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尔曼·高龙巴

由 没有评论
编号：C36·1941126·0081
作者：（法）梅里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定价：4.00元
页数：251页

比起小说，梅里美更擅长用戏剧的手法表现人物之间的冲突，这位有着“法兰西莎士比亚” 之誉的作家把一个波希来亚女人的泼辣、从不让步的性格塑造成了另一种象征，比起戏剧作品的空间局限，嘉尔曼与高龙巴的表现空间更为广泛与多样，梅里美用细致客观的笔触将一个复仇故事的血腥味淡化，将自己隐身于文外，但结构的张力依然秉承了其创作《献车记 》时的特征。

少年维特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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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6·1941126·0080
作者：（德）歌德 等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7页

为“外国中篇小说丛刊精华本”系列，内收高尔斯华《草果树》、巴尔扎克《亚尔培· 萨伐龙》、泰戈尔《两姐妹》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四位均是著名作家，但唯有歌德之作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少年维特的情感困惑集中体现了一代德国人的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与拥有欲与脆弱的内心是维特式青年的悲剧。绿蒂的象征意义在罗兰·巴特尔的《恋人絮语》中成为结构主义的一种叙事手段。

巴塞尔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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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112·0077
作者：（法）阿拉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3月第一版
定价：2.15元
页数：415页

达达运动创始人，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法国共产党员，阿拉贡的个人生活历经坎坷，但他作品中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的抗争，《巴塞尔的钟声》中仍是这个表达主题：妇女问题，警察内幕和工人运动，是对整个法国社会至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写照。与他的超现实主义 歌相比，他的小说更有力量与才华。

《巴塞尔的钟声》：她摆脱寄生和卖淫的生活 

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我们之所以奋起反对屠杀，这并能是因为我们自私懦，不能为伟大的目标、伟大的理想付出最大的牺牲。我们经受过资本主义苦难生活的磨练，经过这种磨练，我们都成了女战士……
        ——尾声 克拉拉

巴塞尔大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这是危险的钟声，这是战争的钟声，这也是革命的钟声。在大教堂外的有群众，有叛徒，也有革命者，而当克拉拉·蔡特金的声音像钟声一样传播开来的时候，仿佛是一个取代饶勒斯演讲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但她更是一个女战士——“她是属于未来的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今天的女性。”反抗屠杀，投入战斗，甚至“能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并转化为一种行动，向着资本主义苦难生活表明了最后的态度。

但是一九一二年绝非是一种结束，而只是一个未来的起点，“新的浪漫曲从此开始。骑士小说已告结束。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新时代的女性诞生了，我歌颂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阿拉贡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这样的女性摇旗呐喊，但是那个骑士小说的时代呢，那个有着男女尊卑等级的爱情呢？那个有着龌龊故事的时代呢？它们并不会立即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消失，当然也绝非随着蔡特金的那句宣言而埋没，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期望，阿拉贡只是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指出了巴黎女性的方向，只是用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取代另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有时候敲响的战争的号角，有时候敲响的徒劳的祈求，那一句“我向生者呼吁，我为死者哭泣，我要消灭灾祸！”有时候反倒成了一场新酝酿战争的前奏，当饶勒斯说出“……大钟的响声总是向人的的良心发出呼吁……”的时候，那种对于良心的召唤实际上成为人类另一种不幸，声音像子弹一样在呼啸，“生者……在这样的时刻，还有谁能以此自诩呢？如今一切都已岌岌可危，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生者变成死者。”

是的，曾经有那么多生者，变成了死者，有那么多的呼吁变成了哭泣，当一九一二年成为未来的起点，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成为女战士，它们仍然是妻子，仍然是母亲，仍然在男尊女卑的爱情玷污下生活，仍然被金钱统治，仍然经受苦难生活的磨练，甚至，有时候甘愿成为旧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从一九一二年倒回去，如果从蔡特金理想主义的女性角色出发，在更大的天地里，在更久的时代里，她们依然是未醒的生者，依然是哭泣的死者。而阿拉贡为其他的女性贴上了两个名字的标签：迪安娜和卡特琳，或者在和蔡特金组成的女性三部曲中，她们代表的是过去和现在，而只有在女战士的宣言中，她们才可能被重新再造。

对于阿拉贡来说，“再造”绝非是简单抹去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固有的女性属性，当然，也不是一种终止生活的放弃。在女性三部曲里，阿拉贡试图用一种生活的还原来终结旧时代，用自我的指向表明无产者的革命方向，所以在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阿拉贡提供了巴黎社会的背景，而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看见她们的软弱、无知、迷惘和蜕变。在迪安娜身上，交易的符号贯穿着她的婚姻生活，十九岁离婚，对于她来说，是一笔丰厚的年金，从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写在迪安娜身上的标签，而在此后几乎和所有男人有关的故事里，她都加深了这个标签。“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似乎成为迪安娜生活的一个写照，对于她来说，睡觉似乎是展示生活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睡觉生活里，她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男人必须拥有财富和权力。

路易·阿拉贡：听到了1912年巴塞尔的钟声

在和已经离婚的罗马内订婚之后，她又和制糖大亨吉尔松-凯内尔认识，而认识之后，也成为他的未婚妻，而对于罗马内，她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理解象我这样年龄的女人到底需要什么。除此之外，他对家庭没有感情。”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只是那种“适合登在画报头几页的理想人物”，而面对有妻室的吉尔松—凯内尔，她展示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欲望，自己对于金钱的依赖。而这种所谓的爱情也从来没有持久性，在一次谈生意的晚宴上，迪安娜又结识了乔治·布律内尔，而在三个月没有露面的情况下，两个人已经在爱尔兰举行了婚礼。

“布律内尔一家人搬到奥菲蒙路，迪安娜的梳洗用具都是金质的，所以放在大厅里。有人猜想迪安娜在的的盥洗室里大概用瓷盆洗浴。”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写照，而布律内尔绝非是简单的工业大亨，他利用自己家里的赌博场所揭结识了一大批要人，其中就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于布律内尔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进入巴黎的政府部门，从而掌握权力，所以他需要成为议员，然后成为部长。而对于迪安娜来说，这也绝非是一个终点，她有一个对待自己像父亲—般慈爱的道尔士上校，有拥有据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的梅赛德斯牌汽车的维斯纳尔，甚至和大使馆的塞尔维亚秘书勾勾搭搭，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并不是欲望的终结。

在布律内尔家里，当那一声枪响的时候，皮埃尔·德萨布朗成为权力交易的牺牲品，“萨布朗一家和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旧贵族都有联系。他们对这种沉默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因为布律内尔家在政界有关系。多硬的关系啊！”而为了圆这个谎言，迪安娜主动出击，把皮埃尔·德萨布朗之死说成是对于自己觊觎而失败的羞辱之死，而完全掩盖了为维斯纳尔、克洛兹和白里安效劳的布律内尔的丑脸，和皮埃尔的哥哥德萨布朗上尉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她甚至以自己的色相诱惑，“罩在内衣外面的短披肩敞开了，仿佛可以看到她的胸脯在跳动。”而皮埃尔的故事完全被虚构成一个对迪安娜非分之想的道德恶作剧，“总之，皮埃尔一再地纠缠，他对我们私下里纯洁无邪的来往已经感到不满足了。”而最后迪安娜似乎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皮埃尔之死的惋惜：“就像你们整个的社会，你们的谎言，你们的陈规旧习一样，都是大大的错误。可怜的皮埃罗！为什么我没有干脆就做了他的情妇呢？”

像兄长一样跟你谈谈，在雅克·德萨布朗面前，迪安娜完全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博得了他的同情，而雅克对于面前的这个女人，用了“圣洁”这个词形容，而同样说出这样评价的是维斯纳尔：“亲爱的，迪安娜是懂事的，迪安娜比你更懂得什么叫生意。”生意，对于布律内尔，对于维斯纳尔来说，就是永恒的主题，而对于迪安娜来说，她获取的是另一种感官和金钱的享受。而对于布律内尔来说，皮埃尔·德萨布朗案件只是成为他向上的一个砝码：“巴黎各界的头面人物都认为迪安娜是受害者，乔治是与事件无关的，皮埃尔·德萨布朗也不再是悲剧的主角。”而作为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其实一直有着一种“寄生虫”哲学来支撑他的人生之路：“我们都是寄生虫。为什么不承认呢？我对这种看法的毫无反感。做一个身上有寄生虫的畜生，比牲口背上的寄生虫又好在哪里呢？”时代造就了社会的分工，造就了生意，造就了贵族，但是在这新的时代里，“寄生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高级形式，而未来就是寄生生活的世界，问题在于要不断地创造寄生的新形式！”所以应该为寄生虫的生活干杯，而实际上，在道尔士的安排下，布律内尔渐渐失去了地位和权势，并且成为市井小人的代表，而这一切只为了让迪安娜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当迪安娜的阑尾手术折磨身体之后，布律内尔和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当维斯纳尔问失去了优势的布律内尔“用什么来补偿我”的时候，布律内尔还厚颜无耻地说出了“我的老皮”，而维斯纳尔的回答是：“你的胆量倒不小。首先，你的老婆，我已经占有了；其次，不管怎么说，现在你也没有老婆了。”

维斯纳尔早就占有了迪安娜，“他并不想娶迪安娜。跟她还能再睡几年呢？并且这也会使入变老的。”所以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更是一个牺牲品，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她似乎永远有着变幻和勾引的手段，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爱情，得到真正的幸福，她沉溺在欲望和金钱世界里，成为男人的工具。而在迪安娜的对面，却站着一个处处独立，处处不委身于男人的女人，她就是阿拉贡贴上标签的第二个女人：卡特琳。

