻的赚血腥钱的家伙,一个继可恨的犹大之后天下最大的恶棍”,他的生活就是偷听,就是获取情报,就是拿到报酬:“他渡过海峡,在法国接受了一份差事:先混在同胞当中,引别人上钩,偷听别人的话:又渐渐混到本地人当中,引别上钩,偷听别人的话。”而辩护律师斯特赖弗先生却把自己叫做“相当富裕的男人,地位迅速高升的男人,有点名气的男人”,他对于马内特小姐的爱慕就是为了过一种“舒心的日子”。而在这时代图景里,有两个人,却在追求着一种自由的生活。

一个是达奈,侯爵老爷的侄子,“对上等人的痛恨,是下等人不自觉地表示的敬意。”这是侯爵对他灌输的思想,而达奈却不想拥有这种家族的显赫赞美,他反对叔父对于穷人的“鞭子哲学”,反对被庇护的屋顶哲学,所以他从法国来到英国伦敦,教授法语,“家族的荣誉不会受到损害,在别的国家,我们的姓不会因为我受玷污,因为我在别的国家不用这个姓。”而他对于马内特小姐的爱情,也完全是从内心出发,他遵守着马内特给他提出保守秘密的两个承诺。而律师助理的卡顿,却是一个沉默寡言,郁郁不得志的人,“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怪人拿起蜡烛,走到挂在上的一面镜子前面,照着镜子仔细地察看自己。”而这个和达内很相像的男人也爱上了马内特小姐,他向她表露心迹,向她敞开心扉,无非是从她的眼神中获得一点安慰,而充满爱心的马内特小姐对于卡顿也是充满了同情:“想到他荒废一生,日益沉沦,落头到不能自拔的地步,露西小姐在他回过头看她时,不禁为他失声痛哭。”

在马内特小姐身边的两个男人,达奈和卡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爱,而马内特小姐对于这两个男人,也都给了他们不同的爱,一种是追求幸福的婚姻坚守,一种是更多体谅和尊重的人格之爱,而这两种爱在这个时代的可贵也变成了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阐释。但是结了婚的马内特小姐还是听到了可怕的回声:“大约在小露西过第六个生日的时候,这回声才开始发出可怕的响声,好像法国遭到狂风暴雨,大浪滔天。”这是一起七百八十九年七月的一个晚上,目标是爵爷的城堡和全家的德法日、不停织着裹尸布的德法日太太,终于在红葡萄酒般的红色夜晚,向着巴黎无数贫穷、饥饿的“雅克们”发出了宏亮的声音:“爱国者们,朋友们,我们准备好啦!到巴士底狱!”警钟、战鼓和呐喊,开始了一场进攻,”干哪!雅克一号,雅雅两号,雅克一千号,雅克两千号,雅克两万五千号;以一切天使和魔鬼的名义:你们爱用什么就用什么,干哪!”以爱国的名义攻占巴士底狱,火烧爵爷的城堡,也发现“北塔楼,一百零五号”,发现一个医生的印记,这是革命,那七个获释的囚犯,那挑在长矛上的七颗血淋淋的头,那八座坚固楼的那该诅咒的要塞的钥匙,那些被发现的信件和早已因忧伤而死的从前的囚犯的其他纪念物,“圣安东发出响亮回声的脚步护送着诸如此类的东西经过破巴黎街道”,报仇、暴行、鲜血,巴黎的街道上都是那不易洗净的红色,“因为圣安东边叫喊边舞蹈,那愤怒时的血已经激得往上冒,在天快黑时,听到被处死那个人的女婿,又一个人民的敌人和侮辱者,由五百多名清一色的骑兵押送到巴黎来了,那血液又沸腾起来。”

这是疯狂的革命,这是危险的革命,而在这场风暴中,侯爵的老仆人加贝尔被关进了阿贝义监狱,“我分辨说,在查封移民财产以前,我就免除了他们已停缴的税;根本没有收租;我也没有诉诸法办,说也无用。”而在这阴森恐怖的监狱里,仆人其实不应该是被革命者,他们也是底层的那些“雅克”。为了拯救仆人,达奈告别了马内特小姐,只身返回法国,但是返回法国,他变成了移民,变成了爱国者眼中的被革命对象,“驱逐一切移民出境,回国者一律处死。”这便是法国新时代的法律,当达奈移交给福斯监狱时,他发出的那一声“根据哪一条法律,犯了什么罪?”显得那么苍白。而为了拯救入狱的女婿,马内特医生和女儿一起也回到了巴黎,在审判达奈的法庭上作为证人寻求解救之路。