“所有的女人都是奴隶。”这是卡特琳反抗的一种信号，对于她来说，男人代表着一种权威，一种压迫，就像沙皇，所以她极力赞扬巴尔干半岛以罢工来反对战争的工人，把向沙皇扔炸弹的农民当成是英雄，而在男女关系上，她也一直认为男人总是以主子的身份来指责女人，来控制女人，所以女人不能结婚不能成为男人的压迫者。尽管母亲周围是一片情欲的光晕，尽管漂亮性感的姐姐的身边总是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男人，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她一直不想踏入到男女之间的纠葛中。十岁是岁男人有火热的好奇心，十四岁时有个激进派向她求婚，但是对生育有模模糊糊恐惧感的卡特琳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不能爱雷吉斯。”对于她来说，尼采般的意志力控制着她：“不管是道德方面的或是其它方面的，使她不愿委身于人，而主要是有一种社会的因素的牵制住她：她不愿意做某个男人的妻子，她害怕一旦委身于人，就要由他来主宰。”她想要的是男女的平等，想要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革命：“卡特琳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革命，终于也有妇女参加了。将来头几项革命措施就是废除婚姻，堕胎合法化，给妇女以选举权。是的，甚至包括选举权，尽管那时也许不再选举了。”

但是不管是戎根，还是德委兹，不管是蒂埃博还是利贝尔塔，在他面前的男人尽管有着不同的思想，有着不同的行动，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似乎都难以逃脱她心中那种固有的男女关系，“不，我亲爱的，我不能做你的妻子，因为你脸上的肌肉抽动。”她对德韦兹这样说，而当她和蒂埃博在一起，说着不信上帝的想法，说着自己的生活，甚至可以和他睡觉，但是在身体的欲望之下，卡特琳对于女性革命意义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一九〇五年俄国在远东的失败让卡特琳感受到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但是对于巴黎的现实，依然让她无法看到憧憬已久的前景：“偷情寻欢的事有过三、四起，但这种私情后来全被她抛弃；因为她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享乐都无法掩盖生活、思想，社会奴役的烦恼。”

这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奴役，是自己被警察当成妓女，是怀孕的朱迪斯之死，是爱情中充满的欺骗，“可是，她马上就觉得爱情中充满欺骗。爱情，那等于突然听从一个男人的摆布。可能她也得跟其他的人一样，面临的是奴役，漫长的时日，坐在窗帘后面绣花。”所以在这样的奴役面前，卡特琳是消极的，她宁肯在不珍爱身体的生活里自我沉沦，自我麻醉，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像年过四十的母亲一样生活了。甚至卡特琳在等待一种死亡的降临，在她面前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当保罗和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卡特琳把这种自杀称作是一种有人情味的行为，“说实在的，他们和她是同一样的人。”因为这就是一种自由，“她心目中的自由，无非是能够不劳而获，游手好闲那种可怜的自由，而她却一直被人生这个伟大的字眼儿拖曳着。”所以为了不被那种伟大的字眼儿拖着，卡特琳站在了塞纳河边的米拉波桥上，准备用这样的方式制造生命的“人情味”。

但是汽车司机维克多救下了她。对于卡特琳来说，维克多的出现并非是生命的解救者，更是思想上的救赎者。作为社会党的中坚力量，他批判了拉法格这种人情味的自杀，“请你相信，拉法格的自杀，是他用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工人阶级。”在他看来，有产者才自杀，而对于那些无产者来说，唯有通过革命，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力。他带着卡特琳到劳工联合会，参加会议，并且高唱《国际歌》，“我们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劳动，而是要消灭游手好闲。我们希望不要劳动得送了命，但是我们不希望不劳动。”在维克多的革命斗争思想下，依靠着母亲每月从巴库寄来的支票生活的卡特琳，似乎在男女关系上依然寻求一种独立。“你知道，我说的结婚……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生个孩子吧。妇女人人都是如此，也没什么可争辩的。”维克多拥有自己的家庭，对于结婚似乎也是按照平等的思想构筑的，但是妻子让内特流产却让这种结婚思想受到了挑战，从那流出来的鲜血中，他仿佛看见了社会的痼疾。“社会就象一台血淋淋的机器，人如同被割断的手指一样，在这台机器上被绞得粉碎。”

这无非是一个譬喻，不管是对于维克多，还是卡特琳，实际上已经看见了流血的社会，在不同的男人世界里，卡特琳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属性，“这一个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曾经使她亢奋得喊叫，却没有能使她内心动情。”而当她因俄国籍被驱逐出境两年不得居留的时候，实际上更把她推向了一种不公平，这超越了男女不公平的现实让卡特琳学会了反抗，当与迪安娜已经离婚的布律内尔强暴卡特琳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扬起了愤怒的拳头，当蒂埃博少校要求卡特琳做自己妻子的时候，卡特琳也断然拒绝了将自己释放的少校，最终，她被驱逐到比利时。

但是，没有看到维克多似乎成为她蜕变的一个遗憾，而当一九一二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来到了巴黎。在这个国际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混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这里有想要重新征服巴黎、改名为布鲁内利的布律内尔，有最终在十八个月后把欧洲无产者出卖给军阀的民主党领袖，有呼唤良心发现的饶勒斯，更有不明真相无数的群众，那本巨型的书上写着“放下武器”，实际上是对于革命的一种妥协，那些叛徒，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正在敲响的巴塞尔钟声里制造新的恐怖：“巴塞尔的钟鸣并不表明欢乐，而是自中世纪以来就多次响起的危险和战争的报警声。这声音和公共建筑物上的红色旗帜形成对照。”这警报声和饶勒斯的良心演讲，把革命带向绝望和惊慌，似乎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而德国老妇人蔡特金的出现，完全成为阿拉贡最理想的女性化身，她不像迪安娜一样成为金钱的附属，也不像卡特琳一样，“却只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地看到人类的影子。”而克拉拉·蔡特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完全成为一九一二年这个时代到来的标志，“我把克拉拉·蔡特金当做一个榜样，而且我时刻都会想起她。”

蔡特金被推上了革命的制高点，她的声音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响彻在这个时代的上空，响彻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而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就是在一种战斗的状态下创造生命的价值，创造时代的浪漫曲：“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 

痴心与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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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77·1941112·0076
作者：（尼日利亚）索因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9月第一版
定价：2.20元
页数：383页

索因卡作为尼日利亚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的开放性成为非洲大陆不多的天才作家。他将非洲的神秘主义与欧洲的创作风格溶为一体，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手法，小说中的意识流与《圣经》的大段引用即是他对欧洲文化的秉承，而他所立足的仍是广阔的非洲大陆。” 他的作品尽管复杂纷繁，但是条理清楚，强劲有力。”瑞典文学院的评语是对他最好的总结 。1986年他成为非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癌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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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103·0074
作者：（苏）索尔仁尼琴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定价：12.45元
页数：758页

与萨特一样，这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胆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阴影，只不过他更多从政治层面上予以揭露。这位被瑞典皇家学院尊为“人文主义大师”的人，自身的政治命运多舛，他似乎向世人，向祖国询问：一种政治的丑恶是否让自己国家成为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几次遭受驱遣，使之成为苏联文学史上具有统领高度的人。内收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

《癌症楼》：处处都是单数 

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这是顺利的结局，这也是悲惨的结局，这是创世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对于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走出癌症楼像是告别了死亡，告别了疼痛和恐惧，就像那新闻所说，“被流放的人全都会恢复自由”，但是当这一切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当自由如梦幻一样发生的时候，他是走向自己的新生，还是继续徘徊在活着还是死去的抉择中？那美丽的杏花，那可口的烤肉，那甜甜的冰激凌，那热闹的百货商店，完全不同于病房的生活展现在他的世界里，但是已经度过了14年孤独生活的他来说，出院何尝不是另一种流放？主宰全市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还在，应征入伍前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站还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都像是曾经的投影，“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当体内的癌细胞还没有被杀死，当一个人无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依然是孤独的，依然是恐惧的，依然像活在流放地一样。那动物园里囚禁的野兽就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创世日一样，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有权力，也仍然不能着手拆毁笼槛放它们出来。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倘若突然把它们放出来，那就只会更可怕。”

他面前的牢笼被打开，只是进入到一个更可怕的世界，这是对于自由的拯救，也是制造新的恐惧，而“活下去”似乎成为唯一的目标，但是活下去并非是一种自由，而可能像在癌症楼里一样，是一种麻木，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丧失。是的，他经过薇加的房子，也不可能进去，那是被隔开的生命状态，对于流放之后的爱情，对于患病之后的幸福，永远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心爱的薇加！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饶了自己的后半生吧！……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你的嘴唇！”似乎太过于相似，前半生和后半生已经被完全隔离开来，身体和精神也完全被隔离开来，真诚的爱如何抵挡身体的痛，精神的崇高如何抵挡死亡的威胁，仅仅是在信中表达爱意，仅仅是在不知道能够收到的纸上抱起来，“吻你的嘴唇”，而这走出去的第一天无疑也是没有归途的最后一天，或者癌症没能置人于死地，或者流放的故事成为永久的回忆，但是在挤进那拥挤的火车，开往乌什-捷列克的时候，他也只是让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捷列克！”而那最后一幕分明是这个时代另一种病痛：“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足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像死人似的”，是对于命运的无奈，是对于现实的投影，而这样的无奈和投影在癌症楼里更是成为一个集体的意象。“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13号病房，像是对于与世隔绝生活的新命名，那些走进13号楼的病人也就开始了面对病魔面对死亡的折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了，叶夫列姆来了，艾哈迈占来了，焦姆卡来了，瓦季姆来了，舒卢宾来了，他们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进入13号楼，也几乎以同样的恐惧面对疾病和死亡。在一个相同的世界里，他们的过去似乎都可以被抹去，无论经历了什么，无论拥有过什么，只有在这里一切都被平等地置于相同的境地：“自从在楼梯底下换这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

大门被关上，他们是封闭世界里的人，没有自由，仿佛是囚禁，在他们面前是没完没了的服药、照射和治疗，是不断听闻就在身边的病人死去，生者与死者，并非是被隔绝开来，而是那么近，仿佛可以触摸得到，那一张病床住进了新的病人，而刚离开的病人可能就已经死了，病床上甚至还散发着前一个病人的体温。所以在癌症楼里，左边和右边看起来是生死的界线，但是这条界线却是如此的模糊——左半页的上方写着“已经死亡”；而右半页的上方写着“尚未死亡”：“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可后来就陆续转到了左边……”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其实都有那个不想被谈起的关键词：死亡，无论是出院还是留在这里，死亡如此之近，不断吞噬着右边的那半页纸张，普罗什卡被允许出院，但是并非是痊愈，而是要开残疾证明，“难道我当真是残疾吗？我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年轻，我要干活。”患了心脏肿瘤的他，其实是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他的出院其实就是放弃治疗，所以离开13号楼对于普列什卡来说，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唯一的终点：“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去迎接死亡。”

“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这便是生命的残酷，所以对于所有医生来说，他们对于病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活下去，活下去是简单、直接却是必不可少的信心，“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实际上在病人对面的医生，就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消除这种讨厌的限制，让他们在“焕然一新”的面貌中更多地把名字写在左半页。而其实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他们在“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里，根本无法找到一种慰藉，癌症楼对他们来说，有时候就像某种囚禁人的监狱一样。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听闻的死亡、写在右半页的死亡，就像是曾经自己经历的流放生活一样，是一种永久性的归宿。他曾经看见亲人在战争中死亡，他的奶奶、妈妈和妹妹都在炮火中失去了生命，但是在战争之外，他却无法看见自由和希望，在流放地，决定给他做手术的乌克兰外科大夫在术前准备时被押走了，押走实际上就是处决，这是发生在身边的距离战争遥远的死亡事件，而在自己的身上，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永远无法摆脱梦魇，因为和姑娘们一起学习参加晚会喝了酒，那些姑娘们就被判了五年，而自己跟女友分手五分钟之后也被逮捕，剩下的女友在第二天夜里也难逃被逮捕的命运，而在流放地的牢房里，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循环：“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悄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牢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里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浑浊不堪。”而那个地方是永久流放地，不是终生流放，“因为棺材不允许运出来。”没有任何判决，仅仅是一张通知单便被判决了永久地流放。

所以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进入癌症楼似乎是对于永久流放地命运的逃脱，但是他依然陷入了某种无法摆脱的恐惧中，死亡如此之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所以在他看来，那流放地仿佛成为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或者只有在面对真实的现实的时候，才会对过去的痛苦保有一种想象，但是这样的想象并不能带来解脱，已经接受了13次爱克斯射线照射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身体被折磨的现实里依然希望走出这一幢写满死亡的病房，“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们放我走吧。”

13号楼永远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在这里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都被简约成一个关键词：癌症病人。“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这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宣判，对于形形色色的人来说，他们似乎还对生活充满着希望，焦姆卡拿着那本立体几何的书，他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去继续上学，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间的瓦季姆，希望继续能回到自己喜爱的地质考察岗位，与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一样，都是对于疾病和失去自由生活的反抗和挣扎，而对于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说，癌症楼却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为什么可笑？为什么不想离开？对于鲁萨诺夫来说，反倒是那个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身为国家干部的鲁萨诺夫一进入13号楼，就摆出一副特权者的姿态，“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他看不惯这里的病人，他对着医生发火，他每天阅读报纸了解新闻，对于他来说，尽量思考国家大事来排遣自己的愁绪似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鲁萨诺夫是这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员，对于他来说，国家主义变成了对于其他病友的一种排挤，“对于国家所采取的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所以在他看来，流放是合理的制度，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当听说曾经的暗害分子要组织起来重新审判的时候，他害怕了，因为正是他曾经写过的检举材料，使得原先厂里的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而自己则占有了别人的房子。面对翻案的传闻，他惶惶不可终日，那个爬进隧道的可怕噩梦缠绕着他，使得鲁萨诺夫感到比疾病更严重的恐惧，而当他读到新闻说最高苏维埃回忆闭幕，自己的靠山解除职务时，他惊呼，历史的步伐怎么会引向更坏的地方？所以对于他来说，宁肯不到外面已经取得历史进步的现实中，而让自己呆在在这癌症楼里。

其实，不管在曾经人生故事里，是流放的荒谬还是体制的险恶，在癌症楼里，所有的命运都是同样的，都要面对死亡，都要活下去，所以在药物、照射之外，病人们想尽办法寻找治疗办法，有人从《病理解剖学》树上找到了用乐观主义生理学保持良心上的干净，从而实现癌症的“自行痊愈”，有人听说一种桦树菌的治疗法，这种治疗法能够产生治疗的“奇迹”，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接受了“激素治疗”的办法抑制癌细胞的扩散，但是这种种的治疗办法很多时候不仅只是人们善意的想象，而且在癌症楼里甚至变成了一种讽刺。桦树菌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因为投机倒把行为已经完全摧毁了市场，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激素疗法，在治疗癌症的同时，却抑制了力比多，实际上是扼杀了正常的欲望，这无疑是催生了另一种病症，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冒着危险，用烈性的伊塞克湖草根来治病，而这种草根实际上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一种毒药，私自用药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危险。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拯救生命？焦姆卡阅读的那本书上提出的问题似乎正是癌症楼里的他们所想要解答的问题：“人们靠什么活着？”是靠社会利益，靠身体欲望，还是靠人生理想？在战中失去了父亲，母亲又成为“一个婊子”，对于焦姆卡来说，他听到的是斯焦法大婶对他说的“上帝的旨意”，听到的是阿霞对他说的爱，而这种上帝与爱使得他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时，找到了救赎的办法。那只疼痛的脚对于焦姆卡来说，是永远的噩梦，“谁能预料呢？这些致命的单个细胞像黑夜里的特务的小船，是否已经偷渡过来了？在哪儿靠的岸？这——连医生也看不见。”这是身体的单一部位，是单个细胞，是一条孤舟，就像人一样，是一个单数，但是单数是可以结合成双数的，因为有爱。当他面对同样患着癌症的阿霞时，一下子像找到了爱的表达，阿霞患了乳腺癌，需要将右乳切除，“活着有什么意思？还有谁会要我？”这是阿霞痛苦的声音，面对即将手术被割去的右乳，对于阿霞来说，她也将成为一个单数，但是焦姆卡对她说，他随时愿意跟她结婚，一种爱的交融让两个人找到了告别单数生活的方式，“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吻吻它的人”，当阿霞敞开胸怀，焦姆卡亲吻着即将被割去的右乳，最后还保留着的单数成为最炽热的爱。

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在这希望自己赶快离开的癌症楼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份爱。薇拉·汉加尔特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单数世界里的另一个单数，战争中失去亲人的苦难经历让她看见了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对生活的另一种勇气和坚强，“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薇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薇加身上也看到了生活的信心，感受到了甜蜜的憧憬，甚至是幸福的妄想，“薇加的存在使整幢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是一种命运的契合，这是一种爱的寻求，甚至也成为摆脱梦魇时代的一种救赎方式，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应当有这样一个社会，道德是唯一的源泉。”

要相亲相爱，这便是道德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但是这样的社会图景却可能只是一个幻想，患胃癌的恰雷，患直肠癌的舒卢宾，他们依旧被病魔折磨依旧面临死亡，癌症楼的平台上依旧写着醒目的“不要相互谈论你们的疾病”，而控制着病情掌握着治疗方法的医生也难逃厄运，东佐娃自己也患上癌症，疾病意味着她“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入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意味着成为又一个单数，“活下去”曾经是她作为医生对病人的鼓励，而现在她也面临着可怕的死亡，而在单数面前，75岁高龄却不再重视荣誉的奥列先科夫对她说：“生存的全部意义，实在多大程度上能使每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这或许也是生命的意义，不管是活下去还是写在右半页的死去，保持形象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就是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不树立“剧场偶像”，也不形成“市场偶像”，这种不被左右的境界或者更像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德救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离开癌症楼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给焦姆卡写的那封信里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永恒形象”：“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只是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的时代面前，这样的祝福依然显得脆弱，依然要面对“处处都是单数”的残酷和荒谬。

也许在没有真理的时代里，活着的意义并不是离开癌症楼，而是像另一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没有被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到‘社会主义小城’去干活，午饭时多得了一份粥，队长把百分比结算得很好，砌墙时很愉快，带回来那截锯条搜身时也没被搜出来，晚上从采扎尔而那里挣到点东西，还去买了烟叶。而且也没有病倒，熬了过来。”尽管这样的日子是3653天，“因为闰年的缘故，所以格外还得加上3天……”但是对于每一个经受苦难的人来说，想象中的救赎和爱只不过会带想更大的荒谬，带向被异化的“创世日”。

墙

由 没有评论
编号：C38·1941028·0072
作者：（法）萨特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6月第一版
定价：4.95元
页数：263页

这个曾拒领世界文学最高奖项——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我们只能用“存在主义”这个概念来暂时约束他。他与世界秩序的格格不入，除了审美目的外，更有道德目的。“墙”是他与世界文明进程之间不能逾越也不想逾越的沟。里面是所有现代主义作家所厌恶的冷酷、残杀 、政治迫害及种种的丑恶，萨特只是身居其外，除了暴露，他还想改造。内收《墙》、《卧房》、《艾罗斯特拉特》、《闺房秘事》、《一个领袖的童年》等5部短篇。

英儿

由 没有评论
编号：C29·1940828·0066
作者：顾城、雷米
出版：华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第一版
定价：6.10元
页数：309页

任何一种语言力图对顾城作细致的分析都可能显得苍白。在危险的远方，顾城用沙子筑起一座城堡，里面住着幻想、梦呓的诗歌，当然可能是唯一的情欲导致城堡最后的塌坍。“我们看不见最初的日子/我最初只有爱情。”当《告别》时，有一种唯美的罪恶徐徐升起。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杰出代表，用自己不可理解的行为举起了一把世俗的刀，流血的却是诗歌永远的劫。

菰蒲深处

由 没有评论
编号：C29·1940828·0064
作者：汪曾祺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6月第一版
定价：4.10元
页数：349页

语言纯得像一处水，微微有波澜，“菰蒲深处疑天地，忽有人家笑语声”，汪曾祺笔下的笑语声悠悠传来，像天语，令人回肠叫绝。《受戒》、《岁寒三友》，多带有一点“泱泱水气”，有韵味，不绝绵。江南的人，江南的故事，写出了一点真，一点善，更有一点美。一个消逝的时代，一种消逝的叙述，汪氏的水乡气质让我们掩卷长吁：故事原本可以这样写。内收有18部短篇。

废都

由 没有评论
编号：C29·1940730·0062
作者：贾平凹
出版：北京出版社
版本：1993年6月第一版
定价：12.50元
页数：527页

“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论。”声明于1993年的这部贾氏作品向人们开启了一座通道，废就废在我们都有可能进入，而回过头才发现我们并不应该 进入。庄之蝶是谁?写小说，然后搞女人，除了读者，还有一头游走在城市边缘的牛看见了，所以我们一起低下头，向别人保证，不该看的我们都没看到，我们害怕有一天也会变成牛 。以为“对牛弹琴”，废都是一部禁书，触摸不得。