而其实医生关于十八年监禁的证词揭开了巴士底的黑暗,虽然使得达奈免除了监禁,但是在他刚被释放的第二天,又被抓了进去,因为德法日的告发,他又成为共和国的囚犯,而马内特医生在监禁中写下的那封控诉信却也无力回天,“投票一致同意。彻头彻尾的贵族,共和国的敌人,恶名昭著的迫害人民的家伙。押回法庭监狱,在二十四小时内处死!”这便是在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中的审判,医生的力量和权力在新的苦难面前被击溃。

是的,这是新的时代:“国王受审,判处死刑,被砍了头;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宣布抗击武装的世界,争取胜利,或死亡;巴黎圣母院的几个巨大塔楼上日日夜夜飘扬着黑旗;有三十万人响应号召,从法国各种各样的土地上纷纷起来反抗世上的暴君,仿佛撒播了龙牙,无论在山丘,平原,岩石,砂砾,淤泥上,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下,在北方的阴云下,在沼泽地,在森林里,在葡萄园,在橄榄林里,在割了草,割了庄稼的地里,在大江大河丰饶的沿岸,在海岸的沙滩上,都同样结了果。谁的个人忧虑能抵挡自由元年的洪水:这洪水,发自地下,而非天降,天堂的窗户都关着,没有打开!”在这个自有怨念,这个天堂房子都关着的时代,砍掉了那么多的头,他们的身上,这块土地上,都是令人厌恶的红色,“一个国家陷入狂热,就跟病人发高烧时一样,不顾时间了。时而,刽子手提着国王的头示众,打破了那时全城不自然的沉默:时而,似乎就在同时,提着他美貌的妻子的头示众,那头,由于她在监狱里守寡,悲惨地苦熬了八个月,金发已经灰白了。”

到处是断头台,到处是流下的红色,到处是死亡,“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而在这个最高比较级的时代,红色成为最刺眼的颜色,而这一切或者已经远离了当初革命的目的,当马内特的那封手稿变成新的证据的时候,那种苦难和绝望又在新的时代成为难以逃脱的梦魇。“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所以狄更斯借用吉伦特派成员的妻子罗兰夫人的名言来指出这场革命的实质,实际上,在这场充满流血的暴力中,狄更斯倾向的是一种非革命的改良,“所以对于这一场革命,如果一切法律、规矩、仪式,先前没有被穷凶极恶地滥用,导致革命的自杀性的报复,把这一切完全废弃,那么,本来不会发生这种革命。”也就是说,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遵守而不是滥用法律、规矩和仪式,应该保持法庭在诉讼审理程序基础上的公正审判。而对于已经发生的红色革命,狄更斯提出的救赎方式,便是自我牺牲的精神。达奈入狱即将被处以极刑,在这样的悲剧面前,卡顿挺身而出,他掉包了即将送上断头台的达奈,对于这疯狂的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字:爱。因为卡顿从来都爱着马内特小姐,她曾给他人格的尊重,给他无比的关爱,所以对于卡顿来说,这是最好的报道机会——帮助马内特小姐所爱的丈夫达奈,就是帮助马内特小姐本人,因为他从来相信耶稣说的那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种爱是自我牺牲,也是最大的救赎,不管是曾经的罪恶时代,还是现在的革命年代,唯有着爱才能解救苦难,才能争取自由,才能从地狱中出现一个美丽的城市,才能使时代的邪恶真正消亡,而那最终的地方必是充满着幸福:“我做了一件比我所做过的好得多,好得多的事;我就要去比我所知道的好得多,好得多的安息处。”

沈从文散文选集

编号:E28·1940624·0053
作者:沈从文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2月第一版
定价:2.20元
页数:227页

与小说相比,沈从文的散文更多了一份淡泊与理智,但其中仍着墨于湘西的地域风情,那种对故乡的情感和对山水风景的描写使沈从文成为乡土文学的代表:朴素平淡、纯正自然,不停地对人生进行探索,其中杂夹着小说式的叙事风格。本书为“百花散文书系”,辑录沈从文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25篇。

泰戈尔抒情诗100首

编号:S42·1940624·0052
作者:(印度)泰戈尔
出版:山东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3月第一版
定价:2.55元
页数:148页

以《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而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泰戈尔是东方诗歌的代表,他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以及对人生的感想使他的抒情诗朴素、亲切和细腻。这位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的印度大诗人像一位智者,在诗歌中布下灵光与智慧。100首抒情诗并不能概括泰戈尔一生的贡献,但他对自然、生命、爱情的吟咏成为写诗的标本,不仅超越了印度,更在东方世界博得了尊重。

永别了,武器

编号:C55·1940620·0050
作者:(美)海明威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1.00元
页数:458页

“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里的一所房子里,越过河和平原可以望见群山。”简单的开场使故事在平淡中展开,但很明显,这位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垮掉 的一代”,更多将自己的悲剧性理解溶解在这部反战小说中。谁可以永创武器?只有远离战争。一位无可救药的自杀狂将枪口朝向自己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远离战争式悲剧的创伤。海明威喊出的只是自己无可逃避的复仇心理:现代主义死了,在冰山之下。作品集另收有《杀手》、《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乞力马扎罗的雪》、《老人与海》4部中短篇小说。

《永别了,武器》:没有一个地方能撇开战争

我生来不是思索的。我生来是要吃饭的。我的天,是这样的。吃饭、喝酒和跟凯瑟琳一起睡觉。也许就是今天晚上。不,那不可能。可是明天晚上,一顿丰盛的饭菜和洁净的床单,从此决不离开,除非结伴同行。
——《第一部》

这不是在前线,甚至不是一场和敌人的战争,是曾经受伤的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大撤退。大撤退之后不是结束战争,不是回家,而是另一种杀戮。当摆在面前的欲望只剩下吃饭、喝酒和跟凯瑟琳一起睡觉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脱离了一个获得银勋章的立功战士的属性。但是,这里没有可口的饭菜,没有香醇得好酒;那瓶酒保存得太久,而失去了原来的品质和颜色,而凯瑟琳呢,也没有人影,我只是在撤退的时候想到过她:“凯瑟琳现在准是上床就寝了,身上有盖的身下有垫的。她是朝哪边睡的呢?也许她还没有睡着。也许她正躺着想念我。”

“今天晚上”像是永远抵达不了现实的梦境,而明天晚上呢?这个未来的时间也像是无休无止的梦魇,里面充斥着寒冷、恐惧和死亡。撤退其实最后变成了逃跑,当战地警察把撤退的人抓起来的时候,战争就变得有些奇怪而可笑,这里没有什么讨论和申诉的可能,甚至没有山头上打出枪的敌人,只有警察,只有把撤退的士兵当做逃兵的警察。或者在黑暗中被枪毙,或者落荒而逃,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失去战场的人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中校被枪毙了,中尉被枪毙了,而那些置人于死地的战地警察,保持着“优美的公正不倚和献身于严峻的正义的精神”,但是在这样的精神之下,枪声总是奇怪地响起。而挣脱了审讯的我,依然在枪声的世界里孤独地面对死亡:“第一次冒出水来时也听到枪声。我差不多露在水面上的时候就听到砰砰枪声。”。

在死亡面前,还有什么留下来的?我没有了证件,没有了荣誉,甚至没有了枪,连愤怒跟责任也不复存在,“那个宪兵两手抓住我的领子的时候我的责任就已经结束了。”撤退变成了最逼近死亡的存在方式,在这样最直接的人生遭遇里,还有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可以思考的?可是,少校曾经面对牧师时说过:““所有能思考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没有思考,也就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也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是不是也没有了爱?而所有关于思考、上帝、信仰,以及战争的胜利荣誉曾经都属于那个夏天,“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里的一所房子里,越过河和平原可以望见群山。”望得见的群山上有敌人,有我们必须痛击的敌人,所以即使那年深夏开始的时光里充满了连绵不绝的雨,充满了夺人姓名的霍乱,但是至少有明确的敌人,有激烈的战斗,“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攻占下来,河那边的群山连一座也没有占领。这一切都留待来年了。”

这也是一种希望,一种可以实现得到希望,甚至在护士巴克利·凯瑟琳的眼中,看见自己的男友受伤进入医院也是希望一种。“我记得有个愚蠢的念头,他也许会到我所在的医院来。我想象,他带着马刀砍的伤口,头上缠着绷带,或者肩膀给子弹打穿了。一种非常生动而又形象的念头。”这便是群山世界之外的“遐想”,这个距离现在已经八年的爱情故事尽管有着伤痛,有着鲜血,有着愚蠢的想象,但至少在枪声里变成一个生动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最后还是以战死的方式结束了。八年的爱情,八年的想象,最后被索姆河染红的河水淹没了。