纸项链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9·1940730·0061
作者：崔京生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5月第一版
定价：12.70元
页数：410页

“纸项链”是一种诱惑，崔京生拿着这条纸项链作欢迎状，我们进入其中，才发现项链背后是我们无法表现的同情与软弱，谁为谁挣扎?谁为谁消灭，文章的至高标准在只言片语中瓦解，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信仰，城市把人贬到一个最低境界。浩浩荡荡的“布老虎”充其量也只是一些“纸老虎”，让我们的阅读没有任何的呻吟。

米

由 没有评论
编号：C29·1940724·0060
作者：苏童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8月第一版
定价：4.00元
页数：261页

苏童的功力在这部准“新历史小说”中又有新的开挖。五龙的传奇经历暴露出人性中暴力与功利的和谐。这种唯美有一种压抑，确是苏氏先锋小说之后的一大功绩。死亡与性，以“米 ”为假喻，在这个不合理社会中生存。“死在死之中”的哲学概括是一代新小说的最大贡献 。疯狂地生，疯狂的活，苏童在一旁哈哈大笑，背后有人举起了刀，血溅在洁白的米上，晶莹夺目。

说唐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5·1940719·0057
作者：[明] 如莲居士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26页

清代长篇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说唐》，后与《说唐演义后传》、《说唐三传》合刻，改名《说唐全传》。《说唐》以瓦岗寨群雄风云际会为中心，铺叙自秦彝托孤、随文帝平陈，到唐李渊削平群雄、李世民登极称帝为止的故事，着力描绘了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尉迟恭等传奇人物，以主要笔墨描叙瓦岗寨聚义英雄劫王杠，劫囚牢，反山东,起马取金堤,三斧取瓦岗，建立起义政权的故事。本书为曲艺理论家陈汝衡改写的六十六回本。

双城记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7·1940626·0054
作者：（英）狄更斯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388页

朴素的、带有19世纪英国绅士风度的小说家，狄更斯将富于惊心动魄的题材描写得干枯无聊 ，巴士底风云而掀起的法国革命掩饰了这位传统作家应有的天才创造性，尤其是语言上的拖沓，浪费了对18世纪这场大革命的批判。狄更斯的失败是太追求纪实，而忽视了悲剧性的内在结构。

《双城记》：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

这酒是红葡萄酒，它染红了巴黎圣安东区那条狭窄的街道上它倒出的地方。它也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和许多木鞋。
——《第一部·第五章 酒店》

不同的时代写着不同的词语，纪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时代写着“罪恶”两个字，而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旗帜上写着“革命”两个字，但是不管是罪恶还是革命，时代的土地上总是流下红色的东西，那是伤痛，那是鲜血，那是葡萄酒，那也是爱心，而对于红色的救赎，有时候需要力量和权力，有时候只需要自我牺牲，而当那么多的“雅克”用红色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和许多木鞋的时候，那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上却永远有无法更改的死亡印记，在圣安东，在巴士底，在巴黎，以及在欧洲的时代中，成为再也清洗不净的污点。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狂热和革命是新的时代，而在旧的时代里，却写满了苦难和罪恶，那是一把剑对身体的伤害，端庄、贞洁的姐姐被可耻的特权玷污，而用正义复仇的弟弟却被刺倒，站在姐弟农奴眼前的是贵族老爷，在他们眼里，姐姐或者弟弟只像一条普通的小狗，只有在鲜血流进的时候走向死亡。痛苦和绝望，是被马内特医生看见，在那个夜晚，在巴黎的街头，他便成为罪恶的见证人，但是在这样的痛苦和绝望中，医生已经无法拯救，甚至他会成为另一种罪恶的牺牲品，未经审判被关进巴士底狱，这便是那个时代对于拯救的惩罚。

“马车却把我送到这儿，把我送进我的坟墓。”巴士底狱的监狱是“北塔楼，一百零五号”，是折磨，是压抑，是另一种痛苦和绝望，是被埋的十八年，而在这从来没有申诉，没有自由的地方，那生锈的铁尖，那蘸着血的烟灰，那木炭调制的灰浆，写下的是对于那个时代那种苦难的控诉，唯有用笔才能写下真相，写下罪恶，写下控告：“我，亚力山大·马内特，不幸的囚犯，谨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夜，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向这些罪恶都要抵罪的那个时代，控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直至最后一个子孙。我向上天，向人间控告他们。”

这是被监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这不是终点，对于马内特来说，世界只剩下一个“北塔楼，一百零五号”的狭小空间，而外面的一切都离他远去，妻子的死亡，女儿的降生，都在自己之外发生，而对于他来说，十八年留下的是活着的力量，留下的是文字的文稿，留下的是被救出的命运。这个写着“起死回生”暗语的夜晚，他离开了监狱，离开了苦难和绝望，也离开了曾经仆人德法日酒店的那间锁着的阁楼：“为什么！因为他锁着门过了这么多年，要是让他的门开着，他会吓得，说疯话，把自己撕碎，死去……我不知道会得到什么不幸。”为了不把自己撕碎，他整天修补着鞋子，不闻窗外的一切，长期生活在淫威下，“他还是那样驯服地吃喝他们给他吃喝的东西，穿上他们给他穿的斗篷和其他披的围的东西。”而当“起死回生”的时代降临的时候，对于马内特来说，只有那活着的微弱回声：“它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发出的声音的最后的微弱回声。它完全丧失了人声的活力和共鸣，使人觉得它像一块原来很美的色彩，后来黯淡失色，成了一抹污迹。”甚至在女儿马内特小姐看来，也只是一个“幽灵父亲”。

但毕竟走出了监狱，走出了阁楼，走出了巴黎，对于仆人，对于女儿，对于一切的人来说，马内特代表着一个苦难的过去，一个幽灵的生活，所以对于他来说，世界就是一个秘密：“每个人，对别人来说，生来就是个秘密，那么深奥，不可思议。”那里只有夜的阴影，而这样的阴影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所有背景，“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治安和人身保障，可以证明国家那样自吹自擂有多大道理。”而在法国，“总的来说，虽然在降神通灵上不如她的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姊妹那样受惠，却一边造纸币一边挥霍，极为顺利地走着下坡路。”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神权已经幻灭，而基本的人权却又无法保障，所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一切呈现的是“最高比较级”：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甚至当年有些大发议论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无论说那一时代好也罢，坏也罢，只有用最高比较级，才能接受。

狄更斯：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

最好和最坏，智慧和愚蠢，信仰和怀疑，光明和黑暗，以及希望和绝望，在矛盾中呈现出苦难，在矛盾中保守着秘密，对于拥有神权的大下巴来说，只有高压手段进行的镇压，而伐木工人、农民都成为小人物，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历史中，“沿着展现在他们前面的条条道路前进。”而对于马内特医生来说，即使离开巴士底离开巴黎，也并非是按照前面的道路前进，那修鞋的箱子似乎是他生活的写照，但是在女儿马内特的爱中，他似乎渐渐从十八年坟墓般的生活中醒了过来，只是秘密依旧在内心深处，甚至在达奈对马内特小姐表达爱意要娶她为妻的时候，马内特医生也以保守秘密为条件，对于他来说，那一切都已经埋入了内心的坟墓。而只有当女儿的爱，别人的照顾渐渐汇成一种力量的时候，马内特才慢慢从患病的生活中走出来，“我沉浸于幻想时，我是一个人，而且我想象这些脚步，是要进入我的生活和我父亲的生活的那些人的脚步。”这是马内特小姐对于父亲的关爱，只有隔绝那段苦难，才是拯救的唯一办法，而和达奈结婚对于马内特小姐来说，是最伟大的爱的降临，“今晚上我感到很幸福，亲爱的父亲。我为上天如此祝福的爱：我对查尔斯的爱，查尔斯对我的爱，感到深深的幸福。”而她把这样的幸福献给了遭受苦难和不公的父亲：“她怯生生地把手放到他的胸口上，作祷告，她要像她的爱所渴望的那样，永远孝顺他，这也是他所受的痛苦应得的报偿。”

但是这个时代根本没有远去，像鲜血一样的红色呈现的是酒的颜色，但是却染红了更多人的手和脸，更多人的脚和鞋。那城里的爵爷是朝廷掌权的显贵，“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我。”虽然经过几代人的穷奢极侈，大量挥霍，已渐渐坐吃山空。而他依旧把妹妹从修道院接出来，像一个奖品一样嫁给出身贫寒但很富有的税收承包人，在爵爷的生活中只有金钱，只有财富，只有权力，而当那飞驰的马车把穷人的孩子撞到在地的时候，他却反而咒骂孩子的父亲：“你们这些人，照顾不了自己，也照顾不了你们的孩子，真让我惊奇。你们总有人挡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怎么知道你们把我的马伤得多重？喂！把这给他。”随手扔出的钱像是对于穷人的施舍。而乡下的爵爷却也像穷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老爷，请听我说！老爷，请听听我的要求！我的男人死于穷苦；许多人都死于穷苦；还有许多人会死于穷苦。”农民的唯一希望是在死去的男人坟头立一块写着名字的石头或木块，而这小小的要求竟也不能满足。

“饥饿无处不在。饥饿被赶出高楼大厦，呆在晾在竿子和绳子上的破烂衣服上；饥饿、和干草，破布，木屑，纸片一起，补缀在那些衣服上。”这便是时代的图景，而在这形形色色的看客里，“即使各显自欺欺人的本事，对他们的兴趣无论怎样粉饰，究其根源，那仍然是吃人恶魔的兴趣。”正是这“吃人恶魔”的兴趣，总是游戏般地把“耶稣纪元”说成是安娜·多米诺的克伦彻以钓鱼为名进行盗尸的勾当，而那个被称为爱国者的巴萨，却是一个受雇佣的暗探和卖国贼，“一个厚颜无耻的赚血腥钱的家伙，一个继可恨的犹大之后天下最大的恶棍”，他的生活就是偷听，就是获取情报，就是拿到报酬：“他渡过海峡，在法国接受了一份差事：先混在同胞当中，引别人上钩，偷听别人的话：又渐渐混到本地人当中，引别上钩，偷听别人的话。”而辩护律师斯特赖弗先生却把自己叫做“相当富裕的男人，地位迅速高升的男人，有点名气的男人”，他对于马内特小姐的爱慕就是为了过一种“舒心的日子”。而在这时代图景里，有两个人，却在追求着一种自由的生活。