但是,当翻过了八年的想象,当我出现在巴克利面前的时候,爱情是不是又以置换的方式重新回到想象里?我谈起的战争,是寂静无声的,是闷热肮脏的,“我越过铁丝网望见奧地利的防线,看不见一个人影。”对于我来说,似乎需要遗忘战争,但是巴克利却说:“没有一个地方能撇开战争。”不能撇开战争,当然也无法在想象中完成一个生动的场景,而那个我吻巴克利的场景最后真的很生动地发生了,在黑地里,我凑过去,吻她,“突然眼前出现一强我烈的令人刺痛的闪光。”然后,她狠狠地掴了我一个耳光。但是这不是最终的拒绝,这不是最后的反抗,当一种看似暴力的方式接近肉体的时候,对于巴克利来说,似乎变成了一种依靠。“这时她的嘴唇张开了,她的头也向后靠在我的手臂上,接着她扑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

动人的场景没有想象,只有现实,只有最后说出的“亲爱的”,只有那一句“你会对我好吗“的询问。可是这对于我来说,又何尝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异国,在战场,对于爱情只能是奢望的想法,只能是一场不能太接近的游戏,即使巴克利将她的圣安东尼的像给了我,但是对于陷在这个冬天里的每一个前线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假装出来的故事。战争似乎永远不会结束,马内拉说:“要是每个人都不愿意进攻,战争就会结束了。”如果一方停止作战,战争不可能结束,只能是战败,对于帕西尼来说,战败就是意味着可以回家,但是这也无非是一个想象中的可爱形象,当那颗子弹击中帕西尼的双腿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向着上帝哀叫:“圣母马利亚,上帝保佑你。呵,耶稣毙了我吧,基督,毙了我吧,哎呀哎呀呵耶稣呵最圣洁可爱的马利亚毙了我吧。”

帕西尼死了,而我也被一枚战壕追击炮弹打伤了脚。死亡和伤痛,成为战争的唯一场景,而我似乎也像巴克利曾经想象的样子,走进了医院,走到了她的身边。在经历了很近的死亡,对于我来说,并非急需要如里纳迪所说的因“成功的奇袭”而获得的银质勋章,而是对巴克利的想念。或者在肉体没有被战争挫伤的时候,我会想到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回家,如何不爱上某一个人,如何用一种谎言来得到愉悦,“天知道我原不想爱上她。我原不想爱上任何人。但是天知道我终究爱上了。”爱上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只有在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才会疯狂地想要得到,而巴克利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的用疯狂去拥抱她,“我把她紧紧地贴着我的身躯搂抱着”,或者我用受伤的现实实现了巴克利八年前希望看到的那个生动形象。

但是,这样的爱情充满了未知,弗琪用一种悲观的论调解说着我和巴克利的爱情,“那你们千万别吵架,也别让她怀孕。”这似乎是在战争中保留爱情唯一的办法,因为结婚,因为怀孕,都会被赶走,都会被拆散。尽管我顺利进行了手术,巴克利也几乎和我在一起,但是战争没有结束,甚至在米兰城里还发生暴动,在都灵也发生了严重的暴乱。我和凯瑟琳·巴克利甚至只能在城区的一家旅馆里约会,“我从来没有感觉像个妓女,”巴克利说。而在病情好转之后,我必须再次回到前线,那没有结婚的爱情却以巴克利怀孕的方式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其实,对于我和巴克利来说,害怕的不是因为结婚和怀孕被拆散,而是因为战争而离开。

战争依然属于群山,依然属于炮火,依然属于死亡,为了远离战争,有人用自我伤残的方式逃避前线,有人用酒来麻醉自己,“一天又一天地自我毁灭”,看不到胜利,也看不到战败,它像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将你拉向生命的终结。“谁都没有打赢”的战争意味着消耗,意味着无望,“你打下一座山,他们打下另一座山上,可是一旦要动真格的,大家都得从山上下来。”群山依旧存在,炮火依旧在轰鸣,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心中的信仰正在慢慢解体,上帝不在这边,上帝也不再那边,当然,荣誉也不在这边。对于我来说,那枚银质勋章倒成了一个讽刺,是你必须遵守战争的秩序的象征,可是受伤的腿,受伤的爱情,如何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神圣的、光荣的和牺牲等等这些字眼,以及徒劳无益的豪言壮语常常使我困惑。”神圣和光荣,也在那边,在这边只有牺牲,只有肉体的泯灭,“牺牲像芝加哥屠宰场的牲畜围场,要是肉无法处理只有把它埋掉了事。”而在这样的世界里,“最后只有一些地名还有点尊严。”这地名是我们曾经住过的戈里齐亚,是我受伤的普拉伐北面的伊宗佐河,是我从米兰离开去寻找巴克利的斯特雷萨,但其实,这些地名的恒久性,并非给我带来那种安慰,“光荣、荣誉、英勇或圣徒之类的抽象的字眼,跟村庄的名字、道路的号码、河流的名字、团队的番号以及日期等等具体的字眼相比使人感到厌恶。”
 
在厌恶的现实面前,只有和巴克利的那种在一起的爱还在,这或许也是我逃命所看到的唯一希望,就像巴克利曾经说过的那样:“因为世界上只有咱们俩,余下的全是他们。要是在咱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给搞得晕头转向,他们就把咱们压倒了。”“咱们俩”的对面是他们,是战争,是死亡,是荣誉,是无法回家的现实,所以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结成“咱们俩”,才可能度过这样的岁月。当我从米兰赶到斯特雷萨去见巴克利,第一句话就是:“但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从未感到寂寞,从从未感到惧怕。”但是我已经是一个逃兵,在大撤退之后逮捕也已经开始了。我和巴克利趁夜逃到了瑞士,以一个划船运动员的身份进入瑞士国境,并在气候宜人、风景美丽的地方居住下来。

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战争,没有伤痛,没有荣誉,只有自己心爱的女人,只有“咱们俩”,其实在这样一种现实里,对于我和巴克利来说,都应该是幸福的开始,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可以无忧无虑生活,但是在这“不跟你在一起,我就根本没有生命”的厮守下,命运却也没有办法给他们一种真正的幸福。去洛桑生孩子,是风和日丽的,是愉快幸福的,“它给我们俩—种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催促着我们,我们不能失去一分一秒厮守在一起的时刻。”而巴克利也把肚子里的孩子命名为“凯瑟琳·亨利”,用了我的姓和她的名字,仿佛就是“咱们俩”的结晶。但是五公斤重的孩子最后却因为脐带绕颈而死去,“他似乎和我毫不相干,我也没有感到一种做父亲的感情。”因为他从来没有活过,像是一个空空的符号,“他没有呼吸过。他从来没有活过。除非在凯瑟琳的肚子里。”死亡那么直接,似乎只要在近旁,就有人把他杀死,像被枪打死的阿伊莫,或者被染上梅毒的里纳迪,命运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变成了被现实掌控的东西。还有凯瑟琳,在一次大出血时,她就被推向了死亡的边缘,“我会来的,夜夜都会跟你待在一起。”在痛苦的尽头,在死亡的现在,这一句话让我感觉到“咱们俩”也变成了一种虚拟语气,变成了一种没有活过的想象,就像战争,总会在你不想看见的视线里发出刺眼的光。而我对于这一场死亡,只能在房间里最后和凯瑟琳呆在一起,直到她死去。

“没有一个地方能撇开战争”,其实从意大利偷渡到瑞士,在没有炮火告别了武器的地方,应该可以享受幸福时刻,享受“咱们俩”在一起的生活,但是这充满幸福期待的这一刻却最终还是变成了死亡的场景。当我离开凯瑟琳,离开医院,回到旅馆的时候,那死去的不再是凯瑟琳,而是生活的所有期望,荣誉或者现实,都成了一座必须告别的塑像。这是对于死亡的无奈,孩子和凯瑟琳的意外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海明威似乎并不是单纯谈到炮火中的死亡,他变幻了死亡的形式,拉长了死亡的战线,“永别了,武器”其实只是一个侧面,在没有武器的时代,有着死亡的战争也无法避免。