一个是达奈，侯爵老爷的侄子，“对上等人的痛恨，是下等人不自觉地表示的敬意。”这是侯爵对他灌输的思想，而达奈却不想拥有这种家族的显赫赞美，他反对叔父对于穷人的“鞭子哲学”，反对被庇护的屋顶哲学，所以他从法国来到英国伦敦，教授法语，“家族的荣誉不会受到损害，在别的国家，我们的姓不会因为我受玷污，因为我在别的国家不用这个姓。”而他对于马内特小姐的爱情，也完全是从内心出发，他遵守着马内特给他提出保守秘密的两个承诺。而律师助理的卡顿，却是一个沉默寡言，郁郁不得志的人，“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怪人拿起蜡烛，走到挂在上的一面镜子前面，照着镜子仔细地察看自己。”而这个和达内很相像的男人也爱上了马内特小姐，他向她表露心迹，向她敞开心扉，无非是从她的眼神中获得一点安慰，而充满爱心的马内特小姐对于卡顿也是充满了同情：“想到他荒废一生，日益沉沦，落头到不能自拔的地步，露西小姐在他回过头看她时，不禁为他失声痛哭。”

在马内特小姐身边的两个男人，达奈和卡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爱，而马内特小姐对于这两个男人，也都给了他们不同的爱，一种是追求幸福的婚姻坚守，一种是更多体谅和尊重的人格之爱，而这两种爱在这个时代的可贵也变成了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阐释。但是结了婚的马内特小姐还是听到了可怕的回声：“大约在小露西过第六个生日的时候，这回声才开始发出可怕的响声，好像法国遭到狂风暴雨，大浪滔天。”这是一起七百八十九年七月的一个晚上，目标是爵爷的城堡和全家的德法日、不停织着裹尸布的德法日太太，终于在红葡萄酒般的红色夜晚，向着巴黎无数贫穷、饥饿的“雅克们”发出了宏亮的声音：“爱国者们，朋友们，我们准备好啦！到巴士底狱！”警钟、战鼓和呐喊，开始了一场进攻，”干哪！雅克一号，雅雅两号，雅克一千号，雅克两千号，雅克两万五千号；以一切天使和魔鬼的名义：你们爱用什么就用什么，干哪！”以爱国的名义攻占巴士底狱，火烧爵爷的城堡，也发现“北塔楼，一百零五号”，发现一个医生的印记，这是革命，那七个获释的囚犯，那挑在长矛上的七颗血淋淋的头，那八座坚固楼的那该诅咒的要塞的钥匙，那些被发现的信件和早已因忧伤而死的从前的囚犯的其他纪念物，“圣安东发出响亮回声的脚步护送着诸如此类的东西经过破巴黎街道”，报仇、暴行、鲜血，巴黎的街道上都是那不易洗净的红色，“因为圣安东边叫喊边舞蹈，那愤怒时的血已经激得往上冒，在天快黑时，听到被处死那个人的女婿，又一个人民的敌人和侮辱者，由五百多名清一色的骑兵押送到巴黎来了，那血液又沸腾起来。”

这是疯狂的革命，这是危险的革命，而在这场风暴中，侯爵的老仆人加贝尔被关进了阿贝义监狱，“我分辨说，在查封移民财产以前，我就免除了他们已停缴的税；根本没有收租；我也没有诉诸法办，说也无用。”而在这阴森恐怖的监狱里，仆人其实不应该是被革命者，他们也是底层的那些“雅克”。为了拯救仆人，达奈告别了马内特小姐，只身返回法国，但是返回法国，他变成了移民，变成了爱国者眼中的被革命对象，“驱逐一切移民出境，回国者一律处死。”这便是法国新时代的法律，当达奈移交给福斯监狱时，他发出的那一声“根据哪一条法律，犯了什么罪？”显得那么苍白。而为了拯救入狱的女婿，马内特医生和女儿一起也回到了巴黎，在审判达奈的法庭上作为证人寻求解救之路。

而其实医生关于十八年监禁的证词揭开了巴士底的黑暗，虽然使得达奈免除了监禁，但是在他刚被释放的第二天，又被抓了进去，因为德法日的告发，他又成为共和国的囚犯，而马内特医生在监禁中写下的那封控诉信却也无力回天，“投票一致同意。彻头彻尾的贵族，共和国的敌人，恶名昭著的迫害人民的家伙。押回法庭监狱，在二十四小时内处死！”这便是在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中的审判，医生的力量和权力在新的苦难面前被击溃。

是的，这是新的时代：“国王受审，判处死刑，被砍了头；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宣布抗击武装的世界，争取胜利，或死亡；巴黎圣母院的几个巨大塔楼上日日夜夜飘扬着黑旗；有三十万人响应号召，从法国各种各样的土地上纷纷起来反抗世上的暴君，仿佛撒播了龙牙，无论在山丘，平原，岩石，砂砾，淤泥上，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下，在北方的阴云下，在沼泽地，在森林里，在葡萄园，在橄榄林里，在割了草，割了庄稼的地里，在大江大河丰饶的沿岸，在海岸的沙滩上，都同样结了果。谁的个人忧虑能抵挡自由元年的洪水：这洪水，发自地下，而非天降，天堂的窗户都关着，没有打开！”在这个自有怨念，这个天堂房子都关着的时代，砍掉了那么多的头，他们的身上，这块土地上，都是令人厌恶的红色，“一个国家陷入狂热，就跟病人发高烧时一样，不顾时间了。时而，刽子手提着国王的头示众，打破了那时全城不自然的沉默：时而，似乎就在同时，提着他美貌的妻子的头示众，那头，由于她在监狱里守寡，悲惨地苦熬了八个月，金发已经灰白了。”

到处是断头台，到处是流下的红色，到处是死亡，“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而在这个最高比较级的时代，红色成为最刺眼的颜色，而这一切或者已经远离了当初革命的目的，当马内特的那封手稿变成新的证据的时候，那种苦难和绝望又在新的时代成为难以逃脱的梦魇。“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所以狄更斯借用吉伦特派成员的妻子罗兰夫人的名言来指出这场革命的实质，实际上，在这场充满流血的暴力中，狄更斯倾向的是一种非革命的改良，“所以对于这一场革命，如果一切法律、规矩、仪式，先前没有被穷凶极恶地滥用，导致革命的自杀性的报复，把这一切完全废弃，那么，本来不会发生这种革命。”也就是说，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遵守而不是滥用法律、规矩和仪式，应该保持法庭在诉讼审理程序基础上的公正审判。而对于已经发生的红色革命，狄更斯提出的救赎方式，便是自我牺牲的精神。达奈入狱即将被处以极刑，在这样的悲剧面前，卡顿挺身而出，他掉包了即将送上断头台的达奈，对于这疯狂的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字：爱。因为卡顿从来都爱着马内特小姐，她曾给他人格的尊重，给他无比的关爱，所以对于卡顿来说，这是最好的报道机会——帮助马内特小姐所爱的丈夫达奈，就是帮助马内特小姐本人，因为他从来相信耶稣说的那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种爱是自我牺牲，也是最大的救赎，不管是曾经的罪恶时代，还是现在的革命年代，唯有着爱才能解救苦难，才能争取自由，才能从地狱中出现一个美丽的城市，才能使时代的邪恶真正消亡，而那最终的地方必是充满着幸福：“我做了一件比我所做过的好得多，好得多的事；我就要去比我所知道的好得多，好得多的安息处。”

永别了，武器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5·1940620·0050
作者：（美）海明威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1.00元
页数：458页

“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里的一所房子里，越过河和平原可以望见群山。”简单的开场使故事在平淡中展开，但很明显，这位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垮掉 的一代”，更多将自己的悲剧性理解溶解在这部反战小说中。谁可以永创武器?只有远离战争。一位无可救药的自杀狂将枪口朝向自己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远离战争式悲剧的创伤。海明威喊出的只是自己无可逃避的复仇心理：现代主义死了，在冰山之下。作品集另收有《杀手》、《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乞力马扎罗的雪》、《老人与海》4部中短篇小说。

《永别了,武器》：没有一个地方能撇开战争

我生来不是思索的。我生来是要吃饭的。我的天，是这样的。吃饭、喝酒和跟凯瑟琳一起睡觉。也许就是今天晚上。不，那不可能。可是明天晚上，一顿丰盛的饭菜和洁净的床单，从此决不离开，除非结伴同行。
——《第一部》

这不是在前线，甚至不是一场和敌人的战争，是曾经受伤的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大撤退。大撤退之后不是结束战争，不是回家，而是另一种杀戮。当摆在面前的欲望只剩下吃饭、喝酒和跟凯瑟琳一起睡觉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脱离了一个获得银勋章的立功战士的属性。但是，这里没有可口的饭菜，没有香醇得好酒;那瓶酒保存得太久，而失去了原来的品质和颜色，而凯瑟琳呢，也没有人影，我只是在撤退的时候想到过她：“凯瑟琳现在准是上床就寝了，身上有盖的身下有垫的。她是朝哪边睡的呢？也许她还没有睡着。也许她正躺着想念我。”

“今天晚上”像是永远抵达不了现实的梦境，而明天晚上呢？这个未来的时间也像是无休无止的梦魇，里面充斥着寒冷、恐惧和死亡。撤退其实最后变成了逃跑，当战地警察把撤退的人抓起来的时候，战争就变得有些奇怪而可笑，这里没有什么讨论和申诉的可能，甚至没有山头上打出枪的敌人，只有警察，只有把撤退的士兵当做逃兵的警察。或者在黑暗中被枪毙，或者落荒而逃，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失去战场的人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中校被枪毙了，中尉被枪毙了，而那些置人于死地的战地警察，保持着“优美的公正不倚和献身于严峻的正义的精神”，但是在这样的精神之下，枪声总是奇怪地响起。而挣脱了审讯的我，依然在枪声的世界里孤独地面对死亡：“第一次冒出水来时也听到枪声。我差不多露在水面上的时候就听到砰砰枪声。”。