死亡在《杀手》里,似乎变成了内心的一种恐惧,亨利餐室来的连个杀手最终没有等到名叫奧尔·安德瑞森的瑞典人,而尼克去赫奇公寓找到安德森,他却没有想到逃跑,“人在家里待着,又明明知道自己会让人给杀死,我想起来就受不了。这他妈的太可怕了。”但是面对旁观者的害怕,最好的办法或者就是如乔治所说:“你最好别去想它。”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战胜法,安德森最后有没有逃避杀手制造的死亡,似乎变成了海明威水面之下的冰山。而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里,死亡却在幸福到来的那一刻降临,曾经胆小的麦康伯在那里杀死了一头狮子,“一头呱呱叫的狮子”,但是也只是背后作为打猎的白人威尔逊的帮助,但是这样的帮助更多是取笑,包括结婚十一年的妻子,“靠一次偶然的、奇怪的打猎,一次没有机会事前担心的、手忙脚乱的突然行动,麦康伯终于长大成人了”,这只不过是威尔逊制造的一场骗局,而等到麦康伯真的拿起枪,将一头公牛打中的时候,他似乎找到了那种战胜自己的办法,“麦康伯感到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抑制不住的和莫名其妙的快活。”只是这样的“短促的幸福生活”只维持了短短几秒,当受伤的公牛以鲜血淋淋的形象向着麦康伯奔袭而来的时候,一颗本来解救他的子弹却射中了他“颅底骨上面约摸两英寸高、稍微偏向一边的地方”,死去的不是公牛,是幸福的麦康伯,开枪的当然也不是威尔逊,而是麦康伯的妻子,“干得真漂亮。他早晚也要离开你的。”威尔逊用微笑的赞叹将麦康伯的幸福生活变成了自我得到牺牲。

而对于在乞力马扎罗山上的他来说,死亡却变成了一种梦幻的抵达,在这“上帝的庙殿”之上,在这只有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旁,他作为一个作家,其实陷在一种自我缺失的困境中,不是自暴自弃,也不是写不出文章的苦恼,当然更不是那只受伤的脚给他带来的疼痛。那个女人,离开威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的老相识,用财富的方式爱上他的冒险,是不是对他来说是另一种束缚?他为什么要骗她说爱她,又为什么迟迟不肯把那一个撤退的故事写下来?“我想,这是想用毁灭一切来让自己活着。”毁灭的是信任,毁灭的是激情,毁灭的是也是虚构的世界,那个老头儿说山上下的不是雪,可是当女人们被送到山里去的时候,脚下踩着的正是积雪,“直到他们死去”,这已经可以被写下来的故事最后还是以被欺骗而死亡的方式结束,所以他不写这一些,不愿意留下发生或者没有发生过的一切,“我不愿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留下来。”不愿意留下来,就是一个句号,唯有这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这罕无人迹的地方,才是一个没有身后故事的起点,“非洲是在他一生幸运的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他所以上这儿来,为的是要从头开始。”所以即使最后飞机前来搭救,在他眼中,死亡也变得不再恐惧,“你可千万别相信死神是镰刀和骷髅,它很可能是两个从从容容骑着自行车的警察或者是一只鸟儿。或者像鬣狗一样有一只大鼻子。”所以在这常年积雪的高山上,他如梦中一般,看见了世界的宽广无垠,看见了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也看见了自己想要飞去的地方。

或者没有死,只有看见的自己。而在《老人与海》里,这样看见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被赋予了一种力量,八十四天打不到鱼的老人在出海中终于收获了一条大鱼,那是一种巨大的兴奋,巨大的不安,甚至是巨大的死亡,而鱼拖着小船拖着老头,也完全去除了捕鱼这样一种生存困境,“他想,我希望我是那条鱼,用它所有的一切来对抗我仅有的意志和智慧。”用自己来对抗自己的死,大鱼和老人合二为一,所以最后在大海之上变成了一起和鲨鱼的搏斗,当击败了一头两头三头的鲨鱼之后,他反而觉得那条被吃掉的大鱼变成了生活的隐喻,只有骨架却不是死亡,包括一切,都具有了重生的象征,“风算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他又加上一句:不过也只是有时候。还有大海,那儿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床呢,他又想。床是我的朋友。正是床啊,他想。床真要变成一件了不起的东西。”所以在精疲力尽之后,老人安然睡去,“他依旧脸朝下睡着,孩子在一旁守护他。老头儿正在梦见狮子。”在梦中,那一头狮子像是走进了他曾经的生活,也走进了他未来的生活,而死亡,在一头狮子的吼叫中,最终也变成了被战胜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