在死亡面前，还有什么留下来的？我没有了证件，没有了荣誉，甚至没有了枪，连愤怒跟责任也不复存在，“那个宪兵两手抓住我的领子的时候我的责任就已经结束了。”撤退变成了最逼近死亡的存在方式，在这样最直接的人生遭遇里，还有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可以思考的？可是，少校曾经面对牧师时说过：““所有能思考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没有思考，也就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也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是不是也没有了爱？而所有关于思考、上帝、信仰，以及战争的胜利荣誉曾经都属于那个夏天，“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里的一所房子里，越过河和平原可以望见群山。”望得见的群山上有敌人，有我们必须痛击的敌人，所以即使那年深夏开始的时光里充满了连绵不绝的雨，充满了夺人姓名的霍乱，但是至少有明确的敌人，有激烈的战斗，“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攻占下来，河那边的群山连一座也没有占领。这一切都留待来年了。”

这也是一种希望，一种可以实现得到希望，甚至在护士巴克利·凯瑟琳的眼中，看见自己的男友受伤进入医院也是希望一种。“我记得有个愚蠢的念头，他也许会到我所在的医院来。我想象，他带着马刀砍的伤口，头上缠着绷带，或者肩膀给子弹打穿了。一种非常生动而又形象的念头。”这便是群山世界之外的“遐想”，这个距离现在已经八年的爱情故事尽管有着伤痛，有着鲜血，有着愚蠢的想象，但至少在枪声里变成一个生动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最后还是以战死的方式结束了。八年的爱情，八年的想象，最后被索姆河染红的河水淹没了。

但是，当翻过了八年的想象，当我出现在巴克利面前的时候，爱情是不是又以置换的方式重新回到想象里？我谈起的战争，是寂静无声的，是闷热肮脏的，“我越过铁丝网望见奧地利的防线，看不见一个人影。”对于我来说，似乎需要遗忘战争，但是巴克利却说：“没有一个地方能撇开战争。”不能撇开战争，当然也无法在想象中完成一个生动的场景，而那个我吻巴克利的场景最后真的很生动地发生了，在黑地里，我凑过去，吻她，“突然眼前出现一强我烈的令人刺痛的闪光。”然后，她狠狠地掴了我一个耳光。但是这不是最终的拒绝，这不是最后的反抗，当一种看似暴力的方式接近肉体的时候，对于巴克利来说，似乎变成了一种依靠。“这时她的嘴唇张开了，她的头也向后靠在我的手臂上，接着她扑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

动人的场景没有想象，只有现实，只有最后说出的“亲爱的”，只有那一句“你会对我好吗“的询问。可是这对于我来说，又何尝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异国，在战场，对于爱情只能是奢望的想法，只能是一场不能太接近的游戏，即使巴克利将她的圣安东尼的像给了我，但是对于陷在这个冬天里的每一个前线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假装出来的故事。战争似乎永远不会结束，马内拉说：“要是每个人都不愿意进攻，战争就会结束了。”如果一方停止作战，战争不可能结束，只能是战败，对于帕西尼来说，战败就是意味着可以回家，但是这也无非是一个想象中的可爱形象，当那颗子弹击中帕西尼的双腿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向着上帝哀叫：“圣母马利亚，上帝保佑你。呵，耶稣毙了我吧，基督，毙了我吧，哎呀哎呀呵耶稣呵最圣洁可爱的马利亚毙了我吧。”

帕西尼死了，而我也被一枚战壕追击炮弹打伤了脚。死亡和伤痛，成为战争的唯一场景，而我似乎也像巴克利曾经想象的样子，走进了医院，走到了她的身边。在经历了很近的死亡，对于我来说，并非急需要如里纳迪所说的因“成功的奇袭”而获得的银质勋章，而是对巴克利的想念。或者在肉体没有被战争挫伤的时候，我会想到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回家，如何不爱上某一个人，如何用一种谎言来得到愉悦，“天知道我原不想爱上她。我原不想爱上任何人。但是天知道我终究爱上了。”爱上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只有在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才会疯狂地想要得到，而巴克利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的用疯狂去拥抱她，“我把她紧紧地贴着我的身躯搂抱着”，或者我用受伤的现实实现了巴克利八年前希望看到的那个生动形象。

但是，这样的爱情充满了未知，弗琪用一种悲观的论调解说着我和巴克利的爱情，“那你们千万别吵架，也别让她怀孕。”这似乎是在战争中保留爱情唯一的办法，因为结婚，因为怀孕，都会被赶走，都会被拆散。尽管我顺利进行了手术，巴克利也几乎和我在一起，但是战争没有结束，甚至在米兰城里还发生暴动，在都灵也发生了严重的暴乱。我和凯瑟琳·巴克利甚至只能在城区的一家旅馆里约会，“我从来没有感觉像个妓女，”巴克利说。而在病情好转之后，我必须再次回到前线，那没有结婚的爱情却以巴克利怀孕的方式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其实，对于我和巴克利来说，害怕的不是因为结婚和怀孕被拆散，而是因为战争而离开。

战争依然属于群山，依然属于炮火，依然属于死亡，为了远离战争，有人用自我伤残的方式逃避前线，有人用酒来麻醉自己，“一天又一天地自我毁灭”，看不到胜利，也看不到战败，它像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将你拉向生命的终结。“谁都没有打赢”的战争意味着消耗，意味着无望，“你打下一座山，他们打下另一座山上，可是一旦要动真格的，大家都得从山上下来。”群山依旧存在，炮火依旧在轰鸣，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心中的信仰正在慢慢解体，上帝不在这边，上帝也不再那边，当然，荣誉也不在这边。对于我来说，那枚银质勋章倒成了一个讽刺，是你必须遵守战争的秩序的象征，可是受伤的腿，受伤的爱情，如何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神圣的、光荣的和牺牲等等这些字眼，以及徒劳无益的豪言壮语常常使我困惑。”神圣和光荣，也在那边，在这边只有牺牲，只有肉体的泯灭，“牺牲像芝加哥屠宰场的牲畜围场，要是肉无法处理只有把它埋掉了事。”而在这样的世界里，“最后只有一些地名还有点尊严。”这地名是我们曾经住过的戈里齐亚，是我受伤的普拉伐北面的伊宗佐河，是我从米兰离开去寻找巴克利的斯特雷萨，但其实，这些地名的恒久性，并非给我带来那种安慰，“光荣、荣誉、英勇或圣徒之类的抽象的字眼，跟村庄的名字、道路的号码、河流的名字、团队的番号以及日期等等具体的字眼相比使人感到厌恶。”
 
在厌恶的现实面前，只有和巴克利的那种在一起的爱还在，这或许也是我逃命所看到的唯一希望，就像巴克利曾经说过的那样：“因为世界上只有咱们俩，余下的全是他们。要是在咱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给搞得晕头转向，他们就把咱们压倒了。”“咱们俩”的对面是他们，是战争，是死亡，是荣誉，是无法回家的现实，所以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结成“咱们俩”，才可能度过这样的岁月。当我从米兰赶到斯特雷萨去见巴克利，第一句话就是：“但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从未感到寂寞，从从未感到惧怕。”但是我已经是一个逃兵，在大撤退之后逮捕也已经开始了。我和巴克利趁夜逃到了瑞士，以一个划船运动员的身份进入瑞士国境，并在气候宜人、风景美丽的地方居住下来。

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战争，没有伤痛，没有荣誉，只有自己心爱的女人，只有“咱们俩”，其实在这样一种现实里，对于我和巴克利来说，都应该是幸福的开始，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可以无忧无虑生活，但是在这“不跟你在一起，我就根本没有生命”的厮守下，命运却也没有办法给他们一种真正的幸福。去洛桑生孩子，是风和日丽的，是愉快幸福的，“它给我们俩—种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催促着我们，我们不能失去一分一秒厮守在一起的时刻。”而巴克利也把肚子里的孩子命名为“凯瑟琳·亨利”，用了我的姓和她的名字，仿佛就是“咱们俩”的结晶。但是五公斤重的孩子最后却因为脐带绕颈而死去，“他似乎和我毫不相干，我也没有感到一种做父亲的感情。”因为他从来没有活过，像是一个空空的符号，“他没有呼吸过。他从来没有活过。除非在凯瑟琳的肚子里。”死亡那么直接，似乎只要在近旁，就有人把他杀死，像被枪打死的阿伊莫，或者被染上梅毒的里纳迪，命运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变成了被现实掌控的东西。还有凯瑟琳，在一次大出血时，她就被推向了死亡的边缘，“我会来的，夜夜都会跟你待在一起。”在痛苦的尽头，在死亡的现在，这一句话让我感觉到“咱们俩”也变成了一种虚拟语气，变成了一种没有活过的想象，就像战争，总会在你不想看见的视线里发出刺眼的光。而我对于这一场死亡，只能在房间里最后和凯瑟琳呆在一起，直到她死去。

“没有一个地方能撇开战争”，其实从意大利偷渡到瑞士，在没有炮火告别了武器的地方，应该可以享受幸福时刻，享受“咱们俩”在一起的生活，但是这充满幸福期待的这一刻却最终还是变成了死亡的场景。当我离开凯瑟琳，离开医院，回到旅馆的时候，那死去的不再是凯瑟琳，而是生活的所有期望，荣誉或者现实，都成了一座必须告别的塑像。这是对于死亡的无奈，孩子和凯瑟琳的意外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海明威似乎并不是单纯谈到炮火中的死亡，他变幻了死亡的形式，拉长了死亡的战线，“永别了，武器”其实只是一个侧面，在没有武器的时代，有着死亡的战争也无法避免。

死亡在《杀手》里，似乎变成了内心的一种恐惧，亨利餐室来的连个杀手最终没有等到名叫奧尔·安德瑞森的瑞典人，而尼克去赫奇公寓找到安德森，他却没有想到逃跑，“人在家里待着，又明明知道自己会让人给杀死，我想起来就受不了。这他妈的太可怕了。”但是面对旁观者的害怕，最好的办法或者就是如乔治所说：“你最好别去想它。”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战胜法，安德森最后有没有逃避杀手制造的死亡，似乎变成了海明威水面之下的冰山。而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里，死亡却在幸福到来的那一刻降临，曾经胆小的麦康伯在那里杀死了一头狮子，“一头呱呱叫的狮子”，但是也只是背后作为打猎的白人威尔逊的帮助，但是这样的帮助更多是取笑，包括结婚十一年的妻子，“靠一次偶然的、奇怪的打猎，一次没有机会事前担心的、手忙脚乱的突然行动，麦康伯终于长大成人了”，这只不过是威尔逊制造的一场骗局，而等到麦康伯真的拿起枪，将一头公牛打中的时候，他似乎找到了那种战胜自己的办法，“麦康伯感到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抑制不住的和莫名其妙的快活。”只是这样的“短促的幸福生活”只维持了短短几秒，当受伤的公牛以鲜血淋淋的形象向着麦康伯奔袭而来的时候，一颗本来解救他的子弹却射中了他“颅底骨上面约摸两英寸高、稍微偏向一边的地方”，死去的不是公牛，是幸福的麦康伯，开枪的当然也不是威尔逊，而是麦康伯的妻子，“干得真漂亮。他早晚也要离开你的。”威尔逊用微笑的赞叹将麦康伯的幸福生活变成了自我得到牺牲。

而对于在乞力马扎罗山上的他来说，死亡却变成了一种梦幻的抵达，在这“上帝的庙殿”之上，在这只有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旁，他作为一个作家，其实陷在一种自我缺失的困境中，不是自暴自弃，也不是写不出文章的苦恼，当然更不是那只受伤的脚给他带来的疼痛。那个女人，离开威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的老相识，用财富的方式爱上他的冒险，是不是对他来说是另一种束缚？他为什么要骗她说爱她，又为什么迟迟不肯把那一个撤退的故事写下来？“我想，这是想用毁灭一切来让自己活着。”毁灭的是信任，毁灭的是激情，毁灭的是也是虚构的世界，那个老头儿说山上下的不是雪，可是当女人们被送到山里去的时候，脚下踩着的正是积雪，“直到他们死去”，这已经可以被写下来的故事最后还是以被欺骗而死亡的方式结束，所以他不写这一些，不愿意留下发生或者没有发生过的一切，“我不愿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留下来。”不愿意留下来，就是一个句号，唯有这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这罕无人迹的地方，才是一个没有身后故事的起点，“非洲是在他一生幸运的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他所以上这儿来，为的是要从头开始。”所以即使最后飞机前来搭救，在他眼中，死亡也变得不再恐惧，“你可千万别相信死神是镰刀和骷髅，它很可能是两个从从容容骑着自行车的警察或者是一只鸟儿。或者像鬣狗一样有一只大鼻子。”所以在这常年积雪的高山上，他如梦中一般，看见了世界的宽广无垠，看见了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也看见了自己想要飞去的地方。

或者没有死，只有看见的自己。而在《老人与海》里，这样看见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被赋予了一种力量，八十四天打不到鱼的老人在出海中终于收获了一条大鱼，那是一种巨大的兴奋，巨大的不安，甚至是巨大的死亡，而鱼拖着小船拖着老头，也完全去除了捕鱼这样一种生存困境，“他想，我希望我是那条鱼，用它所有的一切来对抗我仅有的意志和智慧。”用自己来对抗自己的死，大鱼和老人合二为一，所以最后在大海之上变成了一起和鲨鱼的搏斗，当击败了一头两头三头的鲨鱼之后，他反而觉得那条被吃掉的大鱼变成了生活的隐喻，只有骨架却不是死亡，包括一切，都具有了重生的象征，“风算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他又加上一句：不过也只是有时候。还有大海，那儿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床呢，他又想。床是我的朋友。正是床啊，他想。床真要变成一件了不起的东西。”所以在精疲力尽之后，老人安然睡去，“他依旧脸朝下睡着，孩子在一旁守护他。老头儿正在梦见狮子。”在梦中，那一头狮子像是走进了他曾经的生活，也走进了他未来的生活，而死亡，在一头狮子的吼叫中，最终也变成了被战胜的敌人。

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7·1940610·0048
作者：（法）莫泊桑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3年1月第一版
定价：2.95元
页数：168页

“九品书库”第一部外国作家作品。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是一生创作了300多篇中短篇小说，《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为其全集中的一部，可管窥莫氏的小说特点：短小精悍，发人深省。初读因其语言特点多有不适，但掩卷之余令人深思，是19世纪法国社会的另一种百科全书。此集共收14部短篇小说。

万家诉讼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9·1940517·0045
作者：陈源斌
出版：法律出版社
版本：1199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4.90元
页数：256页

陈源斌因电影《秋菊打官司》而走红，这是其偶然之处，但陈对法律小说的独特驾驭无法归结为偶然，特别对身边的一些法与情之间不可逾越的对立入木三分，有很强的思考空间。文字洗练，情节突兀，极有发藏其中的功力，被人称为“文坛黑马”并不为过，只是被埋太深，无法更多地走入读者群，《万家诉讼》之后的又一次沉寂也说明此理。《万家诉讼》内收陈源斌创作的8部短篇。

饥饿综合症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9·1940317·0039
作者：蒋子龙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定价：6.35元
页数：395页

饥饿为何物?种种私欲、色欲、贪婪、仇恨、妒忌、误解、恐惧，构成现代人的“饥饿综合症”。蒋子龙序中所称的“饥饿综合症”，即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精神、人性饥饿，此种对现实针贬之作自有其不同的力度，特别以荒诞的手法创作更有其可鉴之处，虽有突破，但冲突的表现总令人戛然而至，深度所限，饥饿也便只是饥饿，少一份剖析的聪明。共辑《收审记》等11篇。

儿女英雄传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6·1931013·0038
作者：[清] 文康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1年第一版
定价：8.10元
页数：598页

文康，即费莫氏，满族人。文中开宗明义：“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初名《金玉缘》，开篇即以传说为起，已入窠臼，内中对社会的嘲讽，即以英雄行侠为寄托，安学海、十三妹、何玉凤等人嫉恶如仇，与朝廷官吏抗争，有其积极之处，这是侠义小说成型之作，情节曲折，人物鲜明，但不免落入矫揉。《儿女英雄传》原53回，现仅40回。

《儿女英雄传》：只为点缀太平盛事

不想今日侥天之幸，也竟中了。且无论他此后的功名富贵何如，只占了这个桂苑先声，已经不负我十年课子的这番苦心，出了我半载作官的那场恶气！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闱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占桂苑先声，是安骥半年足不出户认真诵读所得，中第六名举人，是安公子每日目不窥园发奋用功所获，而这仕途开门红也是何玉凤、张金凤“红袖添香伴著书”所帮助的结果，当安公子命中举人、探花，乃至后来的国子监祭酒、山东学台、观风整俗使的钦差、右副都御史，当功名集于一身，终于没有辜负妻子和老父的期望，风风光光光宗耀祖了一番，但是安学海的这一番感慨，分明在褒扬儿子功成名就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命运的一种安抚，十年课子寄予的是希望，亲自命题批阅是付出，而所有这一切，却也归结于一种自我命运的关照，“出了我半载作官的那场恶气”里分明看到了一个被压抑在官场世界里的自我，也正是儿子安公子的功成名就，完成了多年来自己无法完成却记挂于心的夙愿。

一种生活的改变，寄托的是两代人的心愿，所谓儿女英雄，大约就是一种从现实的落魄到理想的实现的转折，而安学海为什么在欣喜之时，要将这一切又归因于“侥天之幸”？““也竟中了”似乎更多是意外，而这十年，安学海分明看见了诸多的不公，诸多的冤屈，甚至差点成为官场上的一个牺牲品，一个是坠落于宦海，一个是扬名于桂苑，这两代人命运之不同，或者也折射出转型社会的诸多社会现实。“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开卷就交代了时代背景，无疑是现实意义的一种呈现，而对于个体来说，也是在着政权更替中成为一个标本，安学海的祖上是正黄旗汉军，“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爷征过高丽，平过察哈尔，仗着汗马功劳上头挣了一个世职，进关以后，累代相传，京官、外任都作过。”这当然是祖上的辉煌，而这辉煌的历史无疑打上了皇族的标签，但是到了安学海这一代，却是“世职袭次完结”，累代相传的功名，到这一代却被画上了句号，仿佛一下字归零，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而安学海身上分明有着作者“燕北闲人”的影子，在“马从善偶述”的序中，道出了作者的部分身世，“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着“门第之盛，无与伦比”就像安学海的祖上一样，但是最后却也是在家道中落中品尝那一份现实的无奈，特别是“诸子不肖”甚至比安学海更惨，因为没有了后续之人，也就没有了十年课子的苦心，没有了出官场恶气的机会。但是，燕北闲人却以笔墨著书，虽然是稗官家言，是先世旧闻，但是用笔墨呈现，并非只是记录，马从善认为，燕北闲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种未遂的心愿：“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无论是世运，还是人情，内中有着太多的感慨，有着太多的寄托，一种是在儿女身上寄托心愿，一种是在书本世界里抒发胸臆，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侥天之幸”中看见翻身的一日。

如此，安学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燕北闲人的一种投射，甚至那残缺零落的后十三回也成为盛衰升降之时代的一种写照，一边是用笔墨所长抒发志向，另一边却是被蠹蚀而刊削的现实，依旧是落差吗，只不过对于燕北闲人来说，身后的种种续作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和家道中落、诸子不肖所构成的个体悲剧，也都属于文本意义上，而这种文本意义却也关照了一种理想主义，鲁迅在评价此书是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

一方面是写实，是自我的感叹，另一方面则是理想，是为了他人的借鉴，如此，在写实和理想的双重意义上，也在安学海身上得到了体现，甚至完全可以简单地将他一生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在做官中所受的恶气，另一个阶段在改天换地中发出“竟也中了”的惊喜。当“累代相传”的功名在安学海身上画上句号的时候，对于他来说，要改变就必须从自身开始，“便靠着读书上进”变成了唯一的途径。当安学海终于考中被点了知县，这条仕途似乎也是顺意地启程了，但当成了知县，安学海却是不安：“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条路，恰恰的走到这条路上来！”为什么会有如此担忧？本来作为地方官可以惜爱民命，但是在安学海看来，自己走上这条路，是无法摆脱那些潜规则：“见世上那些州县官儿，不知感化民风，不知爱惜民命，讲得是走动声气，好弄银钱，巴结上司，好谋升转。甚么叫钱谷刑名，一概委之幕友、官亲、家丁、书吏，不去过问，且图一个旗锣扇伞的豪华，酒肉牌摊的乐事。就使有等稍知自爱的，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动辄不是给他加上个‘难膺民社’，就是给他加上个‘不甚相宜’，轻轻的就端掉了，依然有始无终，求荣反辱。”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场之腐败和黑暗，所以自称是个“拘泥人”的安学海，在这种秩序面前，如何明哲保身？“学些圆通”似乎是至理，但是在大局势下如何避开这些？不仅无法避开，反而后来也成了牺牲品，在给河台送礼时，由于不同人情，便被看成是轻慢之举，当邻省水涨，洪泽湖倒灌，上段口岸冲决发生之后，河台便把责任全推给了安学海，最后以“革职拿问，带罪赔修”之名终结了官场。安学海一直公正廉明，一直高明浑厚，叶通是仆人，他对安学海的评价是：“自从跟了安老爷，他便说从来不曾遇见这等一位高明浑厚的老爷，立誓不再投第二个主人。”遇到邓九公，也是对他刮目相看，更是对他的遭遇表达了愤怒：“这位安太老爷的根基，你们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脚底下的从龙世家，在南河的时候，不肯赚朝廷一个大钱，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甚至那一帮强盗，听说是安大爷的时候，也变成了轻财仗义之人：“因看了看作官的尚且这等有冤没处诉，何况我们百姓？想了想，还是当强盗的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难得遇见我恩官的少爷，敢烦大哥把少爷请到寨里用些酒饭，也见得我们的义气！”

只因不托人情，只因忌才贪贿，河道总督平日又合他不对，便以事故为由“革职拿问，带罪赔修”，安学海被下在山阳县县监，安顿在土地祠，这一生似乎也在这遭遇中落入低谷。“要是这样的顽法，这岂不是拿着国家有用的帑项钱粮，来供大家的养家肥己、胡作非为么？这我可就有点子弄不来了。”安学海的感慨也是一种愤怒，而其实这似乎也成了官场的常态，茌平县的县官本是个卖面茶的出身，却无意发了横财，于是捐了县官，走上了仕途，被称为是“糊太爷”。而当安公子深陷能仁寺，十三妹侠义相救杀死了那里的和尚，当这一案件通报到县里，书办竟出了计谋，说是僧人由于窝留妇女，最后导致两个和尚护奸相残，“这等一办，把太老爷失察一家杀死三命的处分也躲开了，凶手也不用拿了。”用这样瞒天过海的阴谋，完全将真实的案情掩盖。

而安学海这样的不公遭遇也在十三妹的父亲身上发生，“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寻个缝子，参了一本，将我父亲革职拿问，下在监里。父亲一气身亡。”几乎和安学海一个版本，这也说明当时官场的黑暗如出一辙，而使得十三妹的父亲身亡的直接罪人就是权力握在手上的朝廷官员纪献唐。纪献唐少时顽劣，不服打了老师，本也是对于“天命之谓性”的某种反驳，但是内心的顽劣却也是使他走上了弯路，一开始是有志于读书，潜心埋首简炼揣摩书本，从中了孝廉开始，到进士，再到内阁学士，再到四川巡抚，一直封到一品公爵，甚至连儿子也被封了子男，“朝廷并加赏他的宝石顶三眼花翎，四团龙褂，四开禊袍，紫缰黄带，又特命经略七省挂九头狮子印，称为‘秃头无字大将军’。功高权重，便开始放纵起来，在他身上的罪是：“只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入己的赃私何止三四百万。”

十三妹的父亲无非是纪献唐权力秩序下的一个牺牲品，和安学海一样，在盛衰变迁的时代里饱尝了屈辱。但是这种现实却并非扼杀了所有希望，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改变，安学海和十三妹似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十三妹成了侠女，走上报仇之路，完全是一种武的复仇，一个闺门女子，不安本分，无辜多事，多少是世俗之外的，“我只得靠着这把刀，这张弹弓，寻趁些没主儿的银钱用度。”十三妹所说的“没主儿的银钱”就是对准那些结交官府，盘剥乡愚，仗着银钱，霸道横行，无恶不作的刁民恶棍，而用这些钱，她反的却是那些既存的体系，如此，“我就把个红粉的家风，作成个绿林的变相”，便是十三妹选择的道路。

而安学海似乎在官场上跌了跟斗，却也要在官场上重现站起来，只是不是自己站起来，而是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儿子出生，他取名安骥，表字千里，别号龙媒，就是希望他将来如“天马云龙，高飞远到”。所以对于儿子走上仕途，他是没有犹豫的，“这等看起来，功名一道，岂惟科甲，便是一命之荣，苟非福德兼全，也就难望立得事业起！”如此一文一武，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但是正是安学海的遭遇，使得安公子和十三妹相逢，他们在江湖上相遇，最终却走上了同一条路，而这条路，无论是对于安学海，还是对于燕北闲人，都变成了理想主义之路。

安公子为了让父亲结束“带罪赔修”的遭遇，筹集钱财，似乎也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即使在能仁寺遭遇生死考验，也是被十三妹轻易化解，而且还认识了同样被困在那里的张金凤一家，十三妹做媒，竟也喜结连理。一切都朝着那条理想主义的道路前进，十三妹为父报仇其实也没有费什么力气，纪献唐就已经伏法，而帮她了却心愿的竟然是当今的天子，“便有内而内阁翰詹九卿科道，外而督抚提镇，合词参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当下天颜震怒，把他革职拿问，解进京来，交在三法司议罪。”真是皇恩浩荡，所以理想主义便是回归到国家秩序中。而对于十三妹和安公子个体而言，点缀太平花盛事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理想。

现实姻缘中的理想主义，安公子和张金凤结为夫妻，但是十三妹却也是早已喜欢了安公子，“如今果然要照梦中光景撞出这等一段姻缘来，不用讲，我当日救他的命也是想着他，赠金也是想着他，借弓也是想着他，偏偏的我又一时高兴，无端把个张金凤给他联成一双佳耦，更仿佛是我想着他才把他配合他，好叫他周旋我。”但是由于安葬父母的使命在身，似乎也并没有顾及个人私事，但实际上，十三妹和安公子的婚姻并非只是男女相悦之事，它寄托着另一种理想主义。安学海夫妇喜欢十三妹，邓九公喜欢十三妹，连张金凤、安公子也喜欢十三妹，甚至都力图使得这一桩婚姻能够实现，而这一桩婚姻完全是“鼎足而三”的美满婚姻，“叫他姐妹二人学个娥皇、女英的故事，倒也于事两全，于理无碍，于情亦合。”也不是一妻一妾，而是姐妹同位，当众人尤其是张金凤撇除了伦理，“十层妙解”说服了十三妹的时候，这理想主义的婚姻便如安学海所说：“当日娥皇、女英又何曾听得他分过个彼此？讲到家庭，自然以玉凤媳妇为长；讲到封赠，自然以金凤媳妇为先。至于他房帏以内，在他夫妻姊妹三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两个老人家可以不复过问矣。”

而婚姻存在的意义却有着明确的理想主义指向，当十三妹嫁给安公子便成了何金凤，“想到上天这番厚恩，众人这番美意，我如今既作了他家的媳妇，要不给公婆节省几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个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业来，怎报得这天恩，副得这人望？”婚姻或者只是小家气象，而丈夫的功名才是报天恩的全部理由，所以她和张金凤“痛下一番针砭”，让彼此的丈夫安公子能奋志成名、力图上进，她对犹豫的安公子说的那个理由完全站在一种使命的高度：“如今天假良缘，我两个侍奉你一个，头一件得帮助得你中个举人，会上个进士，点了翰林，先交代了读书这个场面。至于此以后的富贵利达，虽说有命存焉，难以预定，只要先上船，自然先到岸。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岂不知‘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那时博得个大纛高牙，位尊禄厚，你我也好作养亲荣亲之计。这等讲起来，我那插金花、饮琼林酒、想封赠个夫人的令，那一句没道理？”

于是有了“红袖添香伴著书”的付出，于是有了“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发奋，于是有了占桂苑先声的开局，最后也是一路向前，甚至安公子成为探花，也完全是天子钦点，后来成了参赞，按照皇上的意思，“叫他到边疆上磨砺几年，阅历些困苦艰难，然后再加恩重用，便好造就他成个人物。”可是毕竟路途遥远，家人分离，而最后安学海的学生乌克斋从中安排，才使得安公子最后成了山东学台，免去了去远疆的命运安排，如此也是一场“侥天之幸”：“列公请看，这场因果，若不是他安家一家的德门积庆，和气致祥，怎的有这般意想不到的天人扶凑！”

当四十回结束时，燕北闲人说：“后来安公子改为学政，陛辞后即行赴任，辩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位极人臣，不能尽述。金、玉姊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至今书香不断。这也是安老爷一生正直所感。”也是因果轮回，却也是寄托了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感。从安学海受辱遭遇、十三妹父亲身亡，看见的是官场的黑暗，但是这似乎这是现实的一种际遇而已，所有的苦难都有着光明的未来，所有的遭遇都有翻身的希望，而这也正是燕北闲人在文本里构筑的一个理想国，什么是儿女英雄？按照一般的见解，无非是两种状态，一种叫儿女，无论情长还是轻薄，都是调脂弄粉而已，另一种叫做英雄，无论志短还是气壮，也都是好勇斗狠的代名词，而其实“儿女英雄”是一种结合，“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

儿女是一场美满的婚姻，英雄是对于事业的最高成就，正如“缘起首回”所说：“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而一切都归结为忠孝节义四个字，“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份。”有着理想的个人品德，有着理想的婚姻，有着理想的事业，而这便是上天注定的，所以一切的遭遇，最后都回到了对于盛衰升迁之世的美好期待：“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间尧舜在上，仁风化雨所被，不知将来成全得多少儿女英雄。正好发落这班儿入世，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事。